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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说·总说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2-01-13 23:30:39 / 个人分类:古今诗话

/  刘克(约1235年前后在世),信安(今浙江衢州》人。事迹未详。著有《诗说》
等。刘克论《诗》,宗于吕祖谦,但与吕氏互有去取,亦不尽从祖谦之说。据其子坦
跋称,原书每篇条列诸家之解,而系以己意于后。今传本非原本,仅存经文及刘克
之论。原本缺第二、九、十卷。/

/  哈哈儿据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版《宛委别藏·诗说》录入点校制作。/

 

*《四库未收书提要·诗说》*

  宋刘克撰。克,信安人。事迹未详。朱彝尊《经义考》云:“此书《宋·艺文志》、
《焦氏经籍志》、《朱氏授经图》均未之载,昆山徐氏传是楼有藏本,乃宋时雕刻,前
有总说,惜第二、第九、第十卷都阙。”此为影宋抄本,阙卷皆对,即从徐氏藏本
录出者。前有克自序,作于绍定壬辰。壬辰,宋理宗绍定五年,克乃理宗时人也。
宋儒说《诗》,有攻《小序》者,有守旧说者。废《小序》者,朱子也;尊古注者,吕祖
谦也。克之学出于祖谦,其子坦跋称其书每篇条诸家之解,而系己意于后。其所纂
集家数,视东莱《诗记》加详,克之学本之吕氏,从可知矣。体例虽与《诗记》相同,
然互有去取,亦不尽从祖谦之说也。坦以纂集各家,卷帙繁富,未易锓梓,乃尽删
旧解,独存克说,则是书非克之原本矣。《郑风·大叔于田》今本脱大字,此书与《唐
石经注疏》本同,亦可证近世坊本之误。

 

*诗说序*

  吾夫子发明至理,以垂训万世,未尝不援《诗》以为证。《中庸》、《大学》义理之
精微,必以《诗》发之。岂圣人之道,皆有得于《诗》,所以垂之天下万世者,必待
《诗》而后信耶?抑其作《诗》者,皆圣贤之盛耶?又况圣人因《诗》以推广,其义宏远
精微,皆《诗》旨之所未及。洙泗之间,谆谆为学者言,未尝不以《诗》为先。彼春秋
诸贤,执《诗》以助其说者,何啻千里之缪,然后知《诗》之果为难言也。似若六经出
于圣人之暮年,前乎此,则《书》藏于史,《礼》、《乐》存于名数,《易》为卜筮,其公
于上下之所通习者,《诗》而止尔。故不学《诗》,不为《周南》、《召南》者,皆不足以
为士。诵《诗》三百,固以为多而有余用。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特学《诗》
之细事。三千之徒,可与言而终不与之言者,赐与商而
止尔。圣人盖予人以共学,而不予人以共知,乃如此。然则诗人之托物致意,情旨
幽远,不解其辞而求之于《序》。《序》之与《诗》,文体升降,辽不相侔,托《诗》之名
演而为义者多矣,揣《诗》之义臆而为说者亦不少。且以汉、魏文章之盛,辞旨淹
洽,未尝有援《诗序》之辞者。惟束皙《补亡》模效《序》义,晋唐四言皆循其法。近世
场屋命题,乃以《诗序》同于正诗。儒先有欲去《诗序》者,至其训释,又多依仿《序》
意,竟亦不能去也。克之学《诗》,似若于《序》无预,固未暇论其合与否也。然《序》
之出于诗人,或卜商,或大小毛公,皆莫得而准。《序》之名氏犹不可知,况于《诗》
乎?《诗》之言辞犹不可
知,况其旨乎?然则言《诗》之难其人,圣人岂欺我哉!其间又有甚可疑者焉。按
《左氏传》,季孙行父以襄公五年卒,不以寿闻者也。姑以七十岁为准,在僖公薨年
才十有一岁,安有八、九岁之儿,顾乃请命于周,用前代未有之典出于诸卿之右
哉?《籥诗》、《豳诗》、《豳雅》、《豳颂》,见于《籥章》所掌,说者乃谓尽该于《七月》
之诗,其然乎?周宣《石鼓之歌》,审如退之所谓“孔子西行不到秦”,则祁昭之诗,
圣人尝为之折衷矣,何所戾而不编耶?季札观于周乐时,则孔子之生二十有六年
矣。其先后次第,与今毛氏所传无丝忽少异,是吾夫子终未尝置绳尺于其间也。彼
所谓逸《诗》者,其逸于未删之前耶?抑逸于既删之后耶?圣人于《诗》,纤悉必尽,
义有未的,则裁而正之;辞有牴牾,则删而去之。“四始”主于文王,《黍离》降于
《国风》,皆训典之大法,礼义之大权,非“《雅》、《颂》各得其所”之谓乎?嗟夫!后
世者之于斯文,欲如身亲见之盛,抑亦不知量也已!如以援证之诗言之,则是经岂
非圣门之全书乎?绍定壬辰十月,信安刘克自序。

 

  家君所著《诗说》,每篇条列诸家解,而系己意于后。其所纂集家数,视东莱
《诗记》加详,亦互有去取。又以《诗记》所编朱解乃文公初笔,其晚年《诗解》成时,
吕成公已下世,更别为目,系于“朱曰”之次。若全以锓梓,未易遽集。坦浸迫终
更,日力有限,兹且以家君己说与书说对刊,仍录全本之副于学宫,或补为完书以
淑后学,则有望于将来之师儒。淳祐六年人日,迪功郎郴州州学教授刘坦百拜书于
直舍。

 

*总 说*

  自专门表章以后,儒者之于六经,尽心焉耳矣。为之训诂,为之正义,为之集
解,使后之学者识所指归,此其所以配享先圣庙廷者也。若《鲁论》之何晏,《左氏》
之杜预,《谷梁》之范宁,皆目之曰集解。惟何晏并著姓氏,固优于杜、范矣。近世
之解经者盛于前古,一经之说多至数百家。要其发明之功能,增益于先儒者盖寡。
且圣人谆谆诲人以学《诗》,良以其未易学也。吕成公尽取诸家之说,系以名氏,而
谓之《诗记》。其所特见,则疏其后,纂辑去取,遂成其书。参以前例,皆得谓之
撰,如萧德施之于《文选》者也。良由识见之得失,学问之高下,皆于是发焉。故纂
辑之工,得以居撰制之名。然则《诗记》,其吕成公所撰欤?

  《小雅》之诗,凡七十有四。世传毛氏之诗,而六亡诗不与于什,附见于《鹿
鸣》、《南有嘉鱼》之中。吕成公依苏氏更之,六亡诗得与于什,遂有《彤弓》、《祈
父》、《小旻》、《北山》、《桑扈》、《都人士》之什,而其次序则依《六月》诗序之文,
谓与《乡饮酒》、《燕礼》奏乐之次皆合,其果孔子之旧乎?苏氏之《由庚》、《崇邱》,
仍毛氏之次第者,吕成公皆釐正之矣。《六月》之序,又果当时诗人之辞乎?是未可
知也。

  汉之专门在《诗》,虽有齐、鲁、韩之异,班固谓鲁最近之,恨未获见尔。以诸
家杂引验之,四家之《诗》,不过音字与说之异耳,其删次之本于古先者不得而异也。

  自古圣王以《诗》立教,其形于声歌,播于音乐,相告语于学,士大夫与天下之
所传诵讲习者,唯《诗》而已。其必出于圣贤,尽于情性,关于天下国家,而后其诗
传焉。自圣贤不作,吾夫子将使后来者得与于斯文,列之于经而加删定焉。一辞一
义,少有未合,则从而折衷之。如“素以为绚”,止以先后之非次而删之矣。如“岂
不尔思,室是远而”,又以义理之舛而删之矣。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虽诗之
所存已微其义,不但以此进子路也。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其能三复之者,则
任其兄子终身之托,此又群弟子学《诗》之实事也。若子贡问答贫富之说,以迎解于
“切磋琢磨”之语,虽一时许以言《诗》,而子贡实未之达,乃于《大学》自发之。由是
以推,岂非圣人终未尝与子贡言《诗》乎?

  春秋之际,诸大夫之歌诗,皆今之所学也。于时未折衷于圣人,而诸国固已通
习之矣。似若出于诗人之所咏叹,传之其国,传之天下,已若今之所谓经乎?今之
所谓经者,未必通习之也。《诗》之在当时,皆已传诵习熟,若后世之以诏立是学者
焉。是公天下之所共学者,皆《诗》也。《书》藏于故府,《易》寓诸卜筮,惟《诗》者学
士大夫之所通习,至吾夫子而后有所折衷。春秋所歌,皆不类者。道散学失,才质
不足以有知,虽圣门犹难于言,而况夫人乎?此圣人所以谆谆诲人以学《诗》者也。

  《国风》皆以国系,未有以义与人系之者。《七月》则以《豳》系之,如《邶》、《鄘》
者也。然则以地系之,则犹以国也。惟《二南》不然,以“南”言,则以义系也;以
“周”、“召”言,则以人系也。说《诗》者大抵以分陕为言。分陕之说,实不可尽据。
《周官》以三公为乡老,则以乡分也,非若《公羊》所谓“陕之东西也”。设若果为分
陕,必在武王、成王之后,若文王安得有之?如谓《二南》之诗各出于周、召所分之
地,《召南》有召伯之诗,《周南》未尝及周公何哉?《二南》皆文王之诗,而有后妃、
夫人之异,又何哉?王化有浅深,有终始,系之二公,必有大旨。要之《周南》、
《召南》,则自有此诗,已有此义矣。义在“南”者,南言王化也。武王未胜殷之前,
不敢以王化自居,托“南”以言化,故《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南可以
并于雅矣,籥者,《周礼》之豳籥也。二诗皆王业之基也,皆籥师之所掌。籥以豳为
主,兴王之本故也。子夏所谓“王者之风,诸侯之风”,抑以后妃夫人为诗序,故演
为此说耶?然所谓先王之所以教,若指大王、王季尔。于斯时也,召伯安在哉?不
然,以先王为文王,则《关雎》、《麟趾》非先王矣,此粗迹也,犹不免于舛。

  二南之均为大姒,不可指为他人决矣。《二南》之首,皆以鸠为比,若丰镐自有
王雎,其曰雎鸠,亦鸠类也。皆指太姒之同于文王也。《周南》诗辞,自是天子之
事;《召南》诗辞,自是诸侯之事。或者文王之为西伯也,风化之所形如此,国人歌
之矣。迨其虞芮质成,受命作周,王者之制既备,应门、皋门、灵台、灵沼追王之
礼,上及后稷,国人歌之,文王之始终如此,不可得而一也,亦不可得而没其实
也。以前日之诗别异于受命之后,是以不容于不分。盖周之至德,十臣之力也,故
以周公为王者之风。召康公相文武,“日辟国百里”,是以不容不以召公为诸侯之
风。周公为首,召公次之,欲系之周公,系之召公,理亦宜尔。文王之诗,王者之
事,不可以为诸侯;诸侯之事,不可以为王者,遂以《二南》别之。后世以私说为
胜,谓文王决不受命。以小儒之见,揣摩数千载之上事之窒碍,皆以强辞胜之。至
于《二南》,其说不通,岂复顾诗哉!往往专以《泰誓》无文王之辞,而武成有之。以
此为证,曾不思武成曰“先王建邦,大王王迹,纵以为出师,告名山大川”之辞,岂
有师未及商,胜负未决,仓猝军旅中,已备追王之礼如此!但后世习见秦汉以后玉
玺之说,乃谓自尧舜以来皆若是,虽不以此立论,而大意似矣。岂
知三代之前,以诸侯之归,为受命之实,尧舜之朝觐亦然。克于《书说》论证甚多,
非若儒者偶见《泰誓》无文王之辞,遂藉以言圣人之大典也。

  《诗序》曰“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之心”者,大抵
模仿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一语耳。以孔子之意,而观子夏之言,子夏失圣
人之旨多矣,其累《关雎》也不亦深乎?今观《二南》之《序》,大抵皆类子夏之文,他
诗皆然。夫子既亡,子夏老于西河,西河之人疑于夫子。当时之所尊事者,视吾夫
子不及焉。是以果于自信,渎乱圣人删诗之旨,后学因袭而不能自悟耳。

  《二南》立名之旨,是有大焉者,非深得文、武、周、召一时王道之本原,未易
可知也。文、武、周公父子也,□□□□大圣人会聚于一家之内,其所形见必有大过人
者,自生民以来未之有矣。吾夫子发明取商一事,旨趣甚深,克于《书说》备言之
矣。当时所谓至德者,不独文王一人,有周公,有武王,是以其事如此醇懿。《鲁
论》曰:“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有妇人焉,九人
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何尝专归之于文
王?是文、武、周公之外,又有十人共成此至德。盖一代之盛节,唐虞之所不及,
此吾夫子之所重叹也。后世不足以知此,强以
此事归之文王,而后吾夫子之旨大缪矣。知此,而后可以言文王之诗系之周召者,
为可推矣。

  “南”之为言,无他义也。《易》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乡明而治”,义止于此。
文王之化,自闺门以达于天下,道化之行格于人心,及于动植,圣人之盛德也。
□□□□□□□□□□□□□□□□□□□□□不以王化言而托之于“南”者,臣事之节未改也;不系之文
王而系之周、召者,盖所以共成周家之至德者,二公之力,故以是明文王之心焉。
若其诗,则当时诗人之所歌咏而不可掩没者也。然《周南》之化,深于《召南》;《周
南》之旨,大于《召南》。其诗及于召公而不及于周公者,道本文王,不以周、召为
断。所以,成周家之至德者,周、召为之冠,固宜居之而不辞也。

  吾夫子谓伯鱼为《周南》、《召南》者,何也?三百篇之多,独有取于是,盖当时
之可学者,唯有《诗》而已尔。《二南》者,犹今世小学之《蒙求》尔。人而不学,是宜
其无知也,犹“小子何莫学夫《诗》”之意。人而不为《二南》,则犹未之学也,故曰
“犹正墙面而立”,非谓《二南》能尽天下之理备,为学之能事也。

  介甫之辨《二南》,似专以《诗序》为断,而以《诗》辞证之,此却止为见理未明,
徇《诗序》而不知《诗》意耳。若详味诗意得明,则《诗序》可略矣。《诗》意本也,《诗
序》末也,徇末而弃本可乎?但观《召南》《诗序》,便似与诗意相远。若《周南》之
《序》,与诗意背缪特甚。但作为文辞以夸之,且害于《诗》之大者也。

  言《易》者类以象数极其推演,而出于《易》书之外;言《诗》者类以名物极其推
广,又出于《诗》辞之外,皆儒者之深累也。《易》之理义,《诗》之旨趣,终若销蚀,
其有存焉者寡矣。

  详观《诗序》,其间似若采诗中一辞以为据,而后之儒者,遂依《序》之辞演而归
之于诗,此固差舛之大者也。今世类以《序》与《诗》为一人之言,浑而同之,愈远愈
差。但见《诗序》之义之易通,而诗人之旨不暇问也。《诗序》显而易见,诗意隐而难
知。能通其《序》,遂以自多,又将以教人也。惜哉,惜哉!

  《邶》、《鄘》、《卫》之诗,似以地为别。均之为卫也,其事则相参错焉。若《二
南》则不然,《周南》之风,虽异于《召南》,皆文王之时也。系之周公、召公者,托
之以为别耳。

  《诗序》演文,固后来讲师之辞。其支离者,吕成公言之矣;若美若箴,若刺若
疾,亦恐非常时所书。如“世族在位,相窃妻妾”,何等语哉!使果有之,岂耻言人
过之义?又有以谥书而述其生平行事,皆若后人追述之辞。然《诗》之为追刺者亦
鲜,大抵臆而为之说尔。文之卑陋,止似唐世文章,未可望晋宋也。

  春秋诸大夫之歌《诗》,若不与事类甚矣,其不足以知《诗》也。《诗》之不易知,
于是以《诗序》之易晓而求其旨,而《诗》意遂大远矣。不足以知《诗》犹可略,缪认
《诗》意,浸以讹舛,流而不可返,其害于《诗》深矣,又不止如春秋诸大夫之失也。

  吾夫子之言《诗》,大抵推广《诗》之旨趣,极于精微,类出于诗人本旨之外,岂
害于言《诗》哉?如许商、赐以言《诗》,皆为其能引而信之,触类而长之,以“切磋
琢磨”为告往知来,以“素以为绚兮”之为礼,后皆为充类至义者也。后之学《诗》,
固不可望,遂以子夏能发《诗》旨之所未及,至于理义皆驰,则莫之敢议,其何取乎
学?

  诗人之作诗也,固有不能言者,不但托物喻意,又加深且婉焉已。若是矣,犹
有言外之旨存焉。岂容自揭其不可形言者,而为之序乎?其为序者,大抵子夏、毛
公于数百年之后,名谥已彰,事效已应,然后有此《序》。欲其闻听不失,意趣相
契,如之何而可哉!若听闻差矣,意见异矣,乃专以是言《诗》,其大相背缪,不足
多怪。如鲁文姜,既谓“庄公不能防闲,为二国患”,又谓“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
大国之助”,事之至粗者差舛如此,况其精微者乎?

  诗人之旨,类不易知。其物异也,其言异也。物有出于其地,而非他方之所均
有;言有出于方言,而非异时之所通识,又况古今相去之远哉!今之训诂,有杂得
于他经者,有他经之所绝无者,虽以诂训为准,而诗人之旨意殆未必然。说《诗》者
乃若亲见而耳传之,何也?

  子夏之在圣门学问甚浅,所谓文学者非学也。以《诗序》言之,其为文固已降于
《鲁论》。他诗之序,文体大较相似,果使皆子夏之笔,然其论交而见诋于子张,其
丧明而见攻于曾子,□□□□□□□□□□□□□□,终身未尝少进于道,晚年遇魏文侯始尊而大
之。西河之人疑于夫子,而子夏亦亢然以言《诗》自命。后世宗之,莫之敢异,岂吾
夫子之所折衷者哉!况杂出于毛公诸儒之手乎?

  诗有自然之旨,人不能精求之尔。傥精求之,则得之矣。且如人君之诗,而诗
辞乃以臣为重,便是所重在臣;诗意在福,其间之辞乃以德为重,便是所重在德,
若是者甚多。人皆忽之,此诗旨之所以愈晦也。

  诗以性情为主,□□□□□□□□□□□□□□□□□□□□□□□□□□□□□□□□□情非所可强也。出于一
性之真者不能不发,故于理义也常切近焉,圣王取之,以观盛衰治忽之政。故情之
至者,莫之可易,治乱之兆,常先见焉。如《大雅》多言喜乐,《国风》多言忧思,而
上之贤否,下之好恶,皆不可掩,率出于自然而然,此其为义理之真实者乎?三代
之时,自尧、舜以来,教化其民道德一,风俗醇,下多贤才,必以至言确论而后传
焉,天下皆通习之矣。孟子所谓“诗亡”者,无复前日诗人之旨,虽有存焉者寡矣,
夫是之谓诗亡。

  六经之教,肇于《易》,信于《书》,严于《礼》,法于《春秋》,凛乎不少恕。所以
从乎人情者,《诗》而已尔。人情者非所可强,亦非可假,最可以久长而共安之者
也。故凡经之所甚严者,皆少宽焉。讽刺箴规,显议隐讪,闱闼之私昵,家室之欢
爱,酒食燕乐之事,忧勤劳苦之思,皆于是发焉,不少遏也。然后以此观政,以此
察民,以此判治忽之几,明得失之理。是以吾夫子之论道,专以《诗》为主,而非学
《诗》者所可预也。

  吾夫子之言自有微旨,儒者多以其小者而弃其大者,且如“《诗》可以兴,可以
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其道富矣”,夫兴与观可以尽己,群
舆怨可以尽人,君父五伦之大纲也,若是备矣,此《诗》之道。所谓“虽多者也,况
又能识鸟兽草木之名”,是识鸟兽草木之名特其微者耳,故末乃及之。今儒者往往
专以识鸟兽草木之名,然后为得《诗》之道,其失圣人之旨多矣。

  近世之说《诗》者,大抵以《诗序》为宗。凡《诗》之辞,尽牵合与《序》同,然后曲
为之辞。使皆尽出于子夏之手,则亦未折衷于吾夫子者也,况其失浸远乎?

  世之学《诗》,先以《诗序》存于腹中,安得不自障蔽?虽欲不夺于《序》,亦不自
觉矣。惟先去《诗序》,深求《诗》旨,得其醇一无碍,皆已融畅,然后看《序》,始知
《序》之所失为多。

  文、武、周公,肇造王业,纲维道化,类皆纯懿精密,要于极至。夏商圣贤,
殆有未至者焉。故夫子论十臣之才,上与唐虞之尤盛者并称,若又过之矣。故其时
达之邦国臣民,流行于事物政化,皆不能不形见。诗人作诗,岂徇于言辞之末哉?
三百篇之旨可谓博矣,其根原于立国之意者,不过十数大节,学《诗》者安得不推本
而参求之?克于诸诗,有合原其所本者,皆不容以辞之重复为嫌,以诗之本原皆同
故也。览者不详其故而厌弃之,其于诗人之旨,安能敷畅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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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两宋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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