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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查德·林克莱特:少年时代

    2015-12-17 08:47:33

    第一眼看到《少年时代》的电影海报,我就被碧绿的草地以及小男孩略带忧郁的眼神所深深吸引。


    这是一部拍了12年的片子,主角Mason从一个6岁的小男孩成长为一个18岁的男人,而他的主演Ellar Coltrane也在这十二年间,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如果说这部片子和其他青春成长类故事片有什么不同的话,我想,大概就是时间吧。12年的时间,不仅让两个孩子长大成人,也让为人父母者,获得了成长。戏里戏外莫不如是。


    影片快结束的时候,Samantha已经成年,搬到附近的大城市独居,Mason很快也要离家开始大学生活。刚刚结束第三段婚姻的母亲盘算着卖掉房子,换取一套小一点的公寓。


    他们在餐厅有这样一段对话:

    Mom:Hey guys, let’s be clear. We’re gonna break this into four categories. One, anything you want to keep from your childhood and you are taking with you. Two, throwing away. Three, donating. And four,whatever you want to try to sell at the garage sale next weekend, whatever we don’t sell,we’re donating.

    Mason: Doesn’t the apartment have like an attic orstorageor something?

    Mom: No, you’re missing the point. We’re notgonna drag a bunch of crap to mum’s tiny apartment.

    Samantha: Can’t believe we’re moving again.

    Mom: No, I’m moving. You moved two years ago.You have an apartment in Austin. Mason is moving in the fall. I’m done. This’ll be great for me. I’ll have all these options. I could take a sabbatical. I could get some writing done, try to get published. Come on, you guys area dults. You need to take some responsibilities.


    母亲要求孩子们在搬家前把东西分门别类整理好,并且强调是自己一个人搬家,孩子们已经年满18,应当离家独立。别以为母亲真的这么潇洒,当Mason收拾行李离家那天,她哭得泪流满面。12年来,经历了三次失败的婚姻,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孩子,期间多少辛酸苦楚,都只能自己咬着牙挺过来。如今终于可以放下包袱,重获自由的时候,她却难以割舍,甚至期待能有更多和孩子们共处的时光。我想,她绝不会想将这些日子重来一遍,只是过去了的,即便是苦难,都将成为最亲切的怀念。


    在学生的眼里,母亲是一个睿智的好老师,关爱有加,总是将课堂氛围经营得轻松有趣。而在Mason的眼里,母亲尽管获得了硕士学位,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和不错的薪水,但至始至终都十分迷茫。他们都是对的。母亲或许是一个好老师,好母亲,但未必是一个好妻子。Mason失恋后,与父亲的一次谈话中。父亲曾提起他和母亲的婚姻,他说:我或许已成为当年她想要我成为的样子——考取精算师,在保险公司工作,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我不是说她生气一定不对,只是也许她可以更有耐心一些,更宽容一些。


    父母在23岁时有了Samantha2年后又有了Mason,在Mason6岁时离异,彼时两人刚刚31岁。当时的母亲收入微薄,又有两个孩子要抚养,可以理解她对父亲在家庭责任上的期待。但父亲却选择去了阿拉斯加,选择了追求自己的音乐理想。他或许是个好父亲,却未必是个好丈夫。又或许,当时的两人,都太过年轻。


    耐人寻味的是,母亲在于父亲离婚后,又有过两任丈夫,但未再生育,与后两任丈夫的离婚,或多或少都与继父们对孩子的教育观念有关。而父亲则与新婚的妻子有了孩子。父亲经过一次失败的婚姻,获得了成长,在新的婚姻中重新实践和修补父亲和丈夫的角色,但母亲却很难从头来过。


    父亲在得知Samantha交了男友之后,和她语重心长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Dad: I was 23 when your mom had you. So was she.And we didn’t put ourselves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be great parents. I wish Iwere a better parent to you guys. And I hope that you can learn from my mistakes,okay?


    面对女儿的早恋,父亲并没有如临大敌,强加干涉,而是告诉女儿要学会保护自己,并且做好避孕措施。因为为人父母要承担太多的责任,他自认并未做好,因此希望女儿能吸取自己的教训。


    无论他是否是一个好丈夫,他毋庸置疑是一个好父亲。离婚之后,他几乎每隔一周就会来接孩子们出去共度周末。他关心孩子们生活中鸡毛蒜皮的琐事,认真地和孩子们讨论良好的沟通模式,当Mason提出总是他在询问却从来不主动说起自己的生活时,他欣然接受并表示愿意改变;打保龄球的时候他不让Mason使用儿童用的护栏,因为在护栏的保护下,即便全中也毫无意义,生活中没有护栏,希望他能够学会挑战;他和6岁的孩子讨论政治问题,询问他们的政治倾向,并未把他们当作什么也不懂的孩子去看待;他为孩子们写了首催眠曲,告诉孩子们他仍然关心他们,永远爱他们;他教Mason如何和喜欢的女孩子聊天,又在Mason失恋的时候告诉他,中学时期的恋情往往很难持久,两个人很难长久维持在同一成长频率上,当他学会对自己负责,并且有所专长时,自然会吸引到很多女孩……所有的这些细节,无不饱含着一个父亲深沉的爱。


    或许正如Mason所说,母亲至始至终都处在迷茫的状态,但至少她很努力,尽到了作为母亲以及教师的责任,至于婚姻,也许将来会有新的可能。而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也因此搞砸了和母亲的婚姻。在作为父亲这一角色的成长过程中,他学会了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中找到平衡。当Mason问他从事的职业时,他这样回答:


    Mason: I thought you were a musician.

    Dad: I am, but life is expensive, you know? Guy's got to be responsible.


    面包与理想不一定非得对立,即便发生冲突的时候,每个人也可以有自己不同的选择。只是既然选择了为人父母,便如同选择了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大概只有当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愿意不断学习成长时,才能使孩子们的灾难减少一些吧。


    推荐观看:


    《少年时代》,2014,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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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路、赵珈禾:我们为什么会分手

    2015-12-10 09:09:50

    年底将近,身边不少朋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同时也有另一些朋友,选择了分手。刚刚结束恋情的朋友中,有主动弃权的,也有被动离场的,短则数月,长则三五年。每段恋情都有个甜蜜的开始,结束的时候也难免让人唏嘘,持续的时间越长,便越是令人不解——既然辛苦维持了那么久,又如何会最终走到无可挽回的这一步?


    这让我想起年初的时候看过的一本书:我们为什么会分手。这个标题可能会有一些误导,书里说的并不是作者两人的故事,而是他们共同征集的分手故事。每一个故事,都邀请曾经的恋人,分别阐述两人的恋爱经过,以及分手原因。在征集到的22个故事中,他们挑选了其中因为主观原因分手的15个故事。确切的说,是15对昔日恋人的30个故事。分明是同一段感情经历,在两个当事人的记忆中,却是如此不同。原来相爱中的两个人,虽然看似亲密无间,但实际上却未必真的彼此了解。


    看完这15段恋情的逝去,虽然各有各的原因,但归结到底,竟然都左右不离“不信任”这三个字。对自己的容貌身材不自信、对自己的年龄不自信、对自己的家庭条件不自信、对自己的思想见识不自信,于是开始庸人自扰,担心自己没有足够魅力吸引对方,担心对方厌倦自己另结新欢。承认对自己的不信任往往是比较困难的,于是便将这种矛盾的心理转嫁到对方身上,转化成对对方的不信任,不信任对方会钟情于自己,不信任对方能够忠贞不渝。


    一旦埋下不信任的芥蒂,无论多小的事情都能引发矛盾。或是醋意大发,对每一个潜在的情敌都虎视眈眈;或是斤斤计较,对对方的每一个行为都曲意理解、过度反应;或是加倍付出,却要求对方也给予相同的回应……无论是哪一种,最终都会把对方逼到焦头烂额、心力交瘁。两人的恋爱早已是苦多乐少,分手只是迟早。


    很想把这本书推荐给身边新近结束恋情的朋友,或许在这些故事中,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借以解开心结。有人问我,为什么朋友分手失恋要找我这个感情史如此单调的人开解。我想,大概因为关心则乱吧,离得远的人,或许还能记得初心。但真正的原因或许是,朋友们并不需要我任何实质性的建议,需要的只是倾听和理解而已。解铃还需系铃人,祝福每一个身边的朋友:)


    推荐阅读:


    《我们为什么会分手》,2014,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P.S.百度阅读网页版可免费试读前三章,手机端可免费阅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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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小娴:面包树上的女人

    2015-12-02 22:12:42

    前两天听闻这部小说被搬上荧幕了,于是突然想起了我的少女时代,嗯,那个与爱情无关,整日在动能势能和化学等式中苦苦挣扎的少女时代。


    面包树是张小娴连载的第一部小说,也是我看的第一本,在那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被奉为经典,时常拿来做劝慰失恋者挥泪斩情丝的反面教材。十年后的今天,我除了依稀记得这是一个与才子分合纠缠的故事之外,其实并不记得太多的细节。

    于是今晚花了两个小时,将这个少女时代喜欢的故事重新翻了一遍。张小娴的爱情小说向来篇幅不长,面包树不过短短7万字,却从一个少女的初潮写到了她的27岁,经历了三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在闺蜜们的爱情和小说的感染下无限憧憬爱情的中学时期、邂逅才子坠入爱河然而却无力把握幸福充满不安全感的大学+职场新人时期,以及最后的经济独立渴望安定的初恋后时期。没有太多标新立异到荒诞无聊的情节,最擅长的是刻画面对爱情时那种百转千回的思绪。


    面包树在《明报》上连载的时候,是1994年,那一年张小娴也正好27岁。按理来说在三个阶段的描写中,对最后一个阶段的体验应该最为新鲜深刻,但在这本小说中,写得最遗憾的却是此段,反而是中学时期和大学时期更为出彩。


    先说说中学时期。这一阶段的描写只占到全文篇幅的1/5,没有对女主爱情的正面描写,甚至连单恋也没有,只有通过她对身边两个闺蜜的恋爱所持的态度,侧面描写了她的爱情观。令十年后的我诧异的是,当年同样27岁的张小娴居然对中学时期那种天真到近乎幼稚的爱情观把握得如此准确。盲目的自负与自卑、以衰老为耻、幻想永恒、面对恶意的欺骗却误以为是自己遭遇了超凡脱俗的爱情。身在其中的时候,从不觉得有何异常,但现在回过头去看,才理解为什么父母对青春期的子女总是有没完没了的担忧。


    和才子的初恋,应该是小说最精彩的部分,精彩的同样不是故事情节本身,而是对恋爱情绪的精确捕捉。并非与才子的恋爱都是如此,但一段不平等的恋情总是逃不过这样纠结的过程:永远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即便在一起也总是怀疑幸福是否真实,更要为下一秒的幸福所担忧,这种安全感的缺失不但将自己也将对方折磨得遍体鳞伤。张小娴对程韵的刻画是非常到位的,把初尝恋爱,却不知道该如何恋爱的矛盾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对林方文的刻画却显得有些符号化,仅仅是模糊的“难以捉摸的才子”形象。


    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划分,其实让我有些犹豫。程韵虽然已经在职场上站稳脚跟,成为经济独立的女性,但她对爱情的观念与处理方式,却似乎仍未成熟。她渴望安定的生活和长久的关系,却没有意识到阻碍她获得这一切的,并不是任何一个人,而是她自己缺失的安全感。


    所谓人不风流枉少年,大概没有矫情过的青春期也称不上少女时代吧。折腾累了,作不动了,不再把对方当成全世界,不再用放大镜去追究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了,能好好过一个人的日子了,大概也就可以过好两个人的日子了。


    P.S.可能大家也发现了,上一篇《张佳玮:我和赵灵儿的爱情故事》只在朋友圈里转载,并没有推送到公众平台上来,原因是公众平台改版之后的版权问题。今后推荐文章的试读部分可能要被迫取消啦,还好这些文章也都不难找,就麻烦各位看官们自己动手咯 : )



    推荐阅读:

    《面包树上的女人》,2012,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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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宝玉,你好……

    2013-06-02 16:40:51


    等了整整半年,终于等来了林奕华,等来了何韵诗,等来了他们的贾宝玉。

            诚如导演所极力强调的,这出戏,是贾宝玉,而不是红楼梦,是以刻画个人为主线的,把个人从繁杂的背景中剥离出来,去剖析他的内心,他的思前想后,他的种种行为的因果。

     

    【那之前呢?】

            故事的叙述,从白茫茫的雪地开始,在一个又一个“那之前呢?”的提问中,故事被一段一段倒叙到了最初的木石之盟。对未知的故事,人们总是好奇它的结局,甚至忽略细节发展,急不可耐地追问“然后呢”?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早已烂熟于心的故事,人们想刨根问底的早已不是情节,而是根源。

     

    【穿西装的十二金钗】

            舞台的布置,非常不走寻常路,没有雕梁画栋,没有华服钗饰,二十场戏下来,都用同一个舞台陈设,十根矗立的水泥柱子,像是某个废弃的旧工厂,十二金钗,都是衬衫西裤长风衣,经典的OL装束。

            舞台陈设及演员的服装,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营造年代感以及塑造演员的性格,便于观众更快地入戏,然而对于这部戏而言,过多地强调舞台布景及服装,反而会将观众的注意力放在红楼梦而非贾宝玉身上。年代感的疏离,熟悉的衬衫西裤长风衣,仿佛十二金钗就是身边的人,而自己就是贾宝玉。

        这出戏的中文名,叫做《賈宝玉》,贾字用了繁体字,宝玉却用的简体字,不知道是否亦是暗示了这种关系。

     

    【家族,到底是什么?】

            无论宝钗、熙凤还是贾政,都在反复和宝玉说一个家族的概念,个人是没有选择的权力的。可是家族究竟是什么?值得每一个人都为之牺牲自己?又从中得到了什么呢?

            王熙凤身为贾家的总管,看似风光无限,实际上却是为了家族的运转,完全地牺牲了自我。首先是操劳无度,全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事情她都得管,自己的身体顾不上,最终落下了血崩的毛病;其次是忽略了与丈夫的情感交流,间接导致丈夫有了外遇。晴雯和宝玉吵嘴的时候有一幕很有意思,宝玉说,如果你不是生在这样的家庭,或许就是第二个风姐姐,晴雯反驳道,像她有什么好的,铤而走险放高利贷还不是为了养活你们这帮富二代。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夜深人静的时候,王熙凤会不会也曾反问过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而贾政呢?在这一版的演出中,贾政不再只是一副道学先生的嘴脸,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同情。特别是在宝玉挨打那一场的剖白,他痛打宝玉,也许并非出自真心动怒,而是为了安抚北静王,是为了保全贾家免受灾祸。只是在家中,都得做戏掩人耳目,何况是仕途之中朝堂之上呢。恐怕回到房中面对妻子,都无法完完全全卸下面具,坦诚相对,因为王夫人会举荐宝钗成为宝二奶奶以巩固王家的势力。

            家族,为个人提供了物质保障,因此个人必须无条件地牺牲自己,而做出对家族最有利的选择。这是宝玉所不能苟同的价值观。在现代社会,其实两种价值观是并存的,要么自食其力换取更多的自由,要么依赖家庭,放弃选择。中国几千年来的家文化是后一种价值观的根源。以家为单位,是人在社会发展历程中探索出的一种有效生存途径,可以有效积累、整合有利的社会资源,共同抵御外部的压力,家庭成员荣辱与共,为共同的目标奋斗。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显然对这一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个人的需求得到重视,两种价值观相碰撞,矛盾就此产生。一个家庭成员选择个人主义,必然违背了其他家庭成员渴望以家族为单位共同发展的愿望。

     

    【黛玉是剩女?】

            若是放在现代,金陵十二钗谁会成为剩女?

    宝钗、熙凤、湘云,都有各自鲜明的“好处”:宝钗为人处世滴水不漏,最适合当官太太;熙凤虽强势不让于人,但毕竟才干了得,适合做企业高管,自然有仰慕她才能且能包容她脾性的人;湘云开朗阳光,虽身处逆境却正能量满满,和她在一起虽无助于仕途,却能开开心心惊喜不断,喜欢这个类型的恐怕也不在少数。

    而黛玉呢。虽然十二钗中她的个性非常鲜明,但似乎却没有太实际的“好处”。她诗才横溢,但在文科式微的现代,她空有满腹才华,也难以靠此糊口。性格上,她多愁善感,自怨自艾,花开时感叹花之将落,热闹的宴会之上感慨这不过是一时麻痹自我,散场后无非更加苦闷各自泪垂。

    她什么“好处”也没有,唯有一颗真心罢了。可现代人,最害怕的,就是真心,因为真心往往太过厚重,难以回应。何必刨根问底,有多爱呢?追寻到底,无非如剥洋葱般,只剩虚无和眼泪。

    黛玉和宝钗一样,都非常善解人意,不同的是,黛玉拿的是刀,剖析自己剖析他人,然后将疮疤赤裸裸地晒出来;而宝钗拿的是膏药,彼此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疮疤揭出来可能因为及时医治而痊愈,可能因为无药可治而加速溃烂;贴上膏药,也许就此暗暗消炎退肿,也许反而捂出大病。

    两种处事态度自有其好坏,但恐怕还是心知肚明的谎话让人舒服些。谁都害怕被剖析得太过透彻。

     

    【情感需求是调味品】

            全剧终,演员们集体谢幕,和观众分享她们的心声。“宝钗”说,情感是调味品,如果有了情感,可能会更有滋味,但如果没有了调味品的菜蔬,也能果腹。这句话由“宝钗”讲出来,挺有意思的,或许她已然不自觉地接受了宝钗的价值观。

            或许这就是生活与生存的区别,果腹是最基础的要求,但一旦物质的要求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自动地去追寻更高层次的情感需求。不只是爱情,还包含个人价值、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必须注意到,菜蔬没有调味品仍可入口,但若只有调味品而没有菜蔬,那就什么也不是了。

     

    【体验与记录】

            这次舞台的布景虽然简单,但灯光设计以及舞台效果却非常棒,许多观众情不自禁用各种方式进行拍摄,完全无视工作人员开场前的提醒以及激光笔的警示。

            其实之所以到现场观看演出,最重要的就是和台上演员的互动,那种立体的感官体验,是远远超越视频的二维效果的。部分观众因为喜爱这出戏因此想拍摄片段留作纪念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此一来,由于注意力都集中在摄像机的屏幕上,反而失去了好好体验舞台效果的机会,而且给舞台上的演员造成了很大的干扰。许多观光客去旅游都喜欢不停地拍照片,但回家后许多人连将照片导入电脑分类整理都懒得,遑论重温所拍的照片视频了。与其占有这样一段很可能不会再重温的视频,何不珍惜当下好好体验现场的效果呢?

     

    【别离,是必然】

            整整四个小时,无论对台上的演员,还是台下的工作者而言,都是很大的考验,真的非常感谢他们每一个人的付出,才能最终有如此精彩的呈现。

            今天是该剧全国巡演的倒数第三场,已经隐隐有了别离的味道,对于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而言,这不仅仅是工作,更像是谈了一场恋爱,付出了太多的情感,所以当终点近在咫尺的时候,才会生出许多不舍。有一个话剧演员曾经告诉我,每一次大幕落下的时候,她都希望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但终究,没有不散的筵席,相聚是缘分,而别离是必然。人,总是一个人来,一个人去的,但因为这期间的相聚与别离,才让这孤独的旅程充满了惊喜与乐趣。

  • Liberal Arts

    2013-02-11 22:26:00

     刚刚看了部电影,叫《Liberal Arts》,大陆译作《文科恋曲》。影片讲的是男主角Jesse受邀参加大学老师的荣休典礼,回到既熟悉又陌生的校园后,发生的故事。

     大学校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想起一个学生引用的签名“这个世界不止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如果,像影片中所说的,大学,是一个可以高喊“我是诗人”,却不会被拍砖以及瞪白眼的地方,那么,什么是成长呢?

     Jesse重回校园,遇到了ZibbyProfessor Fairfield、还有DeanZibby是大学新生,喜欢新奇,渴望成长。不难想象她为何会被Jesse吸引,对艺术的共同偏好,知己般的共鸣,比她更丰富的阅历,这一切,对于一个渴望成长的少女来说,都是致命的吸引力。令她着迷的不是Jesse本身,而是岁月沉淀所赋予Jesse的一种魅力,这种魅力,真实地属于Jesse,但却不是他的全部。成熟,不仅意味着更加睿智,也同样意味着一种责任感。”Guilt before we act is called morality”,影片中的这句台词,很令我触动,或许morality在这里,译为责任感,更为贴切。这份责任感,给予人安全与信任,但也掣肘着浪漫与冲动。Jesse的拒绝,或许对Zibby来说,非常扫兴,甚至意味着软弱,但岁月已经让Jesse预见两个人的将来。对19岁的Zibby而言,她更需要的是一个过程,一个跌跌撞撞,让她又哭又笑,却因此更加了解自己、更加了解爱的过程;但35岁的Jesse,已经明白,什么是爱,而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Professor FairfieldJesse大学时期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课的老师,正是她点燃了他对文学和诗歌的热情,引领他打开了一扇神秘之窗。电影里安排的重逢,太过刻意地戏剧化了幻灭的过程。虽然幻灭,总是残忍的。那个让你相信世上还有诗歌和远方的人,原来也有如此灰暗现实的一面,甚至称得上冷血与势利。但是我喜欢Jesse关门离开前的那句话:For what it’s worth, I meant everything I said about your class. It opened something in me. 也许热血与梦想,在现实面前显得太傻,但总有一些热情需要被点燃,否则,生活和生存,又有什么分别。至于萍水相逢的Dean,之所以令Jesse如此惺惺相惜,大概是因为在Dean的身上,Jesse或多或少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多少人希望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遇上智者引路,又或是自己能够穿越时空,对曾经迷茫若失的自己说一句鼓舞的话。看上去是Jesse拯救了Dean,而实际上对Jesse而言,才是真正的救赎。

     于是,这一场重返母校的旅程,遇见了仰慕自己的人,自己仰慕的人,还有依稀的过去的自己,放下了,也终于找到了现实与梦幻的平衡点。

     我记得当年准备GREissue题时,写到过一篇探讨文理科的价值的。DeanJesse在咖啡馆首次见面时的对话,就是对理科思维极致推崇的体现,最高级形容词是不可能存在于他们的字典中的,因为逻辑上无法成立。较真,是任何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品质,但却是人际交往的致命伤。而后期抑郁到自杀的Dean又是过度沉溺于文学的体现。我记得査老师比较文学课的第一讲说的就是文学的意义。他说人生的长度和宽度都有限,而阅读是一种极佳的捷径去拓宽、延长自己的人生。Alain De BottomEssays in Love对爱情有鞭辟入里的见解,但如果我有女儿,我绝不会推荐她看这一部书,因为她需要自己去经历、去体会什么是爱,不需要一本书,来告诉她最后的结论。正如Ana所说的Reading about life was taking time away from actually living life

     这部片子在台湾的译名是《爱情必修学》,和《文科恋曲》一样,都偏重于爱情这一主题。香港的译名《校缘心曲》显得中立一些,但仍觉得缺了一点什么。不知道如果单纯译作《文科生》,是否足以表达?

  • 爱情·笔记

    2012-08-11 22:06:39


    AlainDe BottomEssays in Love,上海译文04版译作《爱情笔记》,似乎有点归类于散文的意思。若以情节上看,这本书的确只能是一本“伪小说”,若有似无的情节间大量充斥着其一贯的戏谑评论,在情爱间,竟能将自己剥离得如此彻底,就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过分的自我意识,将行动者与观看者一分为二,使其不能一边参与,一边忘记自己的参与,仿佛有第三只眼睛在无休止地评价与发问,逼迫其自我反省,最终导致主客观的分裂。



    【爱情宿命论】


    持爱情宿命论者,想必是相信一见钟情的。这一种邂逅,并不仅限于时间空间上的邂逅,也包括精神上的邂逅,因此并非陌生人之间,才可能存在一见钟情,相识却不相知的人之间,也可能存在。也许是人们太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于是只能相信缘分与命运,在冥冥之中安排着这一切的机缘巧合。反爱情宿命论者却相信,对爱情的需要,先于爱情本身,这即是说,我们是先爱上爱情,然后才爱上一个特定的人。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设定,也许会让我们爱上不同的人。这对于爱情宿命论者,恐怕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想起自己在电影《武侠》的评论里,谈到的关于爱的动机。矛盾之处在于,我将男人都归为反爱情宿命论者,而女人都归为爱情宿命论者。阿玉比我聪明,她晓得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和选择她,其实不必分割得太过明晰。选择,并忠于选择,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美的主客观】


    柏拉图的美学观认为美丽有客观的标准,而康德的美学观则认为美的判断是一个“决定性的基础只能是主观的”判断。


    语言学训练让我相信,在大量重复出现、可预期的事件之间,必然有客观的规律及标准。在50张照片中,选出5张自己喜欢的面容,恐怕不是一件难事。是什么使得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这并非只是直觉如此简单。如果将我们的选择,拿去做最精确的数据分析,也许我们就会诧异地发现,原来我们喜欢的是眼长介于3-87.5px的人(原谅我这个蹩脚的例子),超出这一范围的人选都被毫不留情地淘汰出局。如此一来,现任与前任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参数的存在,但我们的五官与大脑,已自动根据这一参数,为我们做好了筛选。


        认可美的这一客观性,并不表示我否认康德的主观性美学观。因为这一参数的设定,只对个人有效。于是参数值近似的人们,便因审美观的相似而凝聚在一起,形成某一种特定的审美流派。至于归属到哪一个流派,那就是再主观不过的事情了。


     


    【真实的自我】


    Alain认为,在相互吸引的初期,人们会为了迎合心上人的需求暂时地失去自我。在这一阶段,人们不再以自我的眼光,而是用心上人的眼光来审视自我,关心的重点不再是“我是谁”而是“对她来说,我是谁”。这种毫无信心与失去主见,不一定是欺骗与夸示,只是以他人的视角进行预先考虑,以便迎合对方的兴趣。


    我赞同这一观点,却不相信所谓“真实的自我”的现实存在,或者说“真实的自我”只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语言符号,是由很多具象的表现所构成的。每个人都有独立的、软弱的、幽默的、忧愁的、暴戾的、温柔的一面,每一组对立的面都是真实的存在,但却只在特定的场合,展示给特定的人。


    在陌生人面前,我们往往只展示最肤浅的一面,也总是被快速地贴上一个便于识别的标签。幽默的人,也许从此背负上讲笑话取乐众人的使命,他的忧愁,他的宁静与肃穆,似乎从此显得格格不入,由是进入一个循环,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因为我周围的人预期如此,于是我必须不断讲俏皮话,来维系一个自我形象的稳定性,否则人们便会说,哦,你变了。他人对我们的观感,是折射我们行为的一面镜子,但我们往往太在乎这面镜子,以至于忘了质疑镜子本身是否公正。


     


    全书共分24章,从邂逅到亲密到冷淡到绝望到平复,恰如一年四季的24个节气,在冷暖的循环往复中,走完一个恋爱的周期。


    在相互吸引的初期,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想了解对方的一切喜好,想通过一系列“喜不喜欢”的问题,来弥补过往岁月的缺席;在亲密逐步建立的阶段,双方越来越熟悉彼此的好恶,一起经历过的事件,成了最好的注解,沟通逐渐默契,无需赘言;亲密期过后,会遭遇幸福恐慌,害怕幸福的易逝,正像那歌里唱的“失去才是永恒”,于是我们害怕、恐慌、想要逃避,不敢面对当下的幸福,甚至期盼它成为过去,以便供我们永久地怀念与凭吊。


    行文至此,剖析都相当深刻,但接下来的背叛与绝望,却稍显仓促与凌乱。如果一定要为克洛艾的离开找一个理由,也许会同他的前女友一样,因为他总是习惯想太多。这种过分的自我意识,不但于己是一种负担,于他人而言则更甚。


    接触到Alain的书,是因为电影Five Hundred Days of SummerTom在火车上阅读,并且送给Summer的书,就是Alain的《幸福的建筑》。不管是Tom还是此书中的“我”,都多少有些过分自我意识的痕迹,他们的不幸福,或许都源自于此。


    也许幸福,就是能遇见一个人,与之相爱,却忘了相爱。


  • 中国戏曲节之昆曲盛筵(一)——白先勇、蔡正仁、汪世瑜谈“千锤百炼出昆曲”

    2012-06-14 00:12:51

    后天就是中国戏曲节正式开幕的日子了,在大幕拉开前,今明两晚各有一场讲座,作为暖场。

    今日的主持是郑培凯教授,台大外文系出身,耶鲁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文化史,近期研究方向正是二十世纪的昆曲传承,由他来做主持人,再适合不过了,何况他还是白先勇的师弟。台大外文系实在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名家辈出不说,还有不少投身中国文学、文化的创作与研究的,譬如李欧梵教授。

    主讲的三位,分别是白先勇、汪世瑜和蔡正仁。梨园行取艺名讲究一个辈分与行当,一般第二个字表辈分,第三个字表行当。例如昆曲大师周传瑛就是传字辈的老艺人,工巾生,斜玉边表其玉树临风。其它行当如旦角用草字头,如张传芳,暗喻香草美人;净行用金字旁,取其金正之意;丑行则用三点水,意为口若悬河。这三位大师都不用艺名,但各自的名字却都颇有一番意味。白先勇这十来年对昆曲的贡献实在功不可没,可算得是昆曲传承与推广的先锋勇士;汪世瑜工巾生,斜玉边已然与传统艺名不谋而合,何况“瑜”字亦容易让人联想起公瑾的羽扇纶巾、飘逸风雅;蔡正仁工大冠生,演过皇帝无数,被戏称为蔡明皇,而“正仁”二字确有一股胸怀天下的大气与风度。三人的姓名恰巧暗合了各自的性格与命运,实在有趣得紧。

    白老师就不消我介绍了。汪老是浙昆的人,专攻巾生,擅《西园记》。白先勇筹备《牡丹亭》的时候便相中他,“硬塞”给他一个关门弟子俞玖林。汪老刚开始几番推辞,一来对俞玖林的底子不熟悉,二来现在多是大班教学,少有拜师这一说的了。不过白先勇倒十分坚持,不但促成了这桩美事,还正儿八经搞了个拜师仪式,让这群年轻演员不折不扣磕了三个响头。

    关于拜师仪式,白先勇认为是一个非常必要的程序,是一种师生间的承诺。任何艺术的学习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须历尽千般的磨砺方能出众,因此大师们一般不轻易收徒弟,一旦收了,便总是倾囊相授。是不是一定要磕头,这个仍可商榷,但仪式的存在确实有助于提升庄重感,当然,前提是建立在实干的基础上。

    一直很羡慕这样一种师承的关系,师徒之间亦师亦友,甚至超越亲情。我记得周长楫老师说过,当年他念书的时候,天天都要到老师家里去用闽南语诵读四书五经,为后来研究闽南语的文白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相处的时间长了,老师对学生的品德脾性都十分了解,在学问上,老师作为先得道者,更是能够传道解惑、指点迷津。好学的学生自然获益良多、举一反三,而有造诣与涵养的老师亦多求贤若渴、不吝赐教。这样一种培养模式下,老师承担的不仅是让学生成才,更重要的是使其成人。借用一下母校的校训,是德才兼修,且进德先于修业。

    汪老讲到快意处,一时嘴快“泄露”了文化部的一大“天机”——本月底将召集昆曲十一位大师,举办大拜师,从全国招收二十二名学徒,真正使这些大师的曲艺绝活,能够传承下去。这一消息着实振奋人心,用白老师的话讲,那是充分发挥了这些昆曲表演艺术家的剩余价值。此次文化部的确“封建”了一把,恢复了拜师,却又打破了封建的局限,实现了跨省跨团的传授,使得千里马得遇伯乐,和氏璧得遇楚文王。

    汪老和蔡老都分享了很多他们学戏、演戏、教戏中的感悟。例如汪老讲到念白的重要性,对比了<惊梦>中袒露心迹的情炽与《西园记》中恐鬼纠缠的魂惊,将此中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而不是小和尚念经般有口无心。虽然还不懂得听戏,但稍一比较,还是能觉得出俞玖林的唱法还欠些火候,尚未能收放自如,少一分气定神闲的风流倜傥。

    蔡老则谈到大冠生七步亮相的重要性与难度。他说老师当年和他说过一句昆曲行里的俗话“初学三年走遍天下,再学三年寸步难行”。这种体会其实适用于任何一种学习与研究,真真是越学得多,越能看到自身的不足与局限,然而真正的难处就在于,很多人始终无法跨越这个“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阶段,无法重获信心,回归“山水依然”。

    今日的讲座预计一个半钟,却足足超时三刻钟,而观众仍然觉得意犹未尽。周四和周日还有两场,分别是汪世瑜、梁谷音谈《南西厢》,蔡正仁、张静娴谈《长生殿》,相信会有更多戏里戏外的体会,与大家分享。


  • 昆曲美学——白先勇谈昆曲的传统与现代

    2012-05-20 22:24:19

    上回说到听了苏昆的两场戏,内心颇有感触,恰逢昆曲之美的最后一堂课由白先勇主讲,讲的正是“昆曲的传统与现代”,便欣欣然前往,或能解开疑惑。


    昆曲之于传统,保留的最多的部分自然是身段与唱腔,但也不局限于此,而是将传统艺术中的琴诗书画都充分揉和了进来。

    新版玉簪记所用的琴,是唐代古琴“九霄环佩”,除却一般好琴的音色圆润通透等优点之外,其特色在于高音区十分宽厚,与一般琴高音区窄而亮不同,可谓十分难得。

    诗文,除却唱词所用的诗化语言外,更是舞台布景的绝佳点缀。例如第一出<投庵>就以董阳孜的小楷《法华经》为背景,代替了传统的实体道具,来暗示道观这一场所,使得舞台效果更为简洁与写意。<问病>一折中的两联“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从内容上暗示了道观中的色空冲突,从形式上与白描观音像相呼应,再次不露声色地表明了故事的发生地点。



    绘画,为了配合“极简”这一主题,选用的是奚淞的白描观音、莲花等画作。莲花作为佛教的象征,在女主角道姑妙常的服饰中已有体现。但在<偷诗>一折中,背景中的“佛手护莲”其实另有一番深意。从潘必正出场时的含苞到潘、陈二人争夺诗稿下场的盛开,那朵佛手中的莲花,正悄然无声的开放着,一似他们青涩的爱情。




    书法,特别是草书的写意性,更是被充分地运用到新版《玉簪记》的舞台设计当中。传统演出中常用秋景作为背景来表现<秋江>这一主题,新版《玉簪记》为了追求审美上的新颖,便要将具象的景物写意化,于是采用了董阳孜的三幅草书作品“秋江”。从一开始庵主送潘必正到江边,到当中陈妙常乘舟追赶潘必正,再到二舟江心相遇,二人依依惜别,分别用了不同的“秋江”来表现,一幅比一幅激荡,一幅比一幅旷远,正像那滔滔的江水,亦像二人的离愁别恨、滚滚情思。



    老实说,在听这场讲座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传统与现代”这个主题,会从舞台艺术,从美学这个角度去讲。一直困于戏文本身,反而像是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其余的所有都不再看见。虽然这一场讲座未能从真正意义上解答我的困惑,但却是另一番柳暗花明,让我看到了昆曲的另一线生存之机。艺术内涵与艺术形式本身就是相互彰显,同时相互限制的。可能从内容上,很难有一些大的突破,例如用昆曲去表现都市“蜗居”之类的题材,但是从剧本的编排上,仍然有创新的余地,起码认可空门里的爱情,就是对世俗礼教的一大挑战,这和当今社会探讨同性恋问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至于形式上,昆曲也好,或者任何传统的艺术形式也罢,之所以能够在现代继续流传,一定是符合了现代的美学观。古典,亦是一种“新潮”的审美观,传统的元素被保留了,但表现的形式,却做了相应的修改,这一切,都是能够让人们不断获得美的体验。

    昨晚第一次在城市售票中心的网址上买了票,六月中苏昆的三场戏,外加三场延伸讲座,又有机会听白老师讲戏,听俞玖林唱戏了,这个六月,真是令人充满期待。


  • 操控与反操控的游戏

    2012-05-09 01:02:39

    看完不足百字的电影介绍,脑子里第一个想到就是角斗士,tribute(十二选区进贡的选手),其实也就是gladiator,所谓挑战者的舞台,也无非是一个arena(竞技场),让他们自相残杀,供人消遣。不管是饥饿游戏抑或人兽角斗,都很容易让人质疑游戏规则的残酷,以及制定者的暴政。


    电影一开篇的场景,有一点二战集中营的味道,而“战后重建”这样一种设置,更是矛头直指战争的荒谬。游戏的制定者,是资本的拥有者。因为占有物质资本、科技资本以及信息资本,都城可以强制其所辖的十二个区每年进贡一对tribute,并美其名曰为行政区的荣誉而战。所谓“选拔”,实与卖血无异,无非饮鸩止渴:写下一张选票,以换取少许可怜的面包,最终入围者就从选票中抓阄诞生。游戏制定者的操控是政治经济层面的操控,是决定性的操控。


    游戏开始前,有一场制定者与执行者之前的对话,制定者(总统)问执行者,为什么这场游戏需要一个胜出者,如果只是为了恐吓当初叛变的十二区,随机选取民众进行厮杀不是更为行之有效么?答案是希望,希望是唯一比恐惧更为可怕的力量。游戏制定者知道只有恐惧无无法使选手们长久地玩下去,必须给予他们一点希望,他们才能安心地做他们的顺民。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零希望与过大的希望,都将导致暴乱,而这是制定者与执行者都不想看到的,因此他们需要控制希望(contain the hope),从而控制选手。


    第二层操控,是媒体层面的软性操控,是执行者对选手以及受众的操控。这在《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和《闪电狗(Bolt)》中都已有所表现。执行者操控选手的行为,最终达到操控受众的反应,以获取利益。例如Peter在出征前故意自爆自己对Katniss的情愫大概就是执行者一个抓人眼球的计谋。还有游戏一开始,Katniss打算逃离大部队,远离厮杀,但执行者却故意制造森林大火,将Katniss逼向其他选手。这场真人秀游戏,似乎只是都城策划者与执行者的魔兽世界,没有生命的存在感,血与泪,都与他们无关。至于选手及受众,其实是相互转换的,选手亦来自于默默无闻的大众。受众一边为选手的生死担忧落泪,殊不知正是他们的关注,为这场残酷游戏的存在创造了生存空间,换言之,在需求决定市场的年代,看客有时比刽子手更能杀人于无形。


    在第二层操控中,最耐人寻味的还是执行者三番两次对游戏规则的修改。


    第一次更改规则是在11区纯真的小女孩Rue死去,矛盾日益尖锐,选手及其所在选区的民众开始对这场游戏产生质疑与不满,暴乱在即的时候,执行者试图以“爱情”为placebo(安慰剂),将胜出条件从只有一人获胜改为可由来自统一选区的两位选手同时胜出。在游戏规则过于残酷,选手明显竞争力不足的情况下,适当调整游戏难度,以增加选手获胜的希望与信心,也能维持收视率。从某个层面上说,选手和受众正在略微地发挥他们反操控的能量,毕竟执行者要开始考虑选手的承受度以及受众的关注度了。


    第二次更改规则是在Katniss和Peter终于打败所有对手,等待这场噩梦结束的时候,获胜条件又被改回仍旧只能有一人胜出。电影本可以在这里戛然而止,但如此一来很容易将观众引向对真爱的探讨,偏离了影片的主题。Katniss和Peter没有按执行者所策划的那样,去争个你死我活,而是决定一起食毒果自尽,这一场成功的反操控运动,终于使得执行者惊慌失措,急忙第三次更改规则,宣布两人一同胜出。我不想去追寻影片中的蛛丝马迹去验证Peter与Katniss究竟是不是真爱,因为使他们最终扭转局面,获得双赢的,不是爱情,而是反操控的胜利。其实反操控与操控的实质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弱者获得了胜利,而获得胜利的资本,是受众的注意力。让Katniss一炮而红的那射穿苹果的一箭,就是最好的例子。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注意力变成争夺的目标,再好的东西,如果目标群体连接触的机会都没有,那一切都是零。当角斗的舞台上只剩下Katniss和Peter,他们已然赢得了受众的注意力,他们有了质疑乃至退出这场游戏的权力,而不是像一开始的Katniss那样,会被操控被迫加入竞争,连退出的权力都没有。如果不走爱情路线,改走Rue和Katniss的姐妹情深路线,依然可以奏效,只要她们是最后留在舞台上的人,是全场的焦点,就有说不的权力。可是又有多少人,还未曾得到说不的机会,就已然丧生在半路上?


    电影杂糅了很多元素,古罗马的角斗、真人秀、虚拟网游,看似亦真亦幻,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犀利地剖析了操控者的本质,却像Katniss那样未必讨某些人喜欢,因为他们太害怕被看穿。

     

    后记:刚看完片子,实在不吐不快,只得插播了。关于白先勇谈昆曲的文章稍后再补上。另外突然发现文章里code-mix的几个都是GRE词汇,所以果然背红宝书还是有用的吗?如果拿这片子编个段子来记这组单词也许也还不错吧~

  • 昆曲何处去——也谈昆曲的传统与现代

    2012-05-01 23:13:40

    (欠了一个月的文章,终于得闲将所思所想付诸笔墨,与大家分享吧。)


    此次演出在利希慎音乐厅举行,分两层,设有269个座位以及4个残疾人士专座。音乐厅规模不大,但却恰宜赏戏,倘或坐得疏远了,连演员的“表情”也瞧不见,又如何看其表“情”?


    两场戏分两天演出,时长大致在150分钟左右。两场戏听下来,周边的同学都表示和此前想象中的昆曲大不相同,演出过程中更是笑声不断。然而稍加留心便可发现,除却那些插科打诨之处外,有好些地方都引发了“意外之笑”。譬如<藏舟>中有这样一段,渔家女用父亲遗下的衣帽为清河王乔装打扮成渔夫,藏在舟中,清河王问道:

     

    (小生)小娘子,这便免人盘问了。倘然遇着同伴中问及是何亲戚,这又如何回答?
    (贴)吓,倘然同伴中问及,只好权——
    (小生)权什麼?
    (贴) 权说道:是妻房,为家眷。
    (小生)且住,如此,则相士之言又应了。他道此去龙门须跳,却当知别有渔家乐。岂不是个安身之处了?小娘子自发此言,非是我来唐突。我若有归朝登位之日,定当娶汝为正妃。
    (贴)愿殿下千岁千千岁。
    (小生)小娘子,切莫如此称呼。

     

    萍水相逢,却已定下终身;救人一命,反倒以身相许。如此刻板老套的逻辑,无怪引发众人一笑。<偷诗>亦是如此,陈妙常不过是思慕之情被潘必正发现,便被以此“要挟”,豁出去承认之后,潘必正便要“指天发誓、同拜天地”:
     

    (陳) 這是我作的詩稿啊!
    (潘)  詩稿上怎有凡心兩字?說、說、說。
     陳(唱) 啊呀,天哪!這場冤債訴憑誰?
     潘(唱) 伊今出口應難悔。
     陳(唱) 一點靈犀托付伊,幾番欲解無詞。
     潘(唱) 合拜跪,此情有誰堪比?慢追思,此德何年報取?
    誰承望,今宵牛女,銀河咫尺間。好一似穿針會,兩下裡青春濃桃艷李。
    陳(唱) 輸情輸意,鴛鴦已入牢籠計,恩情怕逐楊花起。
     潘(接唱) 一首詞,兩下緣,三生謎。
     陳(唱) 相看又恐相拋棄,等閒忘卻情容易。也不管人憔悴。
    (說白)
     
    (潘) 我就對天發誓如何? 老天在上,我潘必正若忘了妙常今日恩情,永遠前程不---
    (陳) 啐,不要這樣發。
    (潘) 要怎樣發?
    (陳) 潘郎,你若負了我時
    ---
     陳(唱)自有皇天在上,照見兩心知。
    (說白)
    (潘) 哈哈,如此我們大家同來拜天地如何?
    (陳) 我倒不會。
    (潘) 拜麼有什麼不會。啊呀,來呢!
     潘(唱)誓海盟山永不移,從今孽債染緇衣。歡娛。看雙雙一似鳳逑鸞配。
     陳(唱)天長地久君須記,此日裡,恩情不暫離,把往日相思從頭訴與你。



    也许是限于舞台之故,三两步便是千山万水,情感的发展总是因为过度简化而显得突兀且夸张。不合逻辑,是引发“笑声”的导火索,分明写下了凡心炽热的情诗,分明在潘必正指天发誓的时候已欣然应允,又为何在潘必正要求同拜天地的时候,来那么一句“我倒不会”?可是我们忘了,在陈妙常的自我意识里,她始终是个道姑啊。在一个崇尚以礼教抑制人性的价值体系中,欲拒还迎、心口不一的假矜持,其实不难理解,能写下情诗,对其而言,已是离经叛道的创举。


    所谓淫词艳曲,不就是因为背离了礼教的约束,去寻求人性的解放与自由吗。主流价值观正如一个国家的标准语一样,是人为设定的一个“标准”,就价值的本质而言,与其他价值观并无高下之分。出家念佛是不是就一定是高尚的?眷恋俗尘是不是就一定是堕落的?是谁在界定这些标准?

    这些“意外之笑”,并非嘲笑,而恰恰是传统与现代的冲撞,觉得不合常理,因此觉得好笑。在一个婚恋主观上相对自由、客观上受制于物质发展水平的年代,观众关心的也许不是陈妙常能否“我手写我心”,而是两人如何相爱,如何相处,如何愿意山盟海誓、永结连理。如果这在过去也算得上偶像剧的话,也是一种追求“happily ever after(从此幸福永远)”的浪漫童话,然而当下的社会现实,已经开始去思考“然后呢”?


    承认古今两种价值观的差异,也许再看的时候,会把自己摆回那个历史性的设定中,自然不会觉得有什么可笑之处。然而,如果承认了这种价值差异,又让人不禁要问,究竟昆曲对现代生活有何启示与意义?

    昆曲折子戏在高校的上演,已然将昆曲从“垂死”的边缘拉回。从演员到观众的年轻化都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向我们保证着,昆曲这一艺术形式,不会在短期内灭绝。然而即便脱离了“垂死”边缘,昆曲却仍然无法摆脱濒危的状态。如何吸引年轻观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唯有当年轻人不断地加入欣赏及表演昆曲的队伍之中,昆曲才有可能得以长久地发展。如果一种艺术形式已然无法承载新思想的表达,那么摆在眼前的只有两种结果,改革,或者灭亡。

    可是改革二字,谈何容易。我想起大栅栏儿内联升卖的千层底布鞋,改良后的款式实在也称不上新潮,倒是越传统的款式越受追捧,游客们乐得买上一双,作为纪念。或者就改做纪念品市场,或者放下传统的制约与负累,用传统的元素去缔造新的审美,可是不管是哪一种,都需要一个重新的自我认识与定位。那么昆曲,又何去何从呢?

    在听戏之前,便得知《昆曲之美》下周的课题是《昆曲的传统与现代》,这是少有的带着命题的观赏体验,倒也别有一番滋味,那便期待这一场演讲,能对我有所启发吧。

  • 昆曲的传统与现代 • 序

    2012-03-23 18:36:03

    上周末听了两场昆曲演出后,一直想动笔写点东西,正好本周的课题是“昆曲的传统与现代”,便借用此题,谈谈自己的感触吧。

    《昆曲之美》是本学期开设的昆曲通识教育课程,邀请到白先勇、周秦等学者及艺术家亲临主讲。课程涵括昆曲唱腔、昆曲表演、昆曲文学等不同方面。这两场演出便是该课程的示范表演课,由白先勇主持,题目定的是“昆曲如何表‘情’”,由苏州昆剧团担纲。


    白先勇一直以“昆曲义工”自居,和苏昆协力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在国内外上演后反响都很强烈,在昆曲诞生六百年之际,确实重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的注意。之前在网上看过全本《青春版牡丹亭》,俞玖林诠释的柳梦梅甚得我心,此次得以见到真人出演,更是喜不自禁。


    头一场选的四折戏分别是《牡丹亭》之<游园>、<惊梦>;《水浒记》之<活捉>以及《牡丹亭》之<幽媾>。第二场选的则是《渔家乐》之<藏舟>;《孽海记》之<下山>;《西楼记》之<楼会>以及《玉簪记》之<偷诗>。


    <游园>、<惊梦>讲“梦中情”,是《牡丹亭》最出彩的两折。<活捉>和<幽媾>同为“人鬼情”,免不了有许多相似的情节,例如夜半敲门的女子总要叫门内人猜上一猜方肯罢休。但两折戏的对比也是很明显的,同样是猜,<活捉>里的张文远通俗得多,猜的是平日里厮混的相好,想的是如此貌美的“奴家”,管她是人是鬼,占得便宜是真;而<幽媾>里的柳梦梅,猜的是“玉天仙人间下榻”,想的是“翦烛临风、西窗闲话”。


    第二场所选曲目亦有许多异同之处。譬如<下山>和<偷诗>,一个是和尚尼姑私逃下山,一个是妙龄道姑凡心偶炽。<下山>通俗,用的是丑角,多说苏白,表情方式亦较为直接;<偷诗>文雅,用的是小生,多唱段,小姐书生借着诗书琴棋含蓄表情。


    在《红楼梦》中,戏曲的曲目有很强的象征性,往往暗示了人物的命运。这份戏单的曲目安排,亦是用意深长。


    从内容上看,这两场戏几乎涵盖了传统戏剧中主要的几种感情关系。从表现形式上看,可谓兼顾雅俗,既有经典唱段,又有丑角插科打诨,相互调剂,亦能满足不同的审美需求。另外,作为昆曲赏析课,又必须有启发性的特点。相似题材的不同表现手法,就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学期报告的选题,或许可以从中做点文章。如此精心安排的两场演出,自然值得期待。


    整理好情绪,合上戏单,只待好戏开场了。

     

    【背景介绍】


    《牡丹亭》说的是太守千金杜丽娘春日游园赏花后,因花神牵引,在梦中得遇秀才柳梦梅,两情相悦,梦醒后竟害了相思,一病不起,弥留之际自画肖像一幅,命丫鬟春香藏于园内太湖石下。后柳梦梅拾得画像,忆起梦中情节,对画中人物念念不忘。杜丽娘之魂见柳梦梅如此情痴,便化身邻家女子,深夜与其相会。二人情深感动苍天,最后丽娘还魂,二人结为夫妻。<游园>、<惊梦>两折讲的是两人初次梦中相遇的场景,是为“梦中情”。<幽媾>则是丽娘死后,夜探柳梦梅,与其相会的场景,是为“人鬼情”。


    《水浒记》截取《水浒传》中宋江与其侍妾阎婆惜一段故事为题材,讲述阎婆惜与张文远借茶相识,进而私通,后阎婆惜借晁盖与宋江之往来通信威胁宋江,反被宋江所杀。《水浒记》以阎婆惜为刻画重点,<活捉>讲的就是阎婆惜被宋江所杀之后,仍舍不得其情夫张文远,夜半前往,欲勾其魂魄,同赴地府,再续前生之缘,也是一段“人鬼情”。


    <藏舟>说的是渔家女邬飞霞误将藏在舟中避难的刘蒜当做贼人,一番对话后了解到原来刘蒜是落难王孙,被篡权夺位的梁冀追杀,而自己的父亲正是被梁冀的爪牙所误杀。于是渔家女将父亲遗下的蓑笠借与刘蒜乔装,并对同伴谎称其为家眷。刘蒜感念其恩,许诺有朝一日登位,便封飞霞为正妃。是为“王孙民女之情”。


    《孽海记》是一出轻松的喜剧,讲的是碧桃寺(必逃)的和尚本无和仙桃庵(先逃)的尼姑色空,不耐佛门清修,向往凡俗生活,各自私逃下山。下山途中,两人偶然相遇,互生爱慕,遂永结同心。<下山>讲的便是两人由相遇到相恋的故事,是为“僧尼之情”。电影《霸王别姬》中,程蝶衣苦练的<思凡>便出自《孽海记》,因整出戏一人到底,且唱腔、身段多变化,因此有“男怕<夜奔>,女怕<思凡>”之说。<夜奔>出自前文所提的《水浒记》。


    《西楼记》讲的是歌女穆素徽倾慕书生于叔夜的才情,两人于西楼相会之后,彼此爱慕、惺惺相惜,定下终身。后素徽遭小人离间,与叔夜分离。鸨母为逼其改嫁,谎称叔夜已死,素徽听闻,便欲悬梁。鸨母惊逃,误以为素徽已死,此事传到叔夜之耳,令其痛不欲生。两人纷纷追思对方,后经贵人相助,最终误会尽除,两人得以成婚。<楼会>是全本第一折,讲的是于叔夜看了素徽所谱之曲后,到西楼拜会素徽的故事。是为“才子歌女之情”。


    《玉簪记》也是昆曲的经典曲目,说的是大家闺秀陈娇莲遭遇靖康之乱,避入女贞观做了道姑,法号妙常,怎奈凡心未泯,心下思慕路经此地的落第书生潘必正。<偷诗>一折讲的是妙常将一片相思写入诗文,却不料小憩时,诗文为潘必正所窃,只得认下这桩相思案,两人遂山盟海誓。是为“书生道姑之情”。

     

  • “挫折”与“失败”

    2012-03-08 23:22:41

    下午去听了李欧梵的讲座,主题是the nobility of failure。


    宣传单页上,the nobility of failure被称作“失败的高雅”,又被译为“挫而弥坚”。其实“高雅”不如“高贵”贴切,因为这里强调的不是品味,而是尊严。然而最大的分歧,并不是在这里,而是对“失败”与“挫折”的不同理解。


    沈校长致开场辞的时候,讲起一段旧事,很有TVB剧情的味道,大致是当年做实习医生的时候因为锋芒毕露招致上司嫉妒,处处遭刁难,最后竟被上司寻衅将其开除。校长说他从这件事中学到两个道理,首先是应以谦虚地态度宽待下属,其次是这次“失败”反而成为他出国留学的契机,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励志故事,只是就我的理解而言,校长似乎离了题。因为这件事似乎应当称作“挫折”,而非“失败”。查了一下现代汉语,“失败”有两个义项,一个是被对手打败,另一个是未能达到预期目标。而“挫折”,则直接用“失败”的第二个义项来诠释。


    但是仔细想想,似乎二者之间仍有细微差别——“挫折”对应setback,强调的是追求过程中受到的外界阻碍;而“失败”对应failure,不只是客观事实,还包括自身对“未达成目标”这件事的认同。换句话说,“挫折”更客观,而“失败”更主观。这一点其实可以从词性上略窥一二。“挫折”多做名词,例如“遭遇多次挫折”,名词多表示客体及抽象事物,客观性强;“失败”除了动词、名词之外,还能做形容词,例如“他实在太失败了”,形容词表示评价,主观性强。


    当然,若要从语言学的角度上去证明这一点,自然需要更多量化研究,姑且将“挫折”和“失败”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继续在本文里讨论吧。


    “挫折”的价值,其实无需赘言,因为践行者本身,认可这个行为本身的价值,只是也许方法出了问题,导致未能达到预计结果。而“失败”,则是连践行者本身,都对该行为的意义,产生了怀疑。举个老掉牙的例子,梵高生前那些卖不出去的画,是“挫折”,但不是“失败”。从这个意义延伸,“挫折”是短期的暂时的,而“失败”是永恒的,因为放弃了努力,就终结了成功的可能。


    值得讨论的是,究竟“失败”有没有意义?一件做过之后,连自己都找不到其价值的事情,是不是还值得为之付出努力?正如前文所说,作为表评价的形容词,“失败”是很主观的,也就是说评判“失败”的标准其实因人而异。在当下,违背主流价值观的往往被轻易贴上“失败”的标签,生存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动摇自己的价值观。其实很难说哪一种价值观更好或者更坏,因此更让我觉得“失败”是自有其价值的。“失败”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一套价值体系的崩塌。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失败”后,发现其实自己是另一套价值体系的信奉者,又有什么错?一个懒惰的人,与其违背其天性,靠各种规矩约束他,倒不如激发他的创造力,让其用合理的方式偷懒。没有他们又何来那些自动化产品。


    当然,承认“失败”并不是不作为的借口。与主流价值观相违背,可以接受,但起码要有一件事,是你自己觉得值得去做的。上面说到的懒人其实并非事事都懒,他可以懒得洗衣服,但或许在发明洗衣机这件事上他比谁都勤快。


    演讲结束后有个同学提问,问如何应对真正的“失败”,因为真正“失败”的人其实没有机会在讲台上分享“失败”体验。似乎有点拗口,不过转换成逆否命题就能一眼看出其真伪:能在讲台上分享“失败”体验的人都是“成功”的人。这里的“成功”变成了狭义的“成功”,即是主流价值观认可的“成功”,显然和我们所要讨论的不同。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否表达得足够清楚,但如能抛砖引玉,那就再好不过了。

     

    【后记】


    讲座的内容就不在此赘述了,有兴趣者可参看李欧梵《我的哈佛岁月》,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923/15/9737_764803.shtml。另外,讲座中还有两个同学的提问,看似完全不同,实则本质近似,也颇值得思考,一并贴在这里了:


    1、我是经济系大四学生,成绩很好,前途光明,可是我常常觉得自己心灵空虚,很想去找寻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可是背负了二十多年的精神枷锁,我发现自己已经不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


    2、我是大陆过来的交换生,这学期选了很多和自己原本专业不相干的课,也参加了很多的课余活动,我对很多东西都很感兴趣,但人的时间和精力实在太有限了,我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 这些年,那些年

    2011-11-20 21:48:37

    前两年刚刚火过“这些年”,最近又刮起了“那些年”的风。电影开篇的叙述,的确有一些“这些年”的味道,也许这是回忆文的必要桥段,个人的回忆,需要一些集体回忆的框架支撑,方能准确定位。


    “这些年”的风,大概是七八月的风颱,猛烈而强劲。政局变动、风起云涌,大多百姓只处在反应链的最末端。“那些年”的风,则是缠绵的春雨,叫人辗转反侧,是切身的苦恼,却又给予成长必要的甘霖。


    和香港电影不同,台湾电影素来喜走文艺片小清新路线,而青春,自然是亘古不变的题材。从《蓝色大门》、《海角七号》到《艋舺》,似乎只要关乎青春,票房便能大获全胜。若论题材,恐怕比较得最多的,还是泰国的《初恋这件小事》,曾有一度微博、校内满屏都是与之相关的评论及转发,似乎每个人都能在这部影片里找到自己已逝的青春。


    可是,青春是什么?我们为何会如此迷恋追忆青春?以至于这种情怀被上升、培养成一种需要,被量产化,变成一种城市情绪,迅速蔓延?


    环视四周,满场的观众都是20-30左右的人,大概比影片里的主角略小一轮,虽然类似周杰伦这样的元素还能引起共鸣,但诸如地震、比赛之类地域性的社会事件,毕竟引起共鸣的范围还是有限。可见引起共鸣的,并非特定的某段青春,而是所有人的青春。


    青春期特征,最为明显的自然是生理特征的变化。《那些年》里不遗余力布下的种种直接、间接的暗示,都来于此。暗线是心理特征的变化,即所谓理想。读不好书的人,都对自己的人生早早做了规划,读得好书的人,却常常只会读书而已。其实世上有太多游戏,太多规则,一个玩不好,大不了玩另一个便是。只是主流的规则,总是最强调意义,却往往最容易迷失意义。


    片子里,好学生的结局,是去当了老师,他们都觉得这是再适合她不过的职业。不知为何,觉得略微有些讽刺。受教育其实就像打闯关游戏,积累经验值的目的,只是为了能获得通行证而已。玩得好的人,不会花太多时间打小怪,因为他们知道获胜的目标,不是经验值的高低,而是打赢大怪。而好学生,似乎是那些玩得“过分好”的人,他们的经验值接近完美,却反而失去了进入下一关的机会,停留在他们最为擅长的关卡,帮助后来者一步步地通关。


    意义,真是一个令人害怕的字眼。不去想时,似乎还能一切安好;想得多了,便作茧自缚。意义存在的价值,不在于说服别人,而在于说服自己。只是要说服自己,往往更难,因为没有人比你更清楚自己的弱点。


    至于恋爱,介乎生理与心理之间,有太多想象的成分,借以升华。青春期的恋爱,其实是自恋的一种投射,关注得更多的,是自己的情感体验,以及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与看法。青春期恋爱之所以可贵,正在于其“无意义”。任何事情,做到了纯粹,不管是否偏离了初衷,都是可贵的。《那些年》最深刻的道理,不是片子里想要表达的种种,而是这部片的成功本身。九把刀对他心目中的沈佳仪,恐怕早已不是最初的喜欢,只是喜欢成了一种习惯,喜欢成了一种坚持。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做到淋漓尽致,也有可能成功,哪怕这件事,是喜欢一个没有结果的人。


    总能想见这样的场景,一位耄耋老人,坐在摇椅上,在漫漫的午后,和煦的阳光里,透过厚厚的老花镜,用颤抖的手指,划过相片中那些年轻稚嫩的脸庞。老者,最易追忆青春,因为回忆是厚重的,而未来却浅薄,害怕看透。曾几何时,追忆青春,成了年轻人的标签,成了一种流行都市病?


    前些日子看到这样一条微博,对比美剧《terminatior》和大陆剧《步步惊心》,评论曰:“同样都是穿越剧,美国都是往前穿,我们都是往后穿。一个想不出历史,一个想不出未来。”这话说得不完全对,我们也是往前穿,只不过我们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面向的是历史;他们说the time ahead of us,面向的却是未来。

     

     

    《我们台湾这些年》,廖信忠,2009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九把刀,2011

  • 较量——《武侠》

    2011-07-20 23:51:01

    让我来想想自己为什么会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因为手头有多余的电影票?那为什么选了这部?功夫片并非我的偏爱,悬疑的身世揭秘于我而言也毫无吸引力。关于组织背叛者这一命题的思考,早在灰原哀时期已受到启蒙。一个民主的组织,应当容许成员的独立思考,有权利选择是否将组织的使命视为个人的信仰,既有进入的自由,也应当有全身而退的自由,不过这基本是妄想,统治者需要的是绝对的服从,不是一个随时可能威胁其领导地位或切身利益的下属。全身而退?唯一的可能就是永远消失。

     

    贯穿电影的,显然不只是所谓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更是徐百九和刘金喜两种哲学观的较量:一种是近乎法家的性恶论,对人性的态度从极度信任到极度绝望,只能固执地依靠外在的法来寻找正义;另一种其实也是对人性的绝望,人人都有罪,都是同谋者,一切皆有因缘,并非“自性”所能控制。人性的善恶之说,从古至今纷争不休,徐百九放了那个少年一马,却反遭其毒害,《江城夏日》里的老警察,没有当众戳穿鹤哥,却仍旧惨遭毒手。人的罪行,是否不应该只根据其行为后果评断,也应当考虑其态度。这态度自然是区分有意行凶或无意伤害的,但也指行事后是否有忏悔之心。在Desperate Housewives中,Bree出于对儿子的庇护之心,掩盖了Andrew驾车撞人的证据,她内心充满了罪恶感,甚至担心儿子此后的人生都将背负上沉重的精神枷锁,孰料Andrew却对此事无动于衷,甚至觉得那只是一个即将寿终的无知老妇,而自己却是一个前途大好的青年,不值得为此付出太大代价。如此可鄙的心态,比撞人本身还来得卑劣。我并不是说一个忏悔的故意杀人犯比一个不忏悔的过失杀人犯来得高尚,但前者还有改过的可能,后者却将一错再错。对生命没有敬畏之心的人是相当可怕的,总有一天,当法律也约束不住他的时候,就是灾难的开始。

     

    这部片子里,除了男人间的较量,还有男人和女人的较量。女人是相信动机的,十年前在河边,如果遇见的是另一个女人,是不是一样会留下来?女人在乎的是男人的去留是不是因为自己,抑或只是厌倦了一种身份,一种生活,想做另外一个自我?男人想不明白,为什么十年来的不离不弃都无法证明一切,还总是痴缠当初的动机?因为动机,是一切果的因。动机决定态度,而态度往往决定结果。刘金喜终于亮出武功,应战十三娘的时候,阿玉的眼里,是恐慌而不是失望。不是恨他瞒了自己十年,她自己也说过,怕她问了,知道了他的过往,他就不再回来了。她害怕的是这十年,于他而言只是插曲,他终究要回到他的轨道去。刘金喜最终还是回到了阿玉的身边,与其说他选择了阿玉,倒不如说他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我相信,十年前,如果他遇到的是另一个女人,他有很大的几率仍会选择留下,不在此村,也在彼村,因为他寻觅的,就是这样一种安定的生活,女人,只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影片的最后,阿玉终于文艺腔地对金喜说了“晚上见”,因为她已经有信心相信,金喜会回来。态度,有时比行为后果来得重要,那么动机,是否亦如此?还是只要有一个令人愉快的结局,就可以不问动机?

  • 事半功倍的秘诀

    2010-12-31 18:17:33

     

    岁末之际总是杂事缠身,课本上正好有篇有点意思的文章,翻译出来,以飨读者。若有见解不同之处,欢迎讨论。

     

    事半功倍的秘诀

     

    很多人来问我,为什么我看起来悠哉悠哉,却总能完成大量的工作。我常常回答他们:“难道你不知道吗?”这实在是一个万能的回答,特别当我十有八九根本连问题都没听清的时候。

    然而事实上仍有许多人对此感到不解,他们很好奇我哪来这么多时间搞绘画、建筑、写作,还要参与慈善事业,因为根据报纸副刊名人轶事一栏的描述,我热衷于骑马打猎、扮成路易十四去参加参加化装舞会以及和三千个来自洛杉矶的学生们举着“加州,你好”的牌子游行。他们说我既是工作狂又是享乐分子。

    其实我之所以能事半功倍的原因非常简单。这一原理建立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心理规律之上,只不过我用过于精炼的语言予以阐释,以至于现在我不得不开始考虑把它说得直白些。

    这一心理规律即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完成任何的工作量,前提是此事并非当务之急。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规律在实际中是如何奏效的。假设我本周之前必须完成以下五件事情:1)回复信箱里的所有邮件,包括那些192812月之前的陈年旧信;2)把书架架起来,并将所有书籍归类放置;3)理发;4)读完一摞科学杂志,并做好剪报工作(我喜欢收集所有读到的关于热带鱼的文章,总想着哪天自己也买一条);5)完成一份报社约稿。

    那么假设现在是周一上午,而我有五件迫在眉睫的事情需要我去完成。如果我吃过早饭之后又迅速钻回被窝,那可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我即将面临超负荷的体力及脑力劳动,我需要为此储备一点儿能量。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四肢健康才能头脑发达)可是我的座右铭,不过老实说,我并不太懂这句拉丁文是什么意思。照我的理解,我起码应该善待我的身体,因为它将为我这颗睿智的头脑提供足够的养料。

    当我在星期一早晨赖在床上养精蓄锐之时,我制定了一个计划。我首先问自己:“我该先做什么呢?”那些信的确该回了,那些杂志也该整理了。接下来就是我的秘密所在了。我并没有把这些事排在计划表之首,相反,我把它们留到了最后。我玩了个自欺欺人的招数,并告诉自己:“你的首要工作是写报社约稿”。我甚至会把它大声说出来(得提防着别让别人听见,否则他们会把我重新按回床上),好让自己相信我今天就必须写完约稿,而别的事情还能再缓缓。有时候我玩得过于入戏,甚至还找来红笔在“第一、报社约稿”下画上横线(想画红线还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因为你很难在床头柜上找到红笔,除非我周日晚上先备下一支)。

    当计划表列好之后,我跳下床,开始享用我的午餐。我发现一顿可口丰盛的午餐——最好再来点糯米类的点心——将会是一日工作的最好开始。因为午餐和甜点可以使人有效避免紧张或兴奋过度。我们学者最需要保持冷静,否则我们就会把时间浪费在焦虑和不安中。

    酒足饭饱之后,我坐到书桌前,对着我的英文打字机,开始削铅笔(这些削尖的铅笔是用来在吸墨纸上戳孔的,而且我发现一支铅笔最多也只能戳破六个洞)。然后我对自己说道(有可能的话大声说出来):“开始动笔吧,伙计!”

    很快,我的计划表就开始奏效了。我的余光先是瞥见了那一叠报刊,这是我事前特地放在那里的。我用打字机在纸张的抬头上敲出我的名字和地址,便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那叠杂志触手可及(这也是计划中的一部分)。我抬头扫了一眼以确定没有人在注意我,然后便悄悄从那叠杂志中摸了一本。天呐!看看这是什么!第一篇文章就让我霍地站了起来,这是威廉·毕比博士写的一篇文章,还配上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插图!很快,我就彻底忙碌于剪报工作了。

    关于argyopelius——一种被称为“银斧头”的深海鱼——可有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它们的眼睛竟然长在腰上!光知道鱼还有腰就足够我震惊的了,更别说还发现腰上长着眼睛!我简直都无法下手剪那张图片。你看看,仅仅是随便翻翻插图版的周末画报都能让一个人获益匪浅!不过说起来这终究是一件苦差事,任何一个意志薄弱的人都有可能半途而废,只是当你手头上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完成的时候,它就绝不会是件难事(看到了吧,我始终在进行自我催眠,让我自己相信写报社约稿才是正事)。

    所以,我花了半个下午就把所有的科学杂志都通读了一遍,还做好了一份干净整齐的剪报(包括一种“毒蛇鱼”,我真希望你能看见,你肯定会笑翻的),然后我又开始痛苦地琢磨起那篇报社约稿来了。

    这一次,我进展到了写标题的阶段。当我心满意足地写好标题之后,才发现我竟然拼错了个单词。于是我只好把整张纸取出来,再换一张新的进去。就在此时,我瞥见了信篓里的那堆信。

    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是我最憎恶的话(你可以很确定,当然有),那就是回信。不过,当我还有一篇约稿要完成的时候,我突然有种很想写信的情绪,于是我偷偷用手指从信篓里拈了一封未回的信来。我想如果我先写几封信练练手的话,也许我写约稿时会更有灵感。这一封信,无论如何是该回了。这封信是一个在安特卫普的朋友写给我的,那是1929年的夏天,当时我还在欧洲,他写信希望我能顺道过去看望他。他当然不会就这么巴望着邮轮等待我的回音,但出于礼节,我仍然得给他回封信。所以,我没有往打字机里送入新纸,而是从我的个人文具中抽出几张体面的信笺,飞快地给我的朋友写了一封回邮。趁着兴致,我把信篓里的信件一一回复了。对于那尚未动工的约稿,我心里着实感到有些愧疚,但一看到一整摞贴好邮票的信封,还有那一叠整理好的剪报,我的心里多少得到了些慰藉。明天我就认认真真地写约稿,真的!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晚了些,不过在中午之前,打字机里已经放入新的纸张,上面干净利落地打上了我的姓名和地址。我简直精力充沛得像台发电机!我已决意写一篇关于“吹笛戏蛇”的文章,并且我对自己拟定的题目——戏蛇者说——感到十分满意。不过,想要写好“吹笛戏蛇”,我必须读它的历史有所了解。又有什么能比书本更能提供历史资料呢?也许在墙角那一摞书里,就有一本是关于“吹笛戏蛇”的!我是为了手头的研究工作才去看那些书的,这一点谁也无法指责我,何况也没有那个学者能把所有有用的知识都牢记于心。

    于是,我光明正大地离开我的书桌,开始浏览那一摞书的书名。那一摞书已经在墙角里堆了好几个星期了,想从里面找出一本书,特别是关于“吹笛戏蛇”的书,简直是不可能。现在最迫切的事情就是把它们安置到书架上,那么一切就会一目了然了。书架正好就在边上,就在这一摞书的旁边!我仿佛听到一道圣旨在耳边说:“要是想写好那篇文章,就得先架好书架、整理好图书!”这简直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物理学原理告诉我如果想要架起书架,我需要钉子、锤子还有类似托架一样东西来使它固定在墙上。你总不能伸出舌头舔一舔就把它粘在墙上吧。但是家里没有钉子和锤子(也许有,但这会儿也不知放在什么地方),所以接下来我得戴上帽子出门去买。尽管我把约稿一再拖延,但我感到戴上帽子去买钉子是此刻最合理的事情。不过,当我戴上帽子的时候,我很不爽地发现我实在该去理发了。我倒是正好可以一箭双雕,或者起码是二箭双雕,在回来的路上顺便去理个发。我想去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会有助于我的文思的,所有医生都会这么建议。

    几个小时之后,我一身清爽地回来了,带着钉子、托架、晚报、黄油饼干还有淡淡的丁香花香。我吃了点饼干,又扫了两眼今天的晚报(这也许会使我改变写“吹笛戏蛇”的初衷),然后开始干活,不一会儿,书架就架好了——虽然有些晃——书本也按首字母排好了序,以便于随时查阅。这里面没有一本是关于“吹笛戏蛇”的,不过有一本关于贺加斯画作的倒有些意思,还有一本书深入阐释了电影发展史,也很不错。电影事业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了,也许什么时候我会写一篇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不过,当然不会是现在,因为现在都过了六点钟了,而我手头还有一篇关于“吹笛戏蛇”的约稿要完成。明天一早立刻就写!千真万确!

    所以,你看,在短短的两天内,我就完成了四项任务,而这一切只不过是让自己相信第五件事才是我必须完成的正事。到了明天,我会另外选一件正事来做,例如把书架拆下来再装到别的地方去什么的,那么我的第五项任务就能顺利完成了。

    唯一麻烦的是,按照这个速度,我很快就会完成所有的任务,又得愁眉苦脸地面对那篇报纸约稿,那件星期一早晨就定下来的第一件正事。

     

     

     

    How to Get Things Done

                Robert Benchley

     

    A great many people have come up to me and asked me how I manage to get so much work done and still keep looking so dissipat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re wondering how I have time to do all my painting, engineering, writing and philanthropic work when, according to the rotogravure sections and society notes, I spend all my time riding to hounds, going to fancy-dress balls disguised as Louis XIV, or spelling out GREETINGS TO CALIFORNIA in formation with three thousand Los Angeles school children. "All work and all play," they say.

    The secret of my incredible energy and efficiency in getting work done is a simple one. I have based it very deliberately on a well-known psychological principle and have refined it so that it is now almost too refined. I shall have to begin coarsening it up again pretty soon.

    Th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 is this: anyone can do any amount of work, provided it isn't the work he is supposed to be doing at that moment.

    Let us see how this works out in practice. Let us say that I have five things which have to be done before the end of the week: (1) a basketful of letters to be answered, some of them dating from October, 1928 (2) some bookshelves to be put up and arranged with books (3) a hair-cut to get (4) a pile of scientific magazines to go through and clip (I am collecting all references to tropical fish that I can find, with the idea of someday buying myself one) and (5) an article to write for this paper.

    Now. With these five tasks staring me in the face on Monday morning, it is little wonder that I go right back to bed as soon as I have had breakfast, in order to store up health and strength for the almost superhuman expenditure of energy that is to come.  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 is my motto, and, not even to be funny, am I going to mae believe that I don’t know what the Latin means. I feel that the least that I can do is to treat my body right when it has to supply fuel for an insatiable mind like mine.

    As I lie in bed on Monday morning storing up strength, I make out a schedule. "What do I have to do first?"  I ask myself. Well, those letters really should be answered and the pile of scientific magazines should be clipped. And here is where my secret process comes in. Instead of putting them first on the list, I put them last. I say: "First you must write that article for the newspaper." I sometimes go so far in this self-deception as to make out a list in pencil, with "No. 1. Newspaper article" underlined in red. (The underlining in red is rather difficult, as there is never a red pencil on the table beside the bed, unless I have taken one to bed with me on Sunday night.)

    I then seat myself at my desk with my typewriter before me and sharpen five pencils. (The sharp pencils are for poking holes in the desk-blotter, and a pencil has to be pretty sharp to do that. I find that I can't get more than six holes out of one pencil.) Following this I say to myself "Now, old man! Get at this article!"

    Gradually the scheme begins to work. My eye catches the pile of magazines, which I have artfully placed on a near-by table beforehand. I write my name and address at the top of the sheet of paper in the typewriter and then sink back. The magazines being within reach, I look to see if anyone is watching me and get one off the top of the pile.  Hello, what's this! In the very first one is an article by Dr. William Beebe, illustrated by horrifying photographs! Pushing my chair away from my desk, I am soon hard at work clipping.

    One of the interesting things about the Argyopelius, or "Silver Hatchet" fish, I find, is that it has eyes in its wrists. I would have been sufficiently surprised just to find out that a fish had wrists, but to learn that it has eyes in them is a discovery so astounding that I am hardly able to cut out the picture.

    Thus, before the afternoon is half over, I have gone through the scientific magazines and have a neat pile of clippings (including one of a Viper Fish which I wish you could see. You would die laughing). Then it is back to the grind of the newspaper article.

    This time I get as far as the title, which I write down with considerable satisfaction until I find that I have misspelled one word terribly, so that the whole sheet of paper has to come out and a fresh one be inserted. As I am doing this, my eye catches the basket of letters.

    Now, if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I hate to do (and there is, you may be sure) it is to write letters. But somehow, with the magazine article before me waiting to be done, I am seized with an epistolary fervor, and I slyly sneak the first of the unanswered letters out of the basket. I figure out in my mind that I will get more into the swing of writing the article if I practice on a few letters.

    This first one, anyway, I really must answer. True, it is from a friend in Antwerp asking me to look him up when I am in Europe in the summer of 1929, so he can't actually be watching the incoming boats for an answer, but I owe something to politeness after all. So instead of putting a fresh sheet of copy-paper into the typewriter, I slip in one of my handsome bits of personal stationery and dash off a note to my friend in Antwerp. Then, being well in the letter-writing mood, I clean up the entire batch.

    I feel a little guilty about the article, but the pile of freshly stamped envelopes and the bundle of clippings on tropical fish do much to salve my conscience. Tomorrow I will do the article, and no fooling this time.

    When tomorrow comes I am up with one of the older and more sluggish larks. A fresh sheet of copy-paper in the machine, and my name and address neatly printed at the top, and all before eleven A.M.! "A human dynamo" is the name I think up for myself. I have decided to write something about snake-charming and am already more than satisfied with the title "These Snake-Charming People." But, in order to write about snake-charming, one has to know a little about its history, and where should one go to find history but to a book? Maybe in that pile of books in the corner is one on snake-charming!

    So, with a perfectly clear conscience, I leave my desk for a few minutes and begin glancing over the titles.  Of course,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any book, much less one on snake-charming, in a pile which has been standing in the corner for weeks. What really is needed is for them to be on a shelf where their titles will be visible at a glance. And there is the shelf, standing beside the pile of books! It seems almost like a divine command:"If you want to finish that article, first put up the shelf and arrange the books on it!" Nothing could be clearer or more logical.

    In order to put up the shelf, the laws of physics have decreed that there must be nails, a hammer and some sort of brackets. You can't just wet a shelf with your tongue and stick it up. And, as there are no nails or brackets in the house, the next thing to do is to put on my hat and go out to buy them.  Much as it disturbs me to put off the actual start of the article, I feel that I am doing only what is in the line of duty. As I put on my hat, I realize to my chagrin that I need a hair-cut badly. I can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and stop in at the barber's on the way back. I will feel all the more like writing after a turn in the fresh air.  Any doctor would tell me that.

    So in a few hours I return, spick and span and smelling of lilac, bearing nails, brackets, the evening papers and some crackers and peanut butter. Then it's ho! for a quick snack and a glance through the papers (there might be something in them which would alter what I was going to write about snake-charming) and in no time at all the shelf is up, slightly crooked but up, and the books are arranged in a neat row. There does not happen to be one on snake-charming, but there is a very interesting one containing some Hogarth prints which will bear closer inspection.

    And so, you see, in two days I have done four of the things I had to do, simply by making believe that it was the fifth that I must do. And the next day, I fix up something else, like taking down the bookshelf and putting it somewhere else, that I have to do, and then I get the fifth one done.

    The only trouble is that, at this rate, I will soon run out of things to do, and will be forced to get at my newspaper articles the first thing Monday morning.

     

     

  • 不可翻越的《盲山》

    2009-06-13 21:46:05

     

    我尚且不会从镜头、色调、演技、语言来评断影片,也谈不上什么美学、艺术上的分析,所以只是简单地谈谈对影片思想主题的看法。

    《盲山》是继李杨《盲井》之后的第二部片子,据称李杨今年正筹拍盲字系列的最后一部《盲流》。之所以强调“盲”字,李杨自己的解释是:“盲和瞎不同,盲是指心理上漠视的东西,瞎则是生理上的缺陷。”

    心理上的盲,其实还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自己的状态,一个是社会的状态。白雪梅一开始被卖进山里时,出逃的动力完全来源于对现状的无法忍受,反抗行动是盲目的。像陈姐一样放弃出逃的,则是对自己人生规划的“盲”,她们无法面对回归后的生活和自己被摧毁的青春,因而放弃也许可能的重生。和村民们的交流是也是“盲”,“婆婆”只会说“女人总要过这一关,嫁谁不是嫁”,这种沟通是无意义的,她们在意识形态的认知上有着巨大的鸿沟。村民的愚昧、麻木进而转化为暴力、集体主义,当一个群体对某种罪恶熟视无睹,甚至觉得理所当然时,这是一种更为恐怖的“盲”。

    “盲”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然而说具体些,是谁在导演这场悲剧?不是掏了七千块钱的“丈夫”,也不是逼雪梅就范的老父老母,这场悲剧显然不是白雪梅个人的悲剧。是万恶的人贩子吗?他们是这场悲剧重要的推波助澜者,但并不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毕竟有需求才会有市场。那么是男女不平等的结果?还是人类最原始的生殖需求?娶老婆是为了传宗接代,村里没女人,只好从外面买。缺女人的原因无非有二:一、重男轻女思想所致,女婴出生率低,生长环境比男性恶劣;二、当地妇女不堪贫穷,远嫁他乡。如此看来在男女不平等上,女性很可悲地获得了某种胜利,她们可以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处境,虽然不一定是上天堂,也有可能下地狱。想生儿子,要传宗接代,男人越来越多,光棍越来越多,却越来越穷。在痛斥文化劣根性的背后,更深一层的原因便呼之欲出了——贫穷。同样,白雪梅作为这场悲剧的代表,或是类似悲剧的典型,深究下去也不是单纯的大学生自我防范意识差的问题。可以扯到大学教育机制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基本逃生技能的教育,为什么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大学生找工作难,其实也是社会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总之无论从哪条线索往下挖,最后一定会和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挂钩,这才是悲剧的根源。

    网上盛传影片结局有和谐版和未删减版两种。课上观看的是和谐版,影片的最后,几个警察窝囊地把白雪梅从村民手里“偷”出来,然后几句苍白无力、令人啼笑皆非的宾白。而未删减版的结局则是第二天当女孩的父亲要带女孩离开时被村民们抓住,并遭到殴打,女孩情急之下拿刀把男人砍了。大多数人认为未删减版戛然而止的黑屏更具震撼力,更大的绝望降临,这种不知道路在何方的“盲”是一座无法翻越的盲山。而我认为和谐版自有其可取之处。警方的无力是一种嘲讽,却引发我们对法制、社会道德等更深入的思考。而白雪梅成功获救后,面对已经“回不去了”的生活的那种“盲”其实更值得回味。被和谐之后,影片能和更多的观众见面,能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已经达到其目的,单纯者易怒易感,没必要用过大的绝望让他们陷入崩溃;至于那些“两面理者”,显然不会满足于影片的表象,因此结局也就不重要了。

  • 《汉字王国》

    2009-03-22 22:52:41

    这是一本很好看的书,这个好看,有两层意思。经典的三联书店式装帧,大量的留白,加上象形文字本身的图像感,很容易看得轻松着迷。其次则是指它的内容。这是一个瑞典人写的书,书名却是《汉字王国》。相比于中国学者的汉字学著作,这可能只是一本很肤浅的书,然而所谓肤浅,尚未如常识般普及。一般中国人都说不清楚的东西,一个外国人却能如数家珍,这着实叫我们汗颜,况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熟悉的东西,也别有一番趣味。

    作者林西莉是高本汉的学生,上世纪50年代开始学习中文,60年代在北大留学,此书出版于89年。有了这些时间背景再来看这本书,有很多看似不可思议的地方就还有商榷的余地。

    例如在第8页提到的:人们一般是从上至下或从右至左书写。时至今日许多中国人还是这样写。不知道她写下这段文字的“今日”是哪一年,极有可能就是她在北大留学时获得的印象。《光明日报》在5511日正式改为横排,因此60年代初的学者大儒保留竖排写法,也情有可原。

    再比如第10页的:中国人现在还用这个方法(指拓片),每当他们休闲时,在公园或寺庙看见好看的雕刻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做拓片。这个说法有些奇怪,我不知道在60年代是不是真的有人这么做,即便有也应该只是个别的收藏家、史学家、金石家、考古家吧,跟“大家”沾不上边的人大概是不会这么做的。因此把所有的中国人作为这一动作的主语,未免有夸大之嫌。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大概就是因为是由非母语使用者所著的,其中文化理解上的差异令我觉得十分有趣。

    例如第28页,在解释“自”的时候,她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她说瑞典人在指称自己的时候会拍拍自己的胸脯,而中国人则会指指自己的鼻子。这一细节我真是没有注意到过,但仔细想想,如果有人问我是谁把房间打扫得这么干净,我恐怕是会竖起拇指朝向自己吧。但我指的是鼻子吗?好像也不是。看来以后得好好观察一下。

    41页,讲到“女”字,于是提及了云南纳西族的走婚。她是这样说的:在一部分纳西族人当中妇女组织和管理生产。她们也掌管家庭生活。外祖母是家长,在她的家里生活着她自己生的孩子,她的女儿和女儿的女儿。妇女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男人而孩子完全归妇女所有。她们不结婚,男人在夜里拜访她们,但是天一亮他们又回到自己母亲那里——他们是在那里生活和劳动。财产归妇女继承,孩子随母姓。成年的男人被称为“舅舅”,母亲和“舅舅”共同照顾孩子。这整段的大意是不错的,摩梭族也称纳西族,生活在宁蒗县泸沽湖畔,的确是有走婚这一习俗,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由母亲和舅舅共同抚养。但这段话中有一个错误,就是并非所有成年的男人都被称为舅舅。由于只同母亲居住,因此丈夫、公婆、叔嫂、妯娌一类的关系不复存在,家庭关系只有母亲、外祖母、舅舅、兄弟姐妹简单的几样而已。而这些关系中,除了哥哥和弟弟,唯一的男性关系只有舅舅,因此作者便认为成年的男性都称为舅舅。但若按此理,那么成年的兄弟又该怎么称呼呢?

    143页关于航海的一段描述也十分有意思:在学校里我们只读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伟大的探险旅行的故事。当然他们的旅行也是伟大的,不过他们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发现他们自己地域以外的世界,而是为了扩大国土。他们在各地看到的城镇比他们自己的更富裕、更安静和更井井有条,于是他们拿起了武器,用暴力手段夺取他们想要的一切。中国人的旅行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如同李约瑟所说的,‘是在已知的世界里的一种显示力量的、但计划周密的视察性的周游。’不错,他们也经商,想要各地统治者的贡品。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制定过任何经商标准,没有建任何城堡,没有掠夺奴隶,没有占领任何土地。他们尊重其他国家的信仰,祭祀不同国家的神,作为对他们访问国家的尊敬;他们带来其他人不能提供的商品,自己则寻求中国没有的珍贵物品、动物、宝石和药材。他们作为强大的中华帝国的使者四处巡游,自信地显示自己文明的优势,不卑不亢。

    我记得在另一本书内也看过对此的评论,一样的事实,却是截然相反的评价。西方国家野蛮的侵略和扩张被认为是对未知世界积极的探索,而中国的“四处巡游、自信地显示自己文明的优势”则是盲目自大的表现,更为清末固步自封、闭关锁国的落后埋下了伏笔。或许吧,每一种解释都自有其道理,然而我却认为林西莉的解释将中国人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这正是中国人和欧洲人的区别,我们不会通过建立城堡来宣布我们的占领,我们更喜欢精神上的臣服。

    说不上哪种意识形态更接近于真正的“文明”,但他们的环保意识确实比我们要强。她说到了黄河流域曾经一有森林、草地、沼泽和湖泊,说到了犀牛的绝迹和大象的南迁。她说:曾经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四至五种龟,现在仅存一种体型很小的淡水龟,人们在各地的市场上经常能看到它们——我的中国朋友说,用这种龟做汤或红烧特别好吃。

    不知道她这破折号的后面是不是别有深意,然而在我看来是颇有讽刺之意的,虽然龟和鳖(即甲鱼)在生物学上有所区别,但被她这么一说,似乎美味的甲鱼汤也变得难以下咽了。

    而对于鹿茸的描写更令人觉得有如针芒在背:据说鹿茸有强身健体的功效,不过鹿茸一定要活着的。鹿自己脱下来的鹿茸药力不足——鹿茸一旦达到成熟便开始钙化,而药的价值——这时候它是药——逐渐丧失。因此人们毫不犹豫地在初夏锯下鹿茸,而血液仍然可以自由地在剩下的鹿角里循环。再想想燕窝,想想鱼翅!我们真是残忍!

    而下一段的描述,戏谑的味道则更深了:捣碎的鹿茸被认为能使性功能有问题的男性创造奇迹。年轻公鹿的鹿茸效果最佳,但是这方面的资源很少,价格极贵。中国每年向日本出口数量可观的鹿茸,看来那里的性功能问题特别大。人们还出口干的鹿的胎盘——据说这种可怕的药对多种妇女病都有疗效。

    我花了一个星期读完这本书,认识了不少甲骨文和金文,也第一次知道了稻田养鲤,总的来说还是获益匪浅的。另外,对此书的翻译提一个小意见,第183页说到的猪肾应当按照汉语的习惯翻译成猪腰,此外文章中多处长句仍有明显的外语语法。这当然是另一个领域的事了。

  • 悲情城市

    2009-01-13 16:11:41


            想找点语料,于是让台湾朋友推荐几部台语片,她提了几部,都是侯孝贤的片子。侯孝贤的电影,看过《恋恋风尘》,是比较文学课上从《边城》说起的。情节淡化,较少对白,然而波澜不惊之处,又令人心潮暗涌。从她推荐的名单里,挑了一部《悲情城市》,感觉这名字亲切熟悉。
            片长157分钟,很耐心地完整看下来,心情有些沉重。有一些东西,看不懂它的现在,却能在历史里发现必然。《海角七号》里看不明白的细节,应该都能在这部片子里找到答案。

    14'46"    医院里的护士们在学普通话,发音很像日语。50年前,她们的前辈也用浓重的闽南腔学习日语。或许这一前一后于她们而言,并无分别。

    19'00"    林老师、宽荣等几个知识分子一起吃饭,讨论挂旗事件。其中一个说:“ 日本国旗是白的中间一点红,倒着挂也对,青天白日旗就不一样了,到底太阳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挂错是要抓去关要枪毙的。”后来有人说起战争结束后台湾的前景,大多数说很好,回归祖国的怀抱很温暖。宽荣忿忿地说:“陈仪这种土匪都受到祖国的重用,我看对国民政府是没什么好奢望的了。”此话一出,立刻被朋友拦住,说喝酒不谈政治。想起老舍茶馆内墙上所贴的“勿谈国事”。

    22'10"    几个知识分子听到窗外飘来的流亡三部曲的歌声,大声应合“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然而,或许这个悲惨,并不是悲情的全部。 

    38'25"    二二八事件爆发,几个知识分子议及此事时说:

    “听说基隆警察打死一个卖烟的……这些烟从哪里来?还不是大官走私进来的,红包一塞,再多也进来”  

    “老虎不打,光打一些蚊子苍蝇是要做什么?”  

    “烟是没那么要紧,米才更重要,你没听说现在上海米糖都管制,这些大官不但是烟带进来,米糖,也不管我们有得吃没得吃,全部都带走,两边赚。” 

    “ 日本时代我们最苦的时候,米还有配给,陈仪来多久,来还不到一年,米涨了52倍,我们的薪水涨多少,有一分半毛吗?”  

    “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失业问题,内地接收之后,许多台湾人原来的工作都没了,这些人里面,有很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情绪平抚不了,工作又没有出路,将来迟早要出大乱子。”  

    “我有一个朋友在法院工作,外省人接管以后,把台湾人都赶走,把他的老婆、舅子、外甥都找来,现在整个法院都变成他家开的了。理由是这些台湾人受过日本政府的奴化。”

    “奴化是我们自己要的啊,我们怎么这么贱?当初也是清朝把我们给卖了的,马关条约签的时候有人问过台湾人愿意吗?”     

    “国民政府要是再不改变方法,虽然抗战胜利了,百姓还要痛苦很久,等也不是办法,百姓要自己站起来。”  

    86'10"    宽美在日记中写道:“大家都害怕,一个战争才刚结束,另外一个战争怎么会又来了。”

    94'00"    几个台湾人在火车上盘查外省人,觉得文清有些可疑,就用闽南语问他是哪里人,失聪的文清将事先背好的话说给他们听,但毕竟有些生硬。于是他们改用日语盘问,文清一时手足无措。几个台湾人误以为文清是外省人,不由分说便一顿暴打。

           国民政府的暴政是二二八的直接矛盾,但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的当权者多是外省人,因而这一矛盾从政府与人民间的矛盾转化为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矛盾。我在另一资料中看到一位记者的记录,当时他和几位同事遭到一些本省人的围攻,由于他懂闽南语,侥幸逃过一劫,其余同事均不幸身亡。可见到后期,这一仇视情绪已被无端扩大化,并殃及无辜民众,原本与独立无关的事件,却在事后成为台湾独立兴起的原因之一。

          画面定格,屏幕上打出几行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大陆易守。国民政府迁台,定临时首都于台北。背景音乐很熟悉,浓重的日本风情,但直到看到演职人员表,才想起来在s.e.n.s.的《故宫》里听过。而编剧竟然是朱天心,英文翻译是赖声川。

            我看了看自己做的笔记,觉得十分无奈,被我记录下来的时刻,全然和语言无关。不晓得一向对政治敬而远之的我何时会对这些历史产生兴趣。这部片子恰是89年上映的,其实不管是六四还是二二八,我们虽然没有亲历这些伤痛,但这些事件的影响至今犹存,也正因为此,关于它们的讨论不会停止。一个事件不会像人那样被盖棺定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意识形态的改变,它们都会得到不同的定位和理解。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尽量的还之以事实,而不让事实远离真相。有一些暂时无法改变的事,我们也必须为之努力,不作为或许也是一种祸因。

            相信侯孝贤当初为影片命名的时候,一定身陷两难,他选择了城市作为悲情的修饰对象,然而谁都明白,悲情的并非一个城市。我不知道该给这篇文章起什么样的名字,所以借用原名了吧。

                                                                                                                                           

  • 采桑子?新月词

    2008-09-15 12:00:04

    何时已收轻罗扇,青柚初见,朱柿尚小,团团月饼月团团。

    人间转眼交替换,新月未满,人已成单,轻掩薄纱秋夜寒。

  • 电影&文学

    2008-06-08 17:04:21

    不明白为什么要讲长恨歌,虽然喜欢,但最不是她的风格。手边没有书,又不喜在网上看长篇,索性下了电影,再过过情节。

    一开篇,脑子里就都是问号。这个王琦瑶,根本不是王琦瑶,所有的演员都像是错了位,没有一个和我想的一样。所有感动我的细节,通通都被导演遗忘了。最出彩的几处,也没了踪影。情节被改动得太多,又跳跃得太快,不晓得大家都看懂多少。衔接时黑底白字的几句口白,不知为何竟让我想起做过的那些小电影。只是受不了那一口港式国语,竟是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王琦瑶。只有评弹前那一碟子莲宝饼还令人怀念些,虽然毫不相干。

    书和电影,终究是不同的。有太多微妙的东西,三言两语说得尽的,却无法用画面表达。近来看了一些文学电影,像是《菊豆》,《芙蓉镇》,还有《命若琴弦》。很少有改得令我满意的。或者是我的理解过于偏颇,想象有时候会细致到一处里弄,一扇门窗。

    文学史里,排到九十年代,也有提及影视文学的。电影的确有相当的商业味道,其实当今文学又何尝不是,或者只是定义的限度不同罢了。巩俐和姜文,是文学电影里的常客。巩俐是因了张艺谋的关系,五部经典都是她的戏,《活着》倒还好,只是《菊豆》和《红高粱》的诠释未免相似了。姜文吧,演员和导演,似乎都是前期的好些。《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最忠实于原著的一部片子,到《太阳照常升起》便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剪切拼接的电影,造成混乱的逻辑,这和《动物凶猛》的混乱不同,引不起观众的共鸣,只是一种手法,说好了是像谌容那样,善于玩结构文章,说不好了,就是瞎搞噱头。

    于是决定忘掉电影,重新读过书吧。只是想读的时候没有时间,有了时间,却不一定有合适的心情。经常订了一堆书到家里,或者制定长长的读书计划,等做年终小结的时候,却往往发现读过的书并不是原先计划的,书也经常读了一半,就搁在了一边,尤其是那些需要做笔记的书。上回赵丽宏说他读书总是很快,这我是做不到的。除了看小说还快些以外,其余的总是要花很长时间。读杂书的时候,总会发现有趣的东西想要记录,但从来不抄所谓好词好句,尤其是细致的描写,那些好处如果看过一遍不曾记住,也算不得好处了。

    一直是比较爱惜书的,连破损的笔记本都会用透明胶小心贴好边角,更不必说是书了,因此并不曾在上头做过任何笔记。见识过一个朋友的书,上头的留白,密密麻麻都是她的随感,似乎还标注了年月。回看过往的思绪,的确是件有趣的事,但恐怕将来翻开书本,便会喧宾夺主,反而不易注意正文了吧。

    某个深夜,刚看完《孩子王》,心略有所感,久不成眠,于是翻看从前读过的一些短篇或是散文,聊以自遣。一时兴起,在文章旁加了批注,电子版便有这些好处,可以复制许多,每看一回,批注一次,既干净又便捷。

    前些日子,在叮当休业前去兜了一圈,无心插柳,却真的淘到了俞平伯的《人生不过如此》。那是现文推荐的第一本书。心心念念地找了一年,却在这里找到了。只是并没有太多的喜悦,倒像是一种任务的完成,因为习惯了寻找。倒是《雨中的人生》吸引我一些。闲时无聊便拿出来翻两页。讲座开始前,开年级大会时,在9号线上。这两本书的装帧都不是很好,别字又多,加上是二手书,似乎一开始态度就比较随意。自然地写下第一段批注之后,才发现这原不符合我的习惯。然而又如何呢,没有什么事情是原该怎样的,不过是自我暗示罢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看这本书,会再看见这段评论,是不是会觉得现在的自己特别傻呢?去年夏天重看《家》的时候竟然在里边发现两张纸条,一度很执着的纸质,还有极其幼稚的笔法,但最奇妙的却远不止如此。那是一张上课时偷传的纸条,对象是当时暗恋的男生,时间是2000。现在看来自然是哑然了,嘴角抑不住的笑,不是因为别字和病句,而是当时的心情。这有些像在许久不穿的大衣口袋里掏出钱来,那些险些被遗忘的事,那么恰如其分地跳出来,于是释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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