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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童话小说《西游记》

    2018-12-24 14:59:21

    童话小说《西游记》

    何  


    林庚的《西游记漫话》是一位阅读量颇大的书友在书店里竭力向我推荐的。说实话,当时我是不想驳书友面子才勉强买下的。通读两遍之后才真正意识到,此书作者林庚不愧是著名诗人,他用独具的诗心与童心观照《西游记》,从中发现了一个少有人知的“童话的天真世界”。

    虽然林庚是北大教授,但《西游记漫话》不是那种学院派的高头讲章,它从头至尾没有版本考据,没有文献征引,没有研究综述,作者反复阅读文本,“一部《西游记》不知前后读了多少遍,随手翻到哪里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读下去,对于其中的细节,也都仿佛可以背诵似的”,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判断,根本不理会那些学界通行的“成说”。

    关于《西游记》的主题,学界众说纷纭。按阶级斗争观点来解读,是正邪不两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按宗教观点来解读,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归佛悟道,修成正果……林庚认为,书中确有正邪之争,但许多精彩场面无法单纯以“正邪之争”来看待;书中也确有宗教因素,但对于孙悟空来说,这些佛教的因素始终是外在的,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孙悟空本人的性格及行为方式,更没有渗透到他的精神世界中去。事实上,孙悟空本人没有任何信仰,也没有丝毫崇拜权威的意识,他放言无忌、嘲弄一切,对于佛教及佛家人物常常随意戏谑。佛教的教义以大慈大悲为主,而孙悟空却自始至终大开杀戒;佛家的归宿在静,孙悟空却连一会儿都静不下来,更谈不上打坐念经,静悟佛家真谛了。因此,《西游记》虽然凭借了西天取经的故事框架,但主人公孙悟空显然不是一个佛教徒的形象。

    在林庚看来,孙悟空所以永远那样轻松自如,胜任愉快,“生而复死,死而复生”,就如同孩子捉迷藏,“彼此间的格斗不存在真正的危险”。他与妖魔以及诸天神的角逐,也明显带有游戏意味。比如与二郎神追逐,土地庙外树起了旗杆,钻到老妖肚子里翻跟斗,都是属于顽童的恶作剧。他在朱紫国读到国王征求名医的榜文,便满心欢喜,“且把取经事宁耐一日,等老孙做个医生耍耍”。只要他高兴,可以做个医生耍耍,当然更不妨捉几个妖怪耍耍。“其实,孙悟空一路西行,所经历的一切都莫非兴致盎然的游戏。”正因为他将这一切出生入死的经历都看作是一场有趣的游戏,所以他即便面对着最严峻的考验,也是一种孩子即兴式的游玩态度。

    林庚据此认为,《西游记》是一部富于童话性的小说,包含着丰富的童话因素。成人的小说,乃至远古的神话,都不可能像《西游记》这样将全部的兴趣投入一个动物的世界,这是从儿童的眼光所看到的世界。儿童看这个世界,本来就有如一场轻松的游戏。所以孙悟空一会儿扮作医生,一会儿扮作老道,在儿童来说,这些都无可无不可。在游戏中,儿童是充分解放的,让天真的心灵自由地表露。所以《西游记》中这些发生在动物王国中的故事,最终是完成了一个天真的儿童的乐园。孙悟空所以从来都有那样乐观的心情,那样活泼充沛的想象与自由不羁的性格,正是童话精神的真正体现。动物世界、儿童的游戏性,天真的童心与非逻辑的想象,这一切形成了弥漫在《西游记》中的童话的气氛,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孙悟空才得以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充分自由地发展他的性格特征,并且将他性格形象的精神内涵推向了最完美的高度。“孙悟空作为一个完整而丰富的性格形象,在艺术上是成功的。孙悟空所代表的童话精神也将永远赢得人们的喜爱。”

    正因为《西游记》的童话性,读者对其中逻辑上前后不一致的地方竟不加追究,默认其依情境的转移而改变人物降妖伏魔的本事。孙悟空有时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有时又降到凡人的层次,陷入本不该陷入的困境。林庚认为,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西游记》中想象的创造性与无限性”。若按成人的逻辑,孙悟空有通天本事,西天取经应该易如反掌。吴承恩真要这么写,你还读《西游记》吗?


    《西游记漫话》

    著者:林庚   出版:商务印书馆  时间:2017年11月


  • 有真材实料的《掌故》

    2018-12-17 15:42:40

    有真材实料的《掌故》

    何  况


    “有一代人的心史,就有一代人的掌故。”以书代刊的《掌故》自2016年印行第一集以来,迄今已出到第四集,深受读书人的喜爱。我每集必买,到手后急切翻开从头读到尾,几乎不漏一文。这让我回想起当年研读沈昌文时代《读书》杂志时的情景。

    《掌故》的编者阵容强大。在钟叔河、董桥、陈子善、赵珩、白谦慎的“顾问”之下,由出版过《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等专著的敦煌文献研究者、中华书局掌门人徐俊出任主编,并请出版过《近世古琴逸话》《梅庵琴人传》《条畅小集》《金庸识小录》等专著且有编辑组稿经验的古琴研究专家、文史随笔作家严晓星担任执行主编。

    作者队伍更堪称豪华:白谦慎、扬之水、何家干、郑重、雪克、胡文辉、黄恽、赵珩、韩天衡、苏枕书、范旭仑、柳向春、陈徒手、唐吟方、严锋、王培军、沈亚明、艾俊川……他们有情怀、有故事、有文采,出手都是有真材实料的锦绣文章,集合起来就是一桌盛宴。

    何为掌故?执行主编严晓星在第一集的“编后语”中写道:“掌故就是了解沿革、记录事迹、留存轶闻,用宏大叙事中多余的素材,做一点并不多余的事情,反映的都是历史关节、人生片断、世相掠影。”因此,《掌故》关注重点在近代以来、百余年内,“宜以写人和叙事为主,梳理、考证旧史,当多用罕见材料,道人所未道,并强调文人高雅的趣味与不俗的境界”。遵循这样的原则约稿、选稿、编稿,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掌故》是这样一本内容丰厚的书:

    第一集:《天下一高吾许汝—为<兰亭>论辩五十周年而作》(朱铭)、《从溥雪斋到启功:松风画会旧事》(赵珩)、《江南遗梦似风烟:记黄裳与黄宗英》(励俊)、《不够知己:温源宁与胡适交恶内幕》(黄恽)、《梁鸿志的刺蒋诗及其他》(胡文辉)、《“文革”期间北京出题考教授小记》(陈徒手)……

    第二集:《小万柳堂纪事》(艾俊川)、《梁鸿志“三十三宋”钩沉》(胡文辉)、《沪上学书摭忆—从傅山<哭子诗卷>说起》(白谦慎)、《钱默存收女弟子》(范旭仑)、《读书种子谢兴尧》(柯愈春)、《“走出疑古时代”的背后—从<日记>看顾颉刚与李学勤的交往》(雷燮仁)……

    第三集:《充和送我进耶鲁》(白谦慎)、《齐白石“演电影”》(艾俊川)、《我所知道的陆鸿年及其他》(扬之水)、《听唐德刚说张学良口述纠纷始末》(郑重)、《傅增湘旧藏在日本》(苏枕书)、《郭十公子轶事》(王培军)……

    刚刚面世的《掌故》第四集同样精彩,收录的17篇文章篇篇好读、耐读。

    韩天衡的《又梦师尊呼小韩》深情回忆恩师谢稚柳“就像一位高明且严谨的雕塑家,认真地就我为艺为人的每一个块面、每一个细部进行精雕细琢,由表及里,由艺事及灵魂,力求让我能走向完善”,使他“无论从艺术修为,还是为人崇德,获益良多”。

    著名编辑家陶亢德之女陶洁的《“我们的通讯早已有些‘越轨’”—我的父亲陶亢德与周作人先生》,以丰富的家庭档案与亲身经历,讲述了父亲与周作人的交往过程,解开了文学史上的一些谜团。

    王家葵的《“开张天岸马”故事索隐》详细探索传为陈抟老祖所书“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一联来历,“其实,我并不关心‘开张天岸马的下落,只是奇怪这件用行话来说属于‘一眼假的货色,如何就蒙蔽了‘康圣人的眼睛?……康有为恐怕至死都没有参透其中的奥妙,以致留下数幅‘开张天岸马’的临作和一段掠人长物的话柄。”康有为尚且上当,书画收藏可不慎乎?

    柳向春的《“二希”回购史事钩沉》,讲述了建国初期国家动用宝贵的外汇储备,在香港回购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的始末,充分反映出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和以郑振铎、王冶秋为首的文博事业领导人对于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

    爱好文史掌故的人,不可错过《掌故》。

     

    《掌故》第四集    执行主编:严晓星

    出版:中华书局    时间:2018年10月


  • 回到文学的《红楼梦》

    2018-12-10 16:02:57

    回到文学的《红楼梦》

    何  况


    李国文先生最近出了本漫谈《红楼梦》故事与人物的书《红楼故事犹温热》,让这部伟大的白话文小说回归文学本身,很合我的心意。

    《红楼梦》早被那些所谓的索隐派、自传说折腾得离小说很远了。追溯起来,咸丰年间,有个叫孙桐生的文人,别出心裁,倡贾宝玉即明珠之子纳兰容若、贾雨村即高江村之说,大概是最早索隐派之一。此风一开,小说本身只是一个载体,琢磨的尽是文外之意,《红楼梦》成了拆字先生手下的俎上肉,可以随意地大卸八块了。接着,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邓狂言将索隐推向极致。除了将明珠之门的文人幕客如姜宸英、严绳孙、陈维崧索隐成十二钗的纳兰性德家事说外,又有更邪乎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到了蔡元培,更创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红楼梦》成为一部反满的作品。

    这股执迷不悟的索隐之风,在胡适《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红楼梦辨》之后偃旗息鼓,自传之说开始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胡适这么说:“《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的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书中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和甄府都是曹雪芹家的影子。”还说:“《红楼梦》里的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袭爵,也是员外郎,这三层都与曹頫相合。故我们可以认贾政即曹頫;因此,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曹頫之子。”李国文先生说:“持自传说的红学家,将作家的创作简单化理解为一位乡村照相师的工作,实在是给我们敬重的曹雪芹大师抹黑。”他们之所以出这样的问题,根本是因为他们从未写过小说,“不懂小说或不太懂小说的人来谈《红楼梦》这部小说,多少有一点近似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在大谈特谈如何怀孕、如何保胎、如何临产、如何新生命呱呱坠地,有些滑稽”。

    相反,写过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的林语堂,谈论起《红楼梦》便一针见血。他说,胡适的新红学,“名为小心求证,实是吹毛求疵。因此愈考证愈甚,闹得满城风雨,结果扑了个空”。他还以玩笑幽默的口吻反驳俞平伯攻击《红楼梦》的结尾:“至如俞平伯怪最后收场,宝玉要做和尚,大雪途中遇见父亲,作揖一下,以为辞别,认为肉麻,令人作恶。俞平伯意思,这宝玉决不应赴考得功名,以报父母养育之恩,又在雪途中,在出家以前,最后一次看见父亲,与他诀别,应当不拜,应当是掉头不顾而去,连睬都不一睬,这样写法,才是打倒孔家店《新青年》的同志,才是曹雪芹手笔。”

    有意思的是,俞平伯后来有了觉醒,“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鄂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这些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话,无疑是俞平伯最后觉醒的智慧之声,值得我们深思。

    所以,正如李国文先生所说,回到文学的《红楼梦》,才是正道。所谓回到文学的《红楼梦》,就是认真去读这部不朽之作。只有不断地读,经常地读,才能自然而然地熟悉它,了解它,然后,再读,而且多读,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有更深入的体味,对于自己的历练、见识、理解、感悟,当然也包括写作,一定是有所助益的。“尤其,当你,当我,当他,在人生路程上,碰到了碧落黄泉的反差时刻,碰到了迂回曲折的艰难关头,碰到了悲欢离合的感情波澜,碰到了意兴阑珊的怅惘一霎,这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书,那些你再熟悉不过的人物、面孔、性格、遭遇、情节、故事,也许会从正面、反面给我们一些启示、一些教益、一些道理、一些思考,而豁然开朗,而幡然醒悟。”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在大学课堂上讲过《红楼梦》的小说家白先勇,也是力主回到文学的《红楼梦》的。

    《红楼故事犹温热》

    作者:李国文

    出版:作家出版社

    时间:2018年10月


  • 在信札中重温晚清史

    2018-12-10 16:01:09

    在信札中重温晚清史

    何  况


    姜鸣是证券公司高管,业余时间却热衷于晚清史研究,并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我经眼过他的《龙旗飘扬的船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被调整的目光》等专著,视野之宽阔,见解之独到,学术水平之高,让我很难相信是出自业余研究者之手。

    日前,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姜鸣整理的《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一书,引起读书界的广泛关注。我请朋友帮忙购得一部毛边签名本,姜鸣还在书的扉页慷慨题词:“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令我大喜过望。

    以洋务重臣李鸿章、清流名士张佩纶在晚清政坛的地位,不难掂量出这部书的特殊价值。李鸿章曾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会办海军事务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期及1901年庚子之役后,曾两次受命担任议和谈判全权大臣。毫不夸张地说,李鸿章是晚清政坛最重要的政治家,没有之一。而张佩纶则是晚清“清流”的代表人物,历任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讲学士、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总理衙门大臣、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兼署船政大臣。中法战争后革职遣戍张家口军台,遇赦召还后娶李鸿章女儿为妻。庚子议和时,奉旨赏给翰林院编修,随同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两人从世交到翁婿,四百多封亲笔密信往来,信息量太大了。

    本书所搜集的李鸿章与张佩纶400多封往来信札,起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六月十三日,止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十八日,前后跨度达28年。姜鸣认为,欲使私人往来信札成为史料,需要具备三个要素:一是要知道写信者和收信人是谁,二是信中谈论内容要“言之有事”,三是写信的时间和大致背景能够考订出来,这样才能使当事人之外的读者能够明白他们在谈论什么。收入本书的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就是一部符合上述三个要素的珍贵史料集。信中涉及的事件前后有序,讨论的问题重要而连贯,绵延20多年,这在中国近代史料中是极为罕见的。

    阅读这些信札,其实是在重温光绪朝的历史。姜鸣认为,就时间论,这些信札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十年(1874—1884年),张佩纶是“清流”健将、政坛新生代,也是军机大臣李鸿藻的重要谋士。李鸿章则是最重要的封疆大吏,清政府外交事务的另一个沟通代表,洋务事业的直接推动者。他们这个阶段的通信,涉及朝政、海防、铁路和对日、对法外交,以及清政府对琉球、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的事务,涉及慈禧太后、恭亲王奕的健康状况,官场人事安排的幕后运作,还涉及“甲申易枢”等国家政治的核心机密和张佩纶奉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后的心态、谋划和在战争中的表现,内容十分丰富。第二阶段是光绪十一年至十四年(1885—1888年),张佩纶被遣戍军台效力,两人这一时期的通信涉及清代官员流放生活的细节、对朝廷人事和政局的看法、李鸿章对张佩纶落难之后的关心和帮助。第三阶段是光绪二十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894—1901年),张佩纶成为李鸿章的女婿,两人的通信内容包括张佩纶反对签署马关条约的家书,关于李鸿章访俄、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以及被革去该职务的看法和建言,还有对戊戍变法时期朝政的评论、对庚子议和的细节记录,都非常生动。

    阅读这些文字艰深的信札需要耐心,但读后收获极大,正如姜鸣所指出的,可以加深对旧时代士大夫立身、立德行事风格的思索,加深对这两位以往都被脸谱化的历史人物内心、才情和政治识见的理解,加深对中国近代面临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型变革和深刻的内外矛盾冲突对上层官员的因应对策的研究。伴随着他们的老去,也看到大清王朝这座破旧的老宅,虽有裱糊匠努力装点,终究雨打风吹,走向崩塌。

     

    《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

    整理者:姜鸣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时间:2018年10月


  • 文物的守护人

    2018-11-20 08:39:27

    文物的守护人

    何  况



    有些事情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1979年,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来故宫,说传达领导指示,要在故宫里搞接待外国游客的旅馆。这不是旅游局的人异想天开,曲阜的孔府里就办起了接待外宾的旅馆。但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当场坚决反对。卢绪章说:“你要考虑后果!”王冶秋说:“我是文物局局长,就算撤了我的职,我也不同意!”硬给顶了回去,否则不敢想象开旅馆的故宫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三联书店新近推出的《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一书,以我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口述的形式,生动讲述了许多像王冶秋这样的“文物守护人”的感人事迹。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是著名的党外民主人士、大文化人,他担任局长后不久就给周恩来写了封信,把他收藏的几百件汉魏六朝隋唐的陶俑都捐给了国家,这些文物都是他在上海倾其所有买的。他还和副局长王冶秋共同倡议,从事文物工作的人,都不要去购买和收藏文物。文物系统工作人员自己不收藏文物的好传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形成了,后来国家文物局颁发《文物工作人员守则》,明确规定文物工作者不得利用职权为自己收购文物,禁止买卖文物从中获利。“文革”抄家,王冶秋家里一件文物也没抄出来,非常了不起!现在的人恐怕很难做到了。

    郑振铎、王冶秋等第一批新中国文物战线的头头脑脑们对保护文物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当时有比他们大得多的无知官儿提出卖文物换外汇,遭到他们猛烈驳斥。郑振铎意识到,要堵住文物外流的口子,必须订立法规。从1950年5月开始,政务院陆续颁布了新中国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文物大规模外流的情况很快就被制止了。这标志了近代以来中国文物被破坏、被盗掘、被走私的历史的结束,一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又沉渣泛起,至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新中国百废待兴,解决基本建设与保护文物的矛盾比堵住文物外流难度更大。郑振铎亲自起草了1953年10月政务院下发的《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及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考古发掘为中心的全面文物保护工作。1955年全国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郑振铎、王冶秋又及时组织起草了国务院1956年下发的《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第一次提出进行全国文物普查和建立文物保护单位制度,这是中国文物保护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全国各省很快就公布了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国务院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就是从这个名单中挑选出来的。1981年开始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文物点40多万处,并分省编了《中国文物地图集》,把几十万处不可移动文物落实到地图上。此后,国务院陆续公布了第二到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开始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多处;2012年又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文物保护工作上了新台阶。2013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43处,至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数达到了4295处。可以说,郑振铎、王冶秋他们提出借鉴苏联模式,建立文物保护单位制度,是中国文物保护事业最重要的大转折,功德无量。

    书中也写了不少破坏文物的人和事。比如1955年浙江省龙泉县政府拆了五代和北宋的三座古塔,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国务院下发了文件,严查了拆塔事件,县长被免职。1982年文物保护法颁布后,仍有人不收敛、不收手,像浙江舟山就发生过催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出台的“定海古城事件”。定海古城见证过鸦片战争等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唯一的海岛历史文化名城。2000年定海古城搞房地产开发,当地政府不顾建设部、国家文物局的意见,把古城拆得七零八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不只是定海一个地方的问题,全国各地历史文化名城都面临房地产开发的严峻挑战。

    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断了根、丢了魂,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让我们像书中的郑振铎、王冶秋、梁思成、夏鼐、谢稚柳、谢辰生、罗哲文等前辈一样,共同守护好民族文化遗产。

     

    《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

    作者:谢辰生口述 姚远撰写

    出版:三联书店

    时间:2018年4月


  • 闲览偶得自成趣

    2018-11-12 11:59:05

    闲览偶得自成趣

    何  况


    “屈指算来,竟读了近半个世纪的书。”苏州作家、藏书家黄恽在《萧条异代》自序中一边颇为自得地说,“书中自有一个与现实迥异的世界,它可以闭关锁国,有点夜郎自大,有点顾盼自雄,更有甘苦自知。”一边却斤斤自问:“三十年前的同学,而今都有了渠渠华屋,有了熠熠豪车,头顶有光环,股下有高位,我有什么?”

    读书人有什么?夜读偶得,辄撰成文,最终或有几册署上自己名字的小书,以及“围着我不离不弃的万卷书”。当然也想住华屋,也想坐豪车,也想登高位,但若让读书人拿几册小书的署名权和自己的万卷藏书来换取这些,恐怕没几个真正的读书人愿干。这正是读书人傻得可爱的地方。

    黄恽多年“游走”在民国旧报纸中,从小细节打量历史和人物,撰写了大量妙趣横生的掌故文章,集成《秋水马蹄》《古香异色》《蠹痕散辑》《缘来如此》《难兄难弟》等著作行世。他新出的这册《萧条异代》走的仍是掌故写作的路子,略分“缥缈摩挲”与“闲览偶得”两辑,却都是对故人旧事的感怀,“异代的人与物,萧条的古与今,千古如斯”。

    “文革”期间有“小说反党”论,事实证明那是诬陷。但晚清时革命党人借小说启迪民智,却并非个例。黄炎培的回忆录《八十年来》一书提到革命先烈秋瑾时说:“秋瑾还写一种小说,劈头一首诗,次联:‘可怜国事如斯急,无奈同胞梦不醒。’因此父母倾向革命的,那时生儿女,名‘梦醒’。就我所认识,不止一家。”黄恽找到了这篇名为《精卫石》的弹词小说,还是秋瑾的手迹,现存第一回到第五回,开头的确是一首诗:“爱国情深意欲痴,偶从灯下谱弹词;已教时局如斯急,无奈同胞梦不知;叹从前,几多志士抛生命;亦只欲,恢复江山死不辞……”出人意料的是,两下核对,黄恽发现黄炎培的叙述居然错了两个关键点:一是把“已教”错成了“可怜”,二是把“梦不知”错成了“梦不醒”。如此,黄炎培的说法似乎就不成立了。但事实上,确有不少倾向革命的父母将孩子命名为“梦醒”,最著名的当是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他们的女儿廖梦醒人尽皆知。尽管“唤醒睡狮、唤醒民梦是启蒙者们共同的话题,并非秋瑾独有”,但秋瑾借小说鼓吹革命的意图却昭然若揭。

    黄恽的掌故文章不仅能给我们提供新材料、新视角,而且他始终坚持客观立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为尊者讳。杨绛先生有篇文章《记章太炎先生谈掌故》,写了1926年平旦学社请章太炎先生来苏州作暑期演讲,她在旁边作记录的前后经过。黄恽找到了更多当年对这次演讲的记录,读后发现,没有一篇能够佐证杨绛是当时的五位记录员之一。黄恽说:“杨绛先生的回忆,很多事情串了,即使是自己的事,虽然说得生动,也并不靠谱。”

    人的记忆力是最靠不住的,回忆录更是如此,有时是记忆力不足,有时却是选择性遗忘。据黄恽在《苏雪林与华林的一场恋爱》文中说,苏雪林留学法国时曾与华林谈过一场恋爱,后来她还一五一十地把华林化名“秦风”写入自己的小说《棘心》,以纪念这段没有结果的爱情,但在苏雪林晚年写的《苏雪林自传》中,对此事却完全避而不谈。或许她是希望大家都忘却吧,但黄恽在华林另一位女朋友崔肇华的闺蜜、大名鼎鼎的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刘清扬的一篇文章中还是发现了蛛丝马迹。这就是掌故文章的妙处。

    黄恽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走上掌故写作之路,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谢泳先生的影响。谢泳研究问题喜欢从原始的材料入手,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黄恽的掌故写作遵循的也是这样的路子,文章言之有物,趣味性强,读来亲切。

     

    《萧条异代》

    作者:黄恽

    出版:东方出版社

    时间:2018年6月


  • 文化大家有故事

    2018-11-12 11:57:24

    文化大家有故事

    何  况


    冰心怎么会写《寄小读者》?郑逸梅何故被称作“旧闻记者”“补白大王”?30未到的赵家璧为何编起了“新文学大系”?徐铸成怎样采访到被软禁的冯玉祥……翻开曹正文新出的《文化名宿访谈录》,这些问题都有权威的答案。

    曹正文于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上海新闻界,1986年起独立执编《新民晚报》“读书乐”专刊,一编就编了22年。他刚编“读书乐”时,一些活跃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化名家,如施蛰存、夏衍、冰心、章克标、赵家璧、徐铸成、王元化、金性尧、罗竹风、徐中玉、秦牧、蒋星煜等老先生都还健在,曹正文便“仿效邹韬奋先生办报风格”,在专刊设立“名家谈读书”栏目,陆续邀请这些文化名家谈读书经验。他从年龄大的名家开始,选择的第一个约稿对象,便是当时已91岁高龄的郑逸梅先生。他主动上门聆听受教,后来成了冯英子、赵家璧、王元化、罗竹风、徐中玉等寓所的常客。

    这些文化大家都是有故事的人,曹正文四处奔波,在上海听郑逸梅谈编副刊、写掌故、说旧闻,听施蛰存谈《现代》杂志如何请名家、扶新人、容纳不同见解的稿子,听赵家璧谈主编“新文学大系”全过程,听徐铸成回忆主政《文汇报》20年、遭遇政治风云之变幻,听冯英子谈三四十年代辗转20家报社当记者的传奇经历;在北京听夏衍讲《武训传》事件的发生内幕,听冰心回忆当年如何在旅途中构思《寄小读者》;在南京听唐圭璋谈一个人如何千辛万苦编《全宋词》;在广州听秦牧谈“文人贵在正直”;在台北听柏杨谈当年在狱中立志要把400万字的《资治通鉴》改写成白话版……当面听这些文化大家讲昔日文坛、报坛风云,说自己人生沧桑沉浮,曹正文乐在其中,获益多多。

    当年30多岁的曹正文没有读过大学,自学成才考进报社,原本自我感觉挺好,可与这些名家一对比,立马发现了自己的“无知、浅薄”:当年25岁的施蛰存独立编《现代》杂志时,其由鲁迅、周作人、茅盾、巴金、沈从文等构成的作者队伍何等辉煌;27岁的赵家璧主编了一套12卷的“新文学大系”,请出蔡元培写总序,各分册主编是胡适、鲁迅、茅盾、周作人、朱自清、阿英等,如此豪华阵容岂不令人惊叹;作家无名氏中学时便以稿酬卖文度日,23岁写的文章被蔡元培选入当时高中语文教材;而20出头的徐铸成刚担任《大公报》记者,就暗中潜入晋词,采访到了被软禁在那儿的冯玉祥将军,这一独家新闻顿时震动报坛……时势造英雄,我们望尘莫及,惭愧惭愧。

    事实上,大环境仅是外在的助推器,真正的成功还要靠个人自身努力。赵家璧起意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系统反映新文学运动与新文学理论的丛书“新文学大系”时,仅是《良友画报》的一位普通编辑,“我当时初出茅庐,把编辑当成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角色,每天都计划着如何采访名家,如何向名家组稿,想想自己只有二十七八岁,而鲁迅先生已是五十五六岁了,不仅年纪比我大了一倍,而且名望极高,我向这些名家约稿,又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与鼓励,让我十分珍惜”。这样想做事的编辑现在到哪儿去找?而像金性尧那样,退休后重新注释出版《唐诗三百首新注》,一时风靡海内,先后发行几百万册,没有真功夫是做不到的。

    因此,曹正文对他们念念不忘,近年根据回忆与当年笔记,陆续写成收入本书的26篇文章,以郑逸梅、章克标、冰心、夏衍、唐圭璋、施蛰存、徐铸成、赵家璧、秦瘦鸥、罗竹风、冯亦代、徐中玉、冯英子、秦牧、徐兴业、无名氏、曾彦修、王元化、柏杨、蒋星煜、魏绍昌、冯其庸、秦孝仪、范伯群、章培恒等文化大家当年的经历、遭遇与感悟,让更多的读者引起沉思。本书“序言”作者赵启正指出,这本访谈录对读者了解当年历史,学习这些文化名宿读书、写作与独立思考的精神,是有启发的。

     

    《文化名宿访谈录》

    作者: 曹正文

    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时间:2018年8月


  • 直面老龄化问题

    2018-10-22 14:53:19

    直面老龄化问题

    何  况

    直面老龄化问题

    周大新新近问世的《天黑得很慢》,是国内第一部全面关注老龄问题的长篇小说。这位曾以《湖光山色》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军队退休作家,再次正面强攻现实题材,勇气可嘉。

     

    老龄化是全球问题。据联合国测算,世界老龄人口将由2017年的9.62亿上升至2050年的21亿,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过14岁及以下被称为“儿童”的人口。目前欧洲老龄人口比例最高,已经达到四分之一。中国老龄问题也日趋严峻,截至2017年底,中国的老龄人口,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41亿,占总人口17.3%。全国老龄办曾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中国老龄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9%。须知,这项比例达到10%,就意味着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周大新被这组数字惊到了:“你想想这是什么情景,在街上三个人中间就有一个老人在拄拐杖行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目前中国公众对老龄期生活普遍准备不足。周大新希望通过这部写实小说提醒社会与公众,该是关注老龄问题的时候了。

    小说用一周七天黄昏的故事结构全篇,头四个黄昏分别是陪护机器人、长寿丸、虚拟返老还青体验的推广活动和“人类未来的寿限”讲座,内容貌似有理有据,其实荒诞不经,更像江湖骗局。老人缺少分辨能力,极易上当。后三个黄昏是居家陪护员钟笑漾讲述她陪护的退休法官萧成杉生命中的最后一段生活,读来令人唏嘘。

     

    萧成杉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官,退休后也没把自己当老人看,73岁时还因一个小伙子称他为“老人”,几乎与对方打起来。他计划写三部法学著作,成为法学家,又积极重新组建家庭,但都未获成功。他在写作期间心肌梗死,获救之后开始健身,寻找各种长寿途径,练习龟龄功,服用千岁膏,一度相信自己能延寿到117岁。

    居家陪护员钟笑漾见证了萧成杉从不服老到最后被衰老拖垮的全过程。在她惊心动魄的讲述中,我们发现,人的听力、视力、智力乃至性功能等,几乎是突然丧失的,其过程短暂得令人绝望。丧偶的萧成杉爱上一位丧偶的知识女性,两人情投意合,几次希望共度云雨,却终究力不从心,婚事也不了了之。女方告诉钟笑漾:“他不行!”钟笑漾怔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无比沮丧的萧成杉此后不再做重组家庭的美梦。有一天,正在厨房忙活的钟笑漾突然听到客厅里的电视机传出炸雷般的声音,开始以为萧成杉不小心按到了遥控器上的音量调节键,但跑出去一看,萧成杉像往常一样稳稳地坐着看电视,对音量突然增大毫无察觉。这意味着,萧成杉的听力瞬间下降了。后来,他的视力、智力也是突然丧失的。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痛苦更加难以自拔。

     

    萧成杉就曾在智力急剧减退时试图自杀,幸得善良的居家陪护员钟笑漾早发现苗头并及时采取措施,才没有成功。萧成杉对此极为恼怒,对钟笑漾吼道:你怎么敢违反我的意志,阻止我去安排我自己的人生?你想让人看我的笑话,当面叫我傻瓜?你想让人整天用怜悯的眼光看着我,帮我擦鼻涕涎水?你想让所有的邻居、朋友都鄙视我、讨厌我、反感我?

     

    有道是“久病床前无孝子”,萧成杉的担心并非多余。周大新以“拟纪实”手法,既写出了老人的病痛、孤独与无奈,也写出了人间自有真情在。人事代谢,往来古今。谁都会老,这是自然规律。作者呼吁,为了让老人活得干干净净、气气派派、拥有完全的尊严,全社会都应该正视老龄问题,并为养老、就医等做好精神的与物质的充分准备,让老人真正感受到“变老并不是悲惨的事,那像是夏季天黑得很慢”。

     

    《天黑得很慢》

    著者:周大新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2018年1月


  • 书评的路径

    2018-10-12 15:47:43

    书评的路径

    何  况



    什么是书评?沈从文的感想是:“最不讨好,又最容易发生私人思想;最宜公平,却又容许相当偏见存在;最需要避免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却又似乎不能不受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本身无永久价值,然而间接又最有影响;文学运动少不了它,同时又毫不需要它,这就是书评。”宗珏认为:“书评应该是一个书评家对于一部著作所表现的思想或艺术的探讨,而给予它以公允的评价。”两人表述有别,但都强调了书评的公平性。

    美国一家书评杂志的社论则特别强调书评的新闻性:“一篇直截了当的书籍新闻总比那些不三不四的批评强。书评可以侧重评价,但所评的既是新书,就必须含有充分的新闻性,就得是新闻方成。一篇书评须有三分之二,至少一半是新闻。我们提倡这种新闻性的书评。”

    在李辉编的《书评面面观》一书第一、第二辑中,萧乾、朱光潜、沈从文、叶圣陶、巴金、李健吾、施蛰存、常风等书评大家,纷纷发表各自对书评的看法。众声喧哗中,这些书评界的前辈有一个共识:承担荐书任务的书评家应该评论新书,尤其是新进作家的作品,而不是夸耀那些有定评的杰作。萧乾对此有很生动的描述:“5000本书已摆到书店里了。他的读者立待他干脆说几句负责的话。他不能忍心任他们等着,自己坐在沙发上翻看心爱的狄更斯。他得放下一切心爱的,倾心而迅速地读完眼前那本书,提笔写出简扼负责的意见。不但道出本书的梗概,还须判明它的价值。”这需要冒险精神,但为了让读者读到好书,这种冒险是值得的,也是书评家应该付出的代价。

    事实上,读者之外,被评书籍的作者对书评家也充满期待。叶圣陶说:“我如果是一个作者,我如果写了一本书,希望写书评的人第一要摸着我心情活动的路径。在这条路径里,你考察,你赞赏,发现了美好的境界,我安慰地笑了,因为你了解我的甘苦。或者发现了残败的处所,我便不胜感激,因为你枪杀了我的缺失。”

    经验表明,一篇好的书评,能够沟通作者与读者的间隔,缩短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对作者而言它是一个铮友,对读者而言它是一个良友。这就要求书评家端正态度。需要什么态度呢?萧乾说:“他只需要人的态度——一个好人,正直、有心肝的人的态度。生活和工作没有分开的可能。一个生性刻薄奸诈的人为商必卖日货,从军必开小差,写书评也无法不冤枉作家委屈作品。一个具有良知,又还贪爱智慧、拥护真理的人,就可以走向世界。书评自然也需要他。”

    就我个人写作书评的实践看,书评家最应该抱持的态度就是诚恳。诚恳包含公正、同情和其他一切美德,不嫉妒,没偏见,只有一颗清澄热烈的心,不马虎也不拘守固定标准,不诋毁也不胡捧,对自己有信心,而又永不视自己的批评为终审判决,随时抱着探索尝试的精神。如果缺少了公正心,则一切评语皆难为读者折服。

    入选《书评面面观》一书第三辑的14篇大家书评,篇篇都是范文,值得现在的书评家反复捉摸。这些书评曾刊登在萧乾20世纪30年代编辑的《大公报》副刊上,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比如常风在为顾一椎、顾青海合出的历史剧集《<西施>及其他》写的书评中指出:“戏剧是借言语为传达的主要媒介的,所以一个写历史剧的人最应注意的也是他剧中的语言。剧中人说话必须合乎各人的身份,不应该任作者兴致淋漓地吐出一篇话分配给剧中人说出来。这两篇剧的作者似乎忽略了历史剧的基本条件——历史的尊严性,因而在对话里有不少欠缺尊严,令我们觉着遗憾的地方。”这样有力量的书评,现在难得一见了。

    基于上述想法,我郑重推荐这本书,并把李辉写在“新版前记”中的这句话抄在下面:“书评目前已成为诸多纸媒的重要版块,读读前辈们对书评的见解,读读《大公报》副刊当年发表的不同风格书评,或许对书评写作者有所裨益。”

     

     

    《书评面面观》

    编者:李辉

    出版:大象出版社

    时间:2018年3月


  • 郑天挺的“日课”

    2018-10-12 15:46:41

    郑天挺的“日课”

    何  况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后引起学界高度关注,称其“不只是一部个人史,更是一部西南联大史”。该书点校者俞国林先生评价更具体:“《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不仅仅是郑先生个人,同时也是西南联大师生在这一时期教学、研究、工作、学习、生活的重要记录。”

    这话可不是凭空说的。俞国林先生据郑天挺日记手稿点校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起自1938年1月1日,讫于1946年7月14日,中缺1941年5月至12月、1942年7月5日、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大相始终。郑天挺先生是西南联大总务长,知道许多一般人不知道的事情,故而散落在日记中的许多材料都堪称独家,非常珍贵。

    我粗读一过,总体感觉郑天挺先生性格毅,胸怀宽广,是个既能做学问又能干好实务的大才。1938年,40岁的郑天挺已经是明清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了,他到西南联大后,真心想研究学问。无奈被教授们选为总务长,为维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作运转正常而殚精竭虑,让诸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等各种纷繁错杂的工作、人事问题,占去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这种情况下,郑天挺先生依然坚持教学和读书、写作,所写文章后来结集为《清史探微》一书出版,到现在已经成了经典名著。

    郑先生是怎么做到的呢?从日记中不难看出,他无论做事还是读书,都很有计划性,且标准很高。不妨来看看他为自己订立的每日读书计划。以1938年为例,3月30日有记:“今略师求阙斋日课之意。每日读:史书,五叶至十叶;杂书,五叶至十叶;习字,一百;史书,先读两《唐书》《通鉴》;杂书,先读《云南备征志》《水经注》《苗族调查报告》。此课程可谓少之又少矣,望能持之以恒。史书尚未到,先以《云南备征志》代之。习字俟有纸,写寸楷。”往后读到5月3日日记,有检讨:“余自往昆明,所谓日课,荒嬉未理,可愧之至。”接着重新修订每日读书计划:“自明日始,参酌前定日课,改如下表:晨:小字一百(抄古人文字,不临帖);大字五十(临汉碑)。上午:读史,隋唐五代,备讲授。下午:读传记,《汉书》《三国志》,备纂辑史传纂例。晚:读杂书,《云南备征志》,备纂辑《南诏书》。以上多则三小时,少则一小时,最少须各读五页。”7月18日,他又对读书计划进行了调整:“拟自本日起改订读书日程如次:字:百。《唐书》《汉书》:一卷或二卷。《通鉴》:一卷或二卷。杂书:十叶至二十叶。写作:五百字至千字,专题或读书札记。月课:月初定之,月终检结。”

    郑先生严格执行自订的读书计划。查1938年日记,几乎每天读书不辍。以8月为例。1日:“下午读《汉书》数叶。忽思洗澡,乃携《唐律疏议》一册至爱群浴室,候至六时,无空位遂归。在其客室凡阅《唐律疏议》五十馀叶,亦趣事也。”3日:“连日倦甚,思欲早睡,偶取架上《清代轶闻》读之,不觉竟一册,夜已午矣。”4日:“下午偕萃田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看新书。”5日:“至本校图书馆。至昆华图书馆读《太平寰宇记》。自本校图书馆借得关于西藏译籍五种。”6日:“至昆华图书馆读《太平寰宇记.四夷志》。”8日:“上午读《汉书》卷五十一《贾邹枚路传》,下午翻《唐律疏议》数叶,所读不多,然为近日所无,深自快慰。”

    当时条件很差,一是无书可读,在联大最开始的几年里,几位历史系教授所带去的图书合起来,还配不齐一套二十四史;二是敌机袭扰,“将入梦,紧急警报作。莘田大呼,余乃与之同入防空壕,时二时三十五分。坐至三时十五分,机声与枪声并作,又似有轰炸声,知其果来矣。机声渐远,方幸其去速,未几,枪声、机声、轰炸声再作”。在这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包括郑天挺在内的联大师生砥砺奋进,钻研学术,培育人才,创造了惊世奇迹。他们“刚毅坚卓”的精神激励人心,鞭策后人。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著者:郑天挺

    出版:中华书局

    时间:2018年1月


  • 视死如归黄道周

    2018-09-21 11:53:34

    视死如归黄道周

      



    黄道周字幼玄,号石斋福建漳浦铜山(今东山县铜陵镇)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时,任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因抗清失败被俘。隆武二年(1646年)就义隆武帝赐谥忠烈”,追赠文明伯。清乾隆年间改谥忠端

    关于黄道周赴死情形,说法很多。因其是在我老家婺源县境内被俘,故平日读书特别留意相关细节。明史对此有记:“当是时,国势衰,政归郑氏(郑芝龙),大帅恃恩观望,不肯出关募兵。道周请自往江西图恢复。以七月启行,所至远近响应,得义旅九千余人,由广信(今上饶)出衢州。十二月进至婺源,遇大清兵。战败,被执至江宁,幽别室中,囚服著书。临刑,过东华门,坐不起,曰:此与高皇帝陵寝近,可死矣。监刑者从之。幕下士中书赖雍、蔡绍谨,兵部主事赵士超等皆死。

    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林跃奇著《黄道周》一书中,对黄道周赴死情形记述颇详:黄道周被徽州守将张天禄俘获,送至南京狱中,隆武二年三月五日(4月20日)就义,临刑前,取得纸墨,画一幅长松怪石赠人,并给家人留下遗言: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就义之日,其老仆哭之甚哀,道周安慰他说:吾为正义而死,是为考终,汝何哀?乃从容就刑。至东华门刑场上,向南方再拜,道周撕裂衣服,咬破手指,留血书遗家人: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临刑前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最后头已断而身兀立不仆,死后,人们从他的衣服里发现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近读清代广西、江苏巡抚,并曾兼署两江总督的长乐人梁章钜晚年隐居福建浦城所著《归田琐记》一书,在卷四“黄忠端公”条下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述,种种细节活灵活现。以梁章钜的总督身份和广博见闻,所记当可凭信。史料难得,抄录于后:“吾乡黄石斋先生为千古伟人,初不知其生前如何风采,余曾得其《待漏图》画像,则恂恂道貌,蔼然可亲,绝无一毫凌厉气概。相传石斋先生就逮时,门人多相随。石斋一再辞之曰:‘我为大臣,义宜死,诸君无为也。’犹不去。石斋乃曰:‘诸君践土食毛,义亦可死。但未食禄,亦可以无死。今与诸君诀,甘殉难者止,否则各有父母妻子,毋为冒不测也。’众乃泣别,惟七人愿从,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时遭逢仁恕,令前代遗臣梗不服者,得请方行刑,毋许专杀。由是石斋师徒皆下狱以待。石斋入狱即绝粒,大帅其蚤毙也,百方进食饮,皆不顾,乃募漳人之贾于江宁者至狱,以乡情相慰藉,犹不食。于是邀与游于市,入饭肆,强之不可,乃入酒肆,共酌以献。石斋曰:酒以合欢,今乡井相聚小饮可乎?但必毋过三爵。众皆喜诺,遂饮三爵,更一肆,则又三爵,以此阅数日不至于毙。及就义之晨,二官入谒,拜如议,曰:为公送喜。石斋曰:国破君亡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请许公就义矣。’石斋笑曰:‘是诚可喜但汝辈安能解此。因历数二公之家世阀阅而呵其罪,二官皆浃背而去。顷之,石斋乘小车出,七人从。中途,石斋返顾后车,七人者皆无人色。石斋笑曰:怖乎?忍一刻即千秋矣!七人皆应曰:‘然。比至华门,石斋忽坠车下,一指挥趋进掖之,且慰曰:毋恐。石斋瞋目叱之曰:是何言欤!天下岂畏死黄道周哉!此地为辇路所经,吾不可以乘而过。因绝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哉!指挥愕然易容,因跪曰:此地万人瞻仰,公又困惫,即就大事可乎?石斋四顾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讫,一老仆请以数字贻家,石斋踌躇曰:无可言者。固请,乃裂衣襟,啮指血曰: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七人皆亦血书一云:师存与存,师亡与亡。石斋体故昂藏,立而受刑,又义风凛凛,行刑者手慄,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悸,急跪曰:公坐。石斋颈已中刃,血淋漓,犹颔之曰:。’乃坐而受刑焉。

    好一个视死如归的黄道周!


  • 我们有没有尽到孝

    2018-09-03 11:36:44

    我们没有尽到孝

    何  

    我们有没有尽到孝

    “我们不是不懂孝,而是没有尽到孝。”周亚鹰长篇纪实散文《家风门风:52栋里的故事》“自序”中的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相信读完书的许多读者会像我一样勇敢地承认,他说得很对,我们不是不懂,而是做得太少!

    周亚鹰说,他是经过长时间思考,才终于明白这个并不深奥的道理的。明白之后,他开始采取行动:在自己住处不远的小区给父母买了一套房子,即52栋102室,让原本与自己同住多年的二老搬过去单住。且听他的心声:“我之前一直认为,只要把父母接来同住,有吃、有穿、有钱给他们用,就是尽孝了。可是,慢慢的我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我发现父母住在我家里,其实很不自在、很不痛快、很不开心。”为什么呢?除了生活习惯等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父母丧失了对生活的自主权。比如她母亲在乡下老家是德高望重的“名人”,经常有人来看望她,现在却不能随自己的意将朋友领进家来,更不要说留下来吃饭、住宿了,尽管儿子、儿媳一再说没关系,但母亲还是不带朋友来玩。“跟我们住一起,母亲她就是被赡养的对象,而不是家主,她没有了自主权……”周亚鹰发现了母亲的不快乐,就跟妻子商量,跟哥哥姐姐们合计,最后下决心在家附近买了一套小房子让二老单住,给他们独立自由的空间,凡事让他们自己作主。二老搬进装修好的房子之后,果然过得比以前更快乐,更有滋有味,“想吃啥就买啥,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煮烂点就煮烂点,想邀请谁做客就邀请谁,想什么时候看电视就什么时候看,想看什么节目就看什么节目”。

    看着二老整天高兴得合不拢嘴,周亚鹰终于明白了,顺着老人才是真正的孝,无论给他们多少钱都不如顺着老人,只有顺着他们的心,随了他们的意,遂了他们的愿,他们才能真正开心快乐,才能真正幸福安康。

    老人单住,自然会有寂寞的时候。周亚鹰安排得很周到:只要不出差,他每天至少过去一趟;他二姐和两个哥哥到这里也近,常来陪伴;小辈们也很懂事,常过来陪伴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他还特意让大侄子在同一栋买了一套房子,“就在顶上,202室,上下楼”,真有事情,一呼就应一叫就到。“而且,县医院就在小区大门外,看医生十分方便。”

    更让我感动的是,周亚鹰在县里也是个有头有脸的城管局长,但他在父母面前就是儿子,不厌其烦地陪他们买菜、吃饭、逛超市、游广场、看风景,还给他们端尿盆、剪指甲、送汤水,甚至经常去陪他们睡觉。他睡在二老中间,耐心听他们唠嗑,讲老家的人和事,品味他们的人生经验和处世良言。他也把自己高兴的事、好玩的事说给他们听,让他们分享自己的快乐。他是城管局长,面对很多诱惑,但他为官清廉,认真做事,因为他知道,“孝就是你要好好做事不然他们就会忧心,孝就是你要好好做人不然他们就会忧心,孝就是你要照顾好自己不然他们就会忧心,孝就是你要照顾好家庭不然他们就会忧心”。百善孝为先,为官者守孝道,就要努力做个勤政廉政的好官,不让人背后戳脊梁骨,不让亲人为你蒙羞。

    周亚鹰官声不错,有父母教育引导的功劳。有一天,周亚鹰在工作中接连遇到好几件窝火的事,气呼呼地来到52栋说过母亲听。母亲笑了笑说:“我要是你,就不会生气!”母亲接着开导他:那个砍树的虽然不对,但如果这店是你开的,又假如碰上了生意不好甚至亏本这样的事,又刚好这树挡住了招牌,说不定你也会将气出在这树身上。还有那两个开车挡路的,肯定不是故意的,只是没养成好习惯,没有为别人着想,你是当城管管大街的,对街面上的事太过在意了。还有那个在街边尿尿的老人,他或者是个跟我们一样的乡下人,进了城,路都可能找不到,更找不到厕所,他实在憋不住了,管你什么城市规定啊,你怎么能跟他生气呢?多这样想想,你就不会老生气了。周亚鹰反复咀嚼母亲的话,终于知道怎么当城管局长了。

    这是一部让天下儿女获得心灵洗礼的奇书,书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有儿子孝敬父母的点点滴滴、琐琐细细。周亚鹰用自己真心尽孝的故事启迪我们,孝敬父母绝不能当口号喊,必得低头弯腰去做一件件琐细之事,越细越见孝心。我相信读者读完这部书,一定会像我一样,强烈渴望与周亚鹰做朋友。

     

    《家风门风:52栋里的故事》

    著者:周亚鹰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时间:2018年7月


  • 周氏兄弟的掌故

    2018-09-03 11:33:06

    周氏兄弟的掌故

    何  

    周氏兄弟的掌故

    苏州文史学者黄恽将近年来所写周氏兄弟的掌故文章辑成一书出版,取名《难兄难弟》。我以为这是个好书名,既切题又通俗易懂。

    “难兄难弟”典出刘义庆《世说新语》,意为兄弟二人难分伯仲,无可轩轾。这大致符合鲁迅、周作人两人的创作情况,他们的文学成就早有定评,难分高下。“用这个书名,或许会产生一个歧义,即难兄难弟这个词现在常用的意思,就是让人觉得这兄弟俩都是命运坎坷。这也不错。人生对于他们兄弟,都不是坦途。”

    正如黄恽在“自序”中所说,谈20世纪中国文学,鲁迅和周作人是无可回避的存在。但这方面的文章太多了,要想不犯重、出新意,只能另辟蹊径。黄恽用掌故眼光打量这兄弟俩,发现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一谈的故事,“随便抓上一把,就是一篇文章”。他博览可以见到的资料,剔除别人写过的题材,只写自己发现的一枝一节、边边角角,“不激不随,不吹不捧”,开拓出了一片新“疆土”。

    全书分上下两辑,上辑“闲言周大”集中讲鲁迅的故事,下辑“碎语周二”集中讲周作人的故事。有关鲁迅的故事讲了29个,有关周作人的故事讲了22个,都蛮有趣味,可资读者茶余饭后的谈助。

    鲁迅是个有故事的人,有些故事还特别弯弯绕。比如,陈源为什么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黄恽也讲了大背景:陈源和鲁迅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因立场不同而结怨。接着还讲了一个小插曲:发生女师大风潮的1924年年底,评论界有人指出陈源的女朋友、文坛新星凌叔华的小说构思涉嫌抄袭契诃夫。热恋中的陈源为了给女朋友帮腔,便把论敌鲁迅拉进来垫背,既可以把质疑抄袭之火引向鲁迅,又正好转移他与鲁迅缠斗的焦点,可谓一石二鸟。令人困惑的是,堂堂大学教授陈源怎么敢凭空指名道姓地说鲁迅抄袭呢?

    黄恽告诉我们,陈源倒也并非是无中生有,却是张冠李戴了。原来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之前,上海还出过一本同名的书,这本署名郭希汾编辑的《中国小说史略》,正是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小说”部分的编译本。黄恽说:“基本可以肯定,陈源是把郭希汾编辑的书误当作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可能是陈源的某个朋友误认了,传言给陈源,于是陈源不及细辨,把这种耳食之言写进文章里,把暗箭射向了鲁迅。”这符合陈源一向只能说说闲话、不能作细致研究的作风。顺便说一句,编辑《中国小说史略》的郭希汾就是后来的学者、语文学家郭绍虞。

    这是黄恽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的新材料,似乎没见人用过。书里每一篇文章,无论是关涉鲁迅的还是周作人的,都有别人没说过的新东西。本着平等的精神,下面来说个周作人建议“一周双休”的故事。

    我国实行“一周双休”制度始自1995年5月1日。其实早在1923年10月,周作人就提出了“一周双休”的概念。针对当时浙江四中校长经子渊废止周日休息、浙江省教育会代表李杰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各学校废止星期日放假的议案,周作人在《晨报副刊》撰文《“终止星期放假”》,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人不能只有工作而无休假,“投赠游玩”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其用处未必下于“培养指导”。继而指出:“正当的办法是授课应更认真,而放假亦应更加多,我的意见以为星期休息还嫌不足,须得加添一天才是,或是星期六及星期日,或是星期六下午放至星期一上午。”

    在这里,周作人明确提出了“一周双休”的概念。他或许不会想到,他的意见要经过漫长的70多年才变为现实。

    书中类似的故事很多,我就不一一复述了,有些故事也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读书吧。

     

    《难兄难弟》

    著者:黄恽

    出版:东方出版社

    时间:2018年7月


  • 买书不嫌多

    2018-08-13 09:45:29

    买书不嫌多

    何  

    买书不嫌多

    周振鹤教授生于厦门,曾就读于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后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谭其骧院士,博士毕业后长期在复旦大学任教,在上海一住就是四十年。上海住房相对紧张,而读书人还要给书腾地方,周振鹤教授因此作文感叹,藏书是一大苦事,并非乐事,“如果是两三千册,或许还好对付,要是上了一万册,恐怕一般人都要有点难过了。住房有限,人都仄居,何来书的地盘?于是书橱之外,不免堆在地上,摆在案头,甚或占据床位。如果堆到如山积一般,那就有书等于无书了(常常找不到需要的那一本书),恰似华君武一幅漫画的标题一样:书到用时方恨多”。

    有趣的是,与找不到书时恨书多相反,读书人在书店、冷摊淘书、买书的时候,从来不嫌书多。周振鹤教授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他一边抱怨“藏书是一大苦事”,一边好不容易出趟国却不看风景逛书店,大老远从欧洲几个国家买回一大堆书,还自嘲“我本无心,书却有意”。

    他去意大利比萨城原是看斜塔的,最后却被先后意外遇到的三个旧书摊占据了大部分时间,见几百上千册的旧书摆在那里,他早忘了来比萨的初衷,急忙弯腰挑起书来,“有不少是19世纪的书,还有极少数18世纪的,古色古香,令人爱不释手。于是挑选了一些,其中有的是残书,有一套纸质很轻,无出版年代,售书者说是古董。一共开价85欧元,其实不算贵,但仍还至75欧元拿下”。在另一个书摊,斯斯文文的摊主向他介绍一本1888年巴黎版的《驼背弗朗索瓦》,插图极好,又是金边,开价10欧元,还至8欧元,实际收钱时又只要了7欧元。后来仔细看了这天淘到的书,其中有三册是《世界史》,1830年出版于拿玻里。又有一册是1778年在罗马出版的有关耶稣的传记,是多卷本的最后一册。“18世纪的书在中国现在是疯狂价,可在欧洲还稀松平常。”

    好运气还在后头。周振鹤教授有一次在德国爱尔兰根市逛跳蚤市场,买到一本《纽伦堡新闻·娱乐版》1865—1867年的合订本,很珍贵,完全可以作西方报刊史的教材展示。1865年是什么时候?还要七年以后,中国的《申报》才创刊。这样的东西,竟然开价只要10欧元,随口还至8欧元,摊主却也满口应承。在另外一个城市的一家古董店,他问老板有没有关于中国的书,老板搬来梯子在一个书架的最高处找到一本,放在柜台上,让他去看看。“我还没有走近柜台,就差点犯晕了。三大册厚厚的绿皮书,远远一望就知道是《语言自迩集》,但又心想,不会吧,这样的城市,这样热闹的大街,还有这种便宜让我拣?要真是这部书的话,那也恐怕是天价了。”周教授走近一看,正是它,1886年的第二版。看了一下标价,上面用铅笔写着40.90欧元。“我想这不会是看错了吧?”他沉住气,面无表情地问了句:什么价?老板不假思索地回答:40欧元。周教授差点没晕过去:太便宜了!不好意思再还价,赶紧拿下。

    这就是买到意外了,但意外还不止于此。此书每一册扉页都有原书主德国人海因里希的签名和购书日期。海因里希1905年担任宁波海关关员,为了学习中文,他于1905年12月8日买了这部大书。“107年前他在宁波买到这部书,带回德国,没承想百年之后又被我带回到了中国。书籍的聚散真是出奇地无常呀。”

    这些故事都被周教授写进了新近出版的《藏书不乐》一书中。书中还有许多周教授在布拉格、莫斯科、上海等国内外城市淘书的传奇故事,令我无比向往。就冲着这些旧书店,我也要找机会去欧洲逛上一逛。

     

    《藏书不乐》

    著者:周振鹤

    出版:东方出版社

    时间:2018年5月


  • 文人书札的一抹亮色

    2018-08-06 17:10:31

    文人书札的一抹亮色 

    何  况 

    (刊2018.7.29《厦门晚报》) 


    电脑普及以后,书札差不多绝迹了。在这种背景下读到薛龙春编的《飞鸿万里:华人德致白谦慎一百札(1983—2000)》一书,真是感慨万端。毫不夸张地说,华人德与白谦慎的通信,是二十世纪文人书札的最后一抹亮色。


    华人德与白谦慎是1978级的北大同学,两人分别就读于图书馆学系和国际政治系,在校时因为喜欢书法,共同发起成立了学生书法社,由此结下深厚情谊。毕业后,他们又共同发起成立了全国性民间书法社团沧浪书社,以学术的尊严与艺术的独立为结社宗旨,在全国书坛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一民间社团也是联系华人德、白谦慎四十年友谊的纽带。  


    《飞鸿万里》所收华人德致白谦慎100封信,除了1983年、1985年各一封外,其余98封都集中于1987—2000年之间,那时华人德供职于苏州大学图书馆,而白谦慎则远赴美国罗格斯大学、耶鲁大学深造,继而在西密歇根大学、波士顿大学工作。天各一方的两位朋友有话要说、有事要商量,便频繁地通起信来。华人德相对来说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要多些,故每封信都写得很长,但他不希望白谦慎在通信上花费过多时间:“兄学业繁重,另有许多工作要做,通信可适当少些,以免在这上面太费时间。”  


    通读这些信,发现内容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二人在书法与学术上的交流,包括书法取径与创新的讨论,书法史料的解释与辨析,书法研究方法与角度的交流等;二是沧浪书社的成立与发展,包括新社员的吸收,资金的募集与赞助,主要艺术与学术活动的设计与开展等;三是书法圈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展览、研讨会及其评选方式,社会资源的介入与书法的市场化,书法组织的权力角逐等,这些信息反映出一个时期较为完整的书法生态。白谦慎虽然远在美国,但透过华人德的观察与评论,对国内书坛的进步与弊端了然于胸。 


    两人在艺术与学术交流探讨上的直言不讳让我感动。华人德在信中谈到自己的书法创作时,声言在气息上以“雅、静、清”为追求目标。白谦慎则认为,写行书可以“雅静清”,但若推及以动势见长的行草书时,倒不如学明末清初那几家的行草大轴更有益处:“自兄到苏州后,越来越追求雅、含蓄、无火气,有些地方反不如过去的作品显得开张、生气勃勃。……兄要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文化氛围的优点,同时要注意到这种优点本身隐藏的不足之处。”白谦慎提醒好友要看清文化氛围的优劣势,这是很有见地的。他还曾向华人德推荐《日本现代书法》一书,要求他有意识地思考一下中国书法在观念、技法、材料等方面的变革和创新问题。  


    华人德反思自己的作品,同时也对好友的一些书法提出批评,指出白谦慎“一张因写不下末行字小且有漏字的,不宜作展览用。现书界展览作品喜涂抹勾乙,我觉得如自作诗稿尚不妨,如抄录古人诗,展览、送人均不宜如此,否则有草率不经心的感觉”。  两人互相批评,共同提高。日后华人德能写出《中国书法史》《六朝书法》等专著,白谦慎能写出《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等名作,与朋友间直率坦诚、知无不言的探讨交流密不可分。遗憾的是,这种好风气在当下的学术界已经难得一见了。  


    华人德与白谦慎都很看重沧浪书社这个阵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白谦慎虽然身在海外,也不遗余力为书社募款。1988年,他将自己业余教几位港台学生书法的酬金捐给书社,华人德在回信中说:“兄提出将业余教授学生书法的收入捐给书社,我大为感动,我已将此事告诉了一些最近见到的朋友,他们都很感动,我想这也会激励大家关心书社和为书社筹集经费更为努力。”随着白谦慎对美国学术界的熟悉与深入,他开始从帮助书社募集资金、举办海外展览、印刷作品集等,转向学术性更强的国际会议,以及论文集的编纂等。由此可见他为宣传中国书法,扩大中国艺术家的影响所花费的种种心力。  


    有道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如今,两个好朋友,华人德在苏州大学工作,白谦慎在杭州大学工作,岂不是一段佳话吗?                                   

    《飞鸿万里:华人德致白谦慎一百札》 编者:薛龙春 出版:山东画报出版社 时间: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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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茅盾文学奖解密

    2018-07-23 20:51:36

    茅盾文学奖解密

    何  



    茅盾文学奖解密
    (2018.7.22《厦门晚报》读书)


    茅盾文学奖评选虽屡遭诟病,但我感觉不像江湖传说那样不堪,因为评委里头毕竟还有敢于仗义执言的“明白人”。有白纸黑字记载,曾担任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茅奖初评委,第六届、第八届、第九届茅奖终评委的朱向前,就曾为莫言的《蛙》据理力争。


    第八届茅奖评选,最后大会投票之前,大组评委讨论时有人对莫言的《蛙》提出两个上纲上线的问题:《蛙》是否有违国策?小说加话剧这样的小说体例是否成立?显然,这是要置《蛙》于死地。


    长期关注研究莫言的朱向前意识到,这两个问题都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而时间又不允许他发表长篇大论。于是他干脆放弃学理辩析,站起来动情地说道:“假如明年(2012年)莫言获得诺奖,而茅奖评选在我们这里夭折,届时让我们这些评委情何以堪?”这话深深刺激了评委们。果然不出朱向前所料,莫言获得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好在《蛙》最终榜上有名,不然茅奖的面子、评委的面子真没处搁。


    此事见载舒晋瑜新出《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一书中对朱向前的访谈录。舒晋瑜是《中华读书报》的资深编辑、记者,始终对1982年开评、至今已评九届的茅奖保持高度关注,本书不仅收录了她对31位获奖作家的访谈、采访手记,还收录了她对9位评委的访谈,历届评奖委员会名单和获奖篇目也完整呈现,具有茅奖“档案”的功能。


    我对评委访谈最为关注,怀着八卦心态想多知道一些评奖内幕。舒晋瑜是个体贴读者的记者,对评委总要抛出这个问题:“在您所参与的茅盾文学奖评选中,您经历过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能否多透露些内幕?”多数评委都作了正面回答,只有个别评委王顾左右。


    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八届茅奖评委雷达告诉舒晋瑜,在第四届评选中,《白鹿原》在评委会基本确定可以评上的时候,一部分评委认为,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对政治斗争的某些说词不妥,另外有些性描写太露骨,应当删节。这种意见一出且不可动摇,就由评委会副主任陈昌本电话征求陈忠实的意见,表示“愿意接受个别词句的小修改”。这就是发布和颁奖时在书名之后加个“修订本”的原委,其实那时根本没有印出所谓的“修订本”。


    雷达还明确表示,贾平凹的《怀念狼》、莫言的《檀香刑》、阎连科的《日光流年》、李洱的《花腔》、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没有获奖,不无遗憾。朱向前也认为,莫言的《檀香刑》、张炜的《古船》落选,“是遗珠之憾”。


    第八届、第九届茅奖评委王春林指出,第三届茅奖五部获奖作品,除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名至实归,凌力的《少年天子》、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差强人意之外,另外的两部作品《都市风流》《第二个太阳》获奖显得相当勉强。还有第四届刘玉民的《骚动之秋》,好多人根本不记得有过这么一部获奖小说。


    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茅奖评委李星遇到过一件让他很受伤的事:“张炜的《古船》曾被四届读书会,置于二十余部的首部重点推荐,但却最终落选。”


    那么,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评委心目中的“十佳”是哪些作品?


    雷达:“《芙蓉镇》《李自成》《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长恨歌》《秦腔》《无字》《蛙》《一句顶一万句》。”


    朱向前:“《李自成》《东方》《无字》《尘埃落定》《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一句顶一万句》《蛙》《江南三部曲》。”


    孟繁华:“《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尘埃落定》《长恨歌》《无字》《秦腔》《蛙》《一句顶一万句》。”


    王春林:“《白鹿原》《秦腔》《平凡的世界》《长恨歌》《尘埃落定》《芙蓉镇》《繁花》《江南三部曲》《蛙》《东藏记》。”


    如果有人问我最喜欢哪十部茅奖获奖作品,我会随口告诉他:“《尘埃落定》《白鹿原》《长恨歌》《蛙》《秦腔》《芙蓉镇》《平凡的世界》《一句顶一万句》《少年天子》《无字》。”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

    著者:舒晋瑜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2018年1月


  • 书贩传奇

    2018-07-16 11:22:18

    书贩传奇

    何 况

     

    书贩传奇



    陈晓维写的书,此前我只读过一本《好书之徒》(中华书局2011年版);陈晓维编的书,我也仅读过一本《买书记历:三十九位爱书人的集体回忆》(中华书局2014年版)。但无论是他写的书还是他编的书,都让我读后久久难忘。他的新著《书贩笑忘录》更有趣,“既写了书贩的发家史,也写了书贩的情爱史”(谢其章语),为我们揭开了一个特殊群体的神秘生活。


    中国旧书业日渐式微是不争的事实,但还是有那么一些有文化情怀的书贩致力于旧书流通。陈晓维痴迷旧物,并曾一度介入旧书业,对书贩们的人生起落和当代旧书业的秘闻所知甚多,在书中一口气讲述了胡同、顾铮、王珅、刘旭、罗老师、老马、王建、杜国立、赵明、黄凡、大亮、韩成宗等12名当下活跃的书贩的经历,还写了英国伦敦马各斯兄弟书店负责处理与中国和日本相关的书籍的职员泰特斯贩书的故事。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卖书,也藏书,像网上信誉度很高的书商大亮,收到真正稀见的珍本是留着不卖的。陈晓维说:“他存下来的新文学,件件皆是精品,够举办好几次精彩的新文学专场拍卖。”


    贩书生涯传奇多多。马国华是旧书圈的名人,人称“老马”,看版本的眼力无人能及。传得最神的一件事是,老马从一个河南人手里花二百块钱买了个没人要的破烂抄本,转眼送拍卖会卖了二十万,一千倍的利!原来那是清代大儒钱大昕的稿本。成交之后,有个北大学者还专门撰文,谈论该稿本在学术上的重要性。


    另一位专卖签名本、珍藏本和港台版书的黄凡则凭运气捡过漏。有一次,黄凡在潘家园东头大树底下的书摊上买到一本博古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书是延安时期用土纸印的,解放社出版,经过了七十多年的时间淘洗,品相依然很好。书的扉页上有钢笔赠言,落款是博古的本名“秦邦宪”。大概卖主不知道博古和秦邦宪是同一个人,又或者是钢笔字写得潦草他没认出来,反正让黄凡仅花四百五十块捡了便宜。博古死得早,留下来的签名本不多,黄凡以为总能卖个三五千的,后来居然又在书里发现了一页博古的亲笔信,可谓锦上添花,应该能卖个一两万吧。结果书送到嘉德公司上拍,最后以十六万元成交,扣除拍卖公司的佣金,到手十四万!


    说到旧书圈买书卖书的运气,下面这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两个人合资买一批老照片,一人一半。分头送到拍卖公司,同样的东西,一个人卖了二十万,另一个人却卖了一百万。年销售额突破一千万元的旧书业大亨王珅说:“这就是运气!”


    陈晓维在书中记录的这些人,“不是因为有什么天才,而是由于被缚,被旧书魔力的绳索捆绑,他们的生活才显出意义”。在读书界,经营布衣书局的胡同无人不晓。陈晓维与他太熟了,布衣书局网站2004年上线时,陈晓维是老板,胡同是经理,两人合作了两年多,最后陈晓维还是退出了,“我常常被他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也常常为他的不善经营而忧心忡忡”,他只要手里有一点钱,会立刻把它变成书。现在他做得不错,他发起的网上“一元拍”,吸引了众多爱书人参与;他每天发在网上的《贩书日记》,是不少读书人每天必读的文字。即便如此,胡同也常常生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忧虑,可见贩书之不易。


    在北大西门开励知书局的刘旭爱上了一个根本不配他爱的女人,为了帮她开饭店,他宁愿关掉自己心爱的书店。后来终于彻底失望,他重开励知书局,找回迷失的自我。这个时候,他对书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在藏书者眼中,书摆脱了阅读属性的禁锢,而获得完全独立的身份。书不再仅仅因为可被阅读才具有价值。它本身,它的形态,它的存在,即是一种价值。”这些贩书者的经历告诉我们:买旧书这个口子一开,人的兴趣就会像滴在白色桌布上的墨迹,逐渐洇开……

     

    《书贩笑忘录》

    著者:陈晓维

    出版:中华书局


  • 舌尖上的诗

    2018-06-26 09:16:30

    舌尖上的诗

    何  

     

    舌尖上的诗



    我不会写诗,但爱读诗。每每读到好诗,击节赞叹之余,我总会傻傻地想:这么高妙的诗句,诗人是怎么写出来的呢?看完江弱水所著《诗的八堂课》一书,我有些明白了:诗的写作,有时像是赌博,有时像是下棋。赌博的多凭运气,下棋的要靠人工,写诗的也各自依仗灵感或技艺。


    讲写诗讲到赌博与下棋,貌似不着边际,细一思量,却是老话题讲出了新意思。全凭灵感写诗,恰如赌博的人碰到什么是什么,偏巧好句子意外的来了,诗就有了,怕就怕开头虽然好,后面跟不上。而依仗技艺写诗,如同下棋的人试图穷尽各种可能,大抵有一个很稳定的发挥,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等待情思凑泊、灵感到来的机会,才不会走岔路。


    事实上,所谓灵感,不过是相对渐悟而言的顿悟,是旬日艰难之后的刹那轻松。著名诗人瓦雷里说过:“在几分钟之内,读者所受到的冲击却是诗人在长达几个月的寻找、期待、耐心和烦躁中积聚起来的发现、对照以及捕捉到的表达方式的结果。”正是这样,我们看到的只是现成的文本,只看到结果,看不到过程,就像到了龙门石窟,被卢舍那大佛一下子震慑了,却很少有人想到当年千锤万凿的劳动。好诗句都是诗人辛辛苦苦攒成的,不是不请自来的缪斯的赏赐。

     

    江弱水这么讲写作,的确有趣,难怪这本讲“诗都写些什么,怎么写出来,可以怎样去读”的《诗的八堂课》出版后很快卖到断货。全书分为“博弈、滋味、声文、肌理、玄思、情色、乡愁、死亡”八节,其中博弈讲诗的发生学,滋味、声文和肌理分别从味觉、听觉和触觉来讲诗鉴赏论,玄思、情色、乡愁、死亡则涉及诗的主题。程度介于入门学习与专门研究之间,不分古诗、新诗或者外国诗,也不深究隐喻、意象、象征和境界等概念,只谈些有意思的见解。对诗有兴趣的读者翻读一过,多多少少会有些收获。


    我们来看看江弱水在“滋味”一节中是怎么讲品诗的。他说,中国人的世界是舌尖上的世界,中国人的诗也是舌尖上的诗。我们平常说一首诗好,怎么好?有味道。“道”可以“味”,“味”能成“道”,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感性经验。但味觉不比听觉、视觉可以致远,它发生在身体更为幽暗的地带,含有太多主观不确定的成分,且带有欲望的气息,很难形容。怎么办?只好换个法子,用视、听、嗅、触来形容。诗人写诗,如同庖人治膳,要调和鼎鼐,做到色、香、味俱全。我们品诗时,每一种感官都对应着一个成分,分别调动视、听、嗅、触各种感官,最后以舌头来统摄,将如此复杂的感觉,用转喻的方式,归结到味觉上来。有诗为证:“他把豆腐一分为二/又切成小寸片,放进鼓掌的油锅/煎成金黄的双面/再换另一个锅/煎香些许姜末肉泥和红艳的豆瓣/汇入豆腐;再添点黄酒味精清水/令其被吸入内部而成为软的奥妙/现在,撒些青白葱丁即可盛盘啦……(张枣《厨师》)你瞧,“鼓掌的油锅”是听觉,“软的奥妙”是触觉,白嫩转金黄的豆腐、黄酒、红艳的豆瓣和青白葱丁是视觉,简简单单的煎一个豆腐,都要汇入如此复杂的感官经验。联想到张枣曾在德国居留近20年,我们马上意识到,味觉经验呼应勾连着诗人的过去,它是一把神秘的钥匙,一不小心就开启了一扇通往过去的门。


    “有诗为证”是书中每一讲都有的环节,江弱水以独具魅力的诗作,用别开生面的分析,给读者感性与知性的双重满足。读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能收获这么多,太值了。

     

    《诗的八堂课》

    著者:江弱水

    出版:商务印书馆

    时间:2017年8月


  • 种花去

    2018-06-11 09:15:10

    种花去

    何 况


     

    种花去


    一树樱桃花,或许就在今晚绽放。我很想看到它们从蓓蕾到开放的整个过程,但不知有无耐心等到。

    某年夏夜,一树茉莉花蕾。母亲过一会儿就过去看看开了没。一直没,便拉灭房灯。大约五分钟后我开灯去看,一树的花蕾,像我打开灯一样唰地开了,繁华雪白一树,白得在灯光下闪闪发亮,浓郁的香气,仿佛也自带光泽。

    母亲嘀咕说:“你家花像贼,偷偷地开。”


    ——这是玄武《种花去:自然观察笔记》中的一节。我在园林部门工作过几年,常与植物打交道,读到这样写花开的独特文字,心生好奇,忍不住翻到前面重读作者自述。

    “做原创纯文学微信公众号‘小众’,养大狗,带小儿,牧一群花。这些成为我一种生命状态,成为一种生命价值观。它们也成为力量,让我可借以抗拒当下的种种浮嚣。”

    这是一个不打麻将,不斗地主,自觉远离庸常生活的“农夫”,七八年前还给自己做衣服。他说他有商场恐惧症,每次进去都感觉天旋地转、头痛欲裂,所以他的衣物单调,从不穿类似西装那种正儿八经的衣服,也不穿擦得发光的皮鞋,基本只穿舒适的运动鞋。更有意思的是,他只要在本地,无论如何在外面饮酒作乐,每天都必须吃一顿家里的饭,否则就觉得这一天白活了。“我自己能做我喜欢吃的饭菜,能做得非常好吃。哈哈,尝过的朋友可以作证。”

    此人似乎动手能力很强,他自己给自己剃光头,三天一次,“运刀如风”,三分钟搞定,从未剃破过头皮,理发的钱就这么省下来了。“每见那么多中年男人费尽心机,染发,治疗脱发,或者竭力遮掩秃顶,我就不由自主,对他们充满深刻同情。”

    他还有许多省钱的办法,比如无论开什么车,都从来不进洗车店,自己洗车。“我喜欢这种感觉”,他说,“就像给喜爱的马匹梳理毛发一样”。喝酒总要花钱买吧,但据他说,“我很快自己酿酒了,一种柿子酒”。

    他其实是有意无意地在实践一种半乡村文明的生活方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买个小院子,养花、养狗、种菜,沉迷泥土的芳香、阳光与月光的气息而不能自拔。《种花去》这本书里写的花,都是他自己亲种,倾注的感情自然更真实、更素朴、更有力量,正所谓“千军万马,不敌一颗种花的心”。

     

    他过的真是好日子。春天,坐楼上窗前,可以看花,可以嗅见樱桃花带点药味的清香。室外开了第一朵玫瑰,品名结爱。春风吹动,香极了。两岁的小儿臭蛋每出门,都要抱抱嗅一下。院中有一朵芳香大花,深粉,已连开十日,仍然微雨中怒放,不见败老之态。心情大好,继续焚烧院子里的枯枝败叶,平时总被花刺着,烧时便有了心理平衡感。爱嗅焚烧时升腾的香气,那是草木灵魂之香,在风中摇曳,它不逊于一树花开。遛狗散步,夜风已凉。又一长夏已远去。且静待秋天,千山又万种好颜色……

    读这本书,我好羡慕作者。能随时切近观察到自然,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当然,他放弃很多才得如此。放弃的不只利益,更包括很多的躁乱、追逐、陷在循环中欲罢不能的心态。但他得到的远远多于所失,“我更像一个人了,诚恳,坦率,真实,随四季和晨昏流转喜怒哀乐”。

    我敬佩这个叫玄武的山西人,就像敬佩另一个叫谢泳的山西人一样。在我看来,玄武不仅勇敢,而且有行动力,但他说,“我所选择的尽量贴近自然的生活,并非依赖多少财富才能办到”。这么说来,我有一天或许也能过上他这种半文明的乡村生活?

     

    《种花去:自然观察笔记》

    著者:玄武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2018年3月


  • 《围城》轻托命

    2018-06-04 10:44:37

    《围城》轻托命

    何  

     

    《围城》轻托命



        钱锺书创作的长篇小说《围城》问世70多年来,猜测揣度者、研究探源者甚众,议论纷纭。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栾贵明追随钱锺书三十余年,耳濡目染,留心记下钱锺书谈及《围城》的精彩话语,“聚沙成塔”为《小说逸语:钱锺书<围城>九段》(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1月版)一书,把《围城》的艺术成就、核心主题、相关往事首次呈现给读者。读过《围城》和想了解“下蛋的鸡”的人,不妨看看这本有真材实料的小书。

      栾贵明说:“三十余年来追随钱锺书先生,先生从不长篇大论演讲《围城》,但我有机会听到作者自己的偶尔辩辞。”其中钱锺书多次用不同语气说的两句话,令栾贵明琢磨多年,迄今不忘,第一句说,《围城》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第二句说,“我三十多岁写小说《围城》,想用小说原本技巧,打败小说”。钱锺书说这些话时,“让听者有时觉得他是在回忆,有的又好像在对比,还有似乎带着淡淡的自得”。栾贵明认为这是两句实实在在的真话,《围城》显然是用极其精致的手工一字字编织而成。

      全书从“选字和构词”讲起,结合小说具体内容,分别解说了《围城》的引语、造句和成章、奇思妙想和人物素描等方面的特色。钱锺书不仅做文章写诗讲究“炼字”,写长篇小说也不例外。比如方鸿渐被张吉民相中做女婿,获邀赴张府候选,女方很满意,可是方鸿渐心中另有所属,为了不得罪人,他在饭桌上充分表演,以求为对方制造出自己被拒的理由,从而构成双方都可接受的结论:他们“没有‘举碗齐眉’的缘分”。一个“碗”字扭转了“举案齐眉”的庄雅风致,构成幽默的冷喜剧效果。其他如“阿福不顾坟起的脸”的“坟”字,“嫩阴天”的“嫩”字,“万目睽睽”的“万”字,都是作者精心立足形、音、义炼出汉字的例子。既然作者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读者理应一字一句来读,那种一目十行的读法无疑是对作者的辜负。

      钱锺书以博闻强记著称,他写的小说“引语”精妙。《围城》中的“引用之语”包括人名、地名、书名、成语、谚语、歇后语、他人诗文等。他从来不同意成语和典故稳定凝固的结论,故在《围城》中偶尔使用时都表现出灵活性。比如第一章中的“故乡风味”和“世界潮流”,在方老太爷训子信中“千里负笈”“对镜顾影”“濡染恶习”都是准格式化而又有特殊风格的常用语汇,而关于“东方大学”“东美合众国大学”“联合大学”“真理大学”等半真不假的称谓,则完全成了嬉戏之语。钱锺书命名书中人物更是匠心独运、意象万千:方鸿渐、唐晓芙、苏文纨、孙柔嘉、赵辛楣、顾尔谦、韩学愈、陆子潇、李梅亭、高松年、汪处厚、董沂孙……这些被冠以性格化姓名的人物一亮相,便会让聪明的读者看出破绽,激起阅读的兴趣。有人因此认为,在人物命名上,《红楼梦》也不可与机巧大方的《围城》相比。

      书中还详细披露了钱锺书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接触的趣事及钱先生对诺奖的看法,为读者揭开了谜团。1986年春,忽然有多家欧洲报刊预测《围城》或将与诺贝尔文学奖相关。3月,钱锺书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发表对“诺奖”看法:“萧伯纳说过,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危害更大。当然,萧伯纳自己后来也领取这个奖的。其实咱们对这个奖,不必过于重视。只要想一想,不讲生存的,已故得奖人里有黛丽达、海泽、倭铿、赛珍珠之流,就可见这个奖的意义是否重大了。”在谈到博尔赫斯因拿不到诺贝尔奖金而耿耿于怀一事时,钱锺书说:“这表示他对自己缺乏信念,而对评奖委员似乎又太看重了。”据栾贵明书中透露,钱先生终其一生,对“诺奖”的看法从未改变;坊间流传钱先生与马悦然“谈崩”之说,从未发生,马悦然1980年到钱宅造访时还未受聘“诺奖”评委,他们会面并未涉及《围城》,更没谈论“诺奖”。

      1945年春,徐森玉将去四川,钱先生写诗话别:“送远自崖返,登高更陇看。围城轻托命,转赚祝平安。”《围城》可以“托命”,分量不轻。读懂《围城》,理解《围城》的主题,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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