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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日大寒 想起苇岸

    2015-01-20 19:41:39

          

    今日大寒 想起苇岸

     

     

     

    朋友一早就发来微信,才知道今天是大寒。望窗外依然有煦煦日光,并不觉得特别冷寒,只感到节令又来到一个站点,时间就这样悄悄流淌去了。二十四节气与时令、农务有关,也与饮食有约。闽南人霜降吃补、冬至吃圆,似已约定俗成。至于大寒该吃点什么,我却茫然。这时忽然记起苇岸,他写有《一九九八 二十四节气》的文章。苇岸对二十四节气情有独钟,他这样描写它:

     

    二十四节气令我们惊叹叫绝的,除了它与物候时令的奇异吻合与准确对应,还有一点,即它的一个个东方田园风景与中国古典诗歌般的名称。这是语言瑰丽的精华,它们所体现的汉语的简约性与表意美,使我们后世的汉语运用者不仅感到骄傲,也感到惭愧。……”

     

    据说为写这篇文章,苇岸在这一年的每一个节气的上午9点,在其居住的小区田野上设定了一个固定的位置,对同一个画面拍照,并记录下当时的天气情况和所见所闻。今天大寒,我格外好奇地想知道他对这一个节气写了什么。

     

    他的书就放在我床边的架子上,不厚的一本,苇岸一生的文字总共也不过20万字,我却还没有读完它。读苇岸要静下心来,静静地读、默默地想,而我却常常浮躁,浮躁又烦闹。打开苇岸的文集,他的《二十四节气》就放在首篇,我按顺序读下去,才发现自立冬至大寒这六个节气,他没有写完。1999519日他因肝癌医治无效辞世,享年39岁。临终前,他抱病写完前面的几个节气,后面的就只能遗恨地留下空白。

     

    苇岸生活在世纪交接的年代,他曾这样说过;“这是一个被剥夺了精神的年代,一个不需要品德、良心和理想的时代。仿佛一夜之间,天下只剩下了金钱。对积累财富落伍的恐惧,对物质享受不尽的倾心,使生命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功能,一切追求都仅止于肉体。” 苇岸最精华的文章应数《大地上的事情》。在这里,他似乎是位不食人间烟火的“畸零人”,只是记录些大地上的农牧庄稼、虫鸟花木、日月星辰,究其实却无一不与自然环境、人道生命休戚相关。

     

    没能在《二十四节气》中读到“大寒”虽有点失望,却更为苇岸的英年早逝感到伤悲惆怅。但大寒过后就是立春,正如苇岸所说,“在季节的圆周上,开端与终结也是重合的。”那就再来读读他写的“立春”这一节吧:

     

    “……立春还不是春天本身,而仅仅是《春天》这部辉煌歌剧的前奏或序曲。它的意义更多地在于转折和奠基,在于它是一个新陈更番的标帜。它还带着冬天的色泽与外观,就像一个刚刚投诚的士兵仍穿着旧部褪色的军装。……”

     

    我手中的苇岸文集叫《最后的浪漫主义者》。这书名起得有点煽情,却不能认同。我相信只要这个大地还有花草,只要大寒过后还有春天,这样的“浪漫主义者”也许不多,但不会绝种。只是今天我们差不多把苇岸忘了,这倒是真的。

     

                                                               2015-1-20(大寒)

     

            

      

     

     

     

     苇岸和他的著作

     

    苇岸遗像

     

     

     

                                                      (上面图像来自资料)

     

     

     

  • 鼓浪屿电瓶车存"三宗罪" 回应(转载)

    2014-05-29 09:32:38

    鼓浪屿电瓶车存"三宗罪" 回应:整治计划制定中

             2014年05月27日 09:37  来源: 厦门日报

     

          在鼓浪屿老居民谢达先的记忆中,从前的鼓浪屿处处只闻琴声,人人步行,一片安谧。

         反观如今,飞驰而过的电瓶车在岛上的大街小巷穿梭,行人避之唯恐不及,喇叭声不绝于耳。破坏鼓浪屿的“宁静”,还带来安全隐患。

         不过,谢达先与其他居民对电瓶车的怨声,或许不会持续太久了。相关部门近日表示,电瓶车整治计划已被提上议程,相关规划方案也正在加紧制定之中。

        

      【事件】

        电瓶车喇叭催道

        游客摔入隧道排水沟

        周小姐是来自上海的游客,原本充满期待的鼓浪屿之行,却在一上岛便被电瓶车打破。

        事情发生在19日上午。从内厝澳码头登上鼓浪屿的周小姐一行,要穿过鼓声洞前往日光岩等景点游览。这时的鼓声洞还没有开灯,洞内漆黑一片,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往前走了两三米,周小姐和朋友商量着准备用手机照明,身后却响起了急促的喇叭声。

        “洞内太黑,我们只知道有电瓶车在催我们让道,且喇叭声在洞里回声很大,我们赶紧往侧边移动。”一时心急,周小姐没发现鼓声洞两侧的排水沟,脚一歪,伴随着一声尖叫,重重地摔进了排水沟中。

        周小姐脸部被粗糙的水泥地划出了几道血痕,鼻部和嘴唇也都磕破,不断流血。附近行人见状,纷纷上前搀扶,可身为“罪魁祸首”的电瓶车却扬长而去。周小姐感到十分愤怒:“明知洞里这么黑,还按喇叭催人让道,鼓浪屿电瓶车行驶如此不规范,无形中伤害了这个美丽小岛的形象。”

        

       【呼声】

        整治电瓶车“三宗罪”

        居民希望琴岛回归静谧

        事实上,不单是周小姐,岛上居民对电瓶车的诟病由来已久。高速行驶、大鸣喇叭、不礼让行人,是居民为鼓浪屿电瓶车总结的“三宗罪”。

        记者在岛上频频目击这样的场景:游人如织的人潮之中,几部游览电瓶车依旧在其中快速穿梭,一旦有人“挡道”,电瓶车就会鸣按喇叭示意行人让开。由于车速本就不慢,遇到转弯、下坡时更快,不光行人避之唯恐不及,连坐在电瓶车上的人都会被惊出一身冷汗。

        鼓浪屿的道路普遍不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电瓶车的行驶条件,但岛上电瓶车依旧“我行我素”,无疑埋下了安全隐患。居民张先生住在港仔后附近,他的回家之路正好与游览车线路重合,“现在走在路上都提心吊胆的,老担心身后或者前面转角处突然窜出一辆电瓶车。” 对于电瓶车给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张先生深有体会。

        还有更多居民怀念从前“无车岛”的宁静。在居民黄女士看来,“静”是鼓浪屿的气质所在,艺术氛围、人文气息皆在“静”中体现。她希望,不绝于耳的电瓶车喇叭声能够在岛上消弭,回归琴岛的静谧。

        

       【回应】

        整治方案与规划 正在制定中

        岛上电瓶车乱象让居民和游客不堪其扰,好在,岛上的电瓶车乱象或将成为历史。记者昨日获悉,鼓浪屿整治提升中,电瓶车的整治计划已被提上日程,相关方案与规划也已在制定当中。

        据了解,对电瓶车的整治计划,未来主要将有三个思考方向,首先是对电瓶车行驶线路进行重新规划,改变以往电瓶车胡乱穿行的现象。其次,严格控制鼓浪屿岛上电瓶车数量,未来,除了减少游览电瓶车数量之外,还可能取消其余部门的用车,以便统一管理。另外,电瓶车上路的条件也将重新制定,明确审批主体和管理主体。

        (记者 袁舒琪)

  • 美国牛仔抗拒联邦骑警

    2014-05-01 22:30:56

     (转载)美国牛仔抗拒联邦骑警

     

     

            四月初,内华达发生了一件大事——西部牛仔和联邦骑警武装对峙,险些爆发内战。

      故事的主角一方是联邦政府骑警,类似中国武警,看惯了好莱坞大片的中国人对他们不陌生,他们一如既往全副武装,搭乘警车和直升飞机。

      

    美国媒体跟拍的政府警察部队出动画面

      

    他们的对手,是另一方主角,内华达西部农场主,67岁的克雷福.邦迪。邦迪上周二之前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西部农民,现在,几乎每一个美国人都认识他了。邦迪身穿牛仔服,口袋里插着美国国父杰斐逊的照片,骑在马上飞驰,持美国国旗护体。

     

     

      内华达农民克雷福邦迪,背靠星条旗,口袋里插着杰斐逊,起兵对抗政府

      故事是这样的,近年来,内华达开发如火如荼,国会参议员里德家族盯上了邦迪的农场,想开发房地产和引进中资建一家太阳能发电厂。无奈,邦迪不配合。于是,里德推动政府罗织邦迪的罪名,这个星期二出动联邦骑警,罚没了邦迪的400多头牛,并继续围捕邦迪家的牛群。

      邦迪得到的罪名是:美国联邦国土局BLM立法,保护一种珍稀乌龟。而邦迪一家的牧场正好在乌龟保护区,于是,罚款100万美元,就以他家的牛顶账。

      这故事听起来很耳熟,的确,全世界的强拆都是一样的节奏。

      邦迪当然不干,就派他儿子前去理论,结果遭到美国警察放狗咬,电棍电,然后还用手枪指他儿子的头。

      警察抢了牛,打了牛仔,后果很严重。

      

     

      第一天,邦迪的儿子和亲友们去找警察理论,被警察放狗咬,手枪指头,电棍电

      邦迪家开始喊冤求救,他家从1877年就在这个地方放牛了,而1993年联邦国土局才成立,他的农场1877年出现时,乌龟不是濒危动物。邦迪认为政府根本就是为了赶他走,强占他的农场搞开发,乌龟只是借口。

      邦迪说:"一句话,他们的目标就是我的农场控制权"。

      

    老邦迪认为政府保护这种乌龟是虚,强拆占地是实

      

    于是,西部牛仔们一传十,十传百,自发组成了一只只强大的民兵队伍,短短几天之内,大军云集邦迪家的农场。

     

      民兵们按所在的社团和家族为单位,打着战旗,全副武装前来搭救邦迪一家

      熟悉美国西部内华达的朋友们知道,这里的牛仔是天然的红脖子。以前美国打仗,这里的人总是踊跃参军。无他,此方民风彪悍,都在马背上长大,方圆几十里没有邻居,一个字,野。内华达农家的后院,除了马圈和牛棚,还有一个厂房,里边机加工设备一应俱全,发电机和房车、皮卡也是标配,这使他们的作战动员能力超级强悍。比如这次,他们一夜之间,就在骑警暂存邦迪家牛群的围栏外边,架设了营地。他们甚至设立了民兵路口检查站,把邦迪家被抢走的牛和看守牛群的警察团团包围。  

      牛仔们全副武装,列阵堵截警察

      牛仔们宣布:这一次,他们是为了保护邦迪一家,也是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造反,他们说,政府今天可以逼死邦迪,明天就可能轮到他们。这次起兵造反不是为了抢牛,而是为了自由。

         牛仔们带着武器辎重,开着房车前来打仗,他们使用造反这个词,英语里起义和造反是一个词,二者没有区别

      星期二之后的几天,大军云集,抢牛的警察一夜之间就从包围牛仔的强者,变成了被牛仔包围的弱者。

      这些民兵,不是赤手空拳,他们带着马队,狗群,皮卡,房车,各种枪支弹药。

       彪悍的民兵保护着邦迪,他们使警察成了弱势群体

      

            民兵们聚集在邦迪家周围,表现出了卓越的战术组织性:

      一方面,他们包围了邦迪家被罚没的牛群和看护牛群的小股警察。

      另一方面,他们在高地和远处的立交桥上设立了狙击手阵地,同时组成了强大的马队占据高地,并组织百人一排的人马墙堵截了道路,成功的堵住了前来增援的警察,狙击手瞄准了被堵截停车的增援警察车队,民兵组织自己的直升飞机盘旋在警察上空防备警方空中增援,只要警察敢动手,民兵绝不客气。警察很快发现,对峙是唯一的权宜之计,开火只会导致警察伤亡。  

     高地上虎视眈眈的西部牛仔指挥官,不是电影,胜过大片

      

     对抗政府的民兵狙击手和直升机

      

     手持改装AK47和AR15的民兵,令警察感到压力,AK47搭载的瞄具是美军特种部队同款的ACOG,价值1200美元

      

     8频道新闻字幕:全副武装的民兵集群在内华达保护农场主

      

      民兵向电视记者展示带来的高精度自动步枪

      

    民兵在邦迪家接受电视台采访  

     美国民兵组织在电视台宣布,发誓保护邦迪一家,起兵对抗政府的暴行

     公路边架设的宣传板:“美国人民自由的最大威胁是践踏宪法的政府”——托马斯杰斐逊总统

     民兵引用独立战争的宣传画:我问,大人,什么是民兵?民兵就是全体人民。

      

     图上标语:这不只是为了一群牛,这是为了我们的自由  

     宣传标语:如果你是一个暴君,那民兵绝对就是一个坏名  

    民兵组织的人马墙堵截了增援车队

      

     被包围的警察,高度戒备  

    被堵住的警察  

     围栏左边是民兵代表,围栏右边是警察代表,双方正在谈判  

     谈判结果是警察取消针对农场的行动,民兵在庆祝,其腰间的手枪和快拔弹夹及移动式探照灯和口袋里的国父照片  

     增援的武装警察在撤退,周围民兵喊:滚回华盛顿,滚回中国!

     邦迪夫妇在演讲,周围是各地赶来保护他家的武装民兵  

     民兵们的辎重和给养

     

     制高点的狙击手,桥下人马墙的正前方,就是被堵截的警察增援车队

     

     山顶的民兵武装指挥官,气场完胜山下的警察

      

     四面被围的几个警察

      同时,民兵们组织了几十个彪悍高大的卫兵,打着国旗和家族旗帜,围出一个抗议主席台,吸引无数媒体前来采访,主席台前设置检查站,遍插宣传板,各个领导人轮番演讲,并向媒体曝光警察抢牛的真相,不但抖露出开发商幕后的老板参议员里德和金主中国企业太阳能公司ENN,还揭露了政府的腐败贪污。比如,这次政府来抢邦迪的牛,罚款额100万美元,动用的部队居然高达200人,6架直升飞机,几十辆汽车,花费开支300万美元。

      面对人数已达数百人,并且越来越多的武装民兵,美国骑警显然无法继续完成任务,而且已经开始自身难保。如此对峙下去,警察未必是老百姓的对手,美军介入才可能平乱。谁能承担调动美国军队,镇压美国人民,挑起美国内战的责任呢?

      奥巴马不是傻逼,他才不背这个黑锅,于是,美国政府宣布,撤回全部警察,取消行动,归还邦迪的牛。当警察宣布无条件放牛,取消罚没行动,参与对峙的全体警察撤退时。民兵向警察齐声大喊:滚回华盛顿!滚回中国!

      此次事件也告诉美国老百姓,宪法第二修正案,是先哲们留下的无价之宝,如果内华达牛仔们没枪,邦迪一家的后半辈子只有去华盛顿上访了。

  • 陈丹青谈“读书人”与读书

    2014-04-11 14:06:39

    陈丹青:为什么说我不是读书人(节录)

     

     

    ——在第10届深圳读书月读书论坛上的讲演

                                 

     

     

    一个人不可以随便讲自己是读书人。我和书发生关系,是因为这些年写了几篇文章,凑成书,人家就说:你是写书的,抵赖不掉。但要我对人家说“我是读书人”,这句话说不出口。

          
    我是66届的小学生,69届的初中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一场浩劫开始了。10年间,教育停顿,学校关门。但我和你们说实话,其实我们小孩子高兴坏了:第一,不上学了;第二,不考试了;第三,可以在马路当中走。一天到晚就这样混。混掉一年之后,毛主席想想不对,讲了一句话“复课闹革命”,我们这些小混蛋又给弄到中学去了,进去后直到1969年毕业。我不记得上过一堂语文课。没有课本,所有课本都是反动的。我只记得上过一两节数学,又上了几节英语课,学什么呢?就是用英文讲“打倒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

            
    除了这些事情,我们上学干什么呢?一是到工厂劳动,一是到农村割麦子,再就是看老师被批斗,听广播里公判枪毙人。最长的一次公判,40多个人被枪毙,我们就跟在后面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读书吗?到了1969年初中毕业,我们就被塞到火车里,全部被送到乡下去了。这样一种学历,到处和人家说“我是读书人”,太猖狂了。

            
    可是总会有一些意外发生。红卫兵抄家,冲到人家家里去,把书拿出来。拿出来干嘛呢?两种办法:一是当着你的面全部烧掉。还有呢,就是自己拿回家看。红卫兵也要看书的,包括《基督山恩仇记》、《安娜卡列尼娜》。红卫兵白天抄家,晚上醒过来看《安娜》,你能想象吗?一个红卫兵,十六七岁,在那里看普希金,看莱蒙托夫,看哪个公爵为了夫人开枪决斗,总之,一帮野孩子在读贵族的书,我也是其中之一。中国文学四大名著,当时跟我玩的几个小朋友那里借不到,所以非常惭愧,我一直到40岁出头才读了《三国志》、《水浒》、《红楼梦》,而且差不多忘记了,不是读书的年龄了,记不住了。

     

    我到纽约时,还不能读英文原作,就看台湾翻译的各种哲学和文论,比如叔本华、尼采、本雅明等。这些书本应该在年轻时看,可是我到了30多岁才刚刚读。现在大学教哲学、教文论的年轻教授也就30出头,他们高中时代就看这些书,记忆力好、概念清楚。我比他们大20岁左右,站在他们面前,怎么好意思说我是读书人?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书,交给今天任何一个大学本科生、一个高中热爱文学的青年,尤其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我说,“哥们儿,我读过这些书”,他们不笑我就不错了。
        

    我说自己不是读书人,也有点说反话的意思。读书是很安静的事情,房间里有人,一点声音没有,肯定是在读书,现在变成看电脑、看电视,吵得要命。论教养,你如果真是读书人,你不会讲出来,不会告诉别人。你读书也好,弄艺术也好,不要弄成一个身份——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会变成一种风气:一个人的身份那么重要。可是我说我不是读书人,已经是一句不该说出口的话,也属于没教养,是急不择言。
        

    一整代人的教养失去了,不知道什么叫做教养。我相信胡适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陈寅恪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我是研究学问的”。陈寅恪,大家知道,游学列国,懂20多种语言,可是他任教填表时,就填两种语言,一是梵文,另一种好像是德文。他到香港去医病,结果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了香港。日本人占领后,想让他出来做事,他不肯,日本人到他家去交涉,说你要出来,他不肯。结果大概有一点粗暴了,他就和日本人当场交涉,讲起很流利的日语。连他太太都吃一惊,不知道他日语这么好。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不到要出事儿了,你都不知道他会讲日语,这就是教养。

            
    而读书人现在又被发现了另外一种价值:可以做门面。我回国时正好大学合并。2000年我糊里糊涂被弄到利益圈里,当时还以为可以弄点教育、做点事情,糊里糊涂进了清华,然后一天到晚听他们讲院校合并、开发校区、学术科研、项目经费……我刚回来听不懂,时间久了才明白,原来一大群知识分子被一小撮进入党内的知识分子利用,做国家的门面。对外说:你看,我们现在有多少教授、多少博士生、多少硕士生、多少学术成果、多少研究项目……多好听啊!一不留神,已经2009年了,期间我去过欧洲、去过美国,我发现所有大学的规模和中国没法比,中国可能是全世界大学规模最大、教授最多、博士最多的国家,“非常伟大”。

              
    这两年闹“国学”,孔子吃香了。世纪初中国人打倒孔家店,到了世纪末,孔子又成了圣人。据我所知,全世界现在有100多个孔子学院,教些什么呢?据说主要教中文。教中文倒也好,歌德学院在中国也主要教德文,但人家还有一大堆文化项目,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项目好意思可以拿到国外给人家看,说“这是我们的文化”,但孔子学院肯定办起来了,又可以养一大群官员、一大群读书人。还是应了鲁迅的老话,他有一篇文章说“孔夫子是被权势者捧起来的”,

            
    所以我说“我不是读书人”,也有沮丧的意思。不是为我自己沮丧,是为被叫做“读书人”或者自称“读书人”的群体沮丧。总之,我说我不是读书人,第一是老实话;第二是在说反话;第三是在说气话;第四是有点沮丧。但我要告诉大家,我说自己不是读书人,是要给知识和书保留最后一点诚意和敬意。

           
    我虽然读书实在是少,但书本告诉我:你知道的非常少,还有很多事情、很多道理,你不知道。每次媒体让我谈读书,我都会拒绝,尤其是叫我推荐书目,我不好意思说我今年读了哪本书,然后登到报纸上去,让别人去读——你怎么知道别人没读过?如果有很诚恳的年轻人站在我面前,我可能会想一想,我会问他“你读过没有”,他说没读过,我会说“你去试试看”,但媒体每年这样的邀请,我都会婉言谢绝,我做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书教给我的就是一件事情:你不要自以为是,你要自以为非。

           
    我对书充满感激,对阅读充满感激。为什么感激呢?就是一本好书会让我安静下来,让我有内心生活。人每天爬起来,走出去,都是为了谋生、应酬、作假、不得已。片刻的安静,都是书带来的。法国人蒙田曾经讲过一句话,大意是:人类的一切灾难,是因为人回到家里还是安静不下来。我很庆幸没变成在自己房间安静不下来的人。现在我在这里做秀,不要脸,可是只要回到旅馆房间,两分钟,一根烟,我马上安静下来,可以看报纸、看书,开始写我中断的稿子,这和我多多少少还在读书的习惯有关系。昨天记者也问我阅读有什么好处?书给你带来什么?我想来想去,就说书会让你静下来,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啊,做气功也无非是让你安静下来吧。

            
    最后我想对大家说:每一本书都会变成你自己的房间,它让你躲进去,给你庇护,让你安静。在座的年轻人,还没出道,可能租一间房间还比较困难,或者和爹妈、或者和同学一起住,都渴望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我们在插队的时候,桥底下睡过觉,田野里睡过觉,两三个男孩挤在这么窄的床上,也睡着了,那时真渴望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但是我的青少年时代非常快乐,现在想想,就是因为有书,有了书,你就好比有了自己的房间,每一本书就是自己的房间啊。


     

  • 以最坚决行动扫除政法领域腐败现象

    2014-01-25 11:52:48

    孟建柱:以最坚决行动扫除政法领域腐败现象

    时间:2014-01-25 07:42:54 进入论坛 字体设置   

     

     人民网北京1月24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24日在中央政法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重要讲话和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以最坚决的意志、最坚决的行动扫除政法领域的腐败现象,以反腐败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孟建柱指出,各级政法机关要清醒认识政法领域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充分认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紧迫性,以零容忍态度,旗帜鲜明反对腐败。一是中央政法单位要公开设立举报网站,第一时间受理符合要求的网络举报,鼓励、支持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通过上网、来信等方式,举报司法腐败问题。二是加大对政法系统违法违纪和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一查到底,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迁就。三是加大公开力度,对查处的违法违纪和腐败案件,要第一时间对外公布。他强调,反对腐败既要抓大、也要抓小,要充分利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契机,强化问题导向,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各项禁令,真正使禁令成为谁都不敢碰的带电的“高压线”。要严肃政治、组织纪律,确保广大干警自觉做到讲党性、懂规矩、守纪律。

      郭声琨、周强、曹建明出席会议并发言。


  • 转载:阿谀是对领袖的一种伤害

    2014-01-24 09:15:52

    转载:《包子铺》:阿谀是对领袖的一种伤害


          今天《华西都市报》报道:近日,作曲家吴颂今和作词者邹当荣合作,将前不久习主席在北京排队买包子的亲民之举创作成了歌曲《包子铺》。据称,该歌曲歌词“朴实无华,满含真情,且充满正能量”。目前,《包子铺》已引起了音乐界的关注,众多歌手争相演唱这首歌。除了王树才、谈芳兵和赵世林以外,央视《星光大道》2005年冠军赵本水、央视《新视听》女笑星花妹、湖南歌手谭圳、北京歌手谢东、山东笑星大新等百名歌手演唱的方言版《包子铺》正在紧张的录制之中,有望抢占地方台的多个栏目。据说龚琳娜能抢先上主流媒体演唱,龚琳娜版《包子铺》将于春节后推出。 《包子铺》制作者很聪明很务实,认准龚琳娜的目的,是想借助她的人气炒红《包子铺》。

           因《包子铺》歌曲演唱录音和视频尚未在网络露芳容,先一睹它的歌词内容:

         
    话说今年元旦之前的某一天儿,
        我走进那包子铺用午餐。
        排着队身后来了人一个,
        你看他:身材魁梧气宇轩昂红光满面。
        哎!怎么看着那么眼熟?
        服务员满眼惊喜走上前,
        说:“首长请坐,想吃啥给您送桌前。”
        他微微一笑又摆了一摆手,
        他还是排在我的身后,队伍的最后边儿。

            他点了一份套餐,才二十一块钱,
        有猪肉大葱包子,还有芥菜和炒肝。
        他同咱排大队,他自个儿买了单,
        他双手端着盘子,他走向我这边。
        (伴唱)他坐哪了?
        (独唱)哎哟喂!亲们,亲们!
        怎么那么巧?正好就坐在了我的身边!
        他吃得是津津有味,还同咱们笑着聊天。
        我赶紧就掏出手机,为大伙儿合影留念。
        我赶忙织围脖呀,我赶快发图片儿,
        网络传传传佳话,网民齐齐齐围观。
        亲民爱民的习大大呀,
        “主席套餐”美名传。
        包子铺里的一场巧遇,
        寒冬里温暖了老百姓的心田!


            说句实在话,看了上面的歌词尤其是最后,我有点浑身起鸡皮疙瘩更惊诧不已。恍惚时光倒流历史穿越又回到那个年代;抑或像被人塞到到临近那个唇齿相依的兄弟小国被膜拜金三了。让我不得不疑问:如此“正能量”宣传,究竟是在搞新的“个人崇拜”,还是有意无意给习总出难题帮倒忙?

            这种膜拜式的吹捧现象,退回到40年前很正常而且还很狂热,因为我就曾是它鼓吹和传唱的积极分子;拿到30年前,就像那首很含蓄很抒情的《春天的故事》,道出新旧交替时期国人的一种期盼,特殊历史的情感我也尚能理解。但是,若是20年后再出现类似的现象,我就不敢恭维甚至有点讨厌了。

              为什么?因为时代在变,政治文明已是不可抗拒的进步潮流。难道历史上的“个人崇拜”惨痛教训,我们被折腾的还不够么?

              我从来不否定革命领袖的伟大历史作用,但我极不赞成对领袖低级无聊的阿谀。公仆下民间吃个包子就升华到“亲民爱民”、“寒冬里温暖了老百姓的心田”的“美名传”境界,是不是在暗示人民领袖就该是深居简出、神秘诡异的高端必须脱离群众?“你看他:身材魁梧气宇轩昂红光满面”措辞似曾相识,就差“在《东方红》乐曲中健步向我们走来”了;而“他同咱排大队,他自个儿买了单,他双手端着盘子,他走向我这边”让人发笑,难道还要让“公家买单”还需要让他人“端着盘子”?——全是明褒暗贬的屁话……这是不是也太侮辱我们革命领袖的人格和贬低了伟人的素质了?

        《包子铺》现象的确不值得提倡,而且客观起到干扰作用很值得警惕——毕竟,肯定和阿谀毕竟是两码子的事儿。低级无聊的逢迎吹捧,只能是对领袖的一种超级伤害!(毛牧青/文)


     吴颂今(左二)、王树才(左三)、谈芳兵(右一)与店长合影



                                    

  • 圣诞老人真的有吗?

    2013-12-24 15:35:24

     

    (题记:这是1897921日《纽约太阳报》的一篇文章,出自该报记者比•恰奇之手。据说,1897年,美国一个8岁女孩非常困惑地给《纽约太阳报》写信:

     

    “记者先生:我8岁。我的朋友里面,有的小孩说“圣诞老人是没有的”。我问爸爸,爸爸说,“去问问《太阳报》看,报社说有,那就真的有了。”因此,拜托了,请告诉我,圣诞老人真的有吗?
                              
    帕吉尼娅,欧汉劳恩纽约市西95115号”

     

    当纽约太阳报社收到这封来信后,立即用社论的方式给以回答。

     


             

             圣诞老人真的有吗?

     

    帕吉尼娅,让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你的朋友说没有圣诞老人,那是错的。
    在那个孩子的心中,肯定是染上了现时流行的什么都怀疑的习性。什么都怀疑的人,是心地狭窄的人。因为心地狭窄,不懂的东西就很多。虽然那样,还断定自己不懂的事情都是谎话。

      不过,人的心这个东西,大人也好,小孩也好,本来是非常小的啊。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无限广阔的宇宙里,我们人的智慧,就像一条小虫那样,是的,就像蚂蚁一样小。
    要想推测广阔的,深奥的世界,就需要能够理解所有的事物、了解所有事物巨大的、深邃的智慧。

     是的,帕吉尼娅,圣诞老人是有的,这绝对不是谎话。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有爱、有同情心、有诚实一样,圣诞老人也确确实实是有的。
    你大概也懂得吧,正是充满这个世界的爱、诚实,才能使你的生活变得美好,快乐。

    假如没有圣诞老人,这个世界该是多么黑暗,多么寂寞!
    就像没有你这样可爱的孩子,这世界不可想像一样,没有圣诞老人的世界,也是不可想像的。

     没有圣诞老人,诗、爱情故事,也许也会全都没有了。我们人类所能体味得到的喜悦,大概只剩下眼睛能看到的、手能摸到的、身体能感觉到的东西了。并且,儿童时代充满世界的光明,说不定也会全都消失了。
    怎么能说没有圣诞老人呢?

    不相信有圣诞老人,和不相信有妖精是一样的。
    试试看,圣诞节前夜,叫爸爸给你雇一个侦探,让他监视一下全纽约的烟囱怎么样?也许能抓住圣诞老人哦!

    但是,即使看不到从烟囱里出来的圣诞老人的身影,那能证明什么呢?
    没有人看见圣诞老人。可是那不能证明没有圣诞老人。
    因为,这个世界上最确实的东西,是孩子的眼睛、大人的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帕吉尼娅,你看到过妖精在草地上跳舞吗?肯定没有吧。虽然如此,也不能说妖精是胡编的瞎话。
    在这个世界上某些看不见的东西,不能看到的东西,决不是人们在头脑中创造出来的,想像出来的。

     我们能分解婴儿的哗啷棒,听出它的声音是怎么出来的,它里面是怎么构造组装的;但是,眼睛看不见的覆盖着世界的大幕,不管有多大力气的人,不,即使全世界的大力士一起上,也是拉不开的。

    只有信赖、想像力、诗、爱、爱情,才能在某一个时刻,把它拉开,看到大幕后面的、无法形容的、美好的、闪闪发光的东西。那样美好、闪光的东西,难道是人们编造的瞎话吗?
    不,帕吉尼娅,那么确实,那么永恒的东西,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上。

     谁说没有圣诞老人?
    哪儿的话!让我们高兴的是,圣诞老人的确存在。不止如此,他大概永远不会死亡。

    一千年以后,一百万年以后,圣诞老人也会同现在一样,让孩子们的心高兴起来。

     


    (帕吉尼娅从小女孩长大成人之后,当了教师。退休前在公立学校任副校长,为孩子们奉献了一颗爱心。1971年,帕吉尼娅81岁时去世。《纽约时报》特意为她发了新闻,题为《圣诞老人的朋友》,文中介绍“美国新闻史上最著名的社论因她而诞生。)

     

     

     

     

  • 想起当年的卢刚案

    2013-06-16 19:41:41

     

    想起当年的卢刚案

     

        199111月,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中国博士留学生卢刚,开枪射杀了3位教授和副校长安妮及一位中国留学生后饮弹自尽。

                       

            血案发生事后,美国警方很快就公布了卢刚写给他家人的遗信。信中说,“无论如何我也咽不下这口气”、“我死也要找到几个贴(垫)背的”。信中还说,他信奉的是“生为人杰,死作鬼雄”的道理。很难想像,一个聪明有才华的人竟就这样选择了毁灭自己和毁灭别人的道路。

     

        血案发生后,小城里的中国学生在哀伤之余也感到惊恐:怕人家恨中国人。留学生还待得下去吗?有的中国学生不敢上街,不敢独自去超市;有的人甚至把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放到车后箱,准备一旦有排华暴动,就驾车远逃。但这些并没有发生。

        在安妮的追悼会上,中国学生、学者带着一种负疚感前来参加。大家相对无语,神色黯然。安妮的3个兄弟明白中国朋友心中的重担,特别亲切地与每个中国学生握手交谈。主持的牧师说:“如果我们让仇恨笼罩这个会场,安妮的在天之灵是不会原谅我们的。”

     

        在宣布安妮死亡后,安妮的3位兄弟写了一封信给卢刚父母、亲友。安妮的兄弟希望这封信能被译成中文,附在卢刚的骨灰盒上。他们担心因为卢刚是凶手而使家人受到歧视,也担心卢刚的父母在接过儿子的骨灰时会过度悲伤。祈愿这信能安慰他们的心,减轻他们心中的伤痛。信中这样说:

       “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在我们沉痛缅怀安妮的时刻,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恸┅┅安妮信仰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

     

        安妮的3位兄弟还以安妮的名义捐出一笔资金,宣布成立安妮国际学生心理学奖学基金,用以安慰和促进外国学生的心智健康,减少人类悲剧的发生。

     

    (卢刚事件大多人熟悉了,上面只撮要复述一下。有兴趣想知详的可自行网上搜索)

     



  • 前红色高棉领导人首次向受害者道歉

    2013-05-31 17:08:19

    (转载)迟到的正义:前红色高棉领导人首次向受害者家属道歉

           530,柬埔寨首都金边,正在接受联合国国际法庭审讯的前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和农谢首次在庭上,首次向当年暴政的受害者家属道歉。乔森潘表示从不知道军方领袖犯下暴行,也不知道人民所受的巨大痛苦。他强烈谴责这些暴行,认为犯事者必须受到法律制裁。在表示衷心道歉的同时,他坚称自己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人,没有实权,从未担当任何决策的角色。

     

    530,柬埔寨首都金边,正在接受联合国国际法庭审讯的前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和农谢首次在庭上,向当年暴政的受害者家属道歉。被视为政权二号人物的农谢表示,无论这些罪行是有意还是无意、知情还是不知情,他都感到非常后悔,愿意承担道德责任,并向受害者家属表示慰问。

     

    530,柬埔寨红色高棉S-21监狱纪念馆,一名游客正在注视着乔森潘(右)和农谢(左)的照片。该监狱原为一所高中,1975年,该学校被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改造成集中营和集体处决中心。建筑物周围布满带高压电的带刺铁丝网,教室被改造成狭窄的牢房和拷问所。为防止犯人逃脱,窗户被铁条封锁并缠绕电线。改造后该地区被重新命名为第21号安全监狱,简称S-21

     

    530,柬埔寨红色高棉S-21监狱纪念馆,一名游客正在红色高棉政权二号人物农谢的头像前走过。据估计在1975年至1979年红色高棉执政期间,S-21集中营至少关押过1400015000名囚犯(部分人相信总数超过20000人),其中仅有7人幸免遇难。

     

    520,柬埔寨首都金边琼邑克,一名参观者正为被红色高棉屠杀的死难者上香。琼邑克前身是一个果园和中式墓园,地处柬埔寨首府金边以南约15公里。它是所有柬埔寨“屠宰场”中最著名的一个。

     

    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在其统治的1975年至1979年间,在琼邑克处死了大约17,000人。红色高棉政权倒台后,在琼邑克发现了大量的墓穴,其中有超过8,000具遗骸。这些死难者都是在S-21集中营里面关押的人。

     

    520,柬埔寨首都金边琼邑克,参观者正为被红色高棉屠杀的死难者上香。这一天,柬埔寨的僧侣,公务员和学生都要参加一年一度的“愤怒日”以记住的红色高棉犯下杀戮暴行及缅怀受害者。

     

    520,柬埔寨首都金边琼邑克,参观者正为观看被红色高棉屠杀的死难者头骨。琼邑克纪念馆以一座佛塔为标志。里面陈放着5,000具以上的死人头骨。佛塔下面的几层在平日是向参观者开放的,人们可以进内直面那些头骨。这些头骨中,为数众多的是被枪击而击碎或被使用器物诸如锄头等大力打碎了的。

     

    314,柬埔寨红色高棉S-21监狱纪念馆,一名参观者从被害者照片后走过。

     

    3月14日,柬埔寨红色高棉S-21监狱纪念馆,一名参观者正观看被害者照片。

     

    (转自腾讯:国际时事  2013-05-31 16:03)

     

    附录:

  • 今天是胡耀邦逝世24周年忌日

    2013-04-15 11:09:50

    解放日报刊文纪念胡耀邦 赞其正直无私光明磊落

    新华网今日刊登组图纪念胡耀邦逝世24周年,图为1989年,胡耀邦在书房写下了“杜修贤作品选”。

    新华网今日刊登组图纪念胡耀邦逝世24周年,图为胡耀邦与十三陵林场工人交谈。

    图为胡耀邦与十三陵林场工人交谈。

    图为1986年胡耀邦(前左)在贵州考察时与当地群众交谈。后排中为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

    图为1986年胡耀邦(前左)在贵州考察时与当地群众交谈。后排中为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

  • (转载)申遗,正在逐利的路上狂奔

    2013-04-12 16:11:13

    申遗,正在逐利的路上狂奔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冯雪梅 )

         唐代古建筑兴教寺塔所在地——兴教寺,可能要面临大规模的拆迁。该寺位于西安市长安区,是唐代樊川八大寺院之首,也是唐代高僧玄奘的墓地所在地。

         拆迁的原因,是“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的需要。根据西安市文物局网站发布的“兴教寺申遗相关情况说明”,玄奘法师的舍利墓塔已被列入“丝绸之路中国段首批申遗名单”,而寺内其他一些建筑“由于建筑体量、密度过大,与兴教寺塔环境风貌不相协调”将被拆除后重新选址、规划。

         不过,在大多数人眼里,寺院里的其他建筑已和兴教寺塔融为一体,孤零零一座塔,无论如何都不能算“全国重点寺院”。

          依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一个候选遗产地能否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除了该遗产地本身应当具备公约所要求的突出普世价值之外,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才是入选的关键。将一座唐代佛塔从寺院里剥离出来,是否有损其真实完整性;为了申遗而将佛塔所在的寺院拆迁,是保护还是毁坏?

           受诟病的还有此举涉及的商业利益。《第一财经日报》的调查显示,兴教寺拆迁的背后,并不只有兴教塔的申遗工程。在长安区政府官方网站上,一个规划面积480亩、投资2.3亿元的“西安兴教寺旅游区项目”正在高调推进中。投资方是主导了“曲江模式”的一家文化产业投资公司的子公司。

          在历史文物附近圈地,进行文化概念炒作,然后招商引资,推动地价升值——“曲江模式”的成功运作,在带来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备受争议。尽管投资方在其官网上发表声明:“我们未参与兴教寺申遗的任何工作”,但对“西安兴教寺旅游区项目”未作任何回应。

          最新的消息是,国家宗教局4月11日要求陕西省宗教局实地调查了解情况,依照相关法规和政策规定妥善处理。拆迁是否继续,目前尚不清楚。不过,以申遗为契机,利用文化概念,发展旅游,带动经济,却是隐藏于各地“申遗热”中显见而又不能明说的动机。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投资者,都无法抗拒“世界遗产”这个名号所潜藏的利益诱惑——旅游收入,相关地产项目,上市营利……或许,原本就是冲它们而去,保护文物、传承文化之类,不过是“冠冕堂皇”的说辞。

          清明节前,济南琵琶山下的“万人坑”石碑不见。1940年至1945年,侵华日军在占领山东期间,将抓到的抗日军民押解到济,在此屠杀。这段历史,如今却不得不为商业利益让路。“万人坑”遗址周边的土地,将被开发成商业住宅,“碍眼”石碑便被清走。

          对于文化遗产,不只是归谁所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保护和传承。很遗憾,很多地方政府和投资者,只看中了它们的经济价值。能够开发利用的文物古迹、文化遗产,像法门寺、哈尼梯田等,和不能带来经济利益的遗迹,比如“万人坑”,命运有天壤之别。视如珍宝或弃之如蔽履,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有没有“钱途”。

           短视的逐利冲动,使得很多人对文化财富的理解,仅仅是变现——大规模的投资,以及盆满钵满的回报。近日有消息说,建成13年的人造景观——秦阿房宫景区将被拆除,西安将投资125亿元为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申遗。不知道这样的大手笔操作,预期的回报几何?

          作为“财富”的文化遗产,其精神价值恐怕远高于物质。可只要有逐利的冲动,就不可能摆脱旅游开发、房地产建设之类的商业模式;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就不可能回归公益属性。于是,申遗只能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利益裹胁下,一路狂奔。

  • [转帖]央视3.15被曝造假

    2013-03-16 15:44:10

    [转帖]央视3.15被曝造假(有图有真相)
     

        今天,3月15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黄金打假新闻中,街头对市民的随机采访,其实被采访的就是自己的内部员工,也就是俗话说的“托儿”。这节目还叫“315在行动”呢。这样的电视台,这样的新闻,谁信?

        央视打假,应该先从自身做起。

    网传任志强转发的一条微博

    央视财经频道内部员工:仲绘维

    央视财经频道内部员工:赵晓伟



     

  • 不可不读:今日有关雷锋的二则新闻

    2013-03-06 16:00:45

    创造雷锋形象的张俊在台上宣讲雷锋精神时猝死
    20130305 21:38:58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沈阳3月5日电(王天德 秦富梁)雷锋事迹见证人、曾为雷锋拍摄200多张照片的沈阳军区原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助理员张峻,5日下午在沈阳军区学雷锋座谈会上发言时,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

       

     张峻1931年4月出生于山东烟台市。1946年6月入伍,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转业到鞍山公安九处。1960年夏,他开始采访当时已是沈阳军区先进典型的雷锋。张峻先后9次为雷锋拍照,与雷锋相处的时间达79天。他跟随雷锋到过训练场、会场、学校、工地、车站、城镇、山区等,拍摄了“雷锋擦汽车”“雷锋打小油灯学毛选”“雷锋给小学生辅导功课”等200多幅照片。

     

    雷锋牺牲后,张峻决定用影像留住雷锋。50多年来,张峻从拍摄雷锋身边的人开始,跟踪拍摄了雷锋战友乔安山、庞春学、于泉洋等学雷锋先进典型200多人,在报刊杂志发表学习雷锋的照片2万多张,在全国各地举办“雷锋精神永恒”主题图片展320多场,作雷锋事迹讲演1260多场,一生在宣传雷锋方面自费投入约40余万元。

     

    另据报导介绍: 60年代初林彪接手国防部号召学毛泽东思想找典型,各政工干部八仙过海寻觅,沈阳军区宣传干部张俊捷足先登发现这能说会道汽车兵。随后一切都在张俊等人构思编排下,先拍照雷锋学毛选一组照片发表得到领导赞赏。安排雷锋做好事同时拍照片记日记。很多配合拍照的老大娘老大爷都是张俊找的军队大院子熟人做群众演员。

      最有趣雷锋一次演讲一时嘴说的刹不住说他大年初一学了毛书后不休息拾粪便600斤,这下苦了张峻等几个干事,弄臭抚顺几条街道才收集了一堆大粪,完成拍照。

      张峻塑造了一个伟大光辉的时代楷模,但有些也和雷锋本色大相径庭。比如张峻要雷锋补袜子显示艰苦朴素还拍照宣传,实际上雷锋却是很热爱生活的时尚青年,在雷锋纪念馆还陈列他生前的私人财物,瑞士英纳格手表,皮鞋皮夹克,毛呢裤子等都是当年高干子弟也望尘莫及的奢侈品。另外还有一些不该有的漏洞,如让雷锋说为灾区人民公社捐款2次个100元,却忘了雷锋每月津贴才6元。

     
    张俊,你创造了一个伟大形象,一路好走!

     

        雷锋题材电影青春雷锋上映首日零票房

    20133613:34 中国新闻网   

     

      (扬子晚报  记者 ) 昨日是学雷锋日,一部讲述雷锋从小学毕业到牺牲的成长经历的传记电影《青春雷锋》在宁上映。学雷锋日昨日成为一个很热的话题,遗憾的是,这部《青春雷锋》在南京首日上映竟然出现了几乎零票房的尴尬局面。

     

    《青春雷锋》着力描写雷锋平凡的成长经历,上映前,该片做过几场组织首映,媒体有报道称广受赞誉,用生动的影像和鲜活的细节展示其感恩社会、热爱生活,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助人为乐、服务人民的精神,片中还涉及到了雷锋的爱情生活,还原了真实的雷锋。

     

    按照惯例,类似的主旋律影片不会太受关注,但影院考虑到影片的正能量,该片在南京各影城(包括非主城区影院)排了近9场。遗憾的是,昨晚,主城区的新街口国际影城和幸福蓝海影城南京商厦店两影城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没有一位观众买票,都是到时候取消放映了,四场均是零票房。我们也挺惊讶的,一般来说,一部电影总能卖出些票。影城负责人表示,今天还会为《青春雷锋》安排几场,但到7日,有多部新片上映,就不会有《青春雷锋》的位置了。

     

  • 漫谈“唱红”、“打黑”及“不怕左”

    2012-03-20 09:50:38

    漫谈“唱红”、“打黑”及“不怕左”

    作者:龚是非

     (这篇文章发表20101月,时过2年后重读,实在令人扼腕不已。想有今日,何必当初? 以史为鉴,诚非虚言。)

    ———————————————————————————                    一、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笔者本以为不值一哂的“唱红”,已经开始蔓延,居然成了气候。据新闻报道,唱红始作俑者重庆的邻居四川,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唱红”,资阳精神病院首拔头筹,勇夺唱红比赛第一名。接着,南方某省也计划于今年全力展开,要放声高歌。最近,广西不甘落后,在形式上有新突破。大冬天的,纠集了一干人等,打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我们不怕冷”等大型标语,令人喷饭地群起冬泳。

      其实,我一直秉持这个观点:文革从来没结束,只是在形式上、程度上、技巧上有变化。我也一直乐观地认为,即使本质上是文革,但形式、程度、技巧上的变化,早晚会颠覆这个本质的。可惜,我还是太善良太轻率了。

      唱红歌,本来就一直在唱,报刊上铺天盖地多年不衰的“主旋律”,骨子里不就是唱红嘛。这个关系不大,你提倡你的,只要你不假公权力非逼迫我唱。如果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唱红也好,唱黑也好,不违法就成。君不见北京的许多公园里,当年的红卫兵们,或者是追念“激情燃烧的岁月”,或者是靠歌声回味已逝的青春,或者真的就“心中想念毛泽东”了,总之,数九天寒他们也无所谓,照样唱得激情澎湃。我每每路过,听见看见,都莞尔一笑。

      但现在不同了,从重庆开始,“唱红”成了当地执政者主导的必须参与的运动。去年回重庆老家,不但见识了唱红,还见识了发红短信。重庆各区都组织唱红歌,一时间,每单位组织红歌演唱团参加比赛,成员不但经常上班时间去练唱,还得到一套质地优良的演出服(可平时穿),个个心里乐开花。

      最乐开花的是中小学音老师,他们平常几乎没什么机会捞外快,而今,各单位的红歌团,请他们去作声乐指导,有的中小学声老师一个月下来,报酬多的甚至上万。常年贫困的中小学音老师高兴地说:我们愿意红歌天天唱,月月唱,年年唱!

      老家的朋友还讲:几乎天天收到红短信。原来,重庆每个区都成立了“红短办”,红短办天天发些短信给市民,几个月下来,短信枯竭,于是,下令各基层单位,必须按定额编造上交红短信,其情形与当年小靳庄全体农民写诗一样。上交的短信经红短办审查后,再择优群发给各市民。许多人嘲笑而厌恶地说:老子一看红短办发来的骚扰短信就立即删除!

      写到这里,我悚然惊觉:唱红一旦成为个人无法自由选择的规定动作,动辄以公权和税款,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唱多大规模就唱多大规模,想花多少纳税人的钱就花多少钱——那与文革又有什么两样呢?

                   二、

     果然,红歌甫毕,行动开始。

     去年,重庆掀起比唱红得民心百倍的“打黑”。一时间,如风卷残云,整个重庆沸腾了。用某书记的话讲,打黑是被逼的,不打实在不行了。黑社会猖狂到了在朗朗共产党乾坤之下,居然逼迫执政者去横扫,可见其厉害。果不其然,不打则已,一打遍地皆是,几个月内,抓了小一万的黑社会分子,累得好几位人民警察活活死在打黑岗位上。

     要是倒退四十多年,抓完就往劳改农场送,干净利落,人民还拍手称快;要是倒退五十多年,送都懒得送,太麻烦,罪大恶极看不顺眼的,就地正法就是了。当然,时间无法逆转,因此,这一次“打黑”,还必须经过法律的检验,而这正是我们社会的巨大进步。于是,赵长青律师出场了,打黑最著名的黎强案,赵律师依法逐条驳斥,虽然法院不采纳,但赵律师的结论是:没有一条证据能证实黎强是黑社会犯罪。这个结论令舆论哗然,网络上一时群情激奋,谩骂赵律师是黑社会帮凶。大戏演到这里,我开始怀疑。这样运动式的打黑,会不会再现83年严打甚至文革中那样大量的冤假错案呢?不过我还在期待和自我安慰,我想,这些年来,国家的法律健全了不少,司法、执法实践,也进步不小,应该说,只要经过了公、检、法、辩四方力量独立较量、彼此监督(奇怪的是重庆居然把这四方“联合”起来了),那么,错案和冤案的可能性就应该大为减少。

     接下来,龚刚模案闪亮登场,我的期待落空了。

     龚案牵引出杀鸡儆猴的李庄案,这些天来,成了舆论的焦点。正是这个焦点,使我终于有兴趣和机会,通过报刊及网络,了解到重庆打黑的太多瑕疵,这些瑕疵令人震惊。如果用不带情绪的准确的法律术语来描述这些瑕疵,那就是:在李庄案中,重庆司法执法当局,严重违背了法律,甚至践踏了法律。这不是我的结论,而是根据大量网络分析文章包括李庄案两位优秀的辩护律师的辩护词和起诉书,完全可以有理有据地得出的结论。在已经知道的事实面前,我认同这个结论。

                      三、

      好了,猛然惊醒,唱红的必然逻辑结果是什么?就是现在的李庄案。

      利用完全控制的舆论先行造势,利用民众的积怨借机进行道德审判,民众拍手拥戴,然后痛下杀手。文革就是这么红红火火地搞起来的。打黑不能成为黑打,这个道理许多网友已经分析透切。我非常疑惑的是,为什么只能选择以“黑打”的方式来打黑呢?

      李庄这个案件发展到现在,我特别不赞同一些网友的妥协,甚至,我觉得高律师那样谦和也没必要。那些赞成妥协的人,其实是太善良了。这个典型的案件,无妥协可言,无退路可言。实际上,打黑以来的种种违法事实,已经在预示这个国家和社会未来的走向,是重返人治的假借民粹的政治运动的“文革”来治理国家呢,还是向前进步,逐步明确法治,严格执法,以推进这个社会向法治转型。从这一点看,的确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回到人治,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将再一次回到动乱和极左专制之中,再一次回到鸦雀无声之中,人民将饱受摧残,前景一片黑暗;力行法治,我们国家才能走上政通人和、健康成长的坦途。以黑打来推进所谓的打黑,绝对是令中华民族堕入万劫不复深渊的末路!极左的殷鉴不远,我们要警惕。

      蔑视法律,以为权力高于一切的人,最终会受到惩罚,我坚信这一点。因为这样的权力的傲慢和对权力的崇拜,完全否定了“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的宪法精神;无耻地塑像造神、为个人歌功颂德,也完全否定了《党章》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规定;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就把“文革”钉上了“大浩劫”的耻辱柱,那些企图翻版文革的人,就是公然背叛决议——违背党纪国法,放肆践踏党的决议,怎么可能不受到惩罚!

      因此,我并不像很多网友那样,太多地看重李庄到底能否脱罪。李庄不能脱罪又如何,本来就没依循法治,李庄不能脱罪那不是辩护人的失败,也不是李庄的失败,那是其人治企图昭然于天下,那是他们违法胡作非为的彻底暴露。

                    四、

      突然从一篇报道中看到,某人自信地宣称“不怕左”。好在我记忆力还不很坏。记得小先生92年南巡讲话里有一句:“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小先生当时语重心长地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这个东西害死人哪,好端端的东西,一左,就全部毁坏了。

      “不怕左”,我不知道这个“左”的内涵是什么。但从唱红,发红短信,运动式践踏法治的打黑来看,这个“左”与党的历史上的“左”没什么两样。

      固然,当今社会腐败盛行,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要解决这些问题,依靠什么?是依靠唱红歌,是依靠煽动民粹仇富情绪,不问青红皂白地消灭有产阶级因而全体变成无产阶级?是依靠胡乱地“打土豪、分田地”,瓜分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的钱财?是依靠不讲法治抓人判罪的“黑打”?显然不是!这些手段,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使用过,结果如何,是获得了社会进步还是退步,是富裕了人民还是赤贫了人民,是促进了文明还是孳长了愚昧与野蛮?这些,早就有历史事实给出了答案。

      毋庸讳言,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又到了一个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关头,如果我们走回头路,甚至拜人治之恶煞为治国之神圣,那么,从五七年反右、六六年文革等等以来,在人治极左社会钳制下痛苦呻吟的人民,在疯狂道德主义虚伪光环下野蛮践踏人权的封建专制政治的历史,就必然重演。

      请一些盲目的激愤的网友,冷静地想一想:如果我们的生活中黑社会猖獗,我们需要依靠什么来治理?我们只能依靠民主,只能依靠法治,只能依靠每一个人自由权利的充分保障,包括我们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结社的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信仰的自由。如果非要我唱什么歌,我愿意为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歌唱,绝不愿意再去唱什么乌烟瘴气的“大救星”!

      自由、民主、法治、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是国家未来正确发展之路,舍此别无选择。那些文革余孽,别做春秋美梦了,历史不会重演,人民不会再愿被愚弄。

     

  • 方舟子的无耻,不该让刘菊花来背负

    2012-03-05 10:33:36

    (原题)扭曲社会的伪公正

    作者:萧瀚

    《关于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问题的公开信》——156名学界、媒界人士联名呼吁社科院处理一位硕士论文的涉嫌抄袭者,如此高射炮打蚊子之举或许仅仅因为刘菊花是方舟子的妻子。

    此事无法简单论对错,而必须将它置于当代中国具体社会背景下来讨论,但必须从方舟子开始谈起。

    方舟子以十年之力专业打假,他以现有某些科学结论为依据——也许在他眼里,那些就是科学的全部——横扫各个领域(包括宗教、中医、社会性、法学等领域),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没有他不懂的,没有他不打的——只要他认为可以打就可能被打。必须承认,方舟子在有些领域的打假是对澄清社会风气作出贡献的,比如针对禹晋永的学历造假事件等。但是,十年打假,方舟子也遭到诸多质疑,包括被打者自辩性反击或旁观者的批评,有些事明显就是他出错了(比如此次倒韩的起点和手段都存在严重问题,以及大量证据指向他自己的写作中涉嫌严重抄袭,又比如他作为一个学生物学的人,对肖传国“肖氏反射弧”如此专业的医学问题,到底有没有打假的专业学术能力?),但他从未道歉过。方舟子建立了一个无形的“科学裁判所”,以他所谓的科学真理,攻击一切他认为不科学的人和事,仿佛除了他眼中(仅仅是他眼中)的科学之外,其他的信仰、观念、学术、情感都不配存在于世,并且在他周围形成一股巨大的舆论势力。以微博而论,方舟子的大量支持者(他的关注者目前已超过247万,虽然关注者未必就一定是赞同者,但如此庞大的关注数无论如何都代表着某种舆论势力),和他一样,心中殊少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对存疑事物的谨慎,对持有不同于他们观点者的自由和公民权的基本尊重——这在此次倒韩事件中已有充分和恶劣的表现。

    以方舟子为核心的“科学真理教”、“科学裁判所”,其基本操作规程是集网络虚拟警察、检察官、法官甚至陪审团于一身,在公共领域私设法庭,肆意抨击普通公民无论是否有害无害于他人的言行,对于一切有效或可能有效的反驳性证据几乎完全视而不见,毫无边界地肆意践踏他人私权,毁人清誉,从而形成一股肆意侵凌公民权、毫无基本公共理性与公民精神的法盲势力。惨遭方舟子势力攻讦的人,无论有错无错,都会受到舆论上的精神蹂躏,此次韩寒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关于此事的评论,可见我此前诸文)。

    方舟子及其法盲势力——至少令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厌恶,它是中国这个公民社会极端幼弱国度里的瘟疫。与易中天先生的看法不同,我并不认为有方舟子的社会是可愛的,以我之见,不但不是可愛的,更是丑陋和有害的——一种毫无边界感,随时肆意越过自己擅长的领域,不怕冤枉别人(关键在于他们主要针对的是普通公民而不是公权力),不怕侵犯别人,不怕伤害别人的势力,我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可愛的。

    但是,方舟子及其法盲势力的可恶并不是延祸其家人的理由。设想,倘若刘菊花不是方舟子之妻,她的涉嫌抄袭问题还会引起那么多人兴趣吗?有那么多被揭露出来的学界有头有脸人物的剽窃事件中,有谁遭到过她这样的对待?即便从净化学术空气角度看待,是追讨一个学界名流的抄袭问题合理,还是穷究并未专业从事学术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抄袭更合理?

    此公开信的联名者或许会觉得委屈,难道公开信里讲的道理错了吗?孤立地看,这封公开信所传达的理念正确得如太阳的光辉般耀眼,但任何落实到具体个体的公正都离不开具体社会语境,作为正义的个体性“得其应得”存在着心理比较。

    当代中国的伦理自觉尚未得到正常发育,错误的基础性制度一直在强力阻挠这种发育,公权腐败延祸致社会性全面腐败。如此语境下,批判和穷究的主矛头理应指向不受限制的公权,尤其是在缺乏新闻自由、程序正义、司法独立的伪法治体系下,公民权本来就随时都可能遭到公权侵凌(无数的血拆案例、刑事冤案、民事司法不公正都在证明这个事实),可谓侵权容易维权难。因此,对非公权性质的普通公民错罪抱有一份“千万不可冤枉”的谨慎,以及“千万不可过头”的节制,是公民社会的义务。即使已有明显证据表明普通公民的某种罪错,也应当视具体语境而待之以公正基础上的仁慈,注意对这些罪错施之以社会性惩罚时的比例——即不可对某个较小的过错实施严重超过同类较小错误的惩罚。这绝非法不责众之意,而是说在一个缺乏正常司法制度的地方,对非公权性质过错的社会性惩罚,应该宁可轻罚而不可重罚——因为一旦错罚,通过司法途径救济的希望渺茫难求。

    在此公开信发布之前,我曾收到过征集签名的邮件,但我一看邮件标题就有种莫名不快,所以连内容都没看,后来就完全忘了这事,也没回复。应当说,此事我处理得有些草率,如果不是阻止,至少应该给发件人回信,这也是基本礼貌,因此,我在此公开向发件人道歉。

    亡羊补牢,我要问的是,此公开信的联署人,你们心中是否还存有株连的思维习惯或潜意识?是因为反对方舟子,所以要追究刘菊花涉嫌抄袭,还是真的对刘菊花涉嫌抄袭那么义愤填膺?当然,有些联署者可能根本没有深想,只是看内容觉得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对于这些人,我只能对他们的粗心表示惋惜。至于怀有其他想法的联署人,我希望他们能静心想一想公共行动中的公共理性和建基于此的规范,以及行动者的公共品质,并提醒包括我自己在内所有人思考此次事件中可能存在的危险。

    我始终相信,真正的公正存在于人们心中,即使仅仅是直觉上的,甚或模糊的,公正始终与仁慈相连,不考虑具体语境的绝对公正从来就不存在,丧失了仁慈这更底线伦理基础的公正,可能随时都会蜕变为名为公正实为偏狭甚至邪恶的伪公正,从而不公正地伤害无辜者,或同样不公正地过重惩罚小错者。

    在今天这样的中国社会,社会力量真正最有价值的追究对象是公权腐败与贪赃枉法及其对人权的践踏,而对普通公民罪错的追究,即使是必需的,也得是谨慎的、尽可能善意的——因为我们千万不可忘了这个基本前提,社会性惩罚施之于个体普通公民之疑似罪错时,在中国并没有可期待的独立司法足以纠正当事人可能遭到的不公正。这一前提不但于韩寒如此,于方舟子如此,于刘菊花如此,于任何缺乏足够权势者都如此。

    我当然知道,写这种文章,几头不讨好,尤其是可能会更深地得罪方舟子们,但我始终相信公正存乎一心,古人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可不慎欤?



  • 林书豪说过要相信自己么?

    2012-02-21 14:25:40

    (转载)刘阳:不妨听听林书豪自己怎么说?

     

      

       林书豪刚入选NBA时,曾引起两岸许多华人的热烈关注,但热度却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他表现低迷,甚至根本没有上场的机会,被球队下放到低水平的赛事。

     

      但是近来,不仅华人,整个美国都在三场比赛后被他掀动了。这股几乎一夜刮起的林旋风,不但令体育类媒体无法保持缄默,美国公共媒体也鼓起更大的嗓门加入惊呼,因为他们从林书豪身上发现了标准版的美国梦元素。就连《福布斯》也发表文章,声称从林书豪身上学到了十项功课,其中第一条就是:

     

    当别人都不相信你之时仍然相信自己

     

    好像很有道理,其实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听听林书豪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最艰难的时候我真的想要放弃,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我甚至躲在被窝里哭,我问神为什么你让我在这里。神使我谦卑下来,学习他要我学习的功课,患难产生忍耐,忍耐锻造品格,品格生发盼望”我亲身感受到,在困境中神每一步都与我同行,度过我想要放弃的每一时刻。

     

    作为粉丝,我看过林书豪各个版本的访谈和录影,他家所在的城市和他所出入的聚会场所都是我熟悉的。他从未说过要相信自己,他最愿意与人分享的是我相信神对我有一个完美的计划,他一直在预备我,我很清楚这就是他要我做的。当然,《福布斯》的记者对此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而台湾公共媒体最热衷提及的是首位台裔NBA球员,林的父母是从台湾去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大陆媒体则兴奋于姚明之后的黄色面孔,高呼奇迹,只要是黄的,一切已足够。

     

    对于自己在场上缔造的一个个奇迹,林书豪说:我也不知道我是如何做到的……我不去想场外的两万观众,上帝就坐在场边,我只为荣耀上帝而打球。这样的经历想必令许多媒体的记者和编辑感到陌生,好像林书豪从一个有神的星球来到一片无神的土地,因此尽管林书豪不停地讲,却很少被转述出来,无论是以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的形式。其实,林书豪所形容的情形你我并非全然不能理解,如入无人之境”“如有神助所描述的感受庶几近之。即便真的完全无法理解,媒体不是也应该尽可能如实地呈现出来吗?

     

    只要对方的言论不是反人类的邪说,即便不认同,也应如实报道,媒体以此树立了自己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值得反思的是,在这场跟风报道中,为什么一众媒体不约而同地屏蔽甚至曲解报道对象的声音和意见?媒体在现代社会的角色是否已经发生了严重偏差?记者什么时候开始如此大胆地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和理解力从受访对象的话里按需摘录?

     

    遗憾的是,曾经标榜客观公正的媒体,选择了只让黄皮肤的林书豪打球,不让黄皮肤的林书豪说话。很多时候,人们听不到,是因为人们不想听到。

                               (节录自《南方网》)

     

    (注)这段话出自《圣经 》“罗马书”(第5章3-5节),中文和合本译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后面还有一句:“有了盼望就不致羞耻”.

  • 倾国家之力 ,“金牌第一成讽刺”?

    2010-11-19 10:13:32

    倾国家之力 “金牌第一成讽刺”?

     【来源:新华网2010-11-17 03:06:53 】

    广州亚运会开幕后第二日,最大的新闻并非来源于赛场。当人们对中国体育代表团砍瓜切菜地抢金牌逐渐麻木后,一则署名为新华社记者的言论迅速引爆眼球,该评论称由于中国队优势过于明显,让对手望尘莫及,因此“建议从下届亚运开始,淡化金牌,选拔真正的业余选手参加亚运会……”如此犀利的言论,引发了体育官员与众网友的强烈质疑,一时论战四起……

    新华社:金牌第一是讽刺

    与人们预料的完全一样,广州亚运会从开幕第一日起,便失去了竞技领域的最大悬念。中国军团的金牌数在不断膨胀,频繁到连专业体育记者们都应接不暇。关于奖牌榜的比拼,已无任何意义。也许是过于强大的气场,开始出现部分东道主关于“对客人照顾不周”的担忧。

    14 日,一则署名为新华社记者杨明的题为《金牌第一成讽刺建议业余选手参加亚运》的评论引起人们注意。文中写道“中国队首日狂扫19金,显出一骑绝尘的强大实力,估计,这次中国金牌总数会超过20年前的北京亚运 183枚纪录。若此,我们是该大力赞颂,还是冷静思考呢?”。此后,作者以“一家独大并非好事,会带来不少隐忧”为论点,提出“只有共存才能共荣”,举例称“本来是请大家做客的,结果,鱼翅和熊掌都让主人抢吃了,剩点汤汤水水的给人家分,咱好意思吗?”

    文中表示,应把重视竞技体育转变成重视全民健身,淡化金牌,呼吁提倡大体育和大健康的概念,让体育理念真正回归。并建议“为了改变亚洲一家独大的失衡局面,是否可以从下届亚运开始,淡化金牌,从大学或体协中选拔真正的业余选手参赛,少用国家专业队和职业选手,加大非奥项目比例。”因为“这样就可以和多数亚洲国家选手处于同一选拔背景,在相近的水平上,实现真正的公平参赛;同时,也能避免巨无霸现象延续。”

    官员反驳 网友分两派

    此文一出,立刻引发热议。中国亚运代表团副团长、江苏省体育局局长殷宝林针对新华社记者的观点提出了一连串的反驳:竞技体育争金牌有什么错?竞技体育争金牌和发展群众体育有什么矛盾?某些记者为出名,总是炮制一些所谓“高论”,这简直是颠倒是非!代表团的同志都不会予以理会。

    殷宝林认为,奥运精神就是“更高、更快、更强”,如果参加比赛不想着去争取金牌,那还搞什么体育?还参加什么比赛?如果竞技体育不争金牌,那就违背了体育精神,甚至违背了体育道德。殷宝林说:“体育健儿参加世界大赛,就是要力争第一,就是要争取升国旗、奏国歌,为国争光!”

    此外,殷宝林认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并不矛盾,竞技体育上去了,对群众体育的发展肯定有好处。群众体育肯定要重视,但是这不是体育部门一个部门的事情,需要全社会的努力。重视群众体育和夺金牌不矛盾,将二者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非常片面的。

    “作为竞技体育,就是要拿金牌,这个目的很单一!”殷宝林说:“不仅中国这样,外国也是这样。”殷宝林还专门说到了日本:“在64年东京奥运会后,日本也根据国内舆论,调整了策略,开始淡化金牌。


  • 傅国涌:鲁迅是酒,胡适是水

    2007-08-08 01:23:08

         傅国涌:鲁迅是酒,胡适是水

         这时候,难免又想到鲁迅,想到“故乡”,我甚至想,如果不是他写有一篇《故乡》,“故乡”是不是会成为我们如此熟悉的一个词?  网易ttp://history.163.com/

       也许鲁迅太深刻了,我有时会想,他是不是有神经质,不喜欢走动,喜欢孤独地坐着抽烟,喜欢胡思乱想,喜欢玩得深沉。他留给世间的文字,确实是有长久生命力的,原因之一是可以引发无限想象,可以无限延伸,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释,可以不断地重新发现微言大义,因为他的文字本身往往不是常识的阐发,而是文学化的,他的语言表述、思维方式、想象力都那么独特,不同的人可以读出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心境下,不同的时代,都可以读出不同的内涵。 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与此相比,他的同时代人胡适就显得太浅白、太清楚、太不文学、太不哲学和太不诗意了,太没有想象、延伸、解读的空间了。我脑子里临时跳出两个词,鲁迅是酒,胡适是水。鲁迅是酒,酒喝下去是会醉的,所以我们常常被鲁迅所蛊惑、所牵引、所陶醉,在他的深刻、伟大里走不出来,在他的“故乡”里走不出来,未庄、鲁镇,成为我们难以出走的“故乡”,我们都像阿Q那样为画圆不成、成了瓜子状而遗憾不已,哪怕死到临头也浑然不觉。我们都像祥林嫂那样反复念叨着,实际上是内心充满恐惧,对现世、对来生。还有孔乙己、狂人、华老栓和形形色色的看客,在他们的命运中,分明有我们命运的影子。走不出老绍兴,是我们永远的悲哀。 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鲁迅是醇香的老酒,多少年轻有梦的人都会被他醉倒,甚至醉一辈子。从政治上无论左的还是右的去解释鲁迅显得太牵强了,说到底,他从来都不是政治中人,即使他曾加入过“左联”。他只是文学中人,他不提供道路选择,他提供的只是精神家园,那原本是他试图安顿自己的家园。当然,也可以说,他最终没有找到这样的家园,他的一生也可以说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的过程”。 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胡适是淡淡的水,他的文字如水,他的思想如水,对一个衰亡民族来说,他的精神资源只是水,不能醉人,很多有才气的人瞧不上。因为水太一般、太普通了,他提供的仅仅是常识,是常理,是看起来那么寻常的人间价值,在他的文字中,人们找不到精神家园的感觉。 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酒不能喝多了,水是不可或缺的。在日常生活中,水比酒更重要。鲁迅自酿的酒,人们将继续喝下去;胡适的水,我们也离不开。嘲笑胡适浅薄的人,往往是被所谓的“深刻”迷住了双眼。胡适不是一个文学中人,他在文学上只有提倡之功,只是开风气之先,而无骄人的实绩,如他自己所说只是“尝试”而已。他的文字清晰、简明,没有提供无限阐释、任意延伸的可能性,满足不了人们的审美需要,也没有给人留下回味、想象的空间。 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很久以来,我都爱读鲁迅的《野草》,那种语言、那种穿透一切的胡思乱想,那种无路可走,也要继续往下走的坚执,那种深入骨髓的焦虑,都让人动心,让人不安,让人欲罢不能、时时回望。每一次重读《野草》,似乎都会有新的感觉、新的体验。鲁迅的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给人不安感,有许多未知的因素,充满了不稳定性。 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胡适不同,他的世界没有那种焦虑和不安,他有一种脚踏在地上的从容和平静,过得一天就是一天,进得一寸就是一寸,哪怕在现实当中永远都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但我们一样可以追求自由,并且充分享受追求自由的过程、追求自由的快乐。胡适的理想包含在生活中,在日常的读书、写作、交友中,在批评、建议、挨骂中,在一点一滴的做事中。换言之,他期望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间天堂,不是一个没有缺陷的社会。所以,他始终对现实怀有一种乐观、一种希望,他的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和鲁迅深不见底的绝望、虚妄大不一样。 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酒耶?水耶?20世纪的中国大地上出现这两个人物,已经是历史给这个民族的厚待。他们所提供的是不同的精神维度,如果说鲁迅给我们精神家园、故乡的诱惑、梦的安慰,那么胡适提供的是一条通往文明的道路,作为一个现代人的常识,他身上体现的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2006-10-16 13:52:37 来源: 南方都有市报) 真言

  • 城市转型别丢了文化本钱(薛涌)

    2007-07-16 13:32:30

         城市转型别丢了文化本钱 薛涌

      
       目前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之中。在这个进程中,人们都知道城市的规模将扩大,数量将增加。但是普遍被忽视的问题是:这些崛起的城市,几十年后还会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转型。所以,现在的城市发展应该为未来的转型做准备,否则临到眼前,付出的代价可就太大了。

       
    笔者最近正从纽黑文移居波士顿,觉得这两个城市的今天,很可能就是中国城市的明天。其转型经验对中国而言多少有些参照意义。
        
    所谓城市转型,是指从产业化城市向服务业城市过渡。如果过渡超出当初规划城市发展战略者的预料,阵痛就会大得出奇。
       
    纽黑文的“阵痛”就表现得极为充分。现在的纽黑文虽以耶鲁大学著称,但二战后纽黑文曾经是个繁荣的工业城市,耶鲁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为高度工业化,劳工阶层聚居城内。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正赶上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联邦政府在贷款、税收等政策上,对在郊外建新房、兴建连接郊区的高速公路都给予优惠。但政府对城市内改造和公共设施有所忽视,结果鼓励了中产阶级的“郊区化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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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70年代以后,制造业面临结构性调整,特别是环境保护标准的提高,以前可以合法开工的工厂因为污染等问题不得不关门。于是,纽黑文就赶上了厄运。但工厂关门了,老板拍拍屁股就走人,工人可没有办法,失了业,哪里也去不了。于是,贫困率、犯罪率开始急剧上升。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纽黑文成为全国最贫穷、最危险的城市之一,耶鲁成了唯一的依靠。但由于治安太差,耶鲁学生在街上被杀,造成报考人数的急剧下跌,一度使耶鲁也难以自保。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纽黑文利用拥有耶鲁的优势,开始在制造业的废墟上复兴。随着纽黑文服务业渐渐兴起,治安改善,一些退休老人开始选择纽黑文作为落脚之地,纽黑文慢慢重新恢复了活力。据《金融时报》报道,过去美国的退休者首选佛罗里达,那里有美丽的海滨,适宜的气候,安静的郊区。如今,这些老人觉得,和其他的老人一起到佛罗里达安家落户,一起面对空荡荡的海滨,有些专业等死的味道。而纽黑文则文化繁盛,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使他们“不知老之将至”。可见,是文化而不是工业已经成了城市复兴的动力。
        
    波士顿也有类似的经历。波士顿曾经以工厂密布、港湾污染而全国知名。但如今,波士顿的工厂消失了,依靠几十所大学,成了美国的教育之都和科技、医疗中心。甚至波士顿郊外原来废弃的铁路,也全被改建成自行车和步行的专用小道,成为健身者的乐园。蓝领都市的影子已经从波士顿退去。
         
    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城市由产业中心转化为文化中心。可惜,工业化进程常常摧毁了不少城市的文化特征,成为后工业时代城市复兴的障碍。
         
    中国作为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后进国家,应该有更多的“后知之明”,为未来的发展多想一步。比如,现在大规模的圈地,大兴土木建新区,鼓励私人车的发展,忽视公共交通的改善,等于限制了城里工人的活动空间,而给富人提供了过多的自由。这些富人等时机成熟,就会移居郊外,形成富裕的郊区和贫困的市区的两极分化。这和艾森豪威尔时代过多开发新郊区、忽视旧城改造和市内公共设施建设的错误非常类似。一旦工业衰落、服务业兴起,就会造成巨大的城市问题。
         
    更重要的是,目前的城市开发推倒了许多古老的建筑,如北京的四合院、苏州的民宅等等。而这些正是以后从产业城市向服务业城市过渡的文化本钱。
         
    而避免这些错误,首先要保护城市的“传统文化语汇”。现代工业应该尽可能在城市外发展。因为后工业时代,城市将不是产业的聚集地,而是创意的滋生地。城市的重要性,在于为有创造性的个人的思想互动创造一个场所。这些人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控制相当偏远的工业区的运转。城市将越来越成为经济体的神经系统,而不是骨胳和血管。如果我们现在争先恐后地在城市建造这些骨胳和血管的话,将来就可能为下一代城市留下一个产业废墟。

     


                                        

     

  • 阿克顿论法国大革命

    2007-07-02 16:08:57

    阿克顿论法国大革命(秋风)
      
      《法国大革命讲稿》 是阿克顿勋爵晚年在剑桥大学讲授法国大革命史的讲稿。18952月份,阿克顿被聘任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即开始连续讲授这门课程,其后由其弟子整理出版。
      
      阿克顿本人生前曾以其不完善为由拒绝出版本讲稿,阿克顿的多个文献目录中亦未收入本讲稿。但其重要思想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叙述极端稀缺的情况下。而且,本书具有阿克顿著作的典型风格:渊博而无滞涩,机智而不卖弄,叙述流畅而逻辑清晰,具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相信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具有浓厚兴趣的中国读者,会从中获得很多启示。
      
      众所周知,阿克顿曾经写作一本自由史,据说,这是人类最伟大、但却没有写出来的史书。但阿克顿写出的散篇文章探讨比较连贯地探讨了自由的历史,而这部讲稿,似乎也可以理解为是阿克顿探讨自由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在我看来,更准确地说法是,它探讨自由是如何在错误的哲学的指导下、在狂暴的激情的驱使下,被从根本上摧毁的。
      
      同时,我译出了英国学者欧文?查德威克所著之《阿克顿教授》 一文作出附录。本文全面介绍了阿克顿出任该讲座教授职位的来龙去脉,其中对本讲座的源起、内容、风格也有详尽分析,并较深入地探讨了阿克顿的历史观,对于读者理解本书当不乏助益。
      
      上面是对本书的大致介绍,下面的讨论则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想法,是在翻译过程中学习的心得,供读者批评。
      
      一 需要重写的历史
      
      中国人关于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无论中外,几乎无不需要重写。在近代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尤其需要重写。因为,众所周知,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现代中国人极为熟悉的一种意识形态占据着主导地位,迄今为止,大、中学校的历史和政治教材,仍然在按照那种意识形态导向,向学生灌输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结论。在这里,革命期间的种种恐怖暴行都被当作清除旧秩序的壮举而受到欢呼,温和立宪派的种种政策,则被视为投降、妥协行为而遭到严厉斥责;法国的对外侵略被认为是解放欧洲人民,而欧洲各君主国对法国的进攻则被认为是旧制度的反扑。
      
      同时,在论述同一时期发生于大西洋两岸的几场革命的时候,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最彻底的,而得到最热烈的欢呼。起码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教科书对法国大革命称赞有加,而讥讽英国光荣革命妥协、退让、保守。
      
      这样的结论未必完全错误,有些人也完全有信奉这样的结论的自由,并且也有将其写入教科书的自由;但仅有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中国人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革命历史的时候,其所可能带来的误导,更是危险的。一元化的历史叙述,必然遮蔽历史的真相。而多元的叙述,对于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
      
      实际上,根据阿克顿在附录《关于大革命的文献》一文中的介绍,在19世纪,在那场革命的废墟犹有余温的时候,不同的历史叙述——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自由立宪主义的等等——就已经展开了激烈的论辩。有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为法国未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而痛心,有的则为革命之恐怖屠杀而欢呼,有的则为法国统治半个世界而欢欣鼓舞,还有人因法国革命者妄想改造社会而对理性主义深恶痛绝。
      
      就自由主义立场的叙述而言,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最著名的当然是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和托克维尔的《价制度与大革命》。尽管柏克的那本书普遍地被认为是近代保守主义的宣言书(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灵魂人物拉塞尔柯克),而托克维尔那本书也被阿克顿指为了无新意 ,但他们确实渗透着纯正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珍惜、并且只珍惜自由。
      
      遗憾的是,这两本名著其实更多地是政治科学的探讨,而非历史的叙述。阿克顿所介绍的那些自由主义立场的革命史叙述,迄今似乎也并未被介绍到国内。还好,阿克顿这本书似乎算是填补了一个空白,尽管由于它是讲稿而不大严谨,但这种形式也赋予其以一本严谨的学术性叙述所不能具有的优势:它更多地是一种述评,在叙述中穿插了大量的议论。正是这些议论,将阿克顿这位纯正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理念,清晰而完整地表达了出来。借助这样的体裁,阿克顿爵士完美地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古典自由主义眼中的法国革命图景。
      
      二 全盘革命的狂妄
      
      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家艾尔文?克里斯托尔曾指出,美国革命才是一场真正成功的革命,言外之意,而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
      
      我完全同意这个结论,我的理由非常简单:美国独立战争及随后的立宪时代,建立了稳固的自由宪政制度,其宪法框架迄今已历数百年而仍无重大变易,或者即使有重大变化,其总体的框架却是稳固的,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显著的断裂,由此显示,由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其政体,同时完美地具备了稳定性与灵活性,也就是说,其政体本身具有强大的自生能力。相反,法国大革命却始终没有建立起稳固的自由宪政制度,法国的政体在君主独裁政体、共和政体、大众民主政体之间不断游移,迄今的法国已是第几共和国了,如果不是专门研究法国政制,可能根本就搞不明白。诚如阿克顿所说的,在革命后的86年中间,法国已经制订了14部宪法,也就是说,平均每六七年就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或许只有20世纪中国政体变动之频繁,差可与此媲美。
      
      当然,近代历史上立宪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德国、日本均发生过政制的根本性断裂。然而,如果说德国、日本的政体断裂与其后发位置、与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国际环境有关的话,那么,法国革命之失败,则可能是因为其哲学上的错误,也就是说,导源于法国启蒙运动的巨大谬误,由于这种谬误,革命给自己负载了太多的使命,从而使它注定了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并且,永远不可能成功。
      
      从经验上观察,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与英、美革命的过程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英美的革命仅仅是政治革命,政体革命,革命和立宪的目标始终仅限于重新安排上层的政体;而法国大革命却从一开始就试图成为一场整全的革命,除了在政制层面上建立现代自由民主政体之外,更欲改变基本的社会结构,重新塑造民众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从知识的根源上看,这一重大区别可以追溯到哈耶克所说的法国式自由主义(以法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为代表)与英国式自由主义(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代表)之分野 。
      
      自由主义者相信观念创造历史。创造法国革命的,就是法国启蒙思想。因此,阿克顿在本书一开头就对法国启蒙予以论述,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阿克顿的结论是:孟德斯鸠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一个聪敏的托利党人;伏尔泰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严厉批判了教士;杜尔哥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个改革家;卢梭是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个民主主义者;狄德罗是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个自由思想家。然而,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对自由本身漠然置之。
      

      阿克顿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乍看有点唐突的结论,除了这些学者的政治理论不够健全之外,亦由于这些作家惟理主义的倾向,及由而导致的罔顾传统、蔑视和仇恨宗教的心态。法国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构造了一个完全受理性统治的虚幻的理想社会,而在他们看来,革命就是实现这样的理想的过程;为实现这一理想,需要悉数摧毁全部的传统:传统的制度和规则、传统的权力架构,传统的宗教信仰和迷信,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等等;然后,在废墟上重新建设一个完全由理性指导的新社会,塑造完全按照理性生活的新人类。
      
      因此,启蒙思想家把整个人类作为自己的敌人,也许只有他们自己除外——为什么,因为他们得到了理性的神启?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据此,大革命则为自己树立起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敌人:它的敌人是除了革命家之外的一切人,除了革命制度之外的一切制度,革命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之外的一切非由理性建立起来的制度、观念和生活方式。基于理性的狂妄的启蒙哲学将革命的烈火引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从根基上焚毁整个社会的大厦。
      
      正是这种狂妄,使其完全走向自由的反面。因为,自由的要义就是由个人选择自己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甚至没有经过任何选择只是习惯性地遵守流传下来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只要它们不过暴力强加的。没有人反对这些领域的变化,只要这种变化是渐进的、是平稳的、不至于给民众带来重大的不便。但通过政治权力体系、以暴力强制、甚至从肉体上消灭的手段而进行之社会革命、思想革命、宗教革命、生活方式革命,却是强迫个人改变自己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用国家机器的暴力及其能够调动的资源,来重新安排人们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这本身就是从根本上违背自由原则的。
      
      那些高呼启蒙口号的法国哲学家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理论体系的这一根本性矛盾。他们号称争取人的自由,他们以为理性可以给人带来自由,然而,当教士被驱逐、当社会秩序被摧毁、当巴黎的俱乐部代替政府各部会的时候,整个法国正常的社会秩序完全崩溃。而在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中,是不可能有自由的。同样,在一个秩序崩溃的社会中,是不可能立宪的;因为,当社会缺乏基本的价值共识,当社会成员成为脱离于社区和传统的自然人,当立宪者仅仅面对理论而不面对活生生的人的时候,是不可能现实地、审慎地设计宪政制度的。当然,在理性的恐怖中,立法者也无心于从容构思巧妙的制度安排。
      
      从阿克顿的议论中,我们或许得出一个结论:任何社会性革命和思想革命,就其本身而言,不可能是自由主义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可能合乎苏格兰启蒙运动、柏克、托克维尔、阿克顿、哈耶克等意义上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纲领。从本质上说,古典自由主义具有保守的一面,这种保守不是保守旧有的政制和权贵的既得利益,而保守民众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自觉地选择、遵循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而古典自由主义者之所以要保守这些,不是因为本民族的东西就是神圣的,比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更为优越,而是因为,这些东西作为个人与国家权力之间的隔离层,天然地可以保护个人免受国家权力的强制。
      
      法国革命及步其后尘的一场又一场整全性革命的历史起码表明了一点:任何通过政治手段、尤其是通过最为暴烈的政治手段实现社会革命的企图,都将导致灾难性后果;而社会的混乱、失序,也使政体革命也注定了不可能成功。
      
      这一结论隐含着一个逻辑的结论:在转型的过程中,政体革命是可以、并且应该与社会的演进区分开来的。社会、思想、信仰的领域,完全是自发演进的领域。不应当企图在宪政设计过程中重新安排民众的社会制度、信仰和观念。立宪者所要做的,仅仅在于,政治科学的知识的支持下,面对其同胞之存在本身,透过某种审慎的设计,巧妙地安排国家之政制,即划定诸权力的范围,安排其间之相互关系。至于其他问题,不管是宪政之背景也罢,是宪政的土壤也罢,是宪政的必要条件也罢,均不在革命的范畴之内,而属于自发演进的领域。而宪政安排之终极目的,也仅在于为这一没有终点的自发演进过程提供一个足够稳固、但又足够灵活的制度框架。因此,立宪是一项单纯的政治事务,而不是一组复杂的社会事务。简单的政体革命,才是能够有可能成功的革命。
      

      三 政治激进化的恶性循环
      
      在法国革命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政治不断地趋于激进,但激进者在当权之后会有一个倒退。曾经是革命煽动家的米拉波、西哀士,最后却都成了保卫国王者,甚至连恐怖统治的始作俑者之一丹东在最后时刻似乎也有趋于温和的迹象。
      
      然而,就是在这种激进者长江前浪推后浪的潮流中,政治不断趋于激进,最终导致恐怖统治,并以军人专政、君主制度复辟而收场。革命变成了一场纯粹的破坏,而没有按照其最初的图纸建成任何大厦。启蒙思想家画了一张人类有史以来最宏伟的摩天大楼的图纸,但法国人照着这张图纸,最后盖出来的却是比别人平平常常的房子更简陋的破棚屋,任何一个具有一点点野心并掌握了暴力或暴民的盗贼,都可以随意穿堂入户。
      
      这意味着,法国启蒙时代的政治科学出了问题,因而革命时代的政治也同样出了问题。关于政治科学的谬误,下文将予以讨论;就政治本身而言,之所以越来越激进,可能与革命者与保王党、保守的教会组织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有关。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就是摧毁一切旧制度的纲领,因此,革命一起,革命者就提出了一个整全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要以摧毁一切旧制度为前提条件;由此引发保守者的强烈反弹,他们拼命要保守旧制度,国王甚至不惜借助外国军队来恢复旧制度;面对这种危险,革命者的本能反应则是更猛烈地摧毁旧秩序。法国陷入一种可怕的正循环,革命者与保守者互相激励,政治则越来越激进,最终导致玉石俱焚。
      
      另一方面,政治人物的素质也决定了革命时代政治的消亡。与英国、美国、甚至日本、德国相比较,法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革命者的素质极为低劣,掌握巨大的权力、掌握着无数人的生杀大权的政治人物,相当多、并且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社会边缘阶层:就像柏克说,他们的绝大多数是是由下等的、无知无识的、机器般的、纯属各个各业的驯服工具的那些成员们所组成,当然,还要加上巴黎的下层文人。
      
      这些人对于传统的社会秩序,更多地只有仇视。他们当然要摧毁一切财产制度,他们也当然要打倒王权和教会;他们陶醉于自己遽然获得的权力,当然不愿刚开始享受的权力受到任何限制;他们这类人物当然不知政治为何物,他们也不知道政治的游戏规则。他们作为政治人物的行为,更多地诉诸人的本能,他们也迷信他们的理论。他们的理论告诉他们,为了建设一个新社会,摧毁一切旧秩序;他们的本能告诉他们,对于一切阻挡他们的人,绝对不能妥协退让,而必须从肉体上予以消灭。杀戮一切不服从者,就是理论与本能的完美结晶。当狂妄的理论与固执的本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动物伦理替代了文明的政治游戏规则,在政治舞台上就必然会开演一部最狂暴的戏剧。当时法国有一位革命领袖,甚至必须舔食动物的心脏才能餍足自己的嗜血狂热,他想象自己是在吃国王的心。
      
      这种狂暴气氛当然传染到了军队。据说,启蒙哲学发现了人的价值,然而,在启蒙哲学照耀下建立起来的革命军队中,却丝毫不见人的价值,相反,它非常理性地设计出了种种摧毁人的价值的制度。正是法国发明了现代的强制服役。革命政府将所有男子变成了军人。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民,也被迫去为这个他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的政府去打仗,这个政府还刻意地剥夺了他的信仰自由、屠杀他的教士,法国西部农民的起义就与此有关。
      
      同样,革命政府创造了全面战争的模式,正是这种战争模式,使得20世纪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超过历史上的总和。法国的启蒙军队早就预示了20世纪的黑暗。阿克顿用革命军队的组织者卡尔诺的话,概括了这支立志要用启蒙哲学解放整个欧洲的军队的精神:
      
      卡尔诺将胜利归功于两个东西:可以随意控制军官的升迁,法国人生命的廉价。只要他觉得有必要攻占某个地点,他可以不计任何牺牲。一位奥地利军官,如果身在离家1000英里外的萨姆布勒河,就不大可能被免职。而法国军官却随意可以被撤换。马克上校曾评论说,同是损失了一位战斗人员,对法国来说,不过是损失了一个人而已,而对于奥地利,则是损失了一位战士。旺代厄起义就已经表明了那些没有组织、没有机动能力的人,仅靠不断的活动、拚杀和勇气也一样能够取得胜利。卡尔诺只会要求他的手下一遍又一遍地发动猛攻,他根本就不考虑人员死伤情况。低级指挥官很快地被清理了一遍,有时,革命政府的刽子手也会在这方面帮他的忙,于是,最能干的人脱颖而出。
      

      事实上,在革命军队对欧洲军队的第一场胜利中,靠的就是这种无视人的生命的所谓勇敢,而那支声势浩大但又贵族领导的普鲁士、奥地利军队,却在些微的伤亡面前退却了。这真是一大讽刺:启蒙哲学号称发现了人的价值,然而,根据这样的哲学组织起来的军队,却不如贵族领主更重视人的生命!这再一次证明了,不管多少人道的哲学,不管是根据什么理性或历史必然规律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只要个人赤裸裸地单独直接面对政府,则个人就难免被奴役的命运;他们似乎有了民主权利,其实,他们不过是有了投票摧毁自己生命的权利而已。能够保障个人最基本的自由的,从来是启蒙者们所不屑一顾的传统的制度和习俗。
      
      四 摧毁宗教的悲剧与闹剧
      
      在这部讲稿中,阿克顿对于宗教给予格外的关注。
      
      意大利自由主义学者布鲁诺?莱奥尼在探讨自由概念的时候 曾经指出,在阿克顿勋爵那里,自由就是指宗教信仰自由,就是指宗教宽容,因为阿克顿本人是生活在英国国教社会中的天主教徒,他对于宗教宽容格外地敏感。这种看法当然有失偏颇,但重视宗教在革命中的遭遇、宪政安排中对于宗教的处理,确实是这部大革命史的独特之处。
      
      法国天主教历史上确实有许多不光彩的篇章,最典型的是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然而,法国的哲学家们却希望以摧毁神启来解决宗教不宽容问题。结果,法国启蒙哲学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攻击宗教,不管是伏尔泰还是百科全书派,更不要提一般文人,对于教会有一种刻骨的仇恨。这种攻击源于知识上的混乱和情感上的嫉妒,而其所导致之知识上的疏忽和错误,则在未来法国制度建设中导致了无法挽回的灾难。
      
      阿克顿说,甚至连那些没有公开攻击过宗教的自由主义人士,比如孟德斯鸠、孔狄拉克、杜尔哥等人,也都对基督教敬而远之。这种气氛在政治上的结果就是:人们认为有关教会的问题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因而也从来没有对教会与国家得出明晰的概念,从来没有认真地研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国家可以树立国教或废除国教;人们从来不知道,是否存在着一个普遍的解决办法,或者依据什么样的原则来决定这些问题。在革命的转折关头,这种知识上的缺陷显示出了其致命性。
      

      因此,革命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错误的方向。如我们在第二部分的分析所说,法国革命从其思想根源上说,就是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摧毁宗教,正是摧毁宗教,由此激起了教会的反抗,于是,革命者的一大目标就演变成了从肉体上消灭教士。革命政府曾经要求教士宣誓效忠于政府,在遭到众多教士拒绝之后,革命政府便发动了有史以来最残酷、最全面的宗教迫害。
      
      这种宗教迫害不仅本身完全违背自由原则,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法国自由政体之完全不可能建立。路易十六之走上彻底反对革命,从而使立宪君主政体的希望彻底破灭,与革命者对天主教之赶尽杀绝有密切关系。恐怖统治之出现,也与此有密切关系。
      
      法国西部民众的起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巴黎的革命政府剥夺其宗教信仰有关。阿克顿对于民众的这次起义给予无限的同情,甚至认为,在当时的法国,只有他们在捍卫自由的事业。这种结论可能有点令人吃惊,但阿克顿的理由是不容置疑的:失去了信仰的自由,就是将其大量实质性内容拿走了的自由。而这些西部反叛者就是在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而战,在阿克顿看来,这是一个崇高的事业。
      
      革命摧毁了历史地形成的宗教,然而,追寻超验,乃是人心的一种自然趋向,连革命者自己都不能例外。革命者为自己和民众生造出某种崇拜的对象。当革命进入最高潮的时候、即恐怖统治时期,人们看到了历史上最滑稽的一幕:一种名为理性宗教religion of Reason)的怪物庄严地诞生了,一位女演员被尊为自由女神或理性女神,被的革命的议员们和革命群众顶礼膜拜。 而这个理性崇拜教的教主就是公共安全委员会中最残暴的谋杀犯肖默特,他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世俗化的敬神活动。他在崇拜这个理性之神的时候,则关闭一切教堂。
      
      同样,恐怖统治的操纵者罗伯斯庇尔则要求,国民公会应当承认存在着一位超验的存在(Supreme Being)。罗伯斯庇尔意识到,在文明的发达阶段,如果没有对于上帝、对于永恒生命、对于上帝的主宰的信仰的约束,就很难保持那些美德。社会将被激情和利益搞得四分五裂,只有借助宗教的普遍的根基,才能够调和、控制这些激情和利益。不过,他当然不能向传统宗教屈服,他创造出了一个超人崇拜,革命人民在巴黎举行了盛大的朝拜仪式。
      

      革命者决心让理性统治天国。恐怖统治时期,17941124日,开始采用革命历法这个立法准备用科学取代基督教,让理性压倒历史,让天文学家压倒教士。可笑的是,实行这种历法的结果是废除了星期天和各种节假日,而革命者却从来没有想过,每月的名字是多么荒唐,根本不可能适用于纬度不同的其他地方,根据法国本土自然变化命名的葡萄酒月、月、月,到了法兰西海外诸岛和殖民地,人们根本就不知所云。
      

      于是,对理性本身不加以节制的唯理主义,轻易地就走到了它的反面。其实,用哈耶克的话说,宗教、传统等等都是理性不及的irrational),在理性的限度之外的,他们确实可能无法用理性解释,但对于人的生存却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启蒙者试图以理性否定宗教,完全是对理性的滥用。
      
      这种理性的滥用给宗教迫害提供了最坚实的论证。我们看到,理性之神降临的时候,正是恐怖统治盛行的时期。哈耶克所批评的启蒙哲学的唯理主义,在这里找到了最极端、然而也是最本质的表达方式:赤裸裸的理性统治,就是赤裸裸的暴力统治。其间的逻辑是简单明了的:除了启蒙哲学家和革命者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纯粹理性地存在,那么,那些掌握了理性、并且凑巧掌握了权力的人,就可以用暴力来让世界和人的生活理性化。
      
      阿克顿的整部书对宗教问题再三致意,他的结论很清楚:如果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却否定宗教摧毁宗教自由,则不可能有自由政体。根据阿克顿的论述,我们甚至以引申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一个不能恰当地处理宗教问题、信仰问题的国家,是一个不可能享有自由的国家。
      
      五 政体设计原理的谬误
      
      如果说,英国和美国是立宪成功的历史,则法国大革命则是一部立宪失败的历史。阿克顿说,政治科学强烈要求,必须靠多元和分立来操纵权力,但革命期间的法国立宪者却普遍地青睐整体性和单纯。阿克顿的叙述揭示了,政治科学上的这种错误观念,是如何导致法国的革命者(及保守分子)是错失一个一个机会,从而使政体越来越糟糕的,到恐怖统治时期,则完全诉诸暴力和恐惧,简直就没有任何理性的治理可言。阿克顿的叙述涉及到立宪理论中的几个最关键问题,而在这几个关键问题上,法国的革命者从一个错误走向另一个错误。
      
      自由政体是否能与传统制度兼容?
      
      法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以美国革命为榜样,但不幸的是,法国人只看到了革命时代——很多法国人悔过后成为革命领袖——的美国,而没有看到立宪时代及其后的美国。因此,就像阿克顿爵士说的,法国尽管受到美国革命的深刻影响,但却没有感受到美国宪法的影响。法国受到的是令人不安的影响,却没有受到保守主义的影响。” “法国人从美国那里拿来的是他们发动革命的理论,而不是他们切割又缝合政府的理论。革命时代的美国人跟启蒙哲学家一样,喜欢谈论抽象的原理,喜欢谈论可以普遍适用的、并无处不构成破坏性力量的理论学说,这些学说让法国人兴奋不已。但1787年以后,美国发生了变化,这时候,制宪会议正在起草宪法。这是一个建设时期,人们作出一切努力、设计出种种方案来阻止不受约束的民主制度。……他们最令人难忘的发明创造不是出自机巧的设计,而纯粹是不彻底的折衷办法和互相妥协的产物。后来颁布的美国宪法,也没有引起法国人的多少关注。
      
      诚如阿克顿所指出的,在英美革命与法国革命之间,有一个今天的人们看起来似乎没有区别,而事实上具有根本意义的区别:英美革命乃是要建立自由政体,而法国的大部分革命者所追求的乃是大众民主政体。究竟是建立自由立宪政体还是建立大众民主政体,这是阿克顿叙述的一大脉络。而如果是建立大众民主政体,则君主制度就必须予以推翻,贵族制度也应予以废除。如果仅仅是建立自由政体,则君主立宪政体就是最简便的、也最现实的,那么,君主就是可以接受的,贵族制度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样,不需要推翻君主和贵族,而是保留他们但对其权力予以制度性限制,革命期间的自由主义者一般都倾向于模仿英国而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而按照法国启蒙思想的逻辑,只有人民有权力统治自己,或者推一步讲,只有获得人民明确地同意的政府,才可以治理人民,而君主和贵族缺乏这种正当性,因此,唯一合理的政府就是人民或其代表治理之共和政体。
      
      尽管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题是革命的新制度,其实不过是君主制下的旧制度的自然发展而已。这种结论虽然颇具启发意义,但也可能是误导性的,至少,君主制与共和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体,而君主制下的少量的自由与恐怖时代的根本没有自由之间,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托克维尔的含义是,法国新旧制度都以绝对的权力为宗旨;但人们可以设想,君主拥有的绝对行政权力,在受到立法和司法权力的限制后,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行政部门?
      
      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制?
      
      对于治理一个大国来说,联邦制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制度安排,阿克顿在评论美国的制度时说:对于绝对民主真正起得天然制约作用的是联邦制度……” “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了,民主制度不仅可能是虚弱无力的和不明智的,也可能是专制的、压迫性的。于是,他们找到了限制它的办法,即联邦制,它使得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完全的民主制度。中央政府只从州政府的权力中拿走了若干明确列举的权力,州政府则保留着中央政府拿走的权力之外的所有权力。罗马人知道如何让君主制度无害,那就是使其分立;美国人则将民主制度一分为二,从而解决了更为难缠的问题。
      很多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法国人也都确信,联邦制对于他们来说也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制度。孟德斯鸠和卢梭都曾认为,联邦制是实现自由的条件。在革命者中,早年相当狂热、后来却趋向温和并致力于维护君主制度的米拉波已经意识到,要把各省与首都的狂乱分离开来,联邦制度是唯一一种能够在一个大帝国中维护自由的制度。然而,这种理念却并没有能够在法国思想人物中发扬壮大;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一种力量应该受到另一种力量的制衡。结果,就像托克维尔所分析指出的,革命不过使路易十四之后的君主专制制度变成绝对的革命专政而已。阿克顿认为,仅仅由于米拉波认识到联邦制的重要意义,就理应获得法国人的尊重。

      

      单院制议会还是两院制议会?
      
      激进的革命者信奉人民主权原则,并且直接讲这一原则运用于政体实践中。他们认为,人民的意志只能有一个,而不可能有两个,人民的意志当然也不能互相制约,因此,只能实行单院制。
      这种看法由来已久。伏尔泰曾经公开宣称,宾夕法尼亚州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治理模式。这个州的模式就是由一个单院制的、不分割的立法机构掌握一切权力。对法国人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富兰克林曾经说,他那个州的宪法是一个奇迹,而法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杜尔哥则是这种模式在欧洲的热情宣传者。
      
      因此,在革命期间的几次立宪过程中,都没有认真讨论过两院知的问题,人们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单院制。在国民议会的立宪过程中,议员们担心,参议院将成为被打败的贵族、教士等级的庇护所。同时,他们也不希望看到在这些等级的废墟上又建立起一个新的贵族制度;他们怀疑,政府可能会偏爱那些及时改变立场的少数贵族。这是人们偏爱单院制的一个考虑。
      
      另一个考虑则是,一个集中全部立法权力的单院制议会,能够最有效地防范行政权力。而阿克顿直指这种心态是非理性的。据此,革命期间所有的宪法都不承认国王或其他行政权力对于议会立法的否决权。而阿克顿清楚地知道,绝对的权力必然趋向于绝对的腐败变质,最纯粹的民主政体的治理——也即由全体人民直接选举出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单院制议会——肯定也会以暴政收场:法国革命的暴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议会的暴政。
      
      而且,这种暴政极有效率。在议会的活动中,基于唯理主义的逻辑,革命者始终重视的是议事效率,而摧毁一切合理的自我约束程序。国民议会成立之后,一位英国人曾法国人提供了有关英国议会惯例的文件,比如,有哪些例行公事的程序,可以对通过议案设置什么样的障碍,如何便宜行事以照顾少数派,如何能使反对派与政府大体上势均力敌。然而,阿克顿说,法国人所需要的仅仅是一种更为便捷的方法,而阻碍和拖延就是与理性作对。他们匆匆忙忙地立宪,匆匆忙忙地颁布法令。甚至曾经屡次出现头天颁布法令,第二天就予以撤消的事情。立法,不过是由心血来潮的议会多数,对变幻无常的政策进行一番包装而已。
      
      行政权力应当被消灭?
      
      由于法国的君主专制是最典型的,连托克维尔都认为,法国的很多弊端都源于君主的权力高度集中,因此,革命者的首要目标就是摧毁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而这种思想又获得了美国革命理论的支持。根据阿克顿的分析,美国人将一种政治理论传给了法国人。在早期的美洲殖民地时代,行政机构的权力和司法机构的权力来自本社区以外,来自英国,因而当地争取自由的民众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缩减这两种权力。而议会则在人员组成和性质上是民众性的,因而,议会的权力每增加一份,似乎是给权利又增加了一层保险,美国革命者和人民对待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态度有点像继母。
      
      法国革命者继承了这种态度,并且更加激进:革命者主要受两种观念的控制。首先,他们不信任国王,认为他是多余的,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专制罪行,因而他们不可能屈从于他,听凭他对他们施加那么多约束和控制;其次,他们也相信,在专制统治下保障个人自由所必需的那些机制,在人民统治的政体中是多余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唯一的力量就是公众的意见。这两种观念会导向同样的政策结果:两者都倾向于加强代表国民的议会的权力,也倾向于削弱由国王代表的行政性权力。
      

      这种心态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为行政权力辩护的观点根本没有人支持,这其中最明智的是米拉波。在米拉波看来,在革命的狂风暴雨的袭击下,旧秩序已经崩溃了,有助于社会维持秩序的习惯和传统、乡里联系和个人信用也都消逝了。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危险而混乱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迫切需要的正是一种强有力的行政管理。米拉波认为,这个时候,应当担心的不再是国王的强权,而是国王的弱势了。阿克顿评论说,在这个时刻,只有米拉波还在捍卫着宪政的原则
      

      但没有人愿意让人民的权力被谮夺。结果,在若干年时间中,法国的行政部门几乎陷于瘫痪,完全由议会治理,一度则由罗伯斯庇尔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来治理。摧毁正当的行政权力体系,最终却催生了一种绝对的行政权力。
      
      司法审查制度
      
      议会的法令是否应该接受审查?阿克顿指出,在美国的宪政制度中,限制行政部门权力的最重要的机制是司法审查最高法院可以作出宣布违宪法律无效的裁决。阿克顿引用一位作者的话说,仅靠这种制度,美国就能改正其政府的一切弊端
      不过,在法国革命爆发的时候,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还没有发育出来,因此,我们似乎不应当指望法国人会提出这种制度设想。但一位越来越保守的革命者西哀士作出了一项理论贡献,隐含地提出了现代司法审查制度的设想。根据阿克顿的分析,法国国会的古老原则几乎已经暗示了某种司法审查法院(a court of revision)的存在。当然,随着法国旧制度的崩溃,这种传统已经被摧毁了。在恐怖统治结束后1795年的立宪活动中,西哀士提出了成立宪法陪审团的设想,这个陪审团大约由100人组成,用来监督宪法的实施,成为与立法者相抗衡的宪法的守护者。它将受理少数派和个人针对立法机构的诉状,以保持这些有机的机构的锐气,使之不被国民代表无所不包的权力侵害。不幸的是,这一由欧洲人提出的类似于美国最高法院司法审查职能——但这种职能在美国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值得纪念的努力,却在85日遭到议会的拒绝,几乎全体一致地拒绝。法国人本来能够为人类政治制度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但迷信于人民的绝对权力的法国革命者丧失了这个机会。
      
      司法独立
      
      柏克在其激烈抨击法国大革命的名著中对法国传统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他认为,尽管这些司法机构具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它们有一个根本的优点:它们是独立的。因此,在历史上,最高法院提供了对于君主制的放纵和恶行的矫正
      

      然而,启蒙哲学家们却只看到了传统司法制度的恶,而且,他们仅仅由于对法庭的处理方式不满,而摧毁了传统司法制度。那些哲学家的结论是:司法当局愚蠢得让人作呕;法律中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那些残忍地捍卫法律的人也没有一点仁爱;如果他们落入到复仇女神之手,以他们的罪行,他们遭受任何劫数都不算过分。
      阿克顿指出,很明显,大革命期间那些创建了革命的司法制度的人物就受到了这种激烈观念的影响,他们投入到这场争取人道的斗争,这场斗争提出的要求是,建立一种不受种种恶行玷污的政府,颁布新的法律,创立新的司法制度。

      
      结果,革命所催生的,却是比传统司法制度残酷百倍的怪物。因为当司法体系失去其独立性之后,它就不过是政治人物可以随意控制的工具,从而使法律丧失其全部的公正性和确定性。政治人物有多残忍,法院就有同等程度的不人道。
      
      在攻占巴士底狱后,出现了一种新东西:人民法庭,政府军士兵被这个法庭处死。随后,则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军事法庭,尤其是革命法庭最为臭名昭著。这种革命法庭的官员由罗伯斯庇尔等人任命,对其作出的裁决,罪犯不得上诉。这些法庭取消了一切正常的司法程序,甚至也不需要证人、证言、证据,它的原则是:全面逮捕,快速审判,立刻处决。革命法庭成为有组织地进行大屠杀的工具。有的时候为了节约时间,甚至由狱卒自己随便押来一些囚犯,随便审理之后,即交给外面已经嗜血成性的杀人犯去尽情地杀戮。还好,那些屠杀者自己也陆续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并被送上了他们设计的人道的杀人工具:断头台。
      
      因此,判断一个健全的司法制度的唯一标准是看它是否独立,是否独立于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之外,而不在于它本身是否腐败,是否效率低下。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因为某些不便和腐败而摧毁了尚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传统司法制度,得到的是司法公正的完全丧失。
      
      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立宪努力完全失败了,从政制的几个最重要的方面看,革命者始终没有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可以自我维续、并能保障启蒙哲学所向往之个人自由的新制度。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法国人搞出了一种发达但却错误的宪政理论。
      然而,后人似乎并没有以此为戒提出一种健全的立宪科学。法国大革命之后,人类又经历了多次法国革命式的立宪失败。就像阿克顿所说的,人是脆弱的,甚至经常是邪恶的。不过,阿克顿也相信:尽管人类确实很糟糕,但在这个世界上依然存在着某种道德本性,它能使我们走一阵停一阵、缓慢地减少恶。而今天,人类政治实践和政治科学的逻辑清晰地证明了:矫正人性之恶的最伟大的工具,可能是一种健全的政体。自由宪政政体不能创造一个玄想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但它起码能够创造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从而让我们自己去发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而政体设计的最高鹄的,亦不过如此而已。
      
      本文为作者所译阿克顿《法国革命讲稿》之译者后记,该译本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内年出版。
      
      作者秋风,独立学者,现居北京,主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网站《思想评论》(www.sinoliberal.com),翻译出版《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哈耶克传》、《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等。
      
      注释:
      
      Acton, Lectur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ited by J.N. Figgis and R.V. Lawrence, Macmillan and Cc., Limited, 1910
      Owen ChadwickProfessor Lord Acton edited by Christa Rabbitt,见Acto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Liberty网站www.acton.org
      参见Russell KirkThe Conservative Mind,各版;Edmund Burke: A Genius Reconsidered, New Rochelle, N.Y., 1967
      Acton,上引书,p.287他的知识是没有任何缺陷的,不过,他的知识也是有限的、受到了制约。他对政治文献与历史的了解,要强于对政治生活的了解;他那些新颖别致的见解,并没有多少原创性,他并没有激发出人们灵光的闪现,也没有提出发人深思的暗示。
      
    Irving Kristol, Neoconservatism: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
      相关论述见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第四章《自由、理性和传统》。

      Acton, p.20
      一位法国学者曾经这样斥责卢梭、罗伯斯庇尔等等幻想改造人性——在法国知识分子中是如何地普遍”——的法国思想家:啊,你这无耻之徒,你竟然如此地自负!你竟然认为人类是如此地无足轻重,你竟然想改造一切。先改造你自己吧!这对你来说就是个艰巨的任务了。见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秋风译,《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2页。
      Irving Kristol,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s a Successful Revolution”, in Neoconservative: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 the Free Press, 1995。作者说,美国革命一点都没有罗曼蒂克,简直可以说是平淡无奇。但正是这种平淡无奇的特质保证了美国革命的成功。p.240)另外,汉娜阿伦特则认为美国革命才是一场革命,而法国大革命——及后来的俄国革命——乃是一场反叛(rebellion)(见同书,p.241)。
      柏克,《法国革命论》,商务,1998年,P55
     
     

     

    理性、激情与革命


    阿克顿著,秋风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年
        
    人人渴望自由,也许再也没有哪个民族比法国人更喜欢自由这个字眼了。然而,至少那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并没有给法国人带来自由,相反它导致成千上万法国人,从国王,到教士,从一拨一拨革命领袖,到西部淳朴的农民,纷纷死在革命的潮流中。一部法国革命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部人们互相砍杀的历史。阿克顿爵士的这本《法国大革命讲稿》,很详尽地记录了这个血腥的、充满了戏剧性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过程,法国人确实彻底推翻了托克维尔所说的旧制度,但他们却迟迟没有能够建立起他们所渴望的、能够保障自由的宪政政体。
       
    这样的政体诞生在美国——英国由于是自发形成的,因而可以暂时不管。根据阿克顿的分析,美国人的革命事业,对法国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上,正是美国人鼓舞了法国人的革命精神。
       
    不过,诚如阿克顿所说,美国人的革命可以清晰地分为两个阶段:独立战争时代,制宪时代。在前一个阶段,美国人的措辞一直是富有进攻性,比较激烈,喜欢谈论抽象的原理,喜欢谈论可以普遍适用的、并无处不构成破坏性力量的理论学说(第36页),比如托马斯·潘恩的那些小册子。引起法国人注意的,正是这样一套充满激情的话语体系。但法国人却没有注意到美国人的另一项事业:制宪会议及其前后关于宪政制度的理性的话语体系。
       
    翻阅麦迪逊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就可以感受到理性在政治中的力量。来自各个州的代表,以自由为支点,对政体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枝枝节节,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理性的辩论。经由这样一番知识的过程,美国制宪者创建了一个后来被证明取得巨大成功的宪政制度。他们把自由变成了一种可行的治理模式,又把这种治理模式变成了一门科学,也即宪政科学,从而完成了一场真正的革命
       
    美国人对自由的渴望当然跟法国人一样强烈,但是,也许因为制宪者们大多数是普通法法律家(接受过英国普通法法律训练的法官或律师),因此,他们深知,重要的不是对自由的高调宣布,而是切实的保障自由的制度。对于自由的激情,被普通法法律家们转换成了对于宪政科学的理性探讨。
       
    再看看阿克顿爵士所描述的几年后召开的法国三级会议和国民公会,可以发现,那里充斥的是激情,大多数人都陶醉在掌握权力的狂欢中,放纵着对利益对头的仇恨,尽情地宣泄着报复自己过去所受损害的本能。人们为自由——实际上是无政府——欢呼,但却没有多少人认真地讨论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保障自由。
       
    法国人总是标榜自己对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羁绊的自由 查看(887) 评论(1) 收藏 分享 圈子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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