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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种花去

    2018-06-11 09:15:10

    种花去

    何 况


     

    种花去


    一树樱桃花,或许就在今晚绽放。我很想看到它们从蓓蕾到开放的整个过程,但不知有无耐心等到。

    某年夏夜,一树茉莉花蕾。母亲过一会儿就过去看看开了没。一直没,便拉灭房灯。大约五分钟后我开灯去看,一树的花蕾,像我打开灯一样唰地开了,繁华雪白一树,白得在灯光下闪闪发亮,浓郁的香气,仿佛也自带光泽。

    母亲嘀咕说:“你家花像贼,偷偷地开。”


    ——这是玄武《种花去:自然观察笔记》中的一节。我在园林部门工作过几年,常与植物打交道,读到这样写花开的独特文字,心生好奇,忍不住翻到前面重读作者自述。

    “做原创纯文学微信公众号‘小众’,养大狗,带小儿,牧一群花。这些成为我一种生命状态,成为一种生命价值观。它们也成为力量,让我可借以抗拒当下的种种浮嚣。”

    这是一个不打麻将,不斗地主,自觉远离庸常生活的“农夫”,七八年前还给自己做衣服。他说他有商场恐惧症,每次进去都感觉天旋地转、头痛欲裂,所以他的衣物单调,从不穿类似西装那种正儿八经的衣服,也不穿擦得发光的皮鞋,基本只穿舒适的运动鞋。更有意思的是,他只要在本地,无论如何在外面饮酒作乐,每天都必须吃一顿家里的饭,否则就觉得这一天白活了。“我自己能做我喜欢吃的饭菜,能做得非常好吃。哈哈,尝过的朋友可以作证。”

    此人似乎动手能力很强,他自己给自己剃光头,三天一次,“运刀如风”,三分钟搞定,从未剃破过头皮,理发的钱就这么省下来了。“每见那么多中年男人费尽心机,染发,治疗脱发,或者竭力遮掩秃顶,我就不由自主,对他们充满深刻同情。”

    他还有许多省钱的办法,比如无论开什么车,都从来不进洗车店,自己洗车。“我喜欢这种感觉”,他说,“就像给喜爱的马匹梳理毛发一样”。喝酒总要花钱买吧,但据他说,“我很快自己酿酒了,一种柿子酒”。

    他其实是有意无意地在实践一种半乡村文明的生活方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买个小院子,养花、养狗、种菜,沉迷泥土的芳香、阳光与月光的气息而不能自拔。《种花去》这本书里写的花,都是他自己亲种,倾注的感情自然更真实、更素朴、更有力量,正所谓“千军万马,不敌一颗种花的心”。

     

    他过的真是好日子。春天,坐楼上窗前,可以看花,可以嗅见樱桃花带点药味的清香。室外开了第一朵玫瑰,品名结爱。春风吹动,香极了。两岁的小儿臭蛋每出门,都要抱抱嗅一下。院中有一朵芳香大花,深粉,已连开十日,仍然微雨中怒放,不见败老之态。心情大好,继续焚烧院子里的枯枝败叶,平时总被花刺着,烧时便有了心理平衡感。爱嗅焚烧时升腾的香气,那是草木灵魂之香,在风中摇曳,它不逊于一树花开。遛狗散步,夜风已凉。又一长夏已远去。且静待秋天,千山又万种好颜色……

    读这本书,我好羡慕作者。能随时切近观察到自然,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当然,他放弃很多才得如此。放弃的不只利益,更包括很多的躁乱、追逐、陷在循环中欲罢不能的心态。但他得到的远远多于所失,“我更像一个人了,诚恳,坦率,真实,随四季和晨昏流转喜怒哀乐”。

    我敬佩这个叫玄武的山西人,就像敬佩另一个叫谢泳的山西人一样。在我看来,玄武不仅勇敢,而且有行动力,但他说,“我所选择的尽量贴近自然的生活,并非依赖多少财富才能办到”。这么说来,我有一天或许也能过上他这种半文明的乡村生活?

     

    《种花去:自然观察笔记》

    著者:玄武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2018年3月


  • 《围城》轻托命

    2018-06-04 10:44:37

    《围城》轻托命

    何  

     

    《围城》轻托命



        钱锺书创作的长篇小说《围城》问世70多年来,猜测揣度者、研究探源者甚众,议论纷纭。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栾贵明追随钱锺书三十余年,耳濡目染,留心记下钱锺书谈及《围城》的精彩话语,“聚沙成塔”为《小说逸语:钱锺书<围城>九段》(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1月版)一书,把《围城》的艺术成就、核心主题、相关往事首次呈现给读者。读过《围城》和想了解“下蛋的鸡”的人,不妨看看这本有真材实料的小书。

      栾贵明说:“三十余年来追随钱锺书先生,先生从不长篇大论演讲《围城》,但我有机会听到作者自己的偶尔辩辞。”其中钱锺书多次用不同语气说的两句话,令栾贵明琢磨多年,迄今不忘,第一句说,《围城》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第二句说,“我三十多岁写小说《围城》,想用小说原本技巧,打败小说”。钱锺书说这些话时,“让听者有时觉得他是在回忆,有的又好像在对比,还有似乎带着淡淡的自得”。栾贵明认为这是两句实实在在的真话,《围城》显然是用极其精致的手工一字字编织而成。

      全书从“选字和构词”讲起,结合小说具体内容,分别解说了《围城》的引语、造句和成章、奇思妙想和人物素描等方面的特色。钱锺书不仅做文章写诗讲究“炼字”,写长篇小说也不例外。比如方鸿渐被张吉民相中做女婿,获邀赴张府候选,女方很满意,可是方鸿渐心中另有所属,为了不得罪人,他在饭桌上充分表演,以求为对方制造出自己被拒的理由,从而构成双方都可接受的结论:他们“没有‘举碗齐眉’的缘分”。一个“碗”字扭转了“举案齐眉”的庄雅风致,构成幽默的冷喜剧效果。其他如“阿福不顾坟起的脸”的“坟”字,“嫩阴天”的“嫩”字,“万目睽睽”的“万”字,都是作者精心立足形、音、义炼出汉字的例子。既然作者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读者理应一字一句来读,那种一目十行的读法无疑是对作者的辜负。

      钱锺书以博闻强记著称,他写的小说“引语”精妙。《围城》中的“引用之语”包括人名、地名、书名、成语、谚语、歇后语、他人诗文等。他从来不同意成语和典故稳定凝固的结论,故在《围城》中偶尔使用时都表现出灵活性。比如第一章中的“故乡风味”和“世界潮流”,在方老太爷训子信中“千里负笈”“对镜顾影”“濡染恶习”都是准格式化而又有特殊风格的常用语汇,而关于“东方大学”“东美合众国大学”“联合大学”“真理大学”等半真不假的称谓,则完全成了嬉戏之语。钱锺书命名书中人物更是匠心独运、意象万千:方鸿渐、唐晓芙、苏文纨、孙柔嘉、赵辛楣、顾尔谦、韩学愈、陆子潇、李梅亭、高松年、汪处厚、董沂孙……这些被冠以性格化姓名的人物一亮相,便会让聪明的读者看出破绽,激起阅读的兴趣。有人因此认为,在人物命名上,《红楼梦》也不可与机巧大方的《围城》相比。

      书中还详细披露了钱锺书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接触的趣事及钱先生对诺奖的看法,为读者揭开了谜团。1986年春,忽然有多家欧洲报刊预测《围城》或将与诺贝尔文学奖相关。3月,钱锺书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发表对“诺奖”看法:“萧伯纳说过,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危害更大。当然,萧伯纳自己后来也领取这个奖的。其实咱们对这个奖,不必过于重视。只要想一想,不讲生存的,已故得奖人里有黛丽达、海泽、倭铿、赛珍珠之流,就可见这个奖的意义是否重大了。”在谈到博尔赫斯因拿不到诺贝尔奖金而耿耿于怀一事时,钱锺书说:“这表示他对自己缺乏信念,而对评奖委员似乎又太看重了。”据栾贵明书中透露,钱先生终其一生,对“诺奖”的看法从未改变;坊间流传钱先生与马悦然“谈崩”之说,从未发生,马悦然1980年到钱宅造访时还未受聘“诺奖”评委,他们会面并未涉及《围城》,更没谈论“诺奖”。

      1945年春,徐森玉将去四川,钱先生写诗话别:“送远自崖返,登高更陇看。围城轻托命,转赚祝平安。”《围城》可以“托命”,分量不轻。读懂《围城》,理解《围城》的主题,比什么都重要。


  • 向杨绛先生三次道歉

    2018-05-28 10:49:31

    向杨绛先生三次道歉

    何  



    李昕三次向钱锺书夫人杨绛道歉的故事,加深了我对百岁老人杨绛先生的了解和敬意。


    李昕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免不了与这三家出版社的老作者杨绛先生打交道。又因为李昕的父亲曾与杨绛同事,杨先生对作为晚辈的李昕便多了几分亲切。李昕没想到,因为自己考虑问题不周全,不得不先后三次向杨绛先生道歉。

    第一次道歉是在2007年10月三联书店出版《钱锺书集》第二版时。李昕在新书发布会上面对媒体介绍钱锺书著作的版权情况时,特别强调三联的版本对于市场的独占性,其中有这样的话:杨绛先生对待版权非常严肃和谨慎,她在三联出版了《钱锺书集》之后,便有意识地停止了钱锺书著作单行本与其他出版社的合作,只是《宋诗选注》和《围城》这两部作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再要求下,杨先生才同意保留该社继续出版单行本的权利。杨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这段话很生气,让帮她料理版权的吴宓女儿吴学昭打电话给李昕,批评李昕对人文社不公平,分明是人文社早早就出版了《围城》和《宋诗选注》,三联才是“一再要求”出版文集,怎么能为了宣传自己的书,不顾事实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呢?李昕自知理亏,连忙请吴学昭代向杨先生道歉。杨先生让吴学昭转告李昕:你的话给人文社造成了不良影响,要向他们道歉。李昕赶忙给当时的人文社负责人潘凯雄打电话道歉,取得了对方的谅解。李昕说:“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由此认识到杨先生待人处事最讲‘公平’二字。”

    第二次道歉也与《钱锺书集》有关。2009年,三联再版《陈寅恪集》,联系江苏省新华书店总店承担总包销。他们同意包销2000套,但要求制作2000张藏书票随书附赠。美编在设计藏书票时,计划采用陈先生名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加盖陈先生本人的印章。为了征得陈先生家属同意,编辑告诉她们,使用印章做藏书票是循《钱锺书集》旧例,当时也曾用钱先生印章做了一批藏书票。陈先生家属与吴学昭熟悉,便向她请教。吴学昭把这事向杨绛先生作了通报,杨先生说:“藏书票,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她让吴学昭给三联的编辑打电话,说:“你们这样不尊重作者,我要考虑提前结束与三联的合作。”李昕了解到当时做藏书票的确没与杨先生沟通,事后也没把藏书票送给她过目,一时慌了神,马上打电话给吴学昭,表示要到杨先生府上负荆请罪。吴学昭说,老人家正在气头上,不会见你,还是写封道歉信吧。于是李昕写信说明了事情经过,并随信寄上了几枚藏书票。两天后,吴学昭给李昕来电话说,事情解决了,杨先生让我带给你一句话:“李昕是我老同事的儿子,我原谅他了。”李昕如释重负,他知道老人家真正关注和在意的是一个诚信的问题。

    第三次道歉,是李昕在一档为杨先生百岁诞辰祝寿的电视节目中出现的一个小差错。在谈到钱、杨夫妇的精神境界和高风亮节时,李昕说,他们把两人的全部版税都捐给了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总数已超过1000万元,在那里设立了一个旨在扶助贫困学生的“好读书基金会”。李昕后来接到吴学昭的电话才知道,他在这里出现了口误,把钱、杨二老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说成了“好读书基金会”。这是两个不能混淆的概念,杨先生让吴学昭提醒李昕,今后若是再提到此事,一定要把说法改过来,不要一错再错,造成别人以讹传讹。李昕再一次请吴学昭代向杨先生道歉,“杨先生的严谨和认真,令我受教”。


    上述故事源自李昕新著《做书的故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书中有趣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我眼中的马识途先生》《书界奇人刘振强》《我所知道的吴敬琏先生》《<巨流河>出版后的遗憾》《一场出版风波的追思》《<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出版始末》《从电影想到小说<狼图腾>的出版》,等等。书中的故事“一律亲历、亲见、亲闻”,决无虚构。从中不仅能领略作家、学者的风采,也能感受到李昕“做书”的酸甜苦辣。刘再复先生说过,李昕是个好编辑,他学胆识兼备,为国家为他人做了许多“嫁衣裳”。读完这本书,可知此言不虚。


  • 一部拍出四千多万元的古书

    2018-05-14 14:48:04

    一部拍出四千多万元的古书

    何  

     

    一部拍出四千多万元的古书


    诞生于700多年前的元抄本陶叔献辑《两汉策要》是一部身负重名的书,毛晋《汲古阁珍藏本书目》、叶德辉《书林清话》、莫友芝《亭知见传本书目》、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张伯驹《春游琐谈》等均有著录,翁方纲、王杰、钱大昕、孙士毅、张朝乐、戴衢亨、姚令仪、陆伯、秦承业、袁枚等先后题跋,钤有昆陵周氏九松迂叟藏书记、周印良金、毛晋之印、汲古主人、臣大昕印、退一步斋珍玩、景贤鉴藏、朴孙庚子以后所得、如皋张氏竹轩藏书景行维贤、古吴王氏珍藏、康生等印。

     

    一部拍出四千多万元的古书

    非常神奇的是,这部著名的书每过一百多年就会出现一次,并在文化界引起一段振动波漪。它最近一次露面是在2011年中国嘉德春季古籍拍卖会上,以483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创出了世界纪录,成为藏书界聚焦和关注的名品。

    我是在拓晓堂所著《槐市书话》一书中读到这个故事的。书名中的“槐市”是汉代长安一个读书人聚会、贸易、互易互市的地方,因其地多槐树而得名,是中国书籍售卖的早期市场。拓晓堂说:“书籍交易之地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书籍汇集于此,读书人也因好书而聚集于此。”

    拓晓堂就是因为好古书,于1993年加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担任古籍部总经理,筹备和组织了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的古籍拍卖专场,自此中国有了古籍拍卖平台。拓晓堂认为,当今的古籍拍卖市场,就是两千年前“槐市”的延续和发展,因此20多年来,他自甘隐身“槐市”,“日行于京津沪广,夜飞于港台两洋”,寓目、赏玩和审定了大量的图书名迹,编成各类书目、图录60余本,过手古籍、碑帖、印谱、名贤书札更是难以计数,已成为古籍拍卖业最引人注目的鉴定专家。

    拓晓堂曾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工作8年,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每遇孤本、善本,必细加研究琢磨,“有所是正、有所考订”,并写成文章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介绍给学界和收藏界。本书第一部分“铭心绝品”收的正是这方面的27篇文章,也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讲述了一些古籍善本的故事与命运。看他钩沉“家丑不外扬”“见风使舵”“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家贼难防”等名言的源头《五灯会元》荀斋旧藏宋刻本,寄望后人再成一段传奇书缘;看他考索蜀刻“中字本”《春秋经传集解》,“破解七百年的迷局”;看他补证唐许浑撰《丁卯集》,谈论“天机不泄,人生难知”;看他在清抄本《鉴诫录》上搜奇品酌,写出一新耳目的文字,讲出引人入胜的故事,既羡慕他有幸经眼那么多孤本、善本,又佩服他学识广博,征引宏富。

    本书第二部分“阅书感想”的4篇文章,表达了他“有感而发,不书不快”的一些意见,第三部分“藏书集序”则是他为各类藏书之家的古籍展览或是古籍书目图录出版所撰9篇序跋文章。这些文章讲述他采访过手顾氏过云楼藏书、潘重规先生藏书、陈寅恪先生藏书、季羡林先生藏书、王世襄先生藏书、陈澄中先生藏书等曲折故事,每一笔都是一个大波澜,都是一个生动的传奇,让我们这些局外人领略了古书流转的神秘历史。

    读书人之于学问,或有三境界,正如圣人所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热爱古籍的拓晓堂先生在当今的“槐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用一场场成功的拍卖会、一篇篇精妙的文章,唤起了人们对书籍的依恋。读这本书,心中时时激荡起涟漪。

      

    《槐市书话》

    著者:拓晓堂

    出版:商务印书馆

    时间:2017年9月



  • 四时读书乐

    2018-04-24 15:15:09

    四时读书乐

    何  况


    我在狗年初二日闲逛苏州诚品书店时所购《四时读书乐》一书,乃是苏州才子王稼句的一部读书随笔集,他在“题记”中说:“这个书名,乃取集中一篇的题目,那是借着苏州某旧宅的砖雕门楼说事,因在那门楼下枋上雕镂着‘四时读书乐’的场景。宋末元初仙居人翁森写了一组《四时读书乐歌》,四首七律,分春夏秋冬,咏读书之乐。”

    王稼句拿来作书名的这篇《四时读书乐》,开头就设问:“‘四时读书乐’实在是个迂阔的话题,既不合时宜,又有点酸溜溜,如今能以读书为乐的,还有几多人在?”

    古人是认定四时皆宜读书、读书皆得其乐的,故以“四宜”来命名斋馆厅堂者多不胜数。比如海宁陈氏安澜园有“四宜书屋”,诗曰:“夏凉冬暖总相宜,秋月春风更最斯。雅合四时读书乐,每来却坐不多时。”世祖玄烨曾将此四宜书屋仿建于圆明园,高宗弘历为它题诗一首:“春夏秋冬无不宜,所宜乐总读书时,何须千里盐官忆,即景吾方勉近思。”都是鼓励读书的话。周作人这样说读书的好处:“古人劝人读书,常说他的乐趣,如《四时读书乐》所广说,读书之乐乐淘淘,至今暗诵起几句来,也还觉得有意思。此外的一派是说读书有利益,如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升官发财主义的代表,便是唐朝做《原道》的韩文公教训儿子,也说的这一派的话,在世间势力之大可想而知。我所谈的对于这两派都够不上,如要说明一句,或者可以说是为自己的教养而读书吧。”

    王稼句很赞同周作人的说法。他有4大间书房,里面摆满了书。他说:“我的读,无非是想多知道一点世上的事。”收在这本《四时读书乐》中的32篇文章,几乎都是他在书房里翻旧报刊、旧文献捡拾出来的书人书事。书中以《苏游梦痕》为总题的8篇文章,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爬梳、比对,去伪存真,重新讲述了苏曼殊、周作人、钱基博、张恨水、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田汉等文化名人与苏州的故事,里面有不少新鲜材料。比如说,周作人一生只到过苏州一次,但他最早公开发表的《说死生》《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两篇文篇,按照他回忆录里的说法,却是刊登在“苏州出版的《女子世界》”杂志第五期上。其实《女子世界》是丁初我在常熟创办的妇女刊物,大概周作人认为常熟是苏州的属县,就把它归入苏州名下了。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周作人一直对苏州念念不忘,前前后后写了《苏州的回忆》《南北的点心》等多篇赞美苏州的文章。另外,他始终关注妇女问题,与此也不无关系吧。而朱自清曾在苏州被叶圣陶等友人盛情接待过4天,竟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苏州风物的文字,“真是可惜了”。我们从中是不是也能看出一点周作人与朱自清性格的不同呢?

    王稼句在故纸堆里钻进钻出,常有一些新发现。比如说到以上海为活动中心的鸳鸯蝴蝶派,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文学群体,王稼句却别具只眼注意到这个群体里以苏州人为最多,有徐枕亚、吴双热、包天笑、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姚民哀、平襟亚、徐卓呆、江红蕉、程瞻庐、顾明道、郑逸梅等,即鸳鸯蝴蝶派“五虎将”中有其三,“十八罗汉”中有其五。某次我在苏州热闹的观前街附近晃悠,偶一抬头,惊见路边某旧宅大门一侧钉着“范烟桥故居”的牌子,吓了一跳。由于大门紧闭,无法入内参观,我跟牌子照了张合影发在微信上。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陈子善教授看到了,很有兴趣,让我把照片发给他作某杂志的封底。我的意思是,王稼句生活在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苏州,他钻故纸堆有本钱。苏州还有个黄恽,这些年钻故纸堆也钻出了很大的名堂。

    其实,任何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关键是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晋人谢泳先生南来厦门教书,在旧书摊淘到材料,考证出方便面原是厦门人发明的,让我们这些“老厦门”很是汗颜。说到根子上,还是读书不够。

    《四时读书乐》

    著者:王稼句

    出版:九州出版社

    时间:2016年9月


  • 独立成书的序

    2018-04-24 15:13:51

    独立成书的序

    何  况

    “我读书是很喜欢读序言和后记的。而且是先读。”作家陈歆耕先生在其新著《美人如玉剑如虹》的自序中写道,“甭管这序言是自序,还是他序,它帮助我决定是否将此书读完,抑或选读或放弃。”

     

     

     


    这让我想起前几天读过的王稼句先生所作《关于<骆驼丛书>》一文,文中谈到舒芜先生名著《周作人概观》一书时说:“这本来是为周作人散文选集做的一篇序,因篇幅过长,有六万馀字,便单独印成一册。”这样的长序,不知陈歆耕先生有没有耐心读完?

    追溯起来,像舒芜先生这样把序言写成一本书的事,梁启超先生早就干过了。当年梁启超先生为他的弟子、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由于序言与原书一般长,“头”大不掉,只好独立成书。这就是梁启超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先生对此甚为得意:“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有趣的是,序文成了专书,梁启超先生反而要原书作者蒋百里先生为他这闹独立的“序”写了一序。

     

     


    唐德刚先生著名的《胡适杂忆》一书,也是序言闹独立的结果。只不过梁启超先生是给学生作序作成了一本书,而唐德刚先生则是给老师作序作成了一本书。我的书架上有唐德刚先生翻译的《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内收他《写在书前的译后感》一文说得很明白:“在动手翻译这本小书之前,我曾遵刘绍唐先生之嘱,先写一篇‘导言’或‘序文’。谁知一写就阴错阳差,糊里糊涂地写了十余万言,结果自成一部小书,取名《胡适杂忆》,反而要请周策纵、夏志清两先生来为我作序了。”

    从书架上找出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胡适杂忆》读周策纵、夏志清两先生序,我忍不住笑出声来。据周序说,唐德刚先生曾告诉他,打算写一篇“短序”,他当时听了就不禁暗忖,等着看他这序会怎么短法。不出所料,这“短序”写了十多万字,“他自己实在不能再为自己的‘序’作序了,就只好来拉夫。这确实是晴天霹雳,使我不免有大祸临头之感”。为什么?因为怕一不小心把这篇“短序”的序也写成专书,“岂不又要德刚来替我写序”?

     

     


    但是,夏志清先生似乎没有周策纵先生这样的顾虑,他下笔千里,居然又写了二万余字的长序,对胡适先生和唐德刚先生为人为文大发议论:“同胡适一样,唐德刚的中文文章比他的诗词写得更好。《胡适杂忆》出版后,我想他应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最有意思的是,夏志清先生在序中还放谈胡适先生的婚姻,认为江冬秀不是胡适先生理想的太太,因为他们俩的知识水准相差太远了,婚后的生活毫无精神上的默契,使得胡适先生的才能不能进一步发挥,让胡适先生在精神上日见衰老。那么,谁是胡适先生理想的太太呢?夏志清先生在序中说,胡适先生的最佳拍档是陈衡哲!若他俩结婚,那才真是郎才女貌,美满姻缘。我想,这样的序,也就夏志清先生敢写。好在他写这篇长序时,江冬秀已经作古,否则依她的性格,金刚怒目打上夏志清先生的家门不是不可能的。

     

     


    说到写长序,其实并非中国文人独好。1827 年,法国作家雨果撰写出版了长达五万余字的《<克伦威尔>序言》。这既是一篇讨伐古典主义的檄文,更是一篇张扬浪漫主义的宣言,雨果在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美丑对照原则”。所谓美丑对照原则,即是在文艺作品中大量地运用美丽、高尚与丑陋、卑贱的人物或意象作对比,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心理反差,使故事情节更为跌宕起伏。他后来创作的名著《巴黎圣母院》就是运用这一原则的典范作品。作品中的美与丑不是简单的对立对比,而是错综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和强烈的冲突。女主人公爱斯梅拉达是美的化身,从相貌到内心都展示出美轮美奂的典型,敲钟人伽西莫多外貌奇丑而心地纯洁善良;副主教克洛德外表道貌岸然,内心阴险狠毒;卫队长弗比斯外表潇洒风流,内心卑鄙自私。这里,美丑对照的运用,达到了理想化的效果,爱斯梅拉达与伽西莫多这两种类型的美好形象在丑态人物的反衬下,更为鲜美艳丽,光彩照人;而克洛德与弗比斯这两个丑角在美好人物的光照之下,更显形象猥亵,灵魂肮脏。

    仔细想来,把序写成专书的都是真正的学者,有话要说,不吐不快。愿写、能写这种长序的学者,现在恐怕不多了!


  • 罗雪村笔下的文人故居

    2018-04-02 23:59:37

    罗雪村笔下的文人故居

    何  

    罗雪村笔下的文人故居

    在《中华读书报》上读过罗雪村画访文人故居、书房的系列作品,印象很深刻。商务印书馆新出的这本《我画文人故居》,便是罗雪村二十多年来寻访阿炳、曹禺、丰子恺、何其芳、李叔同、赵树理、茅盾、路遥、鲁迅等文化名人故居、书房后留下的速写画和相关短文的结集,可谓珠连璧合。

     

    罗雪村笔下的文人故居


    罗雪村最爱画简洁的速写。他随身带着本子,走到哪画到哪,开会时画,听演讲时画,聊天时画,喝酒时也画。有趣的是,他的画大多与文人有关,不是文人肖像,就是文人故居、文人书房。这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的父亲是一名老资格的部队文艺工作者,他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跟着父亲去看望萧乾、张中行、魏巍、田间、姚雪垠等名流,这些大人物后来都成了他的画中人。上世纪九十年代,罗雪村调入《人民日报》编副刊,有了更多便利走进作家、艺术家的书房和故居。因为从小就喜欢儒雅的文人,一旦拿起画笔,他们自然成了画中人。有道是爱屋及乌,与他们有关的故居、书房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创作的主要题材。

    由于情注笔端,《我画文人故居》一书不仅画好,为每幅画配的短文也非常精彩。这些短文并非画作的简单说明,而是“以亲历亲见者的身份,复现创作场景,记录创作心得,抒发内心感慨”(李昕语),是点睛之笔。他画巴金书房,只画一把椅子放在一台缝纫机前,告诉读者,《随想录》中的许多篇章就是在这缝纫机上完成的。他画孙犁的书房,配了这样的文字:“房间不大,主要是一列书柜,玻璃门被衬了白纸,干净整洁,看不到里面如‘租书之肆’的杂乱,临窗的老式三屉书桌前,是一把很有些年头的藤椅……”

     

    罗雪村笔下的文人故居


    最打动我心灵的,还是书中那些画写文人故居的画及配文。1996年秋,罗雪村为北京内务部街39号梁实秋故居画了幅淡彩速写,钢笔线条勾勒出小院一角的旧颜,偏暖的水彩晕染出曾经的温情。他为画配的文章中写道:“1981年,梁实秋小女梁文蔷从海外来到北京看望分别三十多年的姐姐梁文茜。她们一同回到旧居。姐姐站在院子里的枣树下,想起父亲让她骑在肩上摘枣的旧事……不禁怅然感伤。那天,她为父亲摘了一枚青枣。”结尾处还有这样的细节:“1987年,当台湾同胞可以赴大陆探亲时,梁实秋便急切地让夫人去办理手续。未料,突发心脏病……梁实秋在台湾寓所留下一帧照片,是他站在一幅京城梁家旧居前的留影。”梁实秋思归而不得的历史悲剧,不应该再重演了。

     

    罗雪村笔下的文人故居


    更让人伤感的是,罗雪村笔下的不少文人故居,现在已经被拆得没了踪影。2000年夏,他为北京西裱褙胡同36号诗人何其芳故居画了幅钢笔速写,几天后再去看,诗人的家已被掀掉屋顶。2003年冬,他去拜访诗人遗孀牟决鸣,老人看着他画的红砖楼旧居写生,长时间没有说话。后来才知道,因为开发商限令他们搬迁,就像“清场”一样,忙乱中他们没顾上为旧居拍照留念,看到这纸上的旧居,伤感不已。“现在诗人旧居的位置,矗立着两座几十层高的大厦。”罗雪村悲愤地写道,“这样的大厦到处都是,可那座‘世界上甭想找出第二个来’的诗人的家,甭想再有了。”在为天津粮店街李叔同故居速写配的短文中,罗雪村引用了林徽因当年想保护北京古城墙时说过的一句话:“你们现在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林徽因的话言犹在耳,我们应该清醒了!


  • 难忘大家风范

    2018-03-26 09:57:10

    难忘大家风范

    何  

    难忘大家风范

    赵珩的书我读过几本,很喜欢他谈美食的《老饕漫笔》、《老饕续笔》。他新出的这部《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则是他对自己熟悉和了解的已故学人启功、王世襄、黄苗子、史树青、陈梦家、朱家、傅振伦、周一良、周绍良、王永兴、黄永年、邓云乡、黄裳、施蛰存、陈从周、吴小如等大家的深情回忆。

    赵珩从八九岁时开始就有幸接触到这些大师级人物,与他父亲赵守俨先生有关。赵守俨先生是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还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先后编辑出版了清人读书札记和读史札记著作十余种,并主持二十四史《清史稿》的点校出版工作,与一大批学人结下了深厚感情。赵珩由于家庭的原因和后来自己从事出版工作的关系,获得了很多与学人亲密接触的机会,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逝者如斯》共收录回忆文章33篇,涉及现当代学者50余人。赵珩认识他们的时候,有的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有的是卓有成就的中年,也有的已经是垂垂暮年。对赵珩来说,他们是上一代或上两代的长者,虽然他们现在都已离世,但却留下了在某一学术领域的贡献和成就,留下了对家国和民族的热爱,也留下了他们的风骨和情趣。他们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播人,真实记录下与他们交往的点滴,让今天的人多少能够领略到他们的德行与风采,其意义不言而喻。

    赵珩笔下的这些大家,都有很鲜明的个性,这从着装就能看出来。比如朱家先生比较注重仪表,喜欢穿苏格兰呢子的花格衬衫,宽条灯芯绒裤子,保持了三四十年代的老式洋派,到晚年都是如此。而他的发小王世襄先生虽然是北京的美国学校出身,父亲还当过外交官,却比较传统,喜欢穿中式的对襟褂子。有意思的是,由于共同的文物方面的学问,他们晚年经常一起出席各种活动,成为一道抢镜的风景。我读过朱先生的《故宫退食录》、王先生的《锦灰堆》,虽然风格不同,但都让我受益良多。

    中国的这一两代知识分子,经历了百年来的风风雨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环境让他们历经坎坷与磨难。像“养鸽子,蓄秋虫,架大鹰,训獾狗,样样精到”的王世襄先生,出身世家,青少年时代受到过良好的中西文化教育,更兼家学涵养,功底深厚。遗憾的是自50年代至70年代,也是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几近三十年的时间,其经历却是如此坎坷,如此黯淡,以致他的大部分著述是六七十岁之后的暮年完成的。这一段经历给王世襄先生造成的心灵创伤是如此深刻,以至聊天中只要涉及到这些往事,他总会用话岔开。启功先生比王世襄先生幸运一些,1971年,赵珩的父亲赵守俨先生从干校返回北京继续负责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工作,成功借调启功先生来参与,直至近十年后这项工作结束。启功先生有了这个避风港,从此摆脱了“文革”中的逆境,他因此对赵守俨先生感念终生。

    感恩是这些大家共同具有的美德。史树青先生答应给《琉璃厂杂记》撰写序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90年,出版社发现了周肇祥手订《琉璃厂杂记》稿本,请赵珩等人点校出版。赵珩想请曾受业于周肇祥的史树青先生作序,介绍作者与该书,但又担心周肇祥在人品方面有不好的口碑,日伪时期还有政治污点,史先生会拒绝。结果史先生不仅满口答应,还以受业弟子的恭敬口吻,洋洋洒洒写了三四千字,对周肇祥的学术成就和贡献给予了客观论述,令赵珩等人感动不已。我读过史先生的这篇序言,真切感受到史先生对师长的尊敬。类似的例子书中还有很多,值得今人对照反思。

     

    《逝者如斯》

    著者:赵珩

    出版:中华书局

    时间:2017年8月


  • 创造了世界名酒的植物

    2018-03-12 11:48:52

    创造了世界名酒的植物

    何  

    创造了世界名酒的植物

    绝大多数爱喝酒的人不会把酒与植物联系在一起。但美国作家艾米·斯图尔特在《醉酒的植物学家》一书中却告诉我们,正是植物界为人类创造了大量的酒精。更准确地说,植物创造了糖,而当糖遇上酵母的时候,酒精就产生了。

    关于酒与植物学之间的关系,艾米·斯图尔特在书中引用了17世纪英国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的描述:在中国,人们用大麦酿酒;在华北地区,他们还使用稻米和苹果酿酒。在日本,人们同样用稻米酿造一种高度数的酒。英格兰人也一样,用品质较差的樱桃、苹果和梨等水果酿造出多种多样的果酒来。在巴西和其他地方,人们用水和甘蔗酿造烈酒。在土耳其人那里,虽然他们的法律查禁了葡萄酒,但是犹太人和基督徒却在他们的酒馆里储藏一种用葡萄干酿造的烈酒。在东印度,水手们常常饮用由植物的切口处获得的发酵汁液酿造的烈酒,一醉方休……

    艾米·斯图尔特在书中用植物学家的眼光审视酒饮,“讲一点历史,讲一点园艺,甚至也给想要自己栽种植物的读者提供一点农学方面的建议”。他首先介绍了那些用来酿造经典酒饮的植物:龙舌兰、苹果、大麦、玉米、栎树、葡萄、马铃薯、番薯、粳稻、黑麦、高粱、甘蔗、甜菜、小麦、香蕉、腰果梗、木薯、海枣、波罗蜜、象李、仙人掌、锐药竹、草莓树……第一种用龙舌兰酿造的酒是普逵酒,这是用它的汁液发酵而成的低度数酒精饮料。事实上,通过蒸馏或发酵,这种奇特的、喜热的多肉植物所产出的原料可以用来酿造几十种酒饮。啤酒的发明源于一场意外:有那么一桶大麦,为了软化它坚硬的外壳谷层,人们把它浸泡了整整一晚。野生酵母很碰巧地飘进了桶里,然后便有人想要尝尝这种起泡沫的混合物,它是酵母在处理了桶里所有那些糖分之后的产物。这就是有酵母味的、起泡的、酒力温和的啤酒!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绝对想不到,世界上还有一种用南洋杉酿造的酒。据说南洋杉能够生存1000年之久,它的种子可以生吃或烤熟吃,可以磨成粉做面包,也可以酿成一种酒精含量不高的饮品。为了酿酒,先要把种子煮熟,让它们自然发酵几天。为了加快发酵的速度,可以咀嚼这些煮熟的杉籽,再吐回发酵液中,这样可以加入来自唾液的酶,从而促进淀粉的降解。一旦发酵液不再冒泡,就把酒倒入专门的木碗或木罐中,专供宴会饮用。酸豆也能酿造酸豆酒,酿造过程是这样的:把豆荚的干燥外壳剥去,挖出里面的果肉,榨出汁来,然后与果汁、水和糖混合后发酵。在菲律宾,现在还可以尝到酸豆酒。

    艾米·斯图尔特写道:“看起来,全世界没有哪株乔木、哪棵灌木或哪朵漂亮的野花没有被收获、酿造和装瓶的经历。”植物学考察和园艺科学的每一次进展,都带来了与之相应的醇浓烈酒的品质提升。如果考虑到植物学家在创造世界上最伟大的饮料的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让人好奇的是,“这世界上是否还有哪位植物学家是没有醉过的”?

    接着,艾米·斯图尔特介绍了在鸡尾酒中最容易碰到的一些植物、花卉:多香果、芦荟、月桂、姜、茅香、蒌叶、菖蒲、绿豆蔻、丁子香、芫荽、散生时钟花、高良姜、欧洲刺柏、橙香木、香蜂花、茴芹、八角茴香、铁线蕨、香草、玫瑰、桉树、黄连木、香豆、苦艾、接骨木、罂粟,等等。吸烟者可能会认为,没有比一支香烟更适合与一杯酒搭配的东西了。但如果在酒瓶里就把它们搭配在一起,相信多数人的看法就会改变了。有趣的是,蒸馏师真就发明了一种把烟草发酵之后再饮用的烟草利口酒。在这些烟草利口酒中,法国贡比埃酒厂蒸馏的“珀里克烟草利口酒”最著名。按照蒸馏师的说法,制作这款酒的工艺可以让瓶中只剩下检测不出来的痕量尼古丁。

    书的最后,艾米·斯图尔特还介绍了用在调制鸡尾酒最后阶段的各种植物性辅料和装饰物,非常有趣。对酒和植物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买本读读,长长见识。

     

    《醉酒的植物学家》

    著者:艾米·斯图尔特

    出版:商务印书馆

    时间:2017年7月


  • 2017年读过和2018年想读的书

    2018-03-05 11:26:15

    至乐莫如读书

    ——2017年读过和2018年想读的书

    何  

    至乐莫如读书

    编辑让谈谈2017年读过的10本好书与2018年想读的书。这么愉快的话题,我没有理由拒绝。

    书似青山常乱叠。从书堆中翻找出2017年读过的四五十本书很费了些功夫,码在书桌上颇为壮观。这些都是自己精心挑选的好书,放弃哪一本都不舍得。但游戏讲规则,那就随手抽出10本说说吧。

    1、《白先勇细说红楼梦》,白先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红楼梦》是一部天书,有解说不尽的玄机、探索不完的秘密,忙坏了考据派、索隐派“红学家”。白先勇正本清源,把《红楼梦》完全当作小说来导读,侧重解析这部伟大小说的神话架构、人物塑造、文字风格、叙事手法、对话技巧、象征隐喻、千里伏笔,由此检视曹雪芹如何将各种构成小说的元素发挥到极致。这是白先勇的高妙之处。

    2、《北欧现代诗选》,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等著,北岛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北岛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他以诗人独特的眼光,选译了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冰岛五国59位诗人的两百余首诗作,充分展示了诗歌语言的神奇与张力。北岛的艺术判断力与传神的译笔值得信赖。

    3、《历史的趣味》,谢泳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作为葛剑雄主编的《当代学人精品》丛书的一种,本书精选了谢泳近十年内所作21篇文章,篇幅有长有短,题旨都是寻觅文化微尘中的趣味,深挖历史裂缝里的隐秘,卓识迭出,篇篇可读、耐读。

    4、《没有个性的人》,罗伯特·穆齐尔著,张荣昌译,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未完成的一部小说,译成中文长达99万字,被评为20世纪最重要的德语长篇小说,排名在弗兰茨·卡夫卡《诉讼》、托马斯·曼《魔山》、君特·格拉斯《铁皮鼓》等经典名著之前。故事发生在奥匈帝国,人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筹备庆祝奥皇在位70周年的活动。“没有个性的人”乌尔里希是这个委员会的秘书,他试图以一系列旨在了解社会一切领域的实践活动来构建自己的一生。这是奥地利贵族、上层资产者和知识阶层的一幅风俗画,作者想通过自己的笔呈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地利社会精神状态中的典型特征。

    5、《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植物学指南》,杰夫·霍奇著,何毅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园艺源自植物科学和园林艺术的完美结合,本书即是将植物学知识与园林艺术有机结合的植物学入门书籍,作者深入浅出、恰到好处地解释了园艺实际操作中涉及的植物学原理,帮助园艺爱好者更好地理解植物如何发芽、生长、繁殖以及如何同环境相互影响。书中精美的植物插图充满了强烈的历史感和艺术冲击力,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极大享受。

    6、《罗孚友朋书札辑》,高林编,海豚出版社2017年版。从今往后,纸质书信将成绝响。我们面对的这部363页的影印手迹,是20世纪中国文人的一部书信选。收信者罗孚曾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香港《新晚报》总编辑,还担任过香港《文汇报》“文艺”周刊主编,创办了《海光文艺》月刊。写信者包天笑、丰子恺、冰心、曹聚仁、巴金、聂绀、楼适宜、柯灵、钱锺书、黄裳、董桥、梁漱溟、萧乾、金庸等,都是著名的文化人。这些信件从一个别样的角度,记载了一段段难忘的时光和真挚的情谊,堪称一代文人和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7、《书魂寻踪》,韦力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这本寻访藏书家之墓的书,是一本用脚走出来的书。历代的藏书家,为了不使古书消亡,倾其所有来保护古籍。正因为有这些把典籍视若生命的藏书家,才使得华夏文明的历史得以有详尽的文献佐证。韦力是当今收藏古书最富的大藏书家,他走遍大江南北,执着寻访历代藏书家遗留至今的痕迹,以此表达后世对他们保护历代典籍所付出的辛劳的敬意。书中大量纪实图片,令爱书人心动。

    8、《日本新中产阶级》,傅高义著,周晓虹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这是《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教授日本研究的奠基之作,深刻揭示了日本社会快速变迁之际“新中产阶级”的变与不变,总结了新中产阶级成为“光明新生活”的标杆后对重塑社会的贡献,被学界誉为“理解日本社会的试金石”。

    9、《签名本丛考》,陈子善著,海豚出版社2017年版。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陈子善教授,很早就开始收集现代作家签名本。他认为,作家签名本自有其特别的价值,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新的切入口。本书收录的25篇文章,详细考证了他自己收藏的周作人、废名、徐志摩、卞之琳、老舍、何其芳、张爱玲等作家签名本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些签名本与文学史的各种关联,令人耳目一新。

    10、《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孙机著,中华书局2014年版。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是我们这个东方大国五千年辉煌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基本国情,应该成为常识。作者追根溯源,娓娓介绍了农业与膳食、纺织与服装、建筑与家具、交通工具、武备、科学技术等发展变迁史,大开读者眼界。

    顺便说一句,上述10本书有6本是作者或译者签名本。

    新的一年想读的书很多,列入阅读计划的有陈寅恪著《柳如是别传》、郑天挺著《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郑振铎著《西谛书话》、胡里奥·科塔萨尔著《南方高速》、吴敬琏著《改革大道行思录》、朱天心著《三十三年梦》、岱峻著《弦诵复骊歌》、卢一萍著《白山》、赵珩著《逝者如斯》、北岛主编《镜中丛书》,等等,等等。如果有时间,还想重读《红楼梦》。至乐莫如读书,让我们一起享受阅读的快乐吧。


  • 被爱神附身的人

    2018-02-04 20:37:05

    被爱神附身的人

     

    台湾女作家简是当代华语文坛散文大家,因为擅长写作爱情题材作品,被一些年轻读者奉为“爱情教母”。得知她在厦门纸的时代书店举办《我为你洒下月光》新书分享会,我抛开一切俗务,驱车四十分钟去听她讲爱情故事

    果不其然,这位被爱神附身的女作家深情地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让听众沉醉在悲悲喜喜的爱情里。她说:“所有的感情故事,精彩的是怎么开始,动人肺腑的却是怎么结束。”留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这个《秋蓬书简》的故事:

    一个包裹送到她面前:他把她写的信全部还给他,没有任何说明。看到厚厚一大叠自己的笔迹被遣返——那刻意挑选的信封与邮票上盖着邮戳,信封被急着读信的人撕下封口的撕痕,数张信纸原有的折痕仍在又添了新的折法,信里吐露对存在的质疑、青春的苦闷、读书与写作的喜悦……往事袭来,影影绰绰,情感难免再被牵动。

    她不想计数到底写了多少封信给他,也没有力气再读,尤其最后那封十字封,连看信封都觉得有撕裂之感。远望天上的浮云,轻声叹息,让自己慢慢静下心来。她把他的信也拿出来,与自己的那叠并放在桌上,发现自己的高了近两倍。

    “如果是一段修成正果的感情,这些信该是多么华丽的见证与佳话。每封信都被爱神撒了金粉,都藏了一个小精灵,随信潜入对方梦里,编织着任何情敌都撕不破的情网。”着红色T恤的简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可这是一段破灭的感情,每封信都中了爱情的薄情咒,都藏着利爪小鬼。最后,情字化成灰烬。”

    她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把他的信寄还给他,这是最自然不过的处理方式,但是,可预料的,对已有家室的他而言,厚厚一叠过往情书无疑是土制炸弹。

    她陷入了长时间的苦思。两叠信搁浅在窗边放瓶花的小桌上,用一条青花染布盖着,像盖着挑战爱神却战死的两个爱人,瓶花谢了,花瓣落在布上,也像有人来扫墓。

    终于,她知道如何处理他的信了。她从头读一遍他的信,依然被那丰沛奔流的情感、忧郁多感的心灵与优美文采打动。她依照时间顺序,将他信中自述成长、读书心得、写景抒情、叩问生命意义、读经感悟等优美段落,巧妙地节录下来,每则取一个小标题,誊抄在稿纸上。花了一个多月,在教学写作之余誊了近百张稿纸,约两万字。任何人看了,绝对看不出是从私密信件中摘录的文字,倒像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在数年之间写下的一本苦闷青春的独白。

    她据此题封面为《秋蓬书简》,附上短信寄给他。他收到后,打来电话:“很感动,很感动,很感动,不相信是自己写的。”他明白她用这种方式拥抱了他,谅解了一切有情、无情的安排。短信上她写着:“你的情怀、我的笔迹,结一段难分难舍的墨缘……”

    我的眼睛湿润了。面对如此深情,谁能无动于衷?后来我又在书里重读一遍《秋蓬书简》,依然感动不已。简在书的《自序》里说得好:“爱情对生命的意义是带来蜕变,每一段恋情、每一个恋人,带来关键性的蜕变契机:有的填补了旧缺憾却造成新伤口,有的带来翻腾的力量,将心灵带到设想不到的高度。”

    《我为你洒下月光》是简写作三十年的精华文章结集,无论文中主人公的因缘系上月老的红绳还是像断线风筝,无论相知相惜的能否同行,这书都能见证有情人成眷属,无缘者存高谊。

     

    《我为你洒下月光》

    著者:简

    出版:九洲出版社

    时间:2017年6月

  • 惹麻烦的作家

    2018-01-22 14:58:32

    惹麻烦的作家

    何  

    惹麻烦的作家


    读《蒋子龙文学回忆录》才知道,以写《乔厂长上任记》等“工业题材”小说大红大紫的蒋子龙,居然曾是屡屡被“批倒批臭”的“问题”作家。我还一直以为,像他这般的主流作家,一路陪伴的应该是鲜花和赞歌呢。

    《蒋子龙文学回忆录》是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文学回忆录”丛书的一种,收录蒋子龙几十年来在各种情况下袒露心境的回忆性文字,一部部作品“当时是怎样写出来的,当时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感及创作主张等等,全收在这本书里了”。梳理自己的创作脉络,回望文学之路上的脚步,蒋子龙忍不住感叹:“命运和文学结合在一起,路就会变得愈加崎岖和坎坷。”

    蒋子龙读中学时,就因“受名利思想影响很深,想当作家”,险些被打成“右派”。幸好中央有规定,中学生不打右派,才逃过一劫。但他还是改不了爱读书、爱写作的“毛病”,因为“人的灵魂是不能憋死的,同样需要呼吸,文学就是灵魂的气管”。回顾大半生,文学帮过他,也害过他,“人与文的关系是一种宿命”。

    1976年,已经是一个拥有1300多名员工的大车间主任的蒋子龙,在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不想这篇小说给他惹下了大麻烦,先是体验了“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的滋味。当时国内的刊物不是很多,凡能见到的都参加进来对《一天》口诛笔伐,甚至连离天津十分遥远的广西,一家社会学类的刊物和一个大学的校刊,都发表了批判《一天》的长文。新华社1976年6月25日的《国内动态清样》转载了辽宁分社的电稿:“辽宁文艺界就批判《一天》的事请示省委,省委一领导说中央有布置,你们不要抢在中央的前边,蒋子龙是反革命分子,《一天》作为大毒草批判,编辑部敌我不分……”还常有造反派斗士打上门来,天天折腾得蒋子龙心慌意乱,精神乃至生活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蒋子龙意识到,只要不放弃手中的笔,命运就会多灾多难。于是,他沉寂了几年。后来,事情随着历史风云的落幕而落幕,1979年夏,《人民文学》编辑部就《一天》事件派人到天津向蒋子龙道歉并约稿,意思是,只要稿子一发,《一天》的事情就算了结了。“写作会遭罪,不写又难受”,不写的痛苦更大于写的痛苦。结果,蒋子龙“好了伤痕忘了痛”,又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发表了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下更不得了了,《一天》事件的压力是来自上面,这回是“窝里反”,天津市委机关报针对《乔厂长上任记》连续发表了14版的批判文章,当时的市委文教书记在全市计划生育和植树造林动员大会上讲话时,竟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批判这篇小说。蒋子龙所在单位的工会主席回来传达时说:“蒋子龙不光自己种毒草,还干扰破坏全市的植树造林和计划生育……”此次风波最后因胡耀邦对小说的正面评价才慢慢平息下去:“整个小说是好的,怎么说也是香花,不能说是毒草;说有缺点,那也是有缺点的香花。”

    蒋子龙无奈地说:“我的好几部小说,总是始料不及地惹出一些麻烦,被人没完没了地对号入座。这许多年来,层出不穷的事件或风波就像恶犬一样在追赶我、撕咬我,有时只是撕烂了我的衣服,有时却咬破了皮肉。”继《乔厂长上任记》之后发表的《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又被人对号入座告到了北京。他1986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蛇神》闹出更大的风波,有些掌握一定权力的人甚至想借小说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描写“制造一场政治事件”!

    作家需要安静的环境写作,但愿以往那种上纲上线的文学事件以后少些、再少些吧。这就是我推荐《蒋子龙文学回忆录》的目的所在。

     

    《蒋子龙文学回忆录》

    著者:蒋子龙

    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

    时间:2017年8月


  • 此物最相思

    2018-01-10 10:03:58

    此物最相思

    何  况

    冬雨不冷,便有了几分春雨的缠绵。我举着伞闲逛厦门植物园,自然不忘去看看奇趣植物区的海红豆。

    我最早是在唐朝诗人王维的《相思》中认识红豆的: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背熟了诗句,却一直不晓得红豆长啥模样。听说云南多红豆,有了机会去大理、丽江、泸沽湖旅游,便一路打听哪儿有结红豆的树,却始终未曾见着。泸沽湖下落水村的小学校长是朋友的熟人,他热情地招待我们喝土酒、吃烤全羊,还大方地带他的阿夏与我们见面,但说到红豆树,这位摩梭文化人一脸茫然:“没听说过。”

    王维诗中的红豆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真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诗话,那天我正在厦门植物园奇趣植物区欣赏佛教圣树无忧花,耳边突然隐隐传来一个老者浑厚的声音:“你们看,这就是海红豆,结红豆的树!”

    我转过身,见不远处一群少男少女围着一位戴红帽子的比比划划说着什么老者。我意识到,有幸遇上植物园的志愿者了,赶忙跑过去听讲。老者从树枝上摘下一串枯色豆荚,小心翼翼地剥开,里面露出几颗红豆:“这种红豆俗称相思豆,大自然赋于它一种特质:质坚如钻色艳如血形似心脏,红而发亮,不蛀不腐,色泽晶莹而永不褪色像一颗坚贞不变的心。

    我从老者手中取过一颗红豆细细端详,果真豆呈心形,沿外形边缘内侧有一条明显的纹路,更奇妙的是红豆的红色由边缘向内部逐步加深,最里面又有一个心形曲线围住最深红的部分,真是一心套心,心心相印。更喜它光亮如漆,坚如磐石!古人视它为爱情的象征,再恰当不过了。

    后来得知,老者是退休的植物学家,周末常来为游客普及植物学常识。据他说,把红豆称为相思豆,最重要的元素是红色与心形。为此还演义出一个故事:相传,古时有位男子出征,其妻朝夕倚于高山上的大树下祈望因思念边塞的爱人,哭于树下。泪水流干后,流出来的是粒粒鲜红的血滴。血滴化为红豆,红豆生根发芽,长成大树,结满了一树红豆。日复一日,春去秋来大树的果实伴着妻子的思念,慢慢变成了最美的红色心相思豆。因此,云南一些地区,相思豆和玉一样,被当作有灵性的吉祥物定情时送一串许过愿的相思豆,可保爱情顺风顺水;婚嫁时在夫妻枕下各放六颗许过愿的相思豆,可保夫妻同心,百年好合。

    我抬头仰望着眼前的这树海红豆,树高20树皮灰绿色,树叶羽状对生,豆荚褐黄色,荚果红色,椭圆形。征得老者同意,我摘下一串豆荚带回家,心中默诵着李叔同《金缕曲》中的诗句:“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


  • 2017年度新书过眼录

    2018-01-02 10:00:14

    2017年度新书过眼录

    何  

    2017年度新书过眼录

    2017年度大陆出版界相对比较平静,貌似没什么大事发生,惟有纸张涨价问题让业内人士忧心:纸张涨价必然拉高图书定价,读者以后还会愿意买纸质书吗?

    我肯定会继续买。2017年我大概买了近百本书,其中最贵的单本书是胡颂平编著的台版《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这本六百多页的书,花了我三百多块钱。比较起来,大陆版的书真是便宜,像广西师大版《白先勇细说红楼梦》(2017年2月),上下两大册一千多页,定价才168元,网购还能打折,物超所值。

    读书本是一件意气用事的事,我现在只买真心愿意读的书。因为一向服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选择,所以每年诺奖新得主的代表作都是我的必读书,今年得奖的石黑一雄像他的前任们一样没有让我失望,他的译林版《长日留痕》我早读过,今年新买了他的长篇力作《被掩埋的巨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10月)。《长日留痕》聚焦于英国社会特有的“男管家”这一被普遍忽略的下层人物,《被掩埋的巨人》则从国族的高度探讨集体记忆与遗忘的主题:社会、族群如何面对、处理关于战争、暴力等的记忆。现实生活中并没有魔力能让人遗忘民族仇恨与纷争,即使人们选择了对历史宽容与和解,新一轮的文明冲突与暴力依然不可避免。这是21世纪的世界需要正视的难题。

    20117年,我还读了几本辨识度比较高的国内原创小说。卢一萍历经七年、十易其稿的《白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首次把喀喇昆仑和阿里高原这列“白山”作为虚构文学的背景进行表达,具有浓郁的边疆气质和高原特色,一新读者耳目,是年度国内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以非虚构文学作品《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知名的梁鸿,推出个人首部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1月),为中国小说人物画廊贡献了梁光正这个独特的农民父亲形象。作为一个被“现代”所改造过的人,梁光正更像是当代的“堂吉诃德”。刘震云的新长篇《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保持了他出色的讲故事能力,并沿袭了他一贯的幽默风格,连他设置的小说结构都充满了刘氏幽默:前言部分写了270页197000字,正文部分却只有26页3000字。徐则臣第一部以城市为中心的小说《王城如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月),书名取自苏轼的诗句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再现了新北京新世相,揭开了真实生活的新维度。

    近年来我热衷于阅读文史随笔,2017年认真读过的有谢泳《历史的趣味》(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韦力《上书房行走》(海豚出版社2017年7月)、沈胜衣《笔花砚草集》(中华书局2017年9月)、陈子善《签名本丛考》(海豚出版社2017年5月)、王成玉《书话点将录》(2017年8月)、王稼句《夜航船上》(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张宗子《梵高的咖啡馆》(商务印书馆2017年2月)等。《历史的趣味》是谢泳南来厦大教书这十年所写文章的精选集,有材料有见识,他“后记”中“我南来十年,决意告老还乡”之语令我等厦门爱书人心生惆怅。王成玉的《书话点将录》出版后褒贬不一,但其开创之功是应该被书话界记取的。《笔花砚草集》的作者沈胜衣最值得关注,他此前出版的《行走的书话》(海豚出版社2017年8月)、《行旅花木》(海豚出版社2013年10月)、《书房花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1月)、《满堂花醉》、《你的红颜,我们的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我都认真读过,叙述很精彩,见解有新意。

    这一年理论著作读得不多,下功夫读完的有傅高义《日本新中产阶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5月)、陈鼓应《古代呼声》(中华书局2017年3月)、毕飞宇《小说课》(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2月)、江弱水《诗的八堂课》(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等。《日本新中产阶级》是《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的日本研究奠基之作,描述了日本社会快速变迁之际“新中产阶级”的变与不变,被认为是理解日本社会的必读书。陈鼓应是享誉国际的道家文化学者,《古代呼声》是一部借古说今的读史笔记,表达了战后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小说课》辑录了作家毕飞宇在南京大学等高校课堂上与学生谈小说的讲稿,所谈论的小说皆为古今中外名著经典。毕飞宇自己就是作家,有些东西是感同身受的,他重点进行文本分析,告诉学生人家是怎么做到的。如果你是作家或想成为一个作家,《小说课》能让你恍然大悟。《诗的八堂课》被认为是当代最好的诗艺入门书,字酌句斟,气韵生动,温润舒展,解悟高妙。

    因为与北岛相识,这一年读了北岛创作和翻译的大量诗歌作品,受益匪浅。这里推荐北岛主编的“镜中丛书”(译林出版社2017年10月),一套六本诗集,分别是谷川俊太郎《春的临终》、阿多尼斯《时光的皱纹》、迈克·帕尔马《疯子与扫把》、盖瑞·施耐德《水面波纹》、德拉戈莫申科《同义反复》、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早晨与入口》。这是北岛主持的“国际诗人在香港”项目的成果,入选的都是当世一流诗人,曾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双语对照版。


  • 余光中留在大陆的最后背影

    2017-12-22 15:05:37

    余光中留在大陆的最后背影

    何 

    余光中留在大陆的最后背影


    惊悉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在高雄病逝,我忍不住放声大哭!前些日子见到来厦门参加海峡两岸国学论坛的陈鼓应先生,我还问起余先生的近况,盼望早日再见到余先生,亲耳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陈先生告诉我,余先生摔了一跤,行动有些不便,怕是要过些时间才能出远门。陈先生的话言犹在耳,余先生就永远地走了!

    余先生最后一次大陆之行,是我送他登机返乡的。2014年10月24日至26日,第十三届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双年会在厦门大学举,陈若曦等120位海外华文女作家和余光中、席慕蓉等30位大陆及台湾、香港地区嘉宾应邀出席。我是余光中先生的老粉丝,那几天一直追随他左右。26日中午,我和与会作家在厦大逸夫楼餐厅就餐,余先生西装革履,在临窗的一桌落坐,与我只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我的目光定定地看着他,很想走过去跟他合个影。但我明白,在餐厅提这样的要求是不礼貌的。就在我走神的当儿,一件美差落在《厦门日报》记者宋智明头上:余先生明天上午回高雄,由我们负责送机。

    余先生27日乘坐的华信航空公司飞机将在上午9时50分从厦门高崎国际机场起飞,我们7时50分就出发了。余先生放松地靠在后排坐椅上,目光微闭,表情保持着一惯的严肃。我和智明都是余先生的粉丝,有机会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与心中的文学大师相处,私心总想多受教些,于是一路上不断挑起话头。余先生思维敏捷,谈兴甚浓,只要我们抛出一个话题,他很快就接过去,且妙语连珠,见解独特。

    半个多小时的车程,一转眼就到了。车子开上机场出发层停下来,我打开汽车后备箱帮忙搬行李,智明上前扶着余先生国际和港澳台出发厅走去。进第一道门,一名工作人员把我们拦住了,:“只能进去一个人陪。”我果断地说:“这里的情况我比较熟,我陪余先生进去。”

    我提着两件行李,陪余先生走进出发厅。余先生似乎归家心切,进去后步子突然大了起来,给我一种“大步流星”的感觉。我不放心,赶紧上前搀扶余先生。余先生说谢谢,你提行李吧,我自己能行。因为到机场早,还不到换登机牌的时间,我扶着余先生在那种没有靠背的凳子上坐了下来,开始东一句西一句聊天。我告诉余先生,这次不少人因为没和他合上影,心里感到遗憾。余先生说,他愿意和大家照相,但请尽量少用闪光灯,因为他眼睛怕刺激。我原本没奢望和余先生合影,听了这话赶紧说:我能和您合个影吗?余先生爽快地说:当然可以!我掏出手机,请一位年轻人帮忙照相。余先生特意摘下帽子放在一边,并整了整衣服、领带,理了理头发。余先生说:戴着帽子和人照相不礼貌。这个细节让我意识到,余先生真是谦谦君子。

    照完相,我们接着聊天。余先生问我平时开不开车,说开车能锻炼脑子,他上班自己开车,要开四十多分钟。还说他家住八楼,他不坐电梯,上下楼都坚持走路。

    时间差不多了,我陪余先生到散客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托运行李,然后陪余先生乘扶梯到二楼。一位女工作人员得知我是送客的,说,只能请您留步了。我说,麻烦您照顾一下这位老先生。她当即调整了隔离带,为余先生开通了直行通道。我把一个布质背包交给余先生,祝余先生旅途愉快,余先生伸出手与我握了握,便稳捷地向安检走去。这时,女工作人员问我,老先生会不会晕机?我告诉她,老先生是大诗人余光中,经常飞来飞去参加活动,应该不晕机。见她听到“余光中”三字没特别反应,我问她:你知道那首叫《乡愁》的诗吗?随即轻轻背诵起来:“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她的眼睛闪出光来,连声说:知道!知道!我说,这首诗就是这位老先生写的。她当即跑过去搀扶余先生,一直把余先生送过安检门。

    余先生是个感情细腻的诗人,过了安检后,三次回头向我挥手。望着余先生渐渐远去的背影,在心里默祝他健康长寿没想到,这是他留在大


  • 六根喧哗

    2017-12-17 20:24:57

  • 摆一席文化盛宴

    2017-12-13 13:03:54

    摆一席文化盛宴

    何  况

    金庸、李敖、余光中、钱理群、北岛、余华、陈丹青、白岩松、谢泳、林少华、陈漱渝……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在宋智明新书《文化的盛宴:文化名人的浪漫与哲思》的蓝色腰封上整齐列队,站成一道迷人的风景。

    翻开书,这些文化名人的音容笑貌通过宋智明的生花妙笔一一呈现,如同春雷响过之后的竹笋钻出地面,带来春天的消息。“品名家智慧,悟人生哲理”,印在书封上的这两句疑似广告语,恰切地表达了我读这本书的感受。

    收入书中的17篇文章,是《厦门日报》资深记者宋智明十多年来对文化名人的访谈录精选。这些访谈,绝大多数都是在厦门进行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首先是美丽的厦门成全了这本书。否则,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是没有机会采访到这么多文化界的大咖的。

    但正如俗话说的那样,机会只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记者宋智明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作家南宋,出版过长篇小说《1992,爱情来了又走了》,小说集《雕刻时光》《有人跟踪我》,散文随笔集《随遇而安》《流动的书斋》等,他的文字功力是一般记者比不了的,故而在有限的篇幅里,他用寥寥三言两语,便能让“李敖的能言善辩、妙语连珠,金庸的沉稳老到、举重若轻,陈丹青的睿智犀利、灵动率真,谢泳的理性平和、严谨清晰,余光中的锦心绣口、温文尔雅”跃然纸上,如在眼前。

    事实上,这么说并没有抓住本书成功的要害。市面上这种名人访谈录并不鲜见,但大多是流水账,炒冷饭,没什么新意。别人嚼过的“馍”,即使做出“花”来,也没味道。因此,我个人以为,本书一新读者耳目的不是文字,而是书中温馨的氛围、新鲜的材料、生动的细节。

    这就不能不提到作者的第三个身份:书痴。为本书作序的李泉佃先生是宋智明的报社领导,了解他的底细:“智明嗜书如命,闻名遐迩。不要说厦门,大凡他到每一个城市,必是急不可耐,放下行囊,穿街走巷,不为别的,就为了搜寻当地的书店;即便是犄角旮旯的小书摊,他也不放过。……书实在太多,家里放不下,就堆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桌面桌底,满坑满谷,见缝插针,皆是书。” 有的人买书是附庸风雅,摆着装门面的,但宋智明是真读:“余华的小说,他看得如痴如醉;钱理群的论著,他啃得有滋有味;北岛的诗作,他品得不见全牛;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树小说,他读得不知有汉。”

    恰如李泉佃先生所说,这样的书痴,注定要和许多作家、学者结下不解之缘。以至于他在厦门街头也能与来厦度假的林少华先生不期而遇,甚至在梦里找到北大去向钱理群教授买一本市面上断货的《大小舞台之间》,钱教授给了他书,却不肯收他的书钱。神奇的是,他在梦里想买的这本书,后来在现实中居然得到了钱教授的签名本。

    “如今用一颗心对待文字对待文人的人似乎很少了,记者中尤少。而智明君不同。”林少华先生的话道出了本书成功的关键:记者、作家、书痴的三重身份,让作为采访者的宋智明心中有大爱、眼中有文人、腹中有诗书,双方气息相通,一拍即合,自然不设防,无保留,敞开心扉聊得不亦乐乎了。听金庸说他看奥运会中俄女排决赛,在比赛的最后阶段紧张得闭上眼睛,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当李敖面对记者的提问,半真半假地说“你这个问题相当‘恐怖’,你要逼出来我对三个大学的意见,挑拨我对三个大学的感情”,他是不是露出了“狐狸的尾巴”?向来生猛的陈丹青冷面“质问”宋智明:“福州的记者有你生猛吗?”停顿片刻突然话锋一转:“我喜欢生猛的人和问题,这样对话才有意思。”读到这里,我仿佛看见了宋智明得意的笑脸。

    我很赞同谢泳教授对这本书的评价:“这些鲜活的人物访谈,将成为今后重要的文学史料。”

     

    书名:《文化盛宴:文化名人的浪漫与哲思

    著者:宋智明

    出版:新世界出版社

    时间:2017年10月


  • 又见冬红

    2017-12-13 13:02:41

    又见冬红

    何  况

    冬红或许是一个曼妙女子的芳名,但它于我却是厦门植物园里一簇偶遇的藤本植物。

    那是冬日的一个星期天,植物园里阳光透亮,空气清纯,三角梅和蒜香藤开得热闹。我闻花香听鸟鸣,享受阳光的暖意,满心欢喜感恩。在滴水山房一侧的坡道中段,我鬼使神差地转头右望,灌木丛中一簇绚烂的橙红瞬间闯入我的视线。我好奇地趋前细看,其花顶生,花萼伞形,花冠喇叭状,花色极为鲜艳夺目,但我却叫不出它的名字。我当即掏出手机,拍了几张它的全景和特写,用微信发给熟悉的植物专家请教。专家一眼认出:冬红。

    我喜欢植物,读过《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植物学指南》《常见园林植物识别图鉴》等植物学书籍,周末常逛植物园,还曾自告奋勇给有同好的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得主李元胜当导游,入园拍摄植物。但说来惭愧,冬红的名字我却是第一次听到,更别说一睹芳容了。回来查了资料才知道,它原产喜马拉雅,俗称阳伞花、帽子花,在我国广东、广西、台湾、福建等地均有栽培。

    从植物分类来看,像冬红这样的有花植物属于被子植物。据《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植物学指南》介绍,被子植物是陆地上种类最多且最为多样的植物类群,根据现有的化石记录,第一株真正的被子植物出现在距今约1.3亿年前。它们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类群,完全凭借它们的一个独门绝技:产生花朵。春夏秋冬四时有花,而冬红,顾名思义,是开在冬天的花,在寒冷的冬季依然能绽放出绚丽的红色。我爱上这种不畏寒冷的花,每次去植物园,总要绕过去看看它。

    有一次,我又去看它,发现那片灌木丛被推土机夷为平地,冬红的藤条散乱地弃置一旁,已经枯萎。后来那儿盖起了一个亭子,周边种上了三角梅、赤苞花和一些矮绿植。我理解植物园管理者的好心,将杂乱的灌木丛改造成小园子,游人多了一个散步休闲的去处。但不见了寒风中的那一簇橙红,我还是感到有几分惆怅,心里总是恋着。

    这个周六是太阳高挂的晴天,我和曾博士结伴欢游植物园。在奇趣植物区,我们巧遇一神秘老者,经他指点,捡拾到了诗吟“红豆生南国”的“红豆”,大喜过望。我们还见到了一大片蒜香藤,感觉它们要迎着太阳站起来似的。更让我意外的是,在藤本植物区,我与冬红再次相遇。

    那簇冬红有五株,每一株拇指粗细,它们弯弯扭扭,挨挨靠靠,顺着水泥花架攀援而上,有些枝条向外伸展,仿佛向人打招呼。枝条上缀满了朵,花萼朱红色或橙红色,花冠绛红色,由基部向上扩张成倒圆锥形的碟,经阳光照射,玲珑剔透,脉线毕现,煞是喜人。我和曾博士从各个角度拍了无数张照片,才恋恋不舍离去。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忍不住又跑去看它,见它还在那儿开着耀目的花,这才放下心来。返回的路上,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到的那簇冬红,心里即刻生出凭吊它的冲动。我已经许久没去了。真没想到,它还在原地开着花等我!藤本植物,根系发达,斩藤未除根,它仍顽强地活着。那一刻,我真是百感交集:它用艳艳的花迎我,我该用什么回报它呢?


  • 黄山谷的豹

    2017-11-14 22:12:20

    黄山谷的豹

     

     

    著名诗人欧阳江河在厦门大摩纸的时代书店开讲座时,向听众推荐了王宇根博士撰著的《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一书:“材料扎实,见解独到,值得一读。”当时书店只存一本,被我捷足先登买下了。据说有些书友后来在外图厦门书城也买到了这本印量不大的书。欧阳江河既是诗人又是文论家,他推荐的书错不了。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别称黄山谷、豫章先生,是北宋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宗师和领袖。欧阳江河素喜黄庭坚,曾作150余行的长诗《黄山谷的豹》向先贤致敬。“豹”是黄庭坚借用的一个隐喻,他曾这样称赞朋友文少激的写作:“文如雾豹容窥管,气似灵犀可辟尘。”事实上,豹子在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学思想中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显著的地位,这一显著地位的获得不是因为它强壮的身体、敏捷的动作或者令人心惊的叫声,也不是因为它像卡夫卡寓言中的豹子那样,象征着原始和神秘,而是来自它皮毛上美丽的斑纹、精致的图案。黄庭坚借用豹子这个意象来描述文学写作,继承了传统理论对豹子天然的美丽图案与文学作品的精美语言和审美造型之间所具有的内在相似性的关注,但“雾”这一元素的加入,却将传统的豹子隐喻的重心从毛皮花纹外表转向了毛皮花纹赖以形成的环境、条件和过程,也即从关注文学作品转向关注文学创作过程。刘向《列女传》说:“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对黄庭坚来说,辛苦的努力是达到理想结果不可或缺的要素,要创造出完美的文学作品,必须含辛茹苦,“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这是黄庭坚诗学发展的关键概念。

    黄庭坚诗学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特别强调阅读的重要性。诚如本书书名《万卷》隐含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名诗句,黄庭坚把儒家经典的阅读和学习视为通向学问和知识最重要的途径,达到诗歌写作完美之境最有效、最可靠的方式。作者指出,足够的阅读在黄庭坚的诗学理论中位于滋养和培育作者写作能力的核心。对他来说,一个好作者首先必须是一个好读者。“更须治经,深其根源,”黄庭坚这样告诫他的外甥,“二三子舍幼志然后能近老成人,力学然后切问,问学之功有加,然后乐闻过,乐闻过然后执书册而见古人。”这里,黄庭坚把“执书册”视为“见古人”的一个过程,一段把不懈而勤苦的追求者引领到做人和诗歌写作的双重完美之境的旅程:滋养其人格,纯净其语言,维持其身份。他进一步强调说:“士大夫胸中不时时以古今浇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有学者作过粗略统计,因为重视阅读量,“万卷”一词在黄庭坚的诗歌中一共出现过17次。他批评诗人王观复的作品之所以未达完美之境,就是其“读书未破万卷”。他告诉年轻的作者们,如果他们想提高写作质量,必须“熟观”或“熟读”司马迁、杜甫、韩愈等文学大师的作品。想到现在的一些写作者公然宣称不读书或极少读书,我们就不难知道他们的作品为什么与这些文学大师相差甚远了。

    作为一部学术专著,《万卷》研究的基本问题是思想和物质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黄庭坚身处印刷大规模使用、书籍生产繁荣的北宋,其以技法为中心、以阅读为根基的新诗学,既是对这一急剧变化了的物质文化现实进行有效地因应,又能使其所继承的文学传统得到延续和发扬。因此,黄庭坚以及围绕着他而建立起来的“江西诗派”的诗学理论,不仅深深影响着此后的诗学实践,并且与现当代中国文学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论争深切相关,为现当代中国文学关于继承与创新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和实际例证。这让我想起欧阳江河在长诗《黄山谷的豹》中引用黄庭坚的两句诗:“沛公文章如虎豹,至今斑斑在儿孙。”

     

    书名:《万卷》

    著者:王宇根

    出版:三联书店

    时间:2015年1月

  • 石黑一雄笔下的英国管家

    2017-11-14 22:11:07

    石黑一雄笔下的英国管家

     

    在猜测201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时,我个人希望瑞典学院把奖金颁给《爱与黑暗的故事》的作者阿摩司·奥兹或《四书》、《日熄》的作者阎连科(像莫言一样也是我军艺的师兄),最不济也可选择《使女的故事》的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老太太(根据《使女的故事》改编的同名剧集刚刚获得艾美奖五项大奖),结果瑞典学院选中了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颁奖辞说:“石黑一雄的小说,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

    “眼前一黑!”我的一位书友幽了一默。

    我还不至于“眼前一黑”,因为我不仅早知其名,而且认真读过他的大作《长日留痕》的中译本。得知他获奖的消息后,我马上从书架上找出冒国安译、程烁校订、译林出版社2003年7月一版一印的《长日留痕》,翻开扉页,上面记着:2005年1月8日购于厦门新华书店。

    其实,石黑一雄不是无名之辈,他的《远山淡影》《浮世画家》《无可慰藉》《上海孤儿》《别让我走》《被掩埋的巨人》等长篇力作和短篇小说集《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等,都在世界文坛产生过影响, 1989年《长日留痕》获“布克奖”后,他与《午夜之子》《撒旦诗篇》的作者拉什迪、《印度三部曲》《河湾》的作者奈保尔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长日留痕》(又译为《长日将尽》)是石黑一雄的代表作之一,这部篇幅不大的小说精准传神地刻画了英国老管家史蒂文斯的一生。作者将史蒂文斯漫长的一生浓缩在短短的六天旅程中。史蒂文斯作为一名追求完美的男管家,一战前后服务于达林顿府三十余年。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尽力使自己成为男管家中的杰出人物,追求这一阶层所特有的“尊严”,同时,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比如说不得不冷漠地处理父子亲情,盲目忠实于主人达林顿却无视后者一度与纳粹交往甚密、甚至帮助极右势力的现实。这种盲目使他甚至失去了与心爱的女管家肯顿小姐的情感。当然,主人对他总体是满意的,经常夸奖他的工作,有一天,新主人法拉戴先生对他说:“去度几天假吧!”

    “连日来,出去旅行之事一直让我苦思冥想,而我似乎愈来愈可能真的成行。我应言明的是,这次旅行我将独自享用法拉戴先生那辆舒适豪华的福特轿车。”小说以石黑一雄惯用的第一人称叙述开始,男管家史蒂文斯驱车周游英格兰西部地区。坐车最适合回忆,史蒂文斯不断想起自己的职业生涯,宽慰自己曾通过侍奉一位绅士而服务于人类及世界和平,然而潜藏于记忆中的却是对原主人达林顿勋爵人格的重重疑虑。他反复说服自己曾是位无可挑剔、受人尊重的男管家,而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却使其深刻意识到,自己过去从未真正在生活中选择过属于自己的道路,而是任人牵着鼻子走,听命于他人,并任由他人误解。史蒂文斯一生过于沉湎于显示其“尊严”,而导致他丧失了良知和情感。让人稍感欣慰的是,离开了幽闭的达林顿府之后,这位男管家终于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无拘无束、自然随和的美丽新世界……

    《长日留痕》显示出石黑一雄把握复杂题材的能力,他独具慧眼,以最能代表英格兰社会和文化特征的男管家为主角,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入木三分地表现了英格兰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人文景观和人的思想意识。美国《出版家周刊》称之为“一部精心杰作,它既对个人心理进行了令人折服的分析与深究,也细致入微地描绘了败落的社会秩序”。《纽约时报图书评论》指出:“这是一部充满梦幻的小说,作者以消遣性的喜剧手法,妙不可言地对人性、社会等级及文化进行了异常深刻和催人泪下的探究。”

    我认为,作为一部审视人类价值观的小说,其现实意义不言自明,值得我们好好阅读、反思。如果你不愿意读小说,也可以欣赏由著名影星安东尼·霍普金斯和埃玛·汤普森分别扮演男女主角的同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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