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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直面老龄化问题

    2018-10-22 14:53:19

    直面老龄化问题

    何  况

    直面老龄化问题

    周大新新近问世的《天黑得很慢》,是国内第一部全面关注老龄问题的长篇小说。这位曾以《湖光山色》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军队退休作家,再次正面强攻现实题材,勇气可嘉。

     

    老龄化是全球问题。据联合国测算,世界老龄人口将由2017年的9.62亿上升至2050年的21亿,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过14岁及以下被称为“儿童”的人口。目前欧洲老龄人口比例最高,已经达到四分之一。中国老龄问题也日趋严峻,截至2017年底,中国的老龄人口,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41亿,占总人口17.3%。全国老龄办曾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中国老龄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9%。须知,这项比例达到10%,就意味着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周大新被这组数字惊到了:“你想想这是什么情景,在街上三个人中间就有一个老人在拄拐杖行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目前中国公众对老龄期生活普遍准备不足。周大新希望通过这部写实小说提醒社会与公众,该是关注老龄问题的时候了。

    小说用一周七天黄昏的故事结构全篇,头四个黄昏分别是陪护机器人、长寿丸、虚拟返老还青体验的推广活动和“人类未来的寿限”讲座,内容貌似有理有据,其实荒诞不经,更像江湖骗局。老人缺少分辨能力,极易上当。后三个黄昏是居家陪护员钟笑漾讲述她陪护的退休法官萧成杉生命中的最后一段生活,读来令人唏嘘。

     

    萧成杉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官,退休后也没把自己当老人看,73岁时还因一个小伙子称他为“老人”,几乎与对方打起来。他计划写三部法学著作,成为法学家,又积极重新组建家庭,但都未获成功。他在写作期间心肌梗死,获救之后开始健身,寻找各种长寿途径,练习龟龄功,服用千岁膏,一度相信自己能延寿到117岁。

    居家陪护员钟笑漾见证了萧成杉从不服老到最后被衰老拖垮的全过程。在她惊心动魄的讲述中,我们发现,人的听力、视力、智力乃至性功能等,几乎是突然丧失的,其过程短暂得令人绝望。丧偶的萧成杉爱上一位丧偶的知识女性,两人情投意合,几次希望共度云雨,却终究力不从心,婚事也不了了之。女方告诉钟笑漾:“他不行!”钟笑漾怔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无比沮丧的萧成杉此后不再做重组家庭的美梦。有一天,正在厨房忙活的钟笑漾突然听到客厅里的电视机传出炸雷般的声音,开始以为萧成杉不小心按到了遥控器上的音量调节键,但跑出去一看,萧成杉像往常一样稳稳地坐着看电视,对音量突然增大毫无察觉。这意味着,萧成杉的听力瞬间下降了。后来,他的视力、智力也是突然丧失的。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痛苦更加难以自拔。

     

    萧成杉就曾在智力急剧减退时试图自杀,幸得善良的居家陪护员钟笑漾早发现苗头并及时采取措施,才没有成功。萧成杉对此极为恼怒,对钟笑漾吼道:你怎么敢违反我的意志,阻止我去安排我自己的人生?你想让人看我的笑话,当面叫我傻瓜?你想让人整天用怜悯的眼光看着我,帮我擦鼻涕涎水?你想让所有的邻居、朋友都鄙视我、讨厌我、反感我?

     

    有道是“久病床前无孝子”,萧成杉的担心并非多余。周大新以“拟纪实”手法,既写出了老人的病痛、孤独与无奈,也写出了人间自有真情在。人事代谢,往来古今。谁都会老,这是自然规律。作者呼吁,为了让老人活得干干净净、气气派派、拥有完全的尊严,全社会都应该正视老龄问题,并为养老、就医等做好精神的与物质的充分准备,让老人真正感受到“变老并不是悲惨的事,那像是夏季天黑得很慢”。

     

    《天黑得很慢》

    著者:周大新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2018年1月


  • 书评的路径

    2018-10-12 15:47:43

    书评的路径

    何  况



    什么是书评?沈从文的感想是:“最不讨好,又最容易发生私人思想;最宜公平,却又容许相当偏见存在;最需要避免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却又似乎不能不受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本身无永久价值,然而间接又最有影响;文学运动少不了它,同时又毫不需要它,这就是书评。”宗珏认为:“书评应该是一个书评家对于一部著作所表现的思想或艺术的探讨,而给予它以公允的评价。”两人表述有别,但都强调了书评的公平性。

    美国一家书评杂志的社论则特别强调书评的新闻性:“一篇直截了当的书籍新闻总比那些不三不四的批评强。书评可以侧重评价,但所评的既是新书,就必须含有充分的新闻性,就得是新闻方成。一篇书评须有三分之二,至少一半是新闻。我们提倡这种新闻性的书评。”

    在李辉编的《书评面面观》一书第一、第二辑中,萧乾、朱光潜、沈从文、叶圣陶、巴金、李健吾、施蛰存、常风等书评大家,纷纷发表各自对书评的看法。众声喧哗中,这些书评界的前辈有一个共识:承担荐书任务的书评家应该评论新书,尤其是新进作家的作品,而不是夸耀那些有定评的杰作。萧乾对此有很生动的描述:“5000本书已摆到书店里了。他的读者立待他干脆说几句负责的话。他不能忍心任他们等着,自己坐在沙发上翻看心爱的狄更斯。他得放下一切心爱的,倾心而迅速地读完眼前那本书,提笔写出简扼负责的意见。不但道出本书的梗概,还须判明它的价值。”这需要冒险精神,但为了让读者读到好书,这种冒险是值得的,也是书评家应该付出的代价。

    事实上,读者之外,被评书籍的作者对书评家也充满期待。叶圣陶说:“我如果是一个作者,我如果写了一本书,希望写书评的人第一要摸着我心情活动的路径。在这条路径里,你考察,你赞赏,发现了美好的境界,我安慰地笑了,因为你了解我的甘苦。或者发现了残败的处所,我便不胜感激,因为你枪杀了我的缺失。”

    经验表明,一篇好的书评,能够沟通作者与读者的间隔,缩短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对作者而言它是一个铮友,对读者而言它是一个良友。这就要求书评家端正态度。需要什么态度呢?萧乾说:“他只需要人的态度——一个好人,正直、有心肝的人的态度。生活和工作没有分开的可能。一个生性刻薄奸诈的人为商必卖日货,从军必开小差,写书评也无法不冤枉作家委屈作品。一个具有良知,又还贪爱智慧、拥护真理的人,就可以走向世界。书评自然也需要他。”

    就我个人写作书评的实践看,书评家最应该抱持的态度就是诚恳。诚恳包含公正、同情和其他一切美德,不嫉妒,没偏见,只有一颗清澄热烈的心,不马虎也不拘守固定标准,不诋毁也不胡捧,对自己有信心,而又永不视自己的批评为终审判决,随时抱着探索尝试的精神。如果缺少了公正心,则一切评语皆难为读者折服。

    入选《书评面面观》一书第三辑的14篇大家书评,篇篇都是范文,值得现在的书评家反复捉摸。这些书评曾刊登在萧乾20世纪30年代编辑的《大公报》副刊上,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比如常风在为顾一椎、顾青海合出的历史剧集《<西施>及其他》写的书评中指出:“戏剧是借言语为传达的主要媒介的,所以一个写历史剧的人最应注意的也是他剧中的语言。剧中人说话必须合乎各人的身份,不应该任作者兴致淋漓地吐出一篇话分配给剧中人说出来。这两篇剧的作者似乎忽略了历史剧的基本条件——历史的尊严性,因而在对话里有不少欠缺尊严,令我们觉着遗憾的地方。”这样有力量的书评,现在难得一见了。

    基于上述想法,我郑重推荐这本书,并把李辉写在“新版前记”中的这句话抄在下面:“书评目前已成为诸多纸媒的重要版块,读读前辈们对书评的见解,读读《大公报》副刊当年发表的不同风格书评,或许对书评写作者有所裨益。”

     

     

    《书评面面观》

    编者:李辉

    出版:大象出版社

    时间:2018年3月


  • 郑天挺的“日课”

    2018-10-12 15:46:41

    郑天挺的“日课”

    何  况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后引起学界高度关注,称其“不只是一部个人史,更是一部西南联大史”。该书点校者俞国林先生评价更具体:“《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不仅仅是郑先生个人,同时也是西南联大师生在这一时期教学、研究、工作、学习、生活的重要记录。”

    这话可不是凭空说的。俞国林先生据郑天挺日记手稿点校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起自1938年1月1日,讫于1946年7月14日,中缺1941年5月至12月、1942年7月5日、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大相始终。郑天挺先生是西南联大总务长,知道许多一般人不知道的事情,故而散落在日记中的许多材料都堪称独家,非常珍贵。

    我粗读一过,总体感觉郑天挺先生性格毅,胸怀宽广,是个既能做学问又能干好实务的大才。1938年,40岁的郑天挺已经是明清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了,他到西南联大后,真心想研究学问。无奈被教授们选为总务长,为维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作运转正常而殚精竭虑,让诸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等各种纷繁错杂的工作、人事问题,占去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这种情况下,郑天挺先生依然坚持教学和读书、写作,所写文章后来结集为《清史探微》一书出版,到现在已经成了经典名著。

    郑先生是怎么做到的呢?从日记中不难看出,他无论做事还是读书,都很有计划性,且标准很高。不妨来看看他为自己订立的每日读书计划。以1938年为例,3月30日有记:“今略师求阙斋日课之意。每日读:史书,五叶至十叶;杂书,五叶至十叶;习字,一百;史书,先读两《唐书》《通鉴》;杂书,先读《云南备征志》《水经注》《苗族调查报告》。此课程可谓少之又少矣,望能持之以恒。史书尚未到,先以《云南备征志》代之。习字俟有纸,写寸楷。”往后读到5月3日日记,有检讨:“余自往昆明,所谓日课,荒嬉未理,可愧之至。”接着重新修订每日读书计划:“自明日始,参酌前定日课,改如下表:晨:小字一百(抄古人文字,不临帖);大字五十(临汉碑)。上午:读史,隋唐五代,备讲授。下午:读传记,《汉书》《三国志》,备纂辑史传纂例。晚:读杂书,《云南备征志》,备纂辑《南诏书》。以上多则三小时,少则一小时,最少须各读五页。”7月18日,他又对读书计划进行了调整:“拟自本日起改订读书日程如次:字:百。《唐书》《汉书》:一卷或二卷。《通鉴》:一卷或二卷。杂书:十叶至二十叶。写作:五百字至千字,专题或读书札记。月课:月初定之,月终检结。”

    郑先生严格执行自订的读书计划。查1938年日记,几乎每天读书不辍。以8月为例。1日:“下午读《汉书》数叶。忽思洗澡,乃携《唐律疏议》一册至爱群浴室,候至六时,无空位遂归。在其客室凡阅《唐律疏议》五十馀叶,亦趣事也。”3日:“连日倦甚,思欲早睡,偶取架上《清代轶闻》读之,不觉竟一册,夜已午矣。”4日:“下午偕萃田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看新书。”5日:“至本校图书馆。至昆华图书馆读《太平寰宇记》。自本校图书馆借得关于西藏译籍五种。”6日:“至昆华图书馆读《太平寰宇记.四夷志》。”8日:“上午读《汉书》卷五十一《贾邹枚路传》,下午翻《唐律疏议》数叶,所读不多,然为近日所无,深自快慰。”

    当时条件很差,一是无书可读,在联大最开始的几年里,几位历史系教授所带去的图书合起来,还配不齐一套二十四史;二是敌机袭扰,“将入梦,紧急警报作。莘田大呼,余乃与之同入防空壕,时二时三十五分。坐至三时十五分,机声与枪声并作,又似有轰炸声,知其果来矣。机声渐远,方幸其去速,未几,枪声、机声、轰炸声再作”。在这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包括郑天挺在内的联大师生砥砺奋进,钻研学术,培育人才,创造了惊世奇迹。他们“刚毅坚卓”的精神激励人心,鞭策后人。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著者:郑天挺

    出版:中华书局

    时间:2018年1月


  • 视死如归黄道周

    2018-09-21 11:53:34

    视死如归黄道周

      



    黄道周字幼玄,号石斋福建漳浦铜山(今东山县铜陵镇)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时,任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因抗清失败被俘。隆武二年(1646年)就义隆武帝赐谥忠烈”,追赠文明伯。清乾隆年间改谥忠端

    关于黄道周赴死情形,说法很多。因其是在我老家婺源县境内被俘,故平日读书特别留意相关细节。明史对此有记:“当是时,国势衰,政归郑氏(郑芝龙),大帅恃恩观望,不肯出关募兵。道周请自往江西图恢复。以七月启行,所至远近响应,得义旅九千余人,由广信(今上饶)出衢州。十二月进至婺源,遇大清兵。战败,被执至江宁,幽别室中,囚服著书。临刑,过东华门,坐不起,曰:此与高皇帝陵寝近,可死矣。监刑者从之。幕下士中书赖雍、蔡绍谨,兵部主事赵士超等皆死。

    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林跃奇著《黄道周》一书中,对黄道周赴死情形记述颇详:黄道周被徽州守将张天禄俘获,送至南京狱中,隆武二年三月五日(4月20日)就义,临刑前,取得纸墨,画一幅长松怪石赠人,并给家人留下遗言: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就义之日,其老仆哭之甚哀,道周安慰他说:吾为正义而死,是为考终,汝何哀?乃从容就刑。至东华门刑场上,向南方再拜,道周撕裂衣服,咬破手指,留血书遗家人: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临刑前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最后头已断而身兀立不仆,死后,人们从他的衣服里发现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近读清代广西、江苏巡抚,并曾兼署两江总督的长乐人梁章钜晚年隐居福建浦城所著《归田琐记》一书,在卷四“黄忠端公”条下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述,种种细节活灵活现。以梁章钜的总督身份和广博见闻,所记当可凭信。史料难得,抄录于后:“吾乡黄石斋先生为千古伟人,初不知其生前如何风采,余曾得其《待漏图》画像,则恂恂道貌,蔼然可亲,绝无一毫凌厉气概。相传石斋先生就逮时,门人多相随。石斋一再辞之曰:‘我为大臣,义宜死,诸君无为也。’犹不去。石斋乃曰:‘诸君践土食毛,义亦可死。但未食禄,亦可以无死。今与诸君诀,甘殉难者止,否则各有父母妻子,毋为冒不测也。’众乃泣别,惟七人愿从,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时遭逢仁恕,令前代遗臣梗不服者,得请方行刑,毋许专杀。由是石斋师徒皆下狱以待。石斋入狱即绝粒,大帅其蚤毙也,百方进食饮,皆不顾,乃募漳人之贾于江宁者至狱,以乡情相慰藉,犹不食。于是邀与游于市,入饭肆,强之不可,乃入酒肆,共酌以献。石斋曰:酒以合欢,今乡井相聚小饮可乎?但必毋过三爵。众皆喜诺,遂饮三爵,更一肆,则又三爵,以此阅数日不至于毙。及就义之晨,二官入谒,拜如议,曰:为公送喜。石斋曰:国破君亡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请许公就义矣。’石斋笑曰:‘是诚可喜但汝辈安能解此。因历数二公之家世阀阅而呵其罪,二官皆浃背而去。顷之,石斋乘小车出,七人从。中途,石斋返顾后车,七人者皆无人色。石斋笑曰:怖乎?忍一刻即千秋矣!七人皆应曰:‘然。比至华门,石斋忽坠车下,一指挥趋进掖之,且慰曰:毋恐。石斋瞋目叱之曰:是何言欤!天下岂畏死黄道周哉!此地为辇路所经,吾不可以乘而过。因绝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哉!指挥愕然易容,因跪曰:此地万人瞻仰,公又困惫,即就大事可乎?石斋四顾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讫,一老仆请以数字贻家,石斋踌躇曰:无可言者。固请,乃裂衣襟,啮指血曰: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七人皆亦血书一云:师存与存,师亡与亡。石斋体故昂藏,立而受刑,又义风凛凛,行刑者手慄,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悸,急跪曰:公坐。石斋颈已中刃,血淋漓,犹颔之曰:。’乃坐而受刑焉。

    好一个视死如归的黄道周!


  • 我们有没有尽到孝

    2018-09-03 11:36:44

    我们没有尽到孝

    何  

    我们有没有尽到孝

    “我们不是不懂孝,而是没有尽到孝。”周亚鹰长篇纪实散文《家风门风:52栋里的故事》“自序”中的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相信读完书的许多读者会像我一样勇敢地承认,他说得很对,我们不是不懂,而是做得太少!

    周亚鹰说,他是经过长时间思考,才终于明白这个并不深奥的道理的。明白之后,他开始采取行动:在自己住处不远的小区给父母买了一套房子,即52栋102室,让原本与自己同住多年的二老搬过去单住。且听他的心声:“我之前一直认为,只要把父母接来同住,有吃、有穿、有钱给他们用,就是尽孝了。可是,慢慢的我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我发现父母住在我家里,其实很不自在、很不痛快、很不开心。”为什么呢?除了生活习惯等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父母丧失了对生活的自主权。比如她母亲在乡下老家是德高望重的“名人”,经常有人来看望她,现在却不能随自己的意将朋友领进家来,更不要说留下来吃饭、住宿了,尽管儿子、儿媳一再说没关系,但母亲还是不带朋友来玩。“跟我们住一起,母亲她就是被赡养的对象,而不是家主,她没有了自主权……”周亚鹰发现了母亲的不快乐,就跟妻子商量,跟哥哥姐姐们合计,最后下决心在家附近买了一套小房子让二老单住,给他们独立自由的空间,凡事让他们自己作主。二老搬进装修好的房子之后,果然过得比以前更快乐,更有滋有味,“想吃啥就买啥,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煮烂点就煮烂点,想邀请谁做客就邀请谁,想什么时候看电视就什么时候看,想看什么节目就看什么节目”。

    看着二老整天高兴得合不拢嘴,周亚鹰终于明白了,顺着老人才是真正的孝,无论给他们多少钱都不如顺着老人,只有顺着他们的心,随了他们的意,遂了他们的愿,他们才能真正开心快乐,才能真正幸福安康。

    老人单住,自然会有寂寞的时候。周亚鹰安排得很周到:只要不出差,他每天至少过去一趟;他二姐和两个哥哥到这里也近,常来陪伴;小辈们也很懂事,常过来陪伴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他还特意让大侄子在同一栋买了一套房子,“就在顶上,202室,上下楼”,真有事情,一呼就应一叫就到。“而且,县医院就在小区大门外,看医生十分方便。”

    更让我感动的是,周亚鹰在县里也是个有头有脸的城管局长,但他在父母面前就是儿子,不厌其烦地陪他们买菜、吃饭、逛超市、游广场、看风景,还给他们端尿盆、剪指甲、送汤水,甚至经常去陪他们睡觉。他睡在二老中间,耐心听他们唠嗑,讲老家的人和事,品味他们的人生经验和处世良言。他也把自己高兴的事、好玩的事说给他们听,让他们分享自己的快乐。他是城管局长,面对很多诱惑,但他为官清廉,认真做事,因为他知道,“孝就是你要好好做事不然他们就会忧心,孝就是你要好好做人不然他们就会忧心,孝就是你要照顾好自己不然他们就会忧心,孝就是你要照顾好家庭不然他们就会忧心”。百善孝为先,为官者守孝道,就要努力做个勤政廉政的好官,不让人背后戳脊梁骨,不让亲人为你蒙羞。

    周亚鹰官声不错,有父母教育引导的功劳。有一天,周亚鹰在工作中接连遇到好几件窝火的事,气呼呼地来到52栋说过母亲听。母亲笑了笑说:“我要是你,就不会生气!”母亲接着开导他:那个砍树的虽然不对,但如果这店是你开的,又假如碰上了生意不好甚至亏本这样的事,又刚好这树挡住了招牌,说不定你也会将气出在这树身上。还有那两个开车挡路的,肯定不是故意的,只是没养成好习惯,没有为别人着想,你是当城管管大街的,对街面上的事太过在意了。还有那个在街边尿尿的老人,他或者是个跟我们一样的乡下人,进了城,路都可能找不到,更找不到厕所,他实在憋不住了,管你什么城市规定啊,你怎么能跟他生气呢?多这样想想,你就不会老生气了。周亚鹰反复咀嚼母亲的话,终于知道怎么当城管局长了。

    这是一部让天下儿女获得心灵洗礼的奇书,书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有儿子孝敬父母的点点滴滴、琐琐细细。周亚鹰用自己真心尽孝的故事启迪我们,孝敬父母绝不能当口号喊,必得低头弯腰去做一件件琐细之事,越细越见孝心。我相信读者读完这部书,一定会像我一样,强烈渴望与周亚鹰做朋友。

     

    《家风门风:52栋里的故事》

    著者:周亚鹰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时间:2018年7月


  • 周氏兄弟的掌故

    2018-09-03 11:33:06

    周氏兄弟的掌故

    何  

    周氏兄弟的掌故

    苏州文史学者黄恽将近年来所写周氏兄弟的掌故文章辑成一书出版,取名《难兄难弟》。我以为这是个好书名,既切题又通俗易懂。

    “难兄难弟”典出刘义庆《世说新语》,意为兄弟二人难分伯仲,无可轩轾。这大致符合鲁迅、周作人两人的创作情况,他们的文学成就早有定评,难分高下。“用这个书名,或许会产生一个歧义,即难兄难弟这个词现在常用的意思,就是让人觉得这兄弟俩都是命运坎坷。这也不错。人生对于他们兄弟,都不是坦途。”

    正如黄恽在“自序”中所说,谈20世纪中国文学,鲁迅和周作人是无可回避的存在。但这方面的文章太多了,要想不犯重、出新意,只能另辟蹊径。黄恽用掌故眼光打量这兄弟俩,发现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一谈的故事,“随便抓上一把,就是一篇文章”。他博览可以见到的资料,剔除别人写过的题材,只写自己发现的一枝一节、边边角角,“不激不随,不吹不捧”,开拓出了一片新“疆土”。

    全书分上下两辑,上辑“闲言周大”集中讲鲁迅的故事,下辑“碎语周二”集中讲周作人的故事。有关鲁迅的故事讲了29个,有关周作人的故事讲了22个,都蛮有趣味,可资读者茶余饭后的谈助。

    鲁迅是个有故事的人,有些故事还特别弯弯绕。比如,陈源为什么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黄恽也讲了大背景:陈源和鲁迅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因立场不同而结怨。接着还讲了一个小插曲:发生女师大风潮的1924年年底,评论界有人指出陈源的女朋友、文坛新星凌叔华的小说构思涉嫌抄袭契诃夫。热恋中的陈源为了给女朋友帮腔,便把论敌鲁迅拉进来垫背,既可以把质疑抄袭之火引向鲁迅,又正好转移他与鲁迅缠斗的焦点,可谓一石二鸟。令人困惑的是,堂堂大学教授陈源怎么敢凭空指名道姓地说鲁迅抄袭呢?

    黄恽告诉我们,陈源倒也并非是无中生有,却是张冠李戴了。原来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之前,上海还出过一本同名的书,这本署名郭希汾编辑的《中国小说史略》,正是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小说”部分的编译本。黄恽说:“基本可以肯定,陈源是把郭希汾编辑的书误当作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可能是陈源的某个朋友误认了,传言给陈源,于是陈源不及细辨,把这种耳食之言写进文章里,把暗箭射向了鲁迅。”这符合陈源一向只能说说闲话、不能作细致研究的作风。顺便说一句,编辑《中国小说史略》的郭希汾就是后来的学者、语文学家郭绍虞。

    这是黄恽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的新材料,似乎没见人用过。书里每一篇文章,无论是关涉鲁迅的还是周作人的,都有别人没说过的新东西。本着平等的精神,下面来说个周作人建议“一周双休”的故事。

    我国实行“一周双休”制度始自1995年5月1日。其实早在1923年10月,周作人就提出了“一周双休”的概念。针对当时浙江四中校长经子渊废止周日休息、浙江省教育会代表李杰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各学校废止星期日放假的议案,周作人在《晨报副刊》撰文《“终止星期放假”》,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人不能只有工作而无休假,“投赠游玩”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其用处未必下于“培养指导”。继而指出:“正当的办法是授课应更认真,而放假亦应更加多,我的意见以为星期休息还嫌不足,须得加添一天才是,或是星期六及星期日,或是星期六下午放至星期一上午。”

    在这里,周作人明确提出了“一周双休”的概念。他或许不会想到,他的意见要经过漫长的70多年才变为现实。

    书中类似的故事很多,我就不一一复述了,有些故事也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读书吧。

     

    《难兄难弟》

    著者:黄恽

    出版:东方出版社

    时间:2018年7月


  • 买书不嫌多

    2018-08-13 09:45:29

    买书不嫌多

    何  

    买书不嫌多

    周振鹤教授生于厦门,曾就读于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后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谭其骧院士,博士毕业后长期在复旦大学任教,在上海一住就是四十年。上海住房相对紧张,而读书人还要给书腾地方,周振鹤教授因此作文感叹,藏书是一大苦事,并非乐事,“如果是两三千册,或许还好对付,要是上了一万册,恐怕一般人都要有点难过了。住房有限,人都仄居,何来书的地盘?于是书橱之外,不免堆在地上,摆在案头,甚或占据床位。如果堆到如山积一般,那就有书等于无书了(常常找不到需要的那一本书),恰似华君武一幅漫画的标题一样:书到用时方恨多”。

    有趣的是,与找不到书时恨书多相反,读书人在书店、冷摊淘书、买书的时候,从来不嫌书多。周振鹤教授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他一边抱怨“藏书是一大苦事”,一边好不容易出趟国却不看风景逛书店,大老远从欧洲几个国家买回一大堆书,还自嘲“我本无心,书却有意”。

    他去意大利比萨城原是看斜塔的,最后却被先后意外遇到的三个旧书摊占据了大部分时间,见几百上千册的旧书摆在那里,他早忘了来比萨的初衷,急忙弯腰挑起书来,“有不少是19世纪的书,还有极少数18世纪的,古色古香,令人爱不释手。于是挑选了一些,其中有的是残书,有一套纸质很轻,无出版年代,售书者说是古董。一共开价85欧元,其实不算贵,但仍还至75欧元拿下”。在另一个书摊,斯斯文文的摊主向他介绍一本1888年巴黎版的《驼背弗朗索瓦》,插图极好,又是金边,开价10欧元,还至8欧元,实际收钱时又只要了7欧元。后来仔细看了这天淘到的书,其中有三册是《世界史》,1830年出版于拿玻里。又有一册是1778年在罗马出版的有关耶稣的传记,是多卷本的最后一册。“18世纪的书在中国现在是疯狂价,可在欧洲还稀松平常。”

    好运气还在后头。周振鹤教授有一次在德国爱尔兰根市逛跳蚤市场,买到一本《纽伦堡新闻·娱乐版》1865—1867年的合订本,很珍贵,完全可以作西方报刊史的教材展示。1865年是什么时候?还要七年以后,中国的《申报》才创刊。这样的东西,竟然开价只要10欧元,随口还至8欧元,摊主却也满口应承。在另外一个城市的一家古董店,他问老板有没有关于中国的书,老板搬来梯子在一个书架的最高处找到一本,放在柜台上,让他去看看。“我还没有走近柜台,就差点犯晕了。三大册厚厚的绿皮书,远远一望就知道是《语言自迩集》,但又心想,不会吧,这样的城市,这样热闹的大街,还有这种便宜让我拣?要真是这部书的话,那也恐怕是天价了。”周教授走近一看,正是它,1886年的第二版。看了一下标价,上面用铅笔写着40.90欧元。“我想这不会是看错了吧?”他沉住气,面无表情地问了句:什么价?老板不假思索地回答:40欧元。周教授差点没晕过去:太便宜了!不好意思再还价,赶紧拿下。

    这就是买到意外了,但意外还不止于此。此书每一册扉页都有原书主德国人海因里希的签名和购书日期。海因里希1905年担任宁波海关关员,为了学习中文,他于1905年12月8日买了这部大书。“107年前他在宁波买到这部书,带回德国,没承想百年之后又被我带回到了中国。书籍的聚散真是出奇地无常呀。”

    这些故事都被周教授写进了新近出版的《藏书不乐》一书中。书中还有许多周教授在布拉格、莫斯科、上海等国内外城市淘书的传奇故事,令我无比向往。就冲着这些旧书店,我也要找机会去欧洲逛上一逛。

     

    《藏书不乐》

    著者:周振鹤

    出版:东方出版社

    时间:2018年5月


  • 文人书札的一抹亮色

    2018-08-06 17:10:31

    文人书札的一抹亮色 

    何  况 

    (刊2018.7.29《厦门晚报》) 


    电脑普及以后,书札差不多绝迹了。在这种背景下读到薛龙春编的《飞鸿万里:华人德致白谦慎一百札(1983—2000)》一书,真是感慨万端。毫不夸张地说,华人德与白谦慎的通信,是二十世纪文人书札的最后一抹亮色。


    华人德与白谦慎是1978级的北大同学,两人分别就读于图书馆学系和国际政治系,在校时因为喜欢书法,共同发起成立了学生书法社,由此结下深厚情谊。毕业后,他们又共同发起成立了全国性民间书法社团沧浪书社,以学术的尊严与艺术的独立为结社宗旨,在全国书坛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一民间社团也是联系华人德、白谦慎四十年友谊的纽带。  


    《飞鸿万里》所收华人德致白谦慎100封信,除了1983年、1985年各一封外,其余98封都集中于1987—2000年之间,那时华人德供职于苏州大学图书馆,而白谦慎则远赴美国罗格斯大学、耶鲁大学深造,继而在西密歇根大学、波士顿大学工作。天各一方的两位朋友有话要说、有事要商量,便频繁地通起信来。华人德相对来说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要多些,故每封信都写得很长,但他不希望白谦慎在通信上花费过多时间:“兄学业繁重,另有许多工作要做,通信可适当少些,以免在这上面太费时间。”  


    通读这些信,发现内容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二人在书法与学术上的交流,包括书法取径与创新的讨论,书法史料的解释与辨析,书法研究方法与角度的交流等;二是沧浪书社的成立与发展,包括新社员的吸收,资金的募集与赞助,主要艺术与学术活动的设计与开展等;三是书法圈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展览、研讨会及其评选方式,社会资源的介入与书法的市场化,书法组织的权力角逐等,这些信息反映出一个时期较为完整的书法生态。白谦慎虽然远在美国,但透过华人德的观察与评论,对国内书坛的进步与弊端了然于胸。 


    两人在艺术与学术交流探讨上的直言不讳让我感动。华人德在信中谈到自己的书法创作时,声言在气息上以“雅、静、清”为追求目标。白谦慎则认为,写行书可以“雅静清”,但若推及以动势见长的行草书时,倒不如学明末清初那几家的行草大轴更有益处:“自兄到苏州后,越来越追求雅、含蓄、无火气,有些地方反不如过去的作品显得开张、生气勃勃。……兄要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文化氛围的优点,同时要注意到这种优点本身隐藏的不足之处。”白谦慎提醒好友要看清文化氛围的优劣势,这是很有见地的。他还曾向华人德推荐《日本现代书法》一书,要求他有意识地思考一下中国书法在观念、技法、材料等方面的变革和创新问题。  


    华人德反思自己的作品,同时也对好友的一些书法提出批评,指出白谦慎“一张因写不下末行字小且有漏字的,不宜作展览用。现书界展览作品喜涂抹勾乙,我觉得如自作诗稿尚不妨,如抄录古人诗,展览、送人均不宜如此,否则有草率不经心的感觉”。  两人互相批评,共同提高。日后华人德能写出《中国书法史》《六朝书法》等专著,白谦慎能写出《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等名作,与朋友间直率坦诚、知无不言的探讨交流密不可分。遗憾的是,这种好风气在当下的学术界已经难得一见了。  


    华人德与白谦慎都很看重沧浪书社这个阵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白谦慎虽然身在海外,也不遗余力为书社募款。1988年,他将自己业余教几位港台学生书法的酬金捐给书社,华人德在回信中说:“兄提出将业余教授学生书法的收入捐给书社,我大为感动,我已将此事告诉了一些最近见到的朋友,他们都很感动,我想这也会激励大家关心书社和为书社筹集经费更为努力。”随着白谦慎对美国学术界的熟悉与深入,他开始从帮助书社募集资金、举办海外展览、印刷作品集等,转向学术性更强的国际会议,以及论文集的编纂等。由此可见他为宣传中国书法,扩大中国艺术家的影响所花费的种种心力。  


    有道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如今,两个好朋友,华人德在苏州大学工作,白谦慎在杭州大学工作,岂不是一段佳话吗?                                   

    《飞鸿万里:华人德致白谦慎一百札》 编者:薛龙春 出版:山东画报出版社 时间: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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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茅盾文学奖解密

    2018-07-23 20:51:36

    茅盾文学奖解密

    何  



    茅盾文学奖解密
    (2018.7.22《厦门晚报》读书)


    茅盾文学奖评选虽屡遭诟病,但我感觉不像江湖传说那样不堪,因为评委里头毕竟还有敢于仗义执言的“明白人”。有白纸黑字记载,曾担任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茅奖初评委,第六届、第八届、第九届茅奖终评委的朱向前,就曾为莫言的《蛙》据理力争。


    第八届茅奖评选,最后大会投票之前,大组评委讨论时有人对莫言的《蛙》提出两个上纲上线的问题:《蛙》是否有违国策?小说加话剧这样的小说体例是否成立?显然,这是要置《蛙》于死地。


    长期关注研究莫言的朱向前意识到,这两个问题都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而时间又不允许他发表长篇大论。于是他干脆放弃学理辩析,站起来动情地说道:“假如明年(2012年)莫言获得诺奖,而茅奖评选在我们这里夭折,届时让我们这些评委情何以堪?”这话深深刺激了评委们。果然不出朱向前所料,莫言获得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好在《蛙》最终榜上有名,不然茅奖的面子、评委的面子真没处搁。


    此事见载舒晋瑜新出《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一书中对朱向前的访谈录。舒晋瑜是《中华读书报》的资深编辑、记者,始终对1982年开评、至今已评九届的茅奖保持高度关注,本书不仅收录了她对31位获奖作家的访谈、采访手记,还收录了她对9位评委的访谈,历届评奖委员会名单和获奖篇目也完整呈现,具有茅奖“档案”的功能。


    我对评委访谈最为关注,怀着八卦心态想多知道一些评奖内幕。舒晋瑜是个体贴读者的记者,对评委总要抛出这个问题:“在您所参与的茅盾文学奖评选中,您经历过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能否多透露些内幕?”多数评委都作了正面回答,只有个别评委王顾左右。


    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八届茅奖评委雷达告诉舒晋瑜,在第四届评选中,《白鹿原》在评委会基本确定可以评上的时候,一部分评委认为,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对政治斗争的某些说词不妥,另外有些性描写太露骨,应当删节。这种意见一出且不可动摇,就由评委会副主任陈昌本电话征求陈忠实的意见,表示“愿意接受个别词句的小修改”。这就是发布和颁奖时在书名之后加个“修订本”的原委,其实那时根本没有印出所谓的“修订本”。


    雷达还明确表示,贾平凹的《怀念狼》、莫言的《檀香刑》、阎连科的《日光流年》、李洱的《花腔》、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没有获奖,不无遗憾。朱向前也认为,莫言的《檀香刑》、张炜的《古船》落选,“是遗珠之憾”。


    第八届、第九届茅奖评委王春林指出,第三届茅奖五部获奖作品,除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名至实归,凌力的《少年天子》、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差强人意之外,另外的两部作品《都市风流》《第二个太阳》获奖显得相当勉强。还有第四届刘玉民的《骚动之秋》,好多人根本不记得有过这么一部获奖小说。


    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茅奖评委李星遇到过一件让他很受伤的事:“张炜的《古船》曾被四届读书会,置于二十余部的首部重点推荐,但却最终落选。”


    那么,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评委心目中的“十佳”是哪些作品?


    雷达:“《芙蓉镇》《李自成》《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长恨歌》《秦腔》《无字》《蛙》《一句顶一万句》。”


    朱向前:“《李自成》《东方》《无字》《尘埃落定》《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一句顶一万句》《蛙》《江南三部曲》。”


    孟繁华:“《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尘埃落定》《长恨歌》《无字》《秦腔》《蛙》《一句顶一万句》。”


    王春林:“《白鹿原》《秦腔》《平凡的世界》《长恨歌》《尘埃落定》《芙蓉镇》《繁花》《江南三部曲》《蛙》《东藏记》。”


    如果有人问我最喜欢哪十部茅奖获奖作品,我会随口告诉他:“《尘埃落定》《白鹿原》《长恨歌》《蛙》《秦腔》《芙蓉镇》《平凡的世界》《一句顶一万句》《少年天子》《无字》。”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

    著者:舒晋瑜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2018年1月


  • 书贩传奇

    2018-07-16 11:22:18

    书贩传奇

    何 况

     

    书贩传奇



    陈晓维写的书,此前我只读过一本《好书之徒》(中华书局2011年版);陈晓维编的书,我也仅读过一本《买书记历:三十九位爱书人的集体回忆》(中华书局2014年版)。但无论是他写的书还是他编的书,都让我读后久久难忘。他的新著《书贩笑忘录》更有趣,“既写了书贩的发家史,也写了书贩的情爱史”(谢其章语),为我们揭开了一个特殊群体的神秘生活。


    中国旧书业日渐式微是不争的事实,但还是有那么一些有文化情怀的书贩致力于旧书流通。陈晓维痴迷旧物,并曾一度介入旧书业,对书贩们的人生起落和当代旧书业的秘闻所知甚多,在书中一口气讲述了胡同、顾铮、王珅、刘旭、罗老师、老马、王建、杜国立、赵明、黄凡、大亮、韩成宗等12名当下活跃的书贩的经历,还写了英国伦敦马各斯兄弟书店负责处理与中国和日本相关的书籍的职员泰特斯贩书的故事。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卖书,也藏书,像网上信誉度很高的书商大亮,收到真正稀见的珍本是留着不卖的。陈晓维说:“他存下来的新文学,件件皆是精品,够举办好几次精彩的新文学专场拍卖。”


    贩书生涯传奇多多。马国华是旧书圈的名人,人称“老马”,看版本的眼力无人能及。传得最神的一件事是,老马从一个河南人手里花二百块钱买了个没人要的破烂抄本,转眼送拍卖会卖了二十万,一千倍的利!原来那是清代大儒钱大昕的稿本。成交之后,有个北大学者还专门撰文,谈论该稿本在学术上的重要性。


    另一位专卖签名本、珍藏本和港台版书的黄凡则凭运气捡过漏。有一次,黄凡在潘家园东头大树底下的书摊上买到一本博古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书是延安时期用土纸印的,解放社出版,经过了七十多年的时间淘洗,品相依然很好。书的扉页上有钢笔赠言,落款是博古的本名“秦邦宪”。大概卖主不知道博古和秦邦宪是同一个人,又或者是钢笔字写得潦草他没认出来,反正让黄凡仅花四百五十块捡了便宜。博古死得早,留下来的签名本不多,黄凡以为总能卖个三五千的,后来居然又在书里发现了一页博古的亲笔信,可谓锦上添花,应该能卖个一两万吧。结果书送到嘉德公司上拍,最后以十六万元成交,扣除拍卖公司的佣金,到手十四万!


    说到旧书圈买书卖书的运气,下面这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两个人合资买一批老照片,一人一半。分头送到拍卖公司,同样的东西,一个人卖了二十万,另一个人却卖了一百万。年销售额突破一千万元的旧书业大亨王珅说:“这就是运气!”


    陈晓维在书中记录的这些人,“不是因为有什么天才,而是由于被缚,被旧书魔力的绳索捆绑,他们的生活才显出意义”。在读书界,经营布衣书局的胡同无人不晓。陈晓维与他太熟了,布衣书局网站2004年上线时,陈晓维是老板,胡同是经理,两人合作了两年多,最后陈晓维还是退出了,“我常常被他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也常常为他的不善经营而忧心忡忡”,他只要手里有一点钱,会立刻把它变成书。现在他做得不错,他发起的网上“一元拍”,吸引了众多爱书人参与;他每天发在网上的《贩书日记》,是不少读书人每天必读的文字。即便如此,胡同也常常生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忧虑,可见贩书之不易。


    在北大西门开励知书局的刘旭爱上了一个根本不配他爱的女人,为了帮她开饭店,他宁愿关掉自己心爱的书店。后来终于彻底失望,他重开励知书局,找回迷失的自我。这个时候,他对书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在藏书者眼中,书摆脱了阅读属性的禁锢,而获得完全独立的身份。书不再仅仅因为可被阅读才具有价值。它本身,它的形态,它的存在,即是一种价值。”这些贩书者的经历告诉我们:买旧书这个口子一开,人的兴趣就会像滴在白色桌布上的墨迹,逐渐洇开……

     

    《书贩笑忘录》

    著者:陈晓维

    出版:中华书局


  • 舌尖上的诗

    2018-06-26 09:16:30

    舌尖上的诗

    何  

     

    舌尖上的诗



    我不会写诗,但爱读诗。每每读到好诗,击节赞叹之余,我总会傻傻地想:这么高妙的诗句,诗人是怎么写出来的呢?看完江弱水所著《诗的八堂课》一书,我有些明白了:诗的写作,有时像是赌博,有时像是下棋。赌博的多凭运气,下棋的要靠人工,写诗的也各自依仗灵感或技艺。


    讲写诗讲到赌博与下棋,貌似不着边际,细一思量,却是老话题讲出了新意思。全凭灵感写诗,恰如赌博的人碰到什么是什么,偏巧好句子意外的来了,诗就有了,怕就怕开头虽然好,后面跟不上。而依仗技艺写诗,如同下棋的人试图穷尽各种可能,大抵有一个很稳定的发挥,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等待情思凑泊、灵感到来的机会,才不会走岔路。


    事实上,所谓灵感,不过是相对渐悟而言的顿悟,是旬日艰难之后的刹那轻松。著名诗人瓦雷里说过:“在几分钟之内,读者所受到的冲击却是诗人在长达几个月的寻找、期待、耐心和烦躁中积聚起来的发现、对照以及捕捉到的表达方式的结果。”正是这样,我们看到的只是现成的文本,只看到结果,看不到过程,就像到了龙门石窟,被卢舍那大佛一下子震慑了,却很少有人想到当年千锤万凿的劳动。好诗句都是诗人辛辛苦苦攒成的,不是不请自来的缪斯的赏赐。

     

    江弱水这么讲写作,的确有趣,难怪这本讲“诗都写些什么,怎么写出来,可以怎样去读”的《诗的八堂课》出版后很快卖到断货。全书分为“博弈、滋味、声文、肌理、玄思、情色、乡愁、死亡”八节,其中博弈讲诗的发生学,滋味、声文和肌理分别从味觉、听觉和触觉来讲诗鉴赏论,玄思、情色、乡愁、死亡则涉及诗的主题。程度介于入门学习与专门研究之间,不分古诗、新诗或者外国诗,也不深究隐喻、意象、象征和境界等概念,只谈些有意思的见解。对诗有兴趣的读者翻读一过,多多少少会有些收获。


    我们来看看江弱水在“滋味”一节中是怎么讲品诗的。他说,中国人的世界是舌尖上的世界,中国人的诗也是舌尖上的诗。我们平常说一首诗好,怎么好?有味道。“道”可以“味”,“味”能成“道”,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感性经验。但味觉不比听觉、视觉可以致远,它发生在身体更为幽暗的地带,含有太多主观不确定的成分,且带有欲望的气息,很难形容。怎么办?只好换个法子,用视、听、嗅、触来形容。诗人写诗,如同庖人治膳,要调和鼎鼐,做到色、香、味俱全。我们品诗时,每一种感官都对应着一个成分,分别调动视、听、嗅、触各种感官,最后以舌头来统摄,将如此复杂的感觉,用转喻的方式,归结到味觉上来。有诗为证:“他把豆腐一分为二/又切成小寸片,放进鼓掌的油锅/煎成金黄的双面/再换另一个锅/煎香些许姜末肉泥和红艳的豆瓣/汇入豆腐;再添点黄酒味精清水/令其被吸入内部而成为软的奥妙/现在,撒些青白葱丁即可盛盘啦……(张枣《厨师》)你瞧,“鼓掌的油锅”是听觉,“软的奥妙”是触觉,白嫩转金黄的豆腐、黄酒、红艳的豆瓣和青白葱丁是视觉,简简单单的煎一个豆腐,都要汇入如此复杂的感官经验。联想到张枣曾在德国居留近20年,我们马上意识到,味觉经验呼应勾连着诗人的过去,它是一把神秘的钥匙,一不小心就开启了一扇通往过去的门。


    “有诗为证”是书中每一讲都有的环节,江弱水以独具魅力的诗作,用别开生面的分析,给读者感性与知性的双重满足。读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能收获这么多,太值了。

     

    《诗的八堂课》

    著者:江弱水

    出版:商务印书馆

    时间:2017年8月


  • 种花去

    2018-06-11 09:15:10

    种花去

    何 况


     

    种花去


    一树樱桃花,或许就在今晚绽放。我很想看到它们从蓓蕾到开放的整个过程,但不知有无耐心等到。

    某年夏夜,一树茉莉花蕾。母亲过一会儿就过去看看开了没。一直没,便拉灭房灯。大约五分钟后我开灯去看,一树的花蕾,像我打开灯一样唰地开了,繁华雪白一树,白得在灯光下闪闪发亮,浓郁的香气,仿佛也自带光泽。

    母亲嘀咕说:“你家花像贼,偷偷地开。”


    ——这是玄武《种花去:自然观察笔记》中的一节。我在园林部门工作过几年,常与植物打交道,读到这样写花开的独特文字,心生好奇,忍不住翻到前面重读作者自述。

    “做原创纯文学微信公众号‘小众’,养大狗,带小儿,牧一群花。这些成为我一种生命状态,成为一种生命价值观。它们也成为力量,让我可借以抗拒当下的种种浮嚣。”

    这是一个不打麻将,不斗地主,自觉远离庸常生活的“农夫”,七八年前还给自己做衣服。他说他有商场恐惧症,每次进去都感觉天旋地转、头痛欲裂,所以他的衣物单调,从不穿类似西装那种正儿八经的衣服,也不穿擦得发光的皮鞋,基本只穿舒适的运动鞋。更有意思的是,他只要在本地,无论如何在外面饮酒作乐,每天都必须吃一顿家里的饭,否则就觉得这一天白活了。“我自己能做我喜欢吃的饭菜,能做得非常好吃。哈哈,尝过的朋友可以作证。”

    此人似乎动手能力很强,他自己给自己剃光头,三天一次,“运刀如风”,三分钟搞定,从未剃破过头皮,理发的钱就这么省下来了。“每见那么多中年男人费尽心机,染发,治疗脱发,或者竭力遮掩秃顶,我就不由自主,对他们充满深刻同情。”

    他还有许多省钱的办法,比如无论开什么车,都从来不进洗车店,自己洗车。“我喜欢这种感觉”,他说,“就像给喜爱的马匹梳理毛发一样”。喝酒总要花钱买吧,但据他说,“我很快自己酿酒了,一种柿子酒”。

    他其实是有意无意地在实践一种半乡村文明的生活方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买个小院子,养花、养狗、种菜,沉迷泥土的芳香、阳光与月光的气息而不能自拔。《种花去》这本书里写的花,都是他自己亲种,倾注的感情自然更真实、更素朴、更有力量,正所谓“千军万马,不敌一颗种花的心”。

     

    他过的真是好日子。春天,坐楼上窗前,可以看花,可以嗅见樱桃花带点药味的清香。室外开了第一朵玫瑰,品名结爱。春风吹动,香极了。两岁的小儿臭蛋每出门,都要抱抱嗅一下。院中有一朵芳香大花,深粉,已连开十日,仍然微雨中怒放,不见败老之态。心情大好,继续焚烧院子里的枯枝败叶,平时总被花刺着,烧时便有了心理平衡感。爱嗅焚烧时升腾的香气,那是草木灵魂之香,在风中摇曳,它不逊于一树花开。遛狗散步,夜风已凉。又一长夏已远去。且静待秋天,千山又万种好颜色……

    读这本书,我好羡慕作者。能随时切近观察到自然,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当然,他放弃很多才得如此。放弃的不只利益,更包括很多的躁乱、追逐、陷在循环中欲罢不能的心态。但他得到的远远多于所失,“我更像一个人了,诚恳,坦率,真实,随四季和晨昏流转喜怒哀乐”。

    我敬佩这个叫玄武的山西人,就像敬佩另一个叫谢泳的山西人一样。在我看来,玄武不仅勇敢,而且有行动力,但他说,“我所选择的尽量贴近自然的生活,并非依赖多少财富才能办到”。这么说来,我有一天或许也能过上他这种半文明的乡村生活?

     

    《种花去:自然观察笔记》

    著者:玄武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2018年3月


  • 《围城》轻托命

    2018-06-04 10:44:37

    《围城》轻托命

    何  

     

    《围城》轻托命



        钱锺书创作的长篇小说《围城》问世70多年来,猜测揣度者、研究探源者甚众,议论纷纭。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栾贵明追随钱锺书三十余年,耳濡目染,留心记下钱锺书谈及《围城》的精彩话语,“聚沙成塔”为《小说逸语:钱锺书<围城>九段》(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1月版)一书,把《围城》的艺术成就、核心主题、相关往事首次呈现给读者。读过《围城》和想了解“下蛋的鸡”的人,不妨看看这本有真材实料的小书。

      栾贵明说:“三十余年来追随钱锺书先生,先生从不长篇大论演讲《围城》,但我有机会听到作者自己的偶尔辩辞。”其中钱锺书多次用不同语气说的两句话,令栾贵明琢磨多年,迄今不忘,第一句说,《围城》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第二句说,“我三十多岁写小说《围城》,想用小说原本技巧,打败小说”。钱锺书说这些话时,“让听者有时觉得他是在回忆,有的又好像在对比,还有似乎带着淡淡的自得”。栾贵明认为这是两句实实在在的真话,《围城》显然是用极其精致的手工一字字编织而成。

      全书从“选字和构词”讲起,结合小说具体内容,分别解说了《围城》的引语、造句和成章、奇思妙想和人物素描等方面的特色。钱锺书不仅做文章写诗讲究“炼字”,写长篇小说也不例外。比如方鸿渐被张吉民相中做女婿,获邀赴张府候选,女方很满意,可是方鸿渐心中另有所属,为了不得罪人,他在饭桌上充分表演,以求为对方制造出自己被拒的理由,从而构成双方都可接受的结论:他们“没有‘举碗齐眉’的缘分”。一个“碗”字扭转了“举案齐眉”的庄雅风致,构成幽默的冷喜剧效果。其他如“阿福不顾坟起的脸”的“坟”字,“嫩阴天”的“嫩”字,“万目睽睽”的“万”字,都是作者精心立足形、音、义炼出汉字的例子。既然作者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读者理应一字一句来读,那种一目十行的读法无疑是对作者的辜负。

      钱锺书以博闻强记著称,他写的小说“引语”精妙。《围城》中的“引用之语”包括人名、地名、书名、成语、谚语、歇后语、他人诗文等。他从来不同意成语和典故稳定凝固的结论,故在《围城》中偶尔使用时都表现出灵活性。比如第一章中的“故乡风味”和“世界潮流”,在方老太爷训子信中“千里负笈”“对镜顾影”“濡染恶习”都是准格式化而又有特殊风格的常用语汇,而关于“东方大学”“东美合众国大学”“联合大学”“真理大学”等半真不假的称谓,则完全成了嬉戏之语。钱锺书命名书中人物更是匠心独运、意象万千:方鸿渐、唐晓芙、苏文纨、孙柔嘉、赵辛楣、顾尔谦、韩学愈、陆子潇、李梅亭、高松年、汪处厚、董沂孙……这些被冠以性格化姓名的人物一亮相,便会让聪明的读者看出破绽,激起阅读的兴趣。有人因此认为,在人物命名上,《红楼梦》也不可与机巧大方的《围城》相比。

      书中还详细披露了钱锺书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接触的趣事及钱先生对诺奖的看法,为读者揭开了谜团。1986年春,忽然有多家欧洲报刊预测《围城》或将与诺贝尔文学奖相关。3月,钱锺书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发表对“诺奖”看法:“萧伯纳说过,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危害更大。当然,萧伯纳自己后来也领取这个奖的。其实咱们对这个奖,不必过于重视。只要想一想,不讲生存的,已故得奖人里有黛丽达、海泽、倭铿、赛珍珠之流,就可见这个奖的意义是否重大了。”在谈到博尔赫斯因拿不到诺贝尔奖金而耿耿于怀一事时,钱锺书说:“这表示他对自己缺乏信念,而对评奖委员似乎又太看重了。”据栾贵明书中透露,钱先生终其一生,对“诺奖”的看法从未改变;坊间流传钱先生与马悦然“谈崩”之说,从未发生,马悦然1980年到钱宅造访时还未受聘“诺奖”评委,他们会面并未涉及《围城》,更没谈论“诺奖”。

      1945年春,徐森玉将去四川,钱先生写诗话别:“送远自崖返,登高更陇看。围城轻托命,转赚祝平安。”《围城》可以“托命”,分量不轻。读懂《围城》,理解《围城》的主题,比什么都重要。


  • 向杨绛先生三次道歉

    2018-05-28 10:49:31

    向杨绛先生三次道歉

    何  



    李昕三次向钱锺书夫人杨绛道歉的故事,加深了我对百岁老人杨绛先生的了解和敬意。


    李昕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免不了与这三家出版社的老作者杨绛先生打交道。又因为李昕的父亲曾与杨绛同事,杨先生对作为晚辈的李昕便多了几分亲切。李昕没想到,因为自己考虑问题不周全,不得不先后三次向杨绛先生道歉。

    第一次道歉是在2007年10月三联书店出版《钱锺书集》第二版时。李昕在新书发布会上面对媒体介绍钱锺书著作的版权情况时,特别强调三联的版本对于市场的独占性,其中有这样的话:杨绛先生对待版权非常严肃和谨慎,她在三联出版了《钱锺书集》之后,便有意识地停止了钱锺书著作单行本与其他出版社的合作,只是《宋诗选注》和《围城》这两部作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再要求下,杨先生才同意保留该社继续出版单行本的权利。杨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这段话很生气,让帮她料理版权的吴宓女儿吴学昭打电话给李昕,批评李昕对人文社不公平,分明是人文社早早就出版了《围城》和《宋诗选注》,三联才是“一再要求”出版文集,怎么能为了宣传自己的书,不顾事实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呢?李昕自知理亏,连忙请吴学昭代向杨先生道歉。杨先生让吴学昭转告李昕:你的话给人文社造成了不良影响,要向他们道歉。李昕赶忙给当时的人文社负责人潘凯雄打电话道歉,取得了对方的谅解。李昕说:“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由此认识到杨先生待人处事最讲‘公平’二字。”

    第二次道歉也与《钱锺书集》有关。2009年,三联再版《陈寅恪集》,联系江苏省新华书店总店承担总包销。他们同意包销2000套,但要求制作2000张藏书票随书附赠。美编在设计藏书票时,计划采用陈先生名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加盖陈先生本人的印章。为了征得陈先生家属同意,编辑告诉她们,使用印章做藏书票是循《钱锺书集》旧例,当时也曾用钱先生印章做了一批藏书票。陈先生家属与吴学昭熟悉,便向她请教。吴学昭把这事向杨绛先生作了通报,杨先生说:“藏书票,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她让吴学昭给三联的编辑打电话,说:“你们这样不尊重作者,我要考虑提前结束与三联的合作。”李昕了解到当时做藏书票的确没与杨先生沟通,事后也没把藏书票送给她过目,一时慌了神,马上打电话给吴学昭,表示要到杨先生府上负荆请罪。吴学昭说,老人家正在气头上,不会见你,还是写封道歉信吧。于是李昕写信说明了事情经过,并随信寄上了几枚藏书票。两天后,吴学昭给李昕来电话说,事情解决了,杨先生让我带给你一句话:“李昕是我老同事的儿子,我原谅他了。”李昕如释重负,他知道老人家真正关注和在意的是一个诚信的问题。

    第三次道歉,是李昕在一档为杨先生百岁诞辰祝寿的电视节目中出现的一个小差错。在谈到钱、杨夫妇的精神境界和高风亮节时,李昕说,他们把两人的全部版税都捐给了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总数已超过1000万元,在那里设立了一个旨在扶助贫困学生的“好读书基金会”。李昕后来接到吴学昭的电话才知道,他在这里出现了口误,把钱、杨二老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说成了“好读书基金会”。这是两个不能混淆的概念,杨先生让吴学昭提醒李昕,今后若是再提到此事,一定要把说法改过来,不要一错再错,造成别人以讹传讹。李昕再一次请吴学昭代向杨先生道歉,“杨先生的严谨和认真,令我受教”。


    上述故事源自李昕新著《做书的故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书中有趣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我眼中的马识途先生》《书界奇人刘振强》《我所知道的吴敬琏先生》《<巨流河>出版后的遗憾》《一场出版风波的追思》《<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出版始末》《从电影想到小说<狼图腾>的出版》,等等。书中的故事“一律亲历、亲见、亲闻”,决无虚构。从中不仅能领略作家、学者的风采,也能感受到李昕“做书”的酸甜苦辣。刘再复先生说过,李昕是个好编辑,他学胆识兼备,为国家为他人做了许多“嫁衣裳”。读完这本书,可知此言不虚。


  • 一部拍出四千多万元的古书

    2018-05-14 14:48:04

    一部拍出四千多万元的古书

    何  

     

    一部拍出四千多万元的古书


    诞生于700多年前的元抄本陶叔献辑《两汉策要》是一部身负重名的书,毛晋《汲古阁珍藏本书目》、叶德辉《书林清话》、莫友芝《亭知见传本书目》、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张伯驹《春游琐谈》等均有著录,翁方纲、王杰、钱大昕、孙士毅、张朝乐、戴衢亨、姚令仪、陆伯、秦承业、袁枚等先后题跋,钤有昆陵周氏九松迂叟藏书记、周印良金、毛晋之印、汲古主人、臣大昕印、退一步斋珍玩、景贤鉴藏、朴孙庚子以后所得、如皋张氏竹轩藏书景行维贤、古吴王氏珍藏、康生等印。

     

    一部拍出四千多万元的古书

    非常神奇的是,这部著名的书每过一百多年就会出现一次,并在文化界引起一段振动波漪。它最近一次露面是在2011年中国嘉德春季古籍拍卖会上,以483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创出了世界纪录,成为藏书界聚焦和关注的名品。

    我是在拓晓堂所著《槐市书话》一书中读到这个故事的。书名中的“槐市”是汉代长安一个读书人聚会、贸易、互易互市的地方,因其地多槐树而得名,是中国书籍售卖的早期市场。拓晓堂说:“书籍交易之地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书籍汇集于此,读书人也因好书而聚集于此。”

    拓晓堂就是因为好古书,于1993年加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担任古籍部总经理,筹备和组织了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的古籍拍卖专场,自此中国有了古籍拍卖平台。拓晓堂认为,当今的古籍拍卖市场,就是两千年前“槐市”的延续和发展,因此20多年来,他自甘隐身“槐市”,“日行于京津沪广,夜飞于港台两洋”,寓目、赏玩和审定了大量的图书名迹,编成各类书目、图录60余本,过手古籍、碑帖、印谱、名贤书札更是难以计数,已成为古籍拍卖业最引人注目的鉴定专家。

    拓晓堂曾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工作8年,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每遇孤本、善本,必细加研究琢磨,“有所是正、有所考订”,并写成文章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介绍给学界和收藏界。本书第一部分“铭心绝品”收的正是这方面的27篇文章,也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讲述了一些古籍善本的故事与命运。看他钩沉“家丑不外扬”“见风使舵”“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家贼难防”等名言的源头《五灯会元》荀斋旧藏宋刻本,寄望后人再成一段传奇书缘;看他考索蜀刻“中字本”《春秋经传集解》,“破解七百年的迷局”;看他补证唐许浑撰《丁卯集》,谈论“天机不泄,人生难知”;看他在清抄本《鉴诫录》上搜奇品酌,写出一新耳目的文字,讲出引人入胜的故事,既羡慕他有幸经眼那么多孤本、善本,又佩服他学识广博,征引宏富。

    本书第二部分“阅书感想”的4篇文章,表达了他“有感而发,不书不快”的一些意见,第三部分“藏书集序”则是他为各类藏书之家的古籍展览或是古籍书目图录出版所撰9篇序跋文章。这些文章讲述他采访过手顾氏过云楼藏书、潘重规先生藏书、陈寅恪先生藏书、季羡林先生藏书、王世襄先生藏书、陈澄中先生藏书等曲折故事,每一笔都是一个大波澜,都是一个生动的传奇,让我们这些局外人领略了古书流转的神秘历史。

    读书人之于学问,或有三境界,正如圣人所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热爱古籍的拓晓堂先生在当今的“槐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用一场场成功的拍卖会、一篇篇精妙的文章,唤起了人们对书籍的依恋。读这本书,心中时时激荡起涟漪。

      

    《槐市书话》

    著者:拓晓堂

    出版:商务印书馆

    时间:2017年9月



  • 四时读书乐

    2018-04-24 15:15:09

    四时读书乐

    何  况


    我在狗年初二日闲逛苏州诚品书店时所购《四时读书乐》一书,乃是苏州才子王稼句的一部读书随笔集,他在“题记”中说:“这个书名,乃取集中一篇的题目,那是借着苏州某旧宅的砖雕门楼说事,因在那门楼下枋上雕镂着‘四时读书乐’的场景。宋末元初仙居人翁森写了一组《四时读书乐歌》,四首七律,分春夏秋冬,咏读书之乐。”

    王稼句拿来作书名的这篇《四时读书乐》,开头就设问:“‘四时读书乐’实在是个迂阔的话题,既不合时宜,又有点酸溜溜,如今能以读书为乐的,还有几多人在?”

    古人是认定四时皆宜读书、读书皆得其乐的,故以“四宜”来命名斋馆厅堂者多不胜数。比如海宁陈氏安澜园有“四宜书屋”,诗曰:“夏凉冬暖总相宜,秋月春风更最斯。雅合四时读书乐,每来却坐不多时。”世祖玄烨曾将此四宜书屋仿建于圆明园,高宗弘历为它题诗一首:“春夏秋冬无不宜,所宜乐总读书时,何须千里盐官忆,即景吾方勉近思。”都是鼓励读书的话。周作人这样说读书的好处:“古人劝人读书,常说他的乐趣,如《四时读书乐》所广说,读书之乐乐淘淘,至今暗诵起几句来,也还觉得有意思。此外的一派是说读书有利益,如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升官发财主义的代表,便是唐朝做《原道》的韩文公教训儿子,也说的这一派的话,在世间势力之大可想而知。我所谈的对于这两派都够不上,如要说明一句,或者可以说是为自己的教养而读书吧。”

    王稼句很赞同周作人的说法。他有4大间书房,里面摆满了书。他说:“我的读,无非是想多知道一点世上的事。”收在这本《四时读书乐》中的32篇文章,几乎都是他在书房里翻旧报刊、旧文献捡拾出来的书人书事。书中以《苏游梦痕》为总题的8篇文章,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爬梳、比对,去伪存真,重新讲述了苏曼殊、周作人、钱基博、张恨水、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田汉等文化名人与苏州的故事,里面有不少新鲜材料。比如说,周作人一生只到过苏州一次,但他最早公开发表的《说死生》《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两篇文篇,按照他回忆录里的说法,却是刊登在“苏州出版的《女子世界》”杂志第五期上。其实《女子世界》是丁初我在常熟创办的妇女刊物,大概周作人认为常熟是苏州的属县,就把它归入苏州名下了。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周作人一直对苏州念念不忘,前前后后写了《苏州的回忆》《南北的点心》等多篇赞美苏州的文章。另外,他始终关注妇女问题,与此也不无关系吧。而朱自清曾在苏州被叶圣陶等友人盛情接待过4天,竟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苏州风物的文字,“真是可惜了”。我们从中是不是也能看出一点周作人与朱自清性格的不同呢?

    王稼句在故纸堆里钻进钻出,常有一些新发现。比如说到以上海为活动中心的鸳鸯蝴蝶派,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文学群体,王稼句却别具只眼注意到这个群体里以苏州人为最多,有徐枕亚、吴双热、包天笑、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姚民哀、平襟亚、徐卓呆、江红蕉、程瞻庐、顾明道、郑逸梅等,即鸳鸯蝴蝶派“五虎将”中有其三,“十八罗汉”中有其五。某次我在苏州热闹的观前街附近晃悠,偶一抬头,惊见路边某旧宅大门一侧钉着“范烟桥故居”的牌子,吓了一跳。由于大门紧闭,无法入内参观,我跟牌子照了张合影发在微信上。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陈子善教授看到了,很有兴趣,让我把照片发给他作某杂志的封底。我的意思是,王稼句生活在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苏州,他钻故纸堆有本钱。苏州还有个黄恽,这些年钻故纸堆也钻出了很大的名堂。

    其实,任何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关键是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晋人谢泳先生南来厦门教书,在旧书摊淘到材料,考证出方便面原是厦门人发明的,让我们这些“老厦门”很是汗颜。说到根子上,还是读书不够。

    《四时读书乐》

    著者:王稼句

    出版:九州出版社

    时间:2016年9月


  • 独立成书的序

    2018-04-24 15:13:51

    独立成书的序

    何  况

    “我读书是很喜欢读序言和后记的。而且是先读。”作家陈歆耕先生在其新著《美人如玉剑如虹》的自序中写道,“甭管这序言是自序,还是他序,它帮助我决定是否将此书读完,抑或选读或放弃。”

     

     

     


    这让我想起前几天读过的王稼句先生所作《关于<骆驼丛书>》一文,文中谈到舒芜先生名著《周作人概观》一书时说:“这本来是为周作人散文选集做的一篇序,因篇幅过长,有六万馀字,便单独印成一册。”这样的长序,不知陈歆耕先生有没有耐心读完?

    追溯起来,像舒芜先生这样把序言写成一本书的事,梁启超先生早就干过了。当年梁启超先生为他的弟子、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由于序言与原书一般长,“头”大不掉,只好独立成书。这就是梁启超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先生对此甚为得意:“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有趣的是,序文成了专书,梁启超先生反而要原书作者蒋百里先生为他这闹独立的“序”写了一序。

     

     


    唐德刚先生著名的《胡适杂忆》一书,也是序言闹独立的结果。只不过梁启超先生是给学生作序作成了一本书,而唐德刚先生则是给老师作序作成了一本书。我的书架上有唐德刚先生翻译的《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内收他《写在书前的译后感》一文说得很明白:“在动手翻译这本小书之前,我曾遵刘绍唐先生之嘱,先写一篇‘导言’或‘序文’。谁知一写就阴错阳差,糊里糊涂地写了十余万言,结果自成一部小书,取名《胡适杂忆》,反而要请周策纵、夏志清两先生来为我作序了。”

    从书架上找出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胡适杂忆》读周策纵、夏志清两先生序,我忍不住笑出声来。据周序说,唐德刚先生曾告诉他,打算写一篇“短序”,他当时听了就不禁暗忖,等着看他这序会怎么短法。不出所料,这“短序”写了十多万字,“他自己实在不能再为自己的‘序’作序了,就只好来拉夫。这确实是晴天霹雳,使我不免有大祸临头之感”。为什么?因为怕一不小心把这篇“短序”的序也写成专书,“岂不又要德刚来替我写序”?

     

     


    但是,夏志清先生似乎没有周策纵先生这样的顾虑,他下笔千里,居然又写了二万余字的长序,对胡适先生和唐德刚先生为人为文大发议论:“同胡适一样,唐德刚的中文文章比他的诗词写得更好。《胡适杂忆》出版后,我想他应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最有意思的是,夏志清先生在序中还放谈胡适先生的婚姻,认为江冬秀不是胡适先生理想的太太,因为他们俩的知识水准相差太远了,婚后的生活毫无精神上的默契,使得胡适先生的才能不能进一步发挥,让胡适先生在精神上日见衰老。那么,谁是胡适先生理想的太太呢?夏志清先生在序中说,胡适先生的最佳拍档是陈衡哲!若他俩结婚,那才真是郎才女貌,美满姻缘。我想,这样的序,也就夏志清先生敢写。好在他写这篇长序时,江冬秀已经作古,否则依她的性格,金刚怒目打上夏志清先生的家门不是不可能的。

     

     


    说到写长序,其实并非中国文人独好。1827 年,法国作家雨果撰写出版了长达五万余字的《<克伦威尔>序言》。这既是一篇讨伐古典主义的檄文,更是一篇张扬浪漫主义的宣言,雨果在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美丑对照原则”。所谓美丑对照原则,即是在文艺作品中大量地运用美丽、高尚与丑陋、卑贱的人物或意象作对比,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心理反差,使故事情节更为跌宕起伏。他后来创作的名著《巴黎圣母院》就是运用这一原则的典范作品。作品中的美与丑不是简单的对立对比,而是错综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和强烈的冲突。女主人公爱斯梅拉达是美的化身,从相貌到内心都展示出美轮美奂的典型,敲钟人伽西莫多外貌奇丑而心地纯洁善良;副主教克洛德外表道貌岸然,内心阴险狠毒;卫队长弗比斯外表潇洒风流,内心卑鄙自私。这里,美丑对照的运用,达到了理想化的效果,爱斯梅拉达与伽西莫多这两种类型的美好形象在丑态人物的反衬下,更为鲜美艳丽,光彩照人;而克洛德与弗比斯这两个丑角在美好人物的光照之下,更显形象猥亵,灵魂肮脏。

    仔细想来,把序写成专书的都是真正的学者,有话要说,不吐不快。愿写、能写这种长序的学者,现在恐怕不多了!


  • 罗雪村笔下的文人故居

    2018-04-02 23:59:37

    罗雪村笔下的文人故居

    何  

    罗雪村笔下的文人故居

    在《中华读书报》上读过罗雪村画访文人故居、书房的系列作品,印象很深刻。商务印书馆新出的这本《我画文人故居》,便是罗雪村二十多年来寻访阿炳、曹禺、丰子恺、何其芳、李叔同、赵树理、茅盾、路遥、鲁迅等文化名人故居、书房后留下的速写画和相关短文的结集,可谓珠连璧合。

     

    罗雪村笔下的文人故居


    罗雪村最爱画简洁的速写。他随身带着本子,走到哪画到哪,开会时画,听演讲时画,聊天时画,喝酒时也画。有趣的是,他的画大多与文人有关,不是文人肖像,就是文人故居、文人书房。这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的父亲是一名老资格的部队文艺工作者,他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跟着父亲去看望萧乾、张中行、魏巍、田间、姚雪垠等名流,这些大人物后来都成了他的画中人。上世纪九十年代,罗雪村调入《人民日报》编副刊,有了更多便利走进作家、艺术家的书房和故居。因为从小就喜欢儒雅的文人,一旦拿起画笔,他们自然成了画中人。有道是爱屋及乌,与他们有关的故居、书房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创作的主要题材。

    由于情注笔端,《我画文人故居》一书不仅画好,为每幅画配的短文也非常精彩。这些短文并非画作的简单说明,而是“以亲历亲见者的身份,复现创作场景,记录创作心得,抒发内心感慨”(李昕语),是点睛之笔。他画巴金书房,只画一把椅子放在一台缝纫机前,告诉读者,《随想录》中的许多篇章就是在这缝纫机上完成的。他画孙犁的书房,配了这样的文字:“房间不大,主要是一列书柜,玻璃门被衬了白纸,干净整洁,看不到里面如‘租书之肆’的杂乱,临窗的老式三屉书桌前,是一把很有些年头的藤椅……”

     

    罗雪村笔下的文人故居


    最打动我心灵的,还是书中那些画写文人故居的画及配文。1996年秋,罗雪村为北京内务部街39号梁实秋故居画了幅淡彩速写,钢笔线条勾勒出小院一角的旧颜,偏暖的水彩晕染出曾经的温情。他为画配的文章中写道:“1981年,梁实秋小女梁文蔷从海外来到北京看望分别三十多年的姐姐梁文茜。她们一同回到旧居。姐姐站在院子里的枣树下,想起父亲让她骑在肩上摘枣的旧事……不禁怅然感伤。那天,她为父亲摘了一枚青枣。”结尾处还有这样的细节:“1987年,当台湾同胞可以赴大陆探亲时,梁实秋便急切地让夫人去办理手续。未料,突发心脏病……梁实秋在台湾寓所留下一帧照片,是他站在一幅京城梁家旧居前的留影。”梁实秋思归而不得的历史悲剧,不应该再重演了。

     

    罗雪村笔下的文人故居


    更让人伤感的是,罗雪村笔下的不少文人故居,现在已经被拆得没了踪影。2000年夏,他为北京西裱褙胡同36号诗人何其芳故居画了幅钢笔速写,几天后再去看,诗人的家已被掀掉屋顶。2003年冬,他去拜访诗人遗孀牟决鸣,老人看着他画的红砖楼旧居写生,长时间没有说话。后来才知道,因为开发商限令他们搬迁,就像“清场”一样,忙乱中他们没顾上为旧居拍照留念,看到这纸上的旧居,伤感不已。“现在诗人旧居的位置,矗立着两座几十层高的大厦。”罗雪村悲愤地写道,“这样的大厦到处都是,可那座‘世界上甭想找出第二个来’的诗人的家,甭想再有了。”在为天津粮店街李叔同故居速写配的短文中,罗雪村引用了林徽因当年想保护北京古城墙时说过的一句话:“你们现在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林徽因的话言犹在耳,我们应该清醒了!


  • 难忘大家风范

    2018-03-26 09:57:10

    难忘大家风范

    何  

    难忘大家风范

    赵珩的书我读过几本,很喜欢他谈美食的《老饕漫笔》、《老饕续笔》。他新出的这部《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则是他对自己熟悉和了解的已故学人启功、王世襄、黄苗子、史树青、陈梦家、朱家、傅振伦、周一良、周绍良、王永兴、黄永年、邓云乡、黄裳、施蛰存、陈从周、吴小如等大家的深情回忆。

    赵珩从八九岁时开始就有幸接触到这些大师级人物,与他父亲赵守俨先生有关。赵守俨先生是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还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先后编辑出版了清人读书札记和读史札记著作十余种,并主持二十四史《清史稿》的点校出版工作,与一大批学人结下了深厚感情。赵珩由于家庭的原因和后来自己从事出版工作的关系,获得了很多与学人亲密接触的机会,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逝者如斯》共收录回忆文章33篇,涉及现当代学者50余人。赵珩认识他们的时候,有的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有的是卓有成就的中年,也有的已经是垂垂暮年。对赵珩来说,他们是上一代或上两代的长者,虽然他们现在都已离世,但却留下了在某一学术领域的贡献和成就,留下了对家国和民族的热爱,也留下了他们的风骨和情趣。他们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播人,真实记录下与他们交往的点滴,让今天的人多少能够领略到他们的德行与风采,其意义不言而喻。

    赵珩笔下的这些大家,都有很鲜明的个性,这从着装就能看出来。比如朱家先生比较注重仪表,喜欢穿苏格兰呢子的花格衬衫,宽条灯芯绒裤子,保持了三四十年代的老式洋派,到晚年都是如此。而他的发小王世襄先生虽然是北京的美国学校出身,父亲还当过外交官,却比较传统,喜欢穿中式的对襟褂子。有意思的是,由于共同的文物方面的学问,他们晚年经常一起出席各种活动,成为一道抢镜的风景。我读过朱先生的《故宫退食录》、王先生的《锦灰堆》,虽然风格不同,但都让我受益良多。

    中国的这一两代知识分子,经历了百年来的风风雨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环境让他们历经坎坷与磨难。像“养鸽子,蓄秋虫,架大鹰,训獾狗,样样精到”的王世襄先生,出身世家,青少年时代受到过良好的中西文化教育,更兼家学涵养,功底深厚。遗憾的是自50年代至70年代,也是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几近三十年的时间,其经历却是如此坎坷,如此黯淡,以致他的大部分著述是六七十岁之后的暮年完成的。这一段经历给王世襄先生造成的心灵创伤是如此深刻,以至聊天中只要涉及到这些往事,他总会用话岔开。启功先生比王世襄先生幸运一些,1971年,赵珩的父亲赵守俨先生从干校返回北京继续负责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工作,成功借调启功先生来参与,直至近十年后这项工作结束。启功先生有了这个避风港,从此摆脱了“文革”中的逆境,他因此对赵守俨先生感念终生。

    感恩是这些大家共同具有的美德。史树青先生答应给《琉璃厂杂记》撰写序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90年,出版社发现了周肇祥手订《琉璃厂杂记》稿本,请赵珩等人点校出版。赵珩想请曾受业于周肇祥的史树青先生作序,介绍作者与该书,但又担心周肇祥在人品方面有不好的口碑,日伪时期还有政治污点,史先生会拒绝。结果史先生不仅满口答应,还以受业弟子的恭敬口吻,洋洋洒洒写了三四千字,对周肇祥的学术成就和贡献给予了客观论述,令赵珩等人感动不已。我读过史先生的这篇序言,真切感受到史先生对师长的尊敬。类似的例子书中还有很多,值得今人对照反思。

     

    《逝者如斯》

    著者:赵珩

    出版:中华书局

    时间:2017年8月


  • 创造了世界名酒的植物

    2018-03-12 11:48:52

    创造了世界名酒的植物

    何  

    创造了世界名酒的植物

    绝大多数爱喝酒的人不会把酒与植物联系在一起。但美国作家艾米·斯图尔特在《醉酒的植物学家》一书中却告诉我们,正是植物界为人类创造了大量的酒精。更准确地说,植物创造了糖,而当糖遇上酵母的时候,酒精就产生了。

    关于酒与植物学之间的关系,艾米·斯图尔特在书中引用了17世纪英国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的描述:在中国,人们用大麦酿酒;在华北地区,他们还使用稻米和苹果酿酒。在日本,人们同样用稻米酿造一种高度数的酒。英格兰人也一样,用品质较差的樱桃、苹果和梨等水果酿造出多种多样的果酒来。在巴西和其他地方,人们用水和甘蔗酿造烈酒。在土耳其人那里,虽然他们的法律查禁了葡萄酒,但是犹太人和基督徒却在他们的酒馆里储藏一种用葡萄干酿造的烈酒。在东印度,水手们常常饮用由植物的切口处获得的发酵汁液酿造的烈酒,一醉方休……

    艾米·斯图尔特在书中用植物学家的眼光审视酒饮,“讲一点历史,讲一点园艺,甚至也给想要自己栽种植物的读者提供一点农学方面的建议”。他首先介绍了那些用来酿造经典酒饮的植物:龙舌兰、苹果、大麦、玉米、栎树、葡萄、马铃薯、番薯、粳稻、黑麦、高粱、甘蔗、甜菜、小麦、香蕉、腰果梗、木薯、海枣、波罗蜜、象李、仙人掌、锐药竹、草莓树……第一种用龙舌兰酿造的酒是普逵酒,这是用它的汁液发酵而成的低度数酒精饮料。事实上,通过蒸馏或发酵,这种奇特的、喜热的多肉植物所产出的原料可以用来酿造几十种酒饮。啤酒的发明源于一场意外:有那么一桶大麦,为了软化它坚硬的外壳谷层,人们把它浸泡了整整一晚。野生酵母很碰巧地飘进了桶里,然后便有人想要尝尝这种起泡沫的混合物,它是酵母在处理了桶里所有那些糖分之后的产物。这就是有酵母味的、起泡的、酒力温和的啤酒!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绝对想不到,世界上还有一种用南洋杉酿造的酒。据说南洋杉能够生存1000年之久,它的种子可以生吃或烤熟吃,可以磨成粉做面包,也可以酿成一种酒精含量不高的饮品。为了酿酒,先要把种子煮熟,让它们自然发酵几天。为了加快发酵的速度,可以咀嚼这些煮熟的杉籽,再吐回发酵液中,这样可以加入来自唾液的酶,从而促进淀粉的降解。一旦发酵液不再冒泡,就把酒倒入专门的木碗或木罐中,专供宴会饮用。酸豆也能酿造酸豆酒,酿造过程是这样的:把豆荚的干燥外壳剥去,挖出里面的果肉,榨出汁来,然后与果汁、水和糖混合后发酵。在菲律宾,现在还可以尝到酸豆酒。

    艾米·斯图尔特写道:“看起来,全世界没有哪株乔木、哪棵灌木或哪朵漂亮的野花没有被收获、酿造和装瓶的经历。”植物学考察和园艺科学的每一次进展,都带来了与之相应的醇浓烈酒的品质提升。如果考虑到植物学家在创造世界上最伟大的饮料的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让人好奇的是,“这世界上是否还有哪位植物学家是没有醉过的”?

    接着,艾米·斯图尔特介绍了在鸡尾酒中最容易碰到的一些植物、花卉:多香果、芦荟、月桂、姜、茅香、蒌叶、菖蒲、绿豆蔻、丁子香、芫荽、散生时钟花、高良姜、欧洲刺柏、橙香木、香蜂花、茴芹、八角茴香、铁线蕨、香草、玫瑰、桉树、黄连木、香豆、苦艾、接骨木、罂粟,等等。吸烟者可能会认为,没有比一支香烟更适合与一杯酒搭配的东西了。但如果在酒瓶里就把它们搭配在一起,相信多数人的看法就会改变了。有趣的是,蒸馏师真就发明了一种把烟草发酵之后再饮用的烟草利口酒。在这些烟草利口酒中,法国贡比埃酒厂蒸馏的“珀里克烟草利口酒”最著名。按照蒸馏师的说法,制作这款酒的工艺可以让瓶中只剩下检测不出来的痕量尼古丁。

    书的最后,艾米·斯图尔特还介绍了用在调制鸡尾酒最后阶段的各种植物性辅料和装饰物,非常有趣。对酒和植物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买本读读,长长见识。

     

    《醉酒的植物学家》

    著者:艾米·斯图尔特

    出版:商务印书馆

    时间: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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