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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牵风记》到底牵的什么风

    2019-04-16 14:54:07

    《牵风记》到底牵的什么风

    何  



    九秩高龄的军队老作家徐怀中将军新近推出长篇小说《牵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2月),一时惊艳了文坛。著名学者陆文虎认为,这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其品质成色不仅是徐怀中创作中的登顶之作,也是整个当代中国军事文学中的上上品。著名评论家朱向前指出,这部作品震动了我们关于当代军旅文学的传统思维定式,拓展了整个当代军旅文学的格局,在多维度上堪与世界优秀战争文学平等对话。

    我很自豪,藏有两种《牵风记》作者签名本,一种是初刊《牵风记》的《人民文学》杂志2018年第12期,标题上端空白处有作者亲笔题写“何况同学存阅纪念”字样,并落款“徐怀中二0一八年北京”;一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版一印《牵风记》单行本,扉页有作者亲笔题写“何况同学存念”字样并签名钤印。两种签名本均为我的军艺同学相赠,我将好好珍藏。

    关注当代文学的读者或许会记得,在《牵风记》面世之前,徐怀中已写过《我们播种爱情》《西线轶事》《底色》等优秀作品,曾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2014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受命创办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并出任第一任系主任,培养出了以莫言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家。但他自己的创作却因此受到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同时也就下了决心,要把我自己的创作彻底地放下来,一个字都不写。否则,如果文学系办不好,那就是因为我自顾自留地,没有办好文学系。”正因为如此,在心里酝酿已久并曾写出同名小说初稿的《牵风记》迟至今天才问世。

    《牵风记》以刘邓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历史大背景,却从小人物或旁枝末节入手,以小写大,以小见大,既要言不烦地描述了敌我力量的消长、战役的前推与后撤、作战的全局和局部等大环境、大场景,又成功塑造了女参谋汪可逾、骑兵通信员曹水儿、旅长齐竞以及老军马“滩枣”等个性独特的文学形象。正如著名评论家张志忠所说:“全新的人物,自然会生发出全新的景观,有清风朗月,有诙谐小曲,有波澜陡起,急转直下。”

    抗战期间,14岁的北平女学生汪可逾赴延安投奔革命,途中因交通被阻断而入太行中学,5年后毕业到独立九旅当参谋。该旅旅长齐竞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高材生,因对古琴的共同爱好,他与汪可逾一见倾心。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才情和文气都相当高的军中骄子,居然有浓厚的封建贞节情结,气得汪可逾大喊“我从内心看不起你”!他们的爱情注定是一场悲剧。

    相形之下,骑兵通信员曹水儿的形象更具有人性的光辉。他为人忠厚老实,对工作尽职尽责,对首长忠心耿耿,为了保护汪可逾,历尽艰辛,最后却被保长女儿诬告“强奸”而被判死刑。与曹水儿相依为命的老军马“滩枣”多次死里逃生,最后从山洞中神奇地移出汪可逾遗体后扑地而亡,可谓功德圆满。

    不少人问徐怀中,书名《牵风记》寄寓了怎样的含义,“牵”的什么“风”?徐怀中在回答《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提问时这样说:“可以理解为,在总体力量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突破战争史局限,牵引战略进攻之风;《牵风记》原稿与今作,在立意与创作方法上都有显著差别,亦可理解为牵引个人写作转变之风;‘风’为《诗经》六义之首,而《国风》部分的诗歌,大多是反映周代先人们生活的恬淡浑朴愉悦跳脱,或表现青年男女浪漫爱情的,与小说意涵相契合,也不妨理解为牵引古老的‘国风’之风;牵风二字,原本空幻,作其他意像联想也未尝不可。”

    好小说都是无法简单复述的。《牵风记》涉及的事件、情节、人物等错综复杂,读过之后才知其妙。


  • 汪曾祺与老板娘对对子

    2019-03-27 16:11:34

    汪曾祺与老板娘对对子

      


    汪曾祺先生文化底蕴深厚,能写古诗,善作对子,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佳话。金实秋专记汪曾祺“酒事”的《泡在酒里的老头儿》一书中,讲了一个老头儿借着酒兴与老板娘对对子的故事。

    1991年,汪曾祺与林斤澜、从维熙、郑万隆、刘心武等有过一次温州之行,他在大喝当地米酒、老白酒的同时,少不了酒后舞文弄墨、吟诗作对。后来,当地有的景区把汪曾祺的诗句和美文融进他们的导游词,为导游讲解增色不少。其中,温州市洞头区灵昆镇一家小店则以汪曾祺的题联招徕顾客,上联:泥鳅钻豆腐,惊慌失措;下联:螃蟹入黄酒,东倒西歪。横批:灵昆名菜。

    这里有个汪曾祺与小店老板娘对对子的故事。据金实秋新著《泡在酒里的老头儿》一书记载,那天汪曾祺一行随“地陪”汪仁杰进入灵昆镇一家小店午餐,店主人热情招呼客人落座,上茶后随口问道:“吃点什么?”

    汪曾祺把手一挥,朗声道:“有拿手好菜只管上来。”店主人拉拉熟悉的汪仁杰,悄声问:“这是不是汪老?”汪仁杰说:“正是。请老板娘做好准备。”看来汪仁杰与店主人事先“合谋”过这顿午餐。

    不一会儿,店家端上一盘“红烧鲻鱼块”。鲻鱼富含蛋白质、脂肪酸、B族维生素、维生素E、钙、镁、硒等营养元素,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汪曾祺品尝后连说:“好,好。”

    紧接着,店家又端上“泥鳅钻豆腐”“黄酒泡螃蟹”“清蒸灵昆鸡”等当地名菜,汪曾祺一一尝过,大赞“好味道”。转头问店主人:“谁做的?”店主人回答:“是我老婆巧翠做的。”汪曾祺看看汪仁杰,汪仁杰连说:“不错,不错。”

    店主人接过话头:“巧翠还会吟诗作对呢。”

    一听说会吟诗作对,汪曾祺立马来了兴趣:“快请她来一起喝酒。”店主人正等着这句话呢,喜滋滋地叫人去了。

    转眼间,巧翠笑吟吟地来到汪曾祺身旁:“不知老人家有何吩咐?”汪曾祺打量着巧翠,笑着说:“我想请您对对子,不知意下如何?”巧翠礼貌地说:“既然老人家有此雅兴,我自当奉陪就是。”

    汪老看到窗外两株柳树上栖息着一群鸟儿,随口吟出上联:“两株垂柳立凤雏。”巧翠看了一眼外面的水池,从容对出下联:“一池碧水养龙孙。”

    汪曾祺暗暗称奇,又出上联:“梅兰竹菊宜相伴。”巧翠沉思片刻,对道:“松柏鹤鹿益延年。”汪曾祺连声称赞:“巧翠真是才思敏捷,请坐下一起喝酒。”“多谢夸奖,我实不敢当。”巧翠边说边客气地坐了下来。

    汪曾祺挟起一块豆腐,摇头吟道:“泥鳅钻豆腐,惊慌失措!”这个上联巧妙地嵌入了菜名和泥鳅钻豆腐的神态,应该说难度不小,桌上的人很为巧翠捏把汗,却见巧翠挑起一只河蟹,不慌不忙地吟出下联:“螃蟹入黄酒,东倒西歪。”大家一齐为巧翠鼓掌,汪曾祺也连说:“好联!好联!”紧接着又出一上联:“一支妙笔,写遍天下诗书文章。”口气有点大。巧翠微微一笑:“两只素手,织成世上绫罗绸缎。”

    汪曾祺坐不住了,他离座走到巧翠面前抱拳施礼:“巧翠是个女中豪杰,汪某佩服,佩服!”巧翠连忙还礼:“巧翠是个乡野村姑,头发长,见识短,敢在班门弄斧,还请汪老见谅。”

    “地陪”汪仁杰见火候已到,忙用眼神向店主人示意,店主人走过去拉拉巧翠的衣襟,“巧翠会意,恳请汪老留下墨宝,汪老爽快地答应了。只见汪老唰、唰、唰,龙飞凤舞写下这副对联:泥鳅钻豆腐,惊慌失措;螃蟹入黄酒,东倒西歪。横批:灵昆名菜”。

    汪曾祺一生写诗题联无数,但与人对对子似乎只有这一次。他上联出得好,巧翠下联也对得妙,成就一段佳话。

    此类趣事,书中还有很多,可助谈资。


  • 冯梦龙禁溺女婴

    2019-03-25 09:57:34

    冯梦龙禁溺女

      


    日前翻读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冯梦龙著《寿宁待志》,我特别注意到冯梦龙任寿宁知县时亲撰的一则《禁溺女告示》,对这位明代文学家、思想家、戏曲家心生敬意。

    冯梦龙(1574—1646年)是明末苏州人,出身士大夫家庭,从小爱读书,博学卓识,著作很多,其中最有名的作品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他的“三言与明代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两拍,流传至今,影响深远

    冯梦龙60岁时由丹徒训导升任寿宁县知县,在任4年。《寿宁待志》正是他在寿宁知县任上撰写的一部别具一格的地方志。虽是志书,却不叫“县志”而称“待志”,蕴含着“宁逊焉而待之”的深意,这在志书中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因为采用第一人称,所以内容除记载寿宁县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以及风土人文外,大量篇幅为冯梦龙在寿宁知县任上施政活动与政治思想、政治抱负的实录。因此可以说,《寿宁待志》既是有地方色彩的志书,又是冯梦龙直抒胸臆的自传性笔记,是他四年知县生涯的总结。

    全书分“疆域、城隘、县治、学宫、香火、土田、户口、升科、赋税、恩典、积贮、兵壮、铺递、狱诉、盐法、物产、风俗、岁时、里役、都啚、官司、贡举、坊表、劝诫、佛宇、祥瑞、灾异、虎暴”各节,本文开头提到的《禁溺女告示》附于“风俗”一节中。

    冯梦龙为何亲撰并发布这则《禁溺女告示》?原来,冯梦龙到任后,很快发现“闽俗重男轻女,寿宁亦然,生女则溺之”。这种溺杀女婴的陋习让冯梦龙极为愤慨,遂亲撰《禁溺女告示》,斥责残害女性的野蛮行为,下令严禁溺女,并捐俸奖赏收养弃婴之家。让我们来读一读这位文学大家笔下的《禁溺女告示》全文:

    “寿宁县正堂冯,为严禁淹女以惩薄俗事:访得寿民生女多不肯留养,即时淹死,或抛弃路途。不知是何缘故?是何心肠?一般十月怀胎,吃尽辛苦,不论男女,总是骨血,何忍淹弃?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从何而来?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从何而活?况且生男未必孝顺,生女未必忤逆。若是有家的,收养此女,何损家财?若是无家的,收养此女,到八九岁过继人家,也值银数两,不曾负你怀抱之恩。如今好善的百姓,畜牲还怕杀害,况且活活一条性命,置之死地,你心何安?今后,各乡、各堡但有生女不肯留养,欲行淹杀或抛弃者,许两邻举首,本县拿男子重责三十,枷号一月,首人赏银五钱。如容隐不报,他人举发,两邻同罪。或有他故必不能留,该啚呈明,许托别家有奶者抱养。其抱养之家,本县量给赏三钱,以旌其善。仍给照,养大之后,不许本生父母来认。每月朔望,乡头结状中并入“本乡并无淹女”等话。事关风俗,毋视泛常,须至示者。”

    为了让《禁溺女告示》的相关内容深入民间,家喻户晓,冯梦龙还创作了一首寿宁民歌《月光光》,借女婴之口呼告双亲:“月光光,照四方,照遍人间爹和娘。只愿生男莫生女,生女便出恶心肠。爹虑养女冇恩报,娘愁养女冇衣穿。爹呀爹,娘啊娘,如何不思量?生鸡生犬且喜欢,为何生女毒虎狼!劝爹爹,劝娘娘,溺女不如弃路旁。留得性命恩还在,纵然贫贱也无妨。我幸爹娘收去养,今宵月光光!”

    冯梦龙的努力没有白费。《寿宁待志》对此有记:“自余设厉禁,且捐俸以赏收养者,此风顿息。”

    冯梦龙受李卓吾的影响很深,敢于冲破传统观念、追求个性解放,他在300多年前就为消除歧视女性、残害女婴的现象大声疾呼,堪称我国女权主义的急先锋。


  • 作家要与时代同步伐

    2019-03-15 12:59:35

    作家要与时代同步伐

      

    (2019.3.15《中国纪检监察报》)


    何光喜,厦门市纪委监委宣传部部长,笔名何况,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著有《开埠》《拥抱阿里山》《火柴大王刘鸿生》《把名字写在水上》《文园读书记》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文艺奖等。

     

    宋人黄庭坚在一首词中写道:“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夜阑人静,在灯下梳理自己的写作历程,也如同黄庭坚词中灯下对故人一般。

    这些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我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出版了《开埠》《拥抱阿里山》《火柴大王刘鸿生》《把名字写在水上》《文园读书记》等十几本书,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文艺奖、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奖项。一路走来,像耕种一样,点点积累。我一开始是写小说的,也出版过小说集,但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慢慢走上了报告文学创作之路。

    我与人合作撰写的第一部报告文学《鼓浪世界》,呈现的是厦门警备区驻鼓浪屿八连官兵几十年如一日弘扬雷锋精神的故事。那时年轻,我在部队招待所足不出户半个多月,每天写作十七八个小时。《解放军文艺》杂志以最快的速度、用了差不多一期的篇幅发表这部书稿,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随后出版了单行本,扩大了鼓浪屿八连的影响。后来中央军委授予该连“鼓浪屿好八连”荣誉称号。在命名大会上,当该连连长从迟浩田将军手中接过“鼓浪屿好八连”的锦旗时,我真切感受到了辛苦付出的价值。我还为厦门警备区驻青屿岛四连写过报告文学。在这个面积仅有0.06平方公里、没有普通居民和淡水的孤岛上,我曾长住一个月进行采访,写出了系列作品。连队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后来被原南京军区命名为“海岛钢四连”。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从他们的荣誉中也获得了成就感。

    比较其他文体,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反映现实生活更敏捷,更容易与时代同频共振,更具有警世功用。解放军出版社曾出版过我的纪实作品《拥抱阿里山》。这是一部讲述台湾的书。封底印着责任编辑写的推荐语:“这是迄今为止大陆第一部全方位表现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日本侵占五十年并最终重回祖国怀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作者在研读大量史料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潜入大跨度的历史时空,追根溯源,条分缕析,以全新的视角、理性的目光,对台湾失而复得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审视,拂去尘埃,凸显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只要你翻开这部作品,你一定能读出作者洒落在字里行间的斑斑泪痕——那是警世的泪水。”把这本书定位为警世之作,我认为还是比较恰切的。

    我牵头策划组织并参与写作的《鹭岛清风:厦门历史名人勤廉故事读本》一书,日前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讲述了朱熹、苏颂、林希元、池浴德、周起元、张廷拱、林一柱、郑成功、陈化成、陈嘉庚等20位厦门先贤忠君爱国、清廉自守、勤政为民、惩奸除恶的故事,为读者特别是读者中的党员领导干部提供历史鉴镜。

    书在读者中迅速引起反响,并受到本地媒体的关注。一位青年党员教师读过后说:“原来厦门还有这么多历史名人,真是长知识了。”读完这本新鲜出炉的书,她有些不好意思,从小在厦门长大的她,对书中收录的一些历史名人,甚至是第一次听说。因此,编者想借助这本书,宣传厦门的历史名人,讲述他们的勤廉故事,营造崇廉尚洁的良好氛围。

    一位同志当面告诉我他的读后感:“简单翻翻,没什么;认真读一遍,有意思。”他还向我复述了书中人物陈化成的一个故事:陈化成接任江南水师提督后,不住衙门,经常到前线和官兵同吃同住,还穿上士兵服装到伙房当助理火头军。他看到厨房内吊着大块小块猪肉,感到惊奇,旁边有人告诉他,这些猪肉是卖肉的老百姓送的,不要钱;为什么切成大小块呢?这是按大小官分的,那块最大的,是要送给刚来的提督大人的。陈化成下令废除了向老百姓强索慰劳品的陋习,并倡导官兵一律平等。他由衷感叹:“陈化成真硬气啊,这样的先贤应该学习!”

    作为纪检监察宣传干部,职责所系,如何增强廉政文化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如何提升廉政文化的感染力、吸引力、渗透力,是值得我们不断完善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必须世代传承的文化根脉、文化基因。我想,讲述历史名人的勤廉故事,充分挖掘其蕴藏的“廉洁元素”古为今用,传承其精神,无疑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作家的身份,为我创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我是厦门市作协副主席,平时不乏与本地作家沟通交流的机会,不仅熟悉他们的写作路数,而且也结下了深厚感情。因此,作家们接到邀请,很给面子,几乎没有拒绝的。像《中国国家地理》《华夏地理》杂志的名牌撰稿人萧春雷、著名作家曾纪鑫、著名学者何丙仲等,手头本有写作任务,但他们都痛快地答应下来。承担写作任务的作家们态度端正,他们认真爬梳史料,深入田野调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挖掘出了大量历史场景和细节。从厦门市文化局长任上退休的著名文史专家彭一万承担了写作苏缄的任务。宋熙宁八年(1075年),交趾(旧时对越南的别称)人大举进犯广西一带,作为邕州(今南宁)知州的厦门同安人苏缄,在城被围困之际,英勇抗敌,坚守42天,义不死于贼人之手。除其长子逃脱外,家族36人均壮烈牺牲。为了真实还原苏缄忠勇义智、勤廉节俭等人格风范,耄耋之年的彭一万不辞辛苦,多次前往南宁,走访图书馆、博物馆、苏缄纪念馆等地,翻阅资料。

    作家黄坚定撰写的《自厦而甬续清流》一文主人公是曾被厦门地方史料遗漏的黄晟。黄坚定偶然在浙江黄氏宗亲网站看到“黄晟”这个名字,上面只有一句话,介绍他是厦门金柄籍,曾任明州(今宁波)刺史。然而,翻遍泉州、厦门以及同安、翔安的地方文献,竟然找不到关于黄晟的只言片语。而在《宁波市志》《鄞州区志》上,看到黄晟“在任18年,为官廉正,后封江夏县开国子。临终上疏,勿让子荫嗣,府库所蓄,皆题‘送使’字样”的记载时,黄坚定感慨万千,“没想到厦门史书上居然遗漏了这么一位难得一见的廉范”。为了写好黄晟的勤廉故事,黄坚定数次来到黄晟的祖籍地金柄村采访,后又远赴他任职多年的宁波搜集史料,最终完成了近万字的初稿。要知道,他们所得的稿费远不够他们的差旅费、资料费等开销,完全是责任感、使命感使然。

    事实证明,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廉政文化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就要用好这种无形的力量,将时代赋予的创新与传统碰撞,通过强大的文化力量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促进广大党员干部恪尽职守、廉洁修身。

    我们作为纪检监察战线的宣传干部,要处理好本职工作与业余写作的关系,走出小我、走出书斋,到正风反腐的火热生活中去寻找创作灵感,争取写出高质量的作品。


  • 西南联大珍贵史料

    2019-03-07 09:36:40

    西南联大珍贵史料

    何  

    西南联大珍贵史料

    近期央视热播的纪录片《西南联大》把许多人看哭了!我在看片的同时,阅读了《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经历了千里迢迢的迁徙,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临时大学又迁至云南昆明,4月改称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12月21日,西南联大常委会议决:“自本学年起,本校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定为一年,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按年轮值。本学年本会主席,应请由梅贻琦先生担任。”后因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都在重庆任职,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长期留在昆明,故实际未能实行轮值制度,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一直由梅贻琦担任,主持校务工作,直到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结束为止。在此期间,梅贻琦于1941年1月至1946年10月留下部分日记,这正是西南联大在昆明8年的关键时期,对于我们了解、研究那段特殊岁月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纪录片《西南联大》让我记住了一组数字:西南联大仅办了八年,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得主、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西南联大在物质极度匮乏、生活条件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培养出这么多优秀学生,堪称教育史上的奇迹,其中主持校务工作的梅贻琦先生功不可没。

    阅读《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不难感受到,在国难当头的8年中,梅贻琦先生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是他一生经历中最艰难的时期。梅先生之子梅祖彦将之概括为:物价飞涨,生活紧张;战争对正常生活的影响;学校事务异常繁重。到抗战后期,师生的生活十分艰苦,不少员工需要另兼别职来弥补生活的不足,学校领导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想方设法给员工以必要的补助,例如日记中记载的创办“生产合作社”等。更可怕的是,日本飞机频繁来轰炸,跑警报不仅扰乱了人们的生活,也占去了师生太多时间。如1941年4月8日记:“上午九点余有预行警报,初未介意。十点余赴校办公。十二点返家未久而警报来矣,家人幸皆已进午饭,余则携面包一块出门,与诸孩仍在苏家塘北山坡停留。12:45紧急警报,1:05敌机二十七架由南而北,炸弹声数批连续过后,而见城中起黑烟二三处,趁便办工。4:45解除……”同年8月10日记:“7:00起后赶食早餐方罢,即有紧急警报。……2:40—4:00又警报一次。……晚饭时又有警报,未久即解除。8:30第四次警报……11:30摸黑睡下,警报犹未解除也。”同年12月18日记:“警报9:30—2:30,东门外死伤百余人,联大职员高以信夫妇及小孩被炸死。”如此恶劣的环境,联大师生还能静心教书、读书,这笔精神遗产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为争取每年的教学经费和科研经费,梅贻琦先生平均每年要到重庆去两次。换到现在不值一提,在当时却是极为艰辛的旅程,每一趟都无异走了一遭炼狱。日记对此有详细记载,不少描述让我不敢相信是堂堂联大校长的亲历:“蚊子甚多,房间甚陋隘”、“住房为一院后草房,三床之外,别无他物,而尿臭潮湿之气则与他处小店相同”、“初意因畏室中蚊、虱、臭虫,拟不入睡,但在店中茶肆久坐后殊不能支持,遂仍归室,打开铺盖倒头便睡,顾不得许多矣”……读后,心隐隐作疼。

    令人羡慕的是,那时的人际关系简单纯洁,师生救亡图存的目标一致,老师们鼓励创新,学生们勇于争论,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有的学生考试时与老师的观点唱反调,结果得了高分。现在的大学已经很难感受到这样的氛围了。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  著者:梅贻琦

    出版:中华书局   时间:2018年5月


  • 茶叶那些事儿

    2019-02-25 11:11:12

    茶叶那些事儿

      


    老家婺源是茶乡,从小养成喝茶的习惯,自然对茶书也关注。最近购藏的《绿色黄金》一书,出自英国茶园主遗孀艾丽斯和她的儿子艾伦之手,视角独特,数据权威,叙述自然生动。

    作者之一艾伦在“序言”中写道:“当初在动笔写这本书时,我的内心充满各种不同的困惑和支离破碎的记忆。”艾伦是在印度阿萨姆邦的一个茶园里度过的童年,后来又多次回到那里,“那是最早发现茶树的地方”。当他坐着吉普车、闻着茶叶加工厂的味道从广袤的茶树林中穿过时,脑子里总是不停地琢磨着一些问题:

    人们是怎样发现茶树的?它为什么会具有这些特殊成分,尤其是咖啡因、酚醛和类黄酮?它是怎样,以及为什么能够传播到世界各地?它是怎样登堂入室走进英国人的生活中心的?茶的种植和加工对这个行业里那些劳工以及他们的邻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茶叶对喝茶的那些国家的文明又产生了哪些影响?茶叶的传播和几个同时崛起的强大国家如中国、日本和英国之间是否具有更为广泛的联系?那些可能的保健效果的真实性又如何?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因为茶迄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本书从最初的一些困惑和一种鲜为人知的叶子开始,为读者讲述了喝茶是怎样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让人着迷的一种嗜好的。作者指出,喝茶是一种瘾,有这种瘾的人数量很多,但它对上瘾者有好处,且上瘾的人及其身边的人几乎注意不到这种瘾。它和水、空气一样,已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

    实际上,茶叶对世界的征服如此成功,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它曾经征服了全世界。回想起来,人类开始喝茶,也就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作者说,东南亚丛林中的几个小部落经常咀嚼该植物的叶子,这是人类最早接近饮茶的记载。一千年前,已经有数百万中国人经常饮茶。五百年前,全世界有一半人口将茶水作为白水的主要替代饮品。

    从五百年前到现在,饮茶习惯已经传播至全世界。上世纪30年代,每年生产的茶叶足够世界上每个人一年喝200杯茶。目前,茶水比白水之外的任何食品和饮料都更为普遍。每天,全世界要喝掉数亿杯茶水。例如,“在英国,人们每天要喝掉1.65亿杯茶,平均每人要喝至少3杯茶。这意味着,英国人大约40%的液体摄入是通过饮茶来实现的。”据统计,全球茶水消费量可以轻松超过其他所有饮品的总和,即咖啡、巧克力、可可、甜味碳酸饮料和所有酒精饮料。不夸张地说,茶是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全球产品。

    很多人认为,茶的使用方式一直是将茶叶浸泡在热水里。然而,将茶叶放入沸水中不大会是也不可能是最初消费茶叶的方式,因为是猴子和其他哺乳动物最早咀嚼了茶树叶子。也许是出于对猴子的模仿,早期的部落成员开始咀嚼茶叶,发现它能提神醒脑、放松身心。到了公元四五世纪,茶水已经成为受人欢迎的饮品。在唐朝时期,饮茶的普及程度随着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的问世而更上一层楼。

    茶产量越来越大,促进茶叶向外传播。欧洲有关茶的记载开始于1559年。据资料来看,茶在1610年第一次抵达阿姆斯特丹,17世纪30年代抵达法国,1657年抵达英国。作者认为,18世纪30年代,茶叶大量涌入英国,推动了英国的工业革命。然而,饮茶对日本的文化和经济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冈仓天心的《茶之书》这样描述:“15世纪,日本大大提升了茶的地位,成为追求唯美主义的一种宗教——茶道……它向人们灌输纯净和谐的理念、宽厚待人的玄理、社会大治的浪漫理想。”通过饮茶,禅宗的苦修精神进入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

    没有一种植物可以和茶相媲美,“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的健康、灵感和快乐源自这种质朴的绿色植物。”德·昆西称它是“魔水”,想来不无道理。


  • 读书人的操守

    2019-01-29 17:12:27

    读书人的操守

      


    《文园夜读》专栏一般推荐近两年的新书,但我今天要破例推荐一本旧书。说它旧,是因为它出版于10多年前。但对我来说,它是新书,因为之前没读过。我相信读过的人不多。于读者而言,没读过的书都是新书。

    此书得之于厦大谢泳教授推荐,书名页有原书拥有者宋新夫的签名。我上网查了一下,宋新夫是一名穿军装的学者,曾与李承合著过《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价值研究》一书,由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我说的这本书叫《中国的科名》,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先生,全书25章,讲的都是中国科举的事情,非常值得一读。显然,当年宋新夫是买来作参考书的。

    齐如山先生在戏曲界是大师级人物,他1875年出生于河北高阳,受过完整、系统的旧式教育,不仅在戏曲理论方面造诣精深,而且对始于唐朝的中国科举制度作过深入研究。据他在《中国的科名》一书中说,一些旧戏、旧小说里常讲“发财最好当知县”,但真正当了知县发财的都不是科举正途出身,考中进士后做知县的人,腐败发财的极少,固然不敢说没有,但一省之中,十年八年都难见到一个进士出身的知县犯贪污受贿的毛病。熟悉历史的人,都认同这个说法。

    齐如山先生还说,不仅进士知县极少腐败的,其他科举进士出身的官员大多数也都是正人君子。以明清两朝为例,由科举进士出身的人员,不知有多少万了,但像严嵩那样的败类,确是极少的少数;而两袖清风的宰相大臣,则不乏其人,例如乾隆朝的状元首辅王杰,就是一个榜样。王杰在朝四十余年,忠清劲直,老成端谨,不结党营私,不趋炎附势特别是在与奸贪之臣和珅的斗争中表现了他刚正不阿的品格,经常与和珅在朝中争得面红耳赤。还有我们熟悉的探花郎张之洞和进士李鸿章,做了多少年的封疆大吏,一个被人尊称“香帅”,一个被人尊称“李中堂”,权倾一方,也都没有发大财。

    事实上,在清朝历史上,这样的廉洁大员不少,像和珅之类的贪财者并不多。和珅参加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科举,但名落孙山。他后来是以文生员承袭三等轻车都尉步入仕途的,可谓一介武夫。那时候像和这样的旗人比汉人腐败,但真正旗人中由科举出身的,许多也很讲名节,比如满洲镶黄旗人尹继善,雍正元年(1723年)进士,历任封疆大吏几十年,所谓一督云贵,三督川陕,四督两江(江南、江西),曾于一个月之内,兼掌将军、提督、巡抚、河漕、盐政、学政等九官大印,最后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这样声名显赫的大员,去世之后并没什么遗产。还有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的大臣鄂尔泰,他是满洲镶蓝旗人,科举出身,名臣田文镜李卫为雍正朝重臣,外放做过巡抚总督,回京任大学士军机大臣许多年,后受雍正皇帝遗命与张廷玉等辅政乾隆,总理事务,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位科举出身的满人也不要钱财,极顾名誉。齐如山先生感叹说,这只有科举正途出身的人才有此操守。

    为什么科举正途出身的读书人普遍操守比较好呢?齐如山先生分析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科举考试相对比较公正,十年寒窗,考中不易,光宗耀祖,所以都很珍惜;二是能考中的都是真正的读书人,经书读多了,自然要受到书中道理的感化,懂得“克己”修身,抑制自己的欲望,抗拒钱财的诱惑。所以齐如山先生说,科举制度在清末被废除,不是因为考试方式不好,而是考试内容没有与时俱进。世界上的事情,凡不知随时变动改良者,最终都会被淘汰。但科举制度鼓励人读书上进,这一点现在依然有它的价值。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读书不仅能学到各种知识,还能修身养性,洁身自好。

     

    《中国的科名》

    著者:齐如山

    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

    时间:2006年1月


  • 童话小说《西游记》

    2018-12-24 14:59:21

    童话小说《西游记》

    何  


    林庚的《西游记漫话》是一位阅读量颇大的书友在书店里竭力向我推荐的。说实话,当时我是不想驳书友面子才勉强买下的。通读两遍之后才真正意识到,此书作者林庚不愧是著名诗人,他用独具的诗心与童心观照《西游记》,从中发现了一个少有人知的“童话的天真世界”。

    虽然林庚是北大教授,但《西游记漫话》不是那种学院派的高头讲章,它从头至尾没有版本考据,没有文献征引,没有研究综述,作者反复阅读文本,“一部《西游记》不知前后读了多少遍,随手翻到哪里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读下去,对于其中的细节,也都仿佛可以背诵似的”,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判断,根本不理会那些学界通行的“成说”。

    关于《西游记》的主题,学界众说纷纭。按阶级斗争观点来解读,是正邪不两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按宗教观点来解读,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归佛悟道,修成正果……林庚认为,书中确有正邪之争,但许多精彩场面无法单纯以“正邪之争”来看待;书中也确有宗教因素,但对于孙悟空来说,这些佛教的因素始终是外在的,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孙悟空本人的性格及行为方式,更没有渗透到他的精神世界中去。事实上,孙悟空本人没有任何信仰,也没有丝毫崇拜权威的意识,他放言无忌、嘲弄一切,对于佛教及佛家人物常常随意戏谑。佛教的教义以大慈大悲为主,而孙悟空却自始至终大开杀戒;佛家的归宿在静,孙悟空却连一会儿都静不下来,更谈不上打坐念经,静悟佛家真谛了。因此,《西游记》虽然凭借了西天取经的故事框架,但主人公孙悟空显然不是一个佛教徒的形象。

    在林庚看来,孙悟空所以永远那样轻松自如,胜任愉快,“生而复死,死而复生”,就如同孩子捉迷藏,“彼此间的格斗不存在真正的危险”。他与妖魔以及诸天神的角逐,也明显带有游戏意味。比如与二郎神追逐,土地庙外树起了旗杆,钻到老妖肚子里翻跟斗,都是属于顽童的恶作剧。他在朱紫国读到国王征求名医的榜文,便满心欢喜,“且把取经事宁耐一日,等老孙做个医生耍耍”。只要他高兴,可以做个医生耍耍,当然更不妨捉几个妖怪耍耍。“其实,孙悟空一路西行,所经历的一切都莫非兴致盎然的游戏。”正因为他将这一切出生入死的经历都看作是一场有趣的游戏,所以他即便面对着最严峻的考验,也是一种孩子即兴式的游玩态度。

    林庚据此认为,《西游记》是一部富于童话性的小说,包含着丰富的童话因素。成人的小说,乃至远古的神话,都不可能像《西游记》这样将全部的兴趣投入一个动物的世界,这是从儿童的眼光所看到的世界。儿童看这个世界,本来就有如一场轻松的游戏。所以孙悟空一会儿扮作医生,一会儿扮作老道,在儿童来说,这些都无可无不可。在游戏中,儿童是充分解放的,让天真的心灵自由地表露。所以《西游记》中这些发生在动物王国中的故事,最终是完成了一个天真的儿童的乐园。孙悟空所以从来都有那样乐观的心情,那样活泼充沛的想象与自由不羁的性格,正是童话精神的真正体现。动物世界、儿童的游戏性,天真的童心与非逻辑的想象,这一切形成了弥漫在《西游记》中的童话的气氛,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孙悟空才得以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充分自由地发展他的性格特征,并且将他性格形象的精神内涵推向了最完美的高度。“孙悟空作为一个完整而丰富的性格形象,在艺术上是成功的。孙悟空所代表的童话精神也将永远赢得人们的喜爱。”

    正因为《西游记》的童话性,读者对其中逻辑上前后不一致的地方竟不加追究,默认其依情境的转移而改变人物降妖伏魔的本事。孙悟空有时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有时又降到凡人的层次,陷入本不该陷入的困境。林庚认为,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西游记》中想象的创造性与无限性”。若按成人的逻辑,孙悟空有通天本事,西天取经应该易如反掌。吴承恩真要这么写,你还读《西游记》吗?


    《西游记漫话》

    著者:林庚   出版:商务印书馆  时间:2017年11月


  • 有真材实料的《掌故》

    2018-12-17 15:42:40

    有真材实料的《掌故》

    何  况


    “有一代人的心史,就有一代人的掌故。”以书代刊的《掌故》自2016年印行第一集以来,迄今已出到第四集,深受读书人的喜爱。我每集必买,到手后急切翻开从头读到尾,几乎不漏一文。这让我回想起当年研读沈昌文时代《读书》杂志时的情景。

    《掌故》的编者阵容强大。在钟叔河、董桥、陈子善、赵珩、白谦慎的“顾问”之下,由出版过《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等专著的敦煌文献研究者、中华书局掌门人徐俊出任主编,并请出版过《近世古琴逸话》《梅庵琴人传》《条畅小集》《金庸识小录》等专著且有编辑组稿经验的古琴研究专家、文史随笔作家严晓星担任执行主编。

    作者队伍更堪称豪华:白谦慎、扬之水、何家干、郑重、雪克、胡文辉、黄恽、赵珩、韩天衡、苏枕书、范旭仑、柳向春、陈徒手、唐吟方、严锋、王培军、沈亚明、艾俊川……他们有情怀、有故事、有文采,出手都是有真材实料的锦绣文章,集合起来就是一桌盛宴。

    何为掌故?执行主编严晓星在第一集的“编后语”中写道:“掌故就是了解沿革、记录事迹、留存轶闻,用宏大叙事中多余的素材,做一点并不多余的事情,反映的都是历史关节、人生片断、世相掠影。”因此,《掌故》关注重点在近代以来、百余年内,“宜以写人和叙事为主,梳理、考证旧史,当多用罕见材料,道人所未道,并强调文人高雅的趣味与不俗的境界”。遵循这样的原则约稿、选稿、编稿,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掌故》是这样一本内容丰厚的书:

    第一集:《天下一高吾许汝—为<兰亭>论辩五十周年而作》(朱铭)、《从溥雪斋到启功:松风画会旧事》(赵珩)、《江南遗梦似风烟:记黄裳与黄宗英》(励俊)、《不够知己:温源宁与胡适交恶内幕》(黄恽)、《梁鸿志的刺蒋诗及其他》(胡文辉)、《“文革”期间北京出题考教授小记》(陈徒手)……

    第二集:《小万柳堂纪事》(艾俊川)、《梁鸿志“三十三宋”钩沉》(胡文辉)、《沪上学书摭忆—从傅山<哭子诗卷>说起》(白谦慎)、《钱默存收女弟子》(范旭仑)、《读书种子谢兴尧》(柯愈春)、《“走出疑古时代”的背后—从<日记>看顾颉刚与李学勤的交往》(雷燮仁)……

    第三集:《充和送我进耶鲁》(白谦慎)、《齐白石“演电影”》(艾俊川)、《我所知道的陆鸿年及其他》(扬之水)、《听唐德刚说张学良口述纠纷始末》(郑重)、《傅增湘旧藏在日本》(苏枕书)、《郭十公子轶事》(王培军)……

    刚刚面世的《掌故》第四集同样精彩,收录的17篇文章篇篇好读、耐读。

    韩天衡的《又梦师尊呼小韩》深情回忆恩师谢稚柳“就像一位高明且严谨的雕塑家,认真地就我为艺为人的每一个块面、每一个细部进行精雕细琢,由表及里,由艺事及灵魂,力求让我能走向完善”,使他“无论从艺术修为,还是为人崇德,获益良多”。

    著名编辑家陶亢德之女陶洁的《“我们的通讯早已有些‘越轨’”—我的父亲陶亢德与周作人先生》,以丰富的家庭档案与亲身经历,讲述了父亲与周作人的交往过程,解开了文学史上的一些谜团。

    王家葵的《“开张天岸马”故事索隐》详细探索传为陈抟老祖所书“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一联来历,“其实,我并不关心‘开张天岸马的下落,只是奇怪这件用行话来说属于‘一眼假的货色,如何就蒙蔽了‘康圣人的眼睛?……康有为恐怕至死都没有参透其中的奥妙,以致留下数幅‘开张天岸马’的临作和一段掠人长物的话柄。”康有为尚且上当,书画收藏可不慎乎?

    柳向春的《“二希”回购史事钩沉》,讲述了建国初期国家动用宝贵的外汇储备,在香港回购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的始末,充分反映出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和以郑振铎、王冶秋为首的文博事业领导人对于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

    爱好文史掌故的人,不可错过《掌故》。

     

    《掌故》第四集    执行主编:严晓星

    出版:中华书局    时间:2018年10月


  • 回到文学的《红楼梦》

    2018-12-10 16:02:57

    回到文学的《红楼梦》

    何  况


    李国文先生最近出了本漫谈《红楼梦》故事与人物的书《红楼故事犹温热》,让这部伟大的白话文小说回归文学本身,很合我的心意。

    《红楼梦》早被那些所谓的索隐派、自传说折腾得离小说很远了。追溯起来,咸丰年间,有个叫孙桐生的文人,别出心裁,倡贾宝玉即明珠之子纳兰容若、贾雨村即高江村之说,大概是最早索隐派之一。此风一开,小说本身只是一个载体,琢磨的尽是文外之意,《红楼梦》成了拆字先生手下的俎上肉,可以随意地大卸八块了。接着,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邓狂言将索隐推向极致。除了将明珠之门的文人幕客如姜宸英、严绳孙、陈维崧索隐成十二钗的纳兰性德家事说外,又有更邪乎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到了蔡元培,更创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红楼梦》成为一部反满的作品。

    这股执迷不悟的索隐之风,在胡适《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红楼梦辨》之后偃旗息鼓,自传之说开始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胡适这么说:“《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的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书中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和甄府都是曹雪芹家的影子。”还说:“《红楼梦》里的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袭爵,也是员外郎,这三层都与曹頫相合。故我们可以认贾政即曹頫;因此,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曹頫之子。”李国文先生说:“持自传说的红学家,将作家的创作简单化理解为一位乡村照相师的工作,实在是给我们敬重的曹雪芹大师抹黑。”他们之所以出这样的问题,根本是因为他们从未写过小说,“不懂小说或不太懂小说的人来谈《红楼梦》这部小说,多少有一点近似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在大谈特谈如何怀孕、如何保胎、如何临产、如何新生命呱呱坠地,有些滑稽”。

    相反,写过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的林语堂,谈论起《红楼梦》便一针见血。他说,胡适的新红学,“名为小心求证,实是吹毛求疵。因此愈考证愈甚,闹得满城风雨,结果扑了个空”。他还以玩笑幽默的口吻反驳俞平伯攻击《红楼梦》的结尾:“至如俞平伯怪最后收场,宝玉要做和尚,大雪途中遇见父亲,作揖一下,以为辞别,认为肉麻,令人作恶。俞平伯意思,这宝玉决不应赴考得功名,以报父母养育之恩,又在雪途中,在出家以前,最后一次看见父亲,与他诀别,应当不拜,应当是掉头不顾而去,连睬都不一睬,这样写法,才是打倒孔家店《新青年》的同志,才是曹雪芹手笔。”

    有意思的是,俞平伯后来有了觉醒,“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鄂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这些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话,无疑是俞平伯最后觉醒的智慧之声,值得我们深思。

    所以,正如李国文先生所说,回到文学的《红楼梦》,才是正道。所谓回到文学的《红楼梦》,就是认真去读这部不朽之作。只有不断地读,经常地读,才能自然而然地熟悉它,了解它,然后,再读,而且多读,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有更深入的体味,对于自己的历练、见识、理解、感悟,当然也包括写作,一定是有所助益的。“尤其,当你,当我,当他,在人生路程上,碰到了碧落黄泉的反差时刻,碰到了迂回曲折的艰难关头,碰到了悲欢离合的感情波澜,碰到了意兴阑珊的怅惘一霎,这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书,那些你再熟悉不过的人物、面孔、性格、遭遇、情节、故事,也许会从正面、反面给我们一些启示、一些教益、一些道理、一些思考,而豁然开朗,而幡然醒悟。”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在大学课堂上讲过《红楼梦》的小说家白先勇,也是力主回到文学的《红楼梦》的。

    《红楼故事犹温热》

    作者:李国文

    出版:作家出版社

    时间:2018年10月


  • 在信札中重温晚清史

    2018-12-10 16:01:09

    在信札中重温晚清史

    何  况


    姜鸣是证券公司高管,业余时间却热衷于晚清史研究,并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我经眼过他的《龙旗飘扬的船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被调整的目光》等专著,视野之宽阔,见解之独到,学术水平之高,让我很难相信是出自业余研究者之手。

    日前,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姜鸣整理的《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一书,引起读书界的广泛关注。我请朋友帮忙购得一部毛边签名本,姜鸣还在书的扉页慷慨题词:“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令我大喜过望。

    以洋务重臣李鸿章、清流名士张佩纶在晚清政坛的地位,不难掂量出这部书的特殊价值。李鸿章曾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会办海军事务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期及1901年庚子之役后,曾两次受命担任议和谈判全权大臣。毫不夸张地说,李鸿章是晚清政坛最重要的政治家,没有之一。而张佩纶则是晚清“清流”的代表人物,历任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讲学士、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总理衙门大臣、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兼署船政大臣。中法战争后革职遣戍张家口军台,遇赦召还后娶李鸿章女儿为妻。庚子议和时,奉旨赏给翰林院编修,随同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两人从世交到翁婿,四百多封亲笔密信往来,信息量太大了。

    本书所搜集的李鸿章与张佩纶400多封往来信札,起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六月十三日,止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十八日,前后跨度达28年。姜鸣认为,欲使私人往来信札成为史料,需要具备三个要素:一是要知道写信者和收信人是谁,二是信中谈论内容要“言之有事”,三是写信的时间和大致背景能够考订出来,这样才能使当事人之外的读者能够明白他们在谈论什么。收入本书的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就是一部符合上述三个要素的珍贵史料集。信中涉及的事件前后有序,讨论的问题重要而连贯,绵延20多年,这在中国近代史料中是极为罕见的。

    阅读这些信札,其实是在重温光绪朝的历史。姜鸣认为,就时间论,这些信札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十年(1874—1884年),张佩纶是“清流”健将、政坛新生代,也是军机大臣李鸿藻的重要谋士。李鸿章则是最重要的封疆大吏,清政府外交事务的另一个沟通代表,洋务事业的直接推动者。他们这个阶段的通信,涉及朝政、海防、铁路和对日、对法外交,以及清政府对琉球、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的事务,涉及慈禧太后、恭亲王奕的健康状况,官场人事安排的幕后运作,还涉及“甲申易枢”等国家政治的核心机密和张佩纶奉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后的心态、谋划和在战争中的表现,内容十分丰富。第二阶段是光绪十一年至十四年(1885—1888年),张佩纶被遣戍军台效力,两人这一时期的通信涉及清代官员流放生活的细节、对朝廷人事和政局的看法、李鸿章对张佩纶落难之后的关心和帮助。第三阶段是光绪二十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894—1901年),张佩纶成为李鸿章的女婿,两人的通信内容包括张佩纶反对签署马关条约的家书,关于李鸿章访俄、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以及被革去该职务的看法和建言,还有对戊戍变法时期朝政的评论、对庚子议和的细节记录,都非常生动。

    阅读这些文字艰深的信札需要耐心,但读后收获极大,正如姜鸣所指出的,可以加深对旧时代士大夫立身、立德行事风格的思索,加深对这两位以往都被脸谱化的历史人物内心、才情和政治识见的理解,加深对中国近代面临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型变革和深刻的内外矛盾冲突对上层官员的因应对策的研究。伴随着他们的老去,也看到大清王朝这座破旧的老宅,虽有裱糊匠努力装点,终究雨打风吹,走向崩塌。

     

    《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

    整理者:姜鸣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时间:2018年10月


  • 文物的守护人

    2018-11-20 08:39:27

    文物的守护人

    何  况



    有些事情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1979年,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来故宫,说传达领导指示,要在故宫里搞接待外国游客的旅馆。这不是旅游局的人异想天开,曲阜的孔府里就办起了接待外宾的旅馆。但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当场坚决反对。卢绪章说:“你要考虑后果!”王冶秋说:“我是文物局局长,就算撤了我的职,我也不同意!”硬给顶了回去,否则不敢想象开旅馆的故宫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三联书店新近推出的《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一书,以我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口述的形式,生动讲述了许多像王冶秋这样的“文物守护人”的感人事迹。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是著名的党外民主人士、大文化人,他担任局长后不久就给周恩来写了封信,把他收藏的几百件汉魏六朝隋唐的陶俑都捐给了国家,这些文物都是他在上海倾其所有买的。他还和副局长王冶秋共同倡议,从事文物工作的人,都不要去购买和收藏文物。文物系统工作人员自己不收藏文物的好传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形成了,后来国家文物局颁发《文物工作人员守则》,明确规定文物工作者不得利用职权为自己收购文物,禁止买卖文物从中获利。“文革”抄家,王冶秋家里一件文物也没抄出来,非常了不起!现在的人恐怕很难做到了。

    郑振铎、王冶秋等第一批新中国文物战线的头头脑脑们对保护文物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当时有比他们大得多的无知官儿提出卖文物换外汇,遭到他们猛烈驳斥。郑振铎意识到,要堵住文物外流的口子,必须订立法规。从1950年5月开始,政务院陆续颁布了新中国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文物大规模外流的情况很快就被制止了。这标志了近代以来中国文物被破坏、被盗掘、被走私的历史的结束,一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又沉渣泛起,至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新中国百废待兴,解决基本建设与保护文物的矛盾比堵住文物外流难度更大。郑振铎亲自起草了1953年10月政务院下发的《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及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考古发掘为中心的全面文物保护工作。1955年全国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郑振铎、王冶秋又及时组织起草了国务院1956年下发的《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第一次提出进行全国文物普查和建立文物保护单位制度,这是中国文物保护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全国各省很快就公布了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国务院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就是从这个名单中挑选出来的。1981年开始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文物点40多万处,并分省编了《中国文物地图集》,把几十万处不可移动文物落实到地图上。此后,国务院陆续公布了第二到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开始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多处;2012年又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文物保护工作上了新台阶。2013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43处,至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数达到了4295处。可以说,郑振铎、王冶秋他们提出借鉴苏联模式,建立文物保护单位制度,是中国文物保护事业最重要的大转折,功德无量。

    书中也写了不少破坏文物的人和事。比如1955年浙江省龙泉县政府拆了五代和北宋的三座古塔,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国务院下发了文件,严查了拆塔事件,县长被免职。1982年文物保护法颁布后,仍有人不收敛、不收手,像浙江舟山就发生过催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出台的“定海古城事件”。定海古城见证过鸦片战争等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唯一的海岛历史文化名城。2000年定海古城搞房地产开发,当地政府不顾建设部、国家文物局的意见,把古城拆得七零八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不只是定海一个地方的问题,全国各地历史文化名城都面临房地产开发的严峻挑战。

    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断了根、丢了魂,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让我们像书中的郑振铎、王冶秋、梁思成、夏鼐、谢稚柳、谢辰生、罗哲文等前辈一样,共同守护好民族文化遗产。

     

    《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

    作者:谢辰生口述 姚远撰写

    出版:三联书店

    时间:2018年4月


  • 闲览偶得自成趣

    2018-11-12 11:59:05

    闲览偶得自成趣

    何  况


    “屈指算来,竟读了近半个世纪的书。”苏州作家、藏书家黄恽在《萧条异代》自序中一边颇为自得地说,“书中自有一个与现实迥异的世界,它可以闭关锁国,有点夜郎自大,有点顾盼自雄,更有甘苦自知。”一边却斤斤自问:“三十年前的同学,而今都有了渠渠华屋,有了熠熠豪车,头顶有光环,股下有高位,我有什么?”

    读书人有什么?夜读偶得,辄撰成文,最终或有几册署上自己名字的小书,以及“围着我不离不弃的万卷书”。当然也想住华屋,也想坐豪车,也想登高位,但若让读书人拿几册小书的署名权和自己的万卷藏书来换取这些,恐怕没几个真正的读书人愿干。这正是读书人傻得可爱的地方。

    黄恽多年“游走”在民国旧报纸中,从小细节打量历史和人物,撰写了大量妙趣横生的掌故文章,集成《秋水马蹄》《古香异色》《蠹痕散辑》《缘来如此》《难兄难弟》等著作行世。他新出的这册《萧条异代》走的仍是掌故写作的路子,略分“缥缈摩挲”与“闲览偶得”两辑,却都是对故人旧事的感怀,“异代的人与物,萧条的古与今,千古如斯”。

    “文革”期间有“小说反党”论,事实证明那是诬陷。但晚清时革命党人借小说启迪民智,却并非个例。黄炎培的回忆录《八十年来》一书提到革命先烈秋瑾时说:“秋瑾还写一种小说,劈头一首诗,次联:‘可怜国事如斯急,无奈同胞梦不醒。’因此父母倾向革命的,那时生儿女,名‘梦醒’。就我所认识,不止一家。”黄恽找到了这篇名为《精卫石》的弹词小说,还是秋瑾的手迹,现存第一回到第五回,开头的确是一首诗:“爱国情深意欲痴,偶从灯下谱弹词;已教时局如斯急,无奈同胞梦不知;叹从前,几多志士抛生命;亦只欲,恢复江山死不辞……”出人意料的是,两下核对,黄恽发现黄炎培的叙述居然错了两个关键点:一是把“已教”错成了“可怜”,二是把“梦不知”错成了“梦不醒”。如此,黄炎培的说法似乎就不成立了。但事实上,确有不少倾向革命的父母将孩子命名为“梦醒”,最著名的当是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他们的女儿廖梦醒人尽皆知。尽管“唤醒睡狮、唤醒民梦是启蒙者们共同的话题,并非秋瑾独有”,但秋瑾借小说鼓吹革命的意图却昭然若揭。

    黄恽的掌故文章不仅能给我们提供新材料、新视角,而且他始终坚持客观立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为尊者讳。杨绛先生有篇文章《记章太炎先生谈掌故》,写了1926年平旦学社请章太炎先生来苏州作暑期演讲,她在旁边作记录的前后经过。黄恽找到了更多当年对这次演讲的记录,读后发现,没有一篇能够佐证杨绛是当时的五位记录员之一。黄恽说:“杨绛先生的回忆,很多事情串了,即使是自己的事,虽然说得生动,也并不靠谱。”

    人的记忆力是最靠不住的,回忆录更是如此,有时是记忆力不足,有时却是选择性遗忘。据黄恽在《苏雪林与华林的一场恋爱》文中说,苏雪林留学法国时曾与华林谈过一场恋爱,后来她还一五一十地把华林化名“秦风”写入自己的小说《棘心》,以纪念这段没有结果的爱情,但在苏雪林晚年写的《苏雪林自传》中,对此事却完全避而不谈。或许她是希望大家都忘却吧,但黄恽在华林另一位女朋友崔肇华的闺蜜、大名鼎鼎的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刘清扬的一篇文章中还是发现了蛛丝马迹。这就是掌故文章的妙处。

    黄恽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走上掌故写作之路,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谢泳先生的影响。谢泳研究问题喜欢从原始的材料入手,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黄恽的掌故写作遵循的也是这样的路子,文章言之有物,趣味性强,读来亲切。

     

    《萧条异代》

    作者:黄恽

    出版:东方出版社

    时间:2018年6月


  • 文化大家有故事

    2018-11-12 11:57:24

    文化大家有故事

    何  况


    冰心怎么会写《寄小读者》?郑逸梅何故被称作“旧闻记者”“补白大王”?30未到的赵家璧为何编起了“新文学大系”?徐铸成怎样采访到被软禁的冯玉祥……翻开曹正文新出的《文化名宿访谈录》,这些问题都有权威的答案。

    曹正文于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上海新闻界,1986年起独立执编《新民晚报》“读书乐”专刊,一编就编了22年。他刚编“读书乐”时,一些活跃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化名家,如施蛰存、夏衍、冰心、章克标、赵家璧、徐铸成、王元化、金性尧、罗竹风、徐中玉、秦牧、蒋星煜等老先生都还健在,曹正文便“仿效邹韬奋先生办报风格”,在专刊设立“名家谈读书”栏目,陆续邀请这些文化名家谈读书经验。他从年龄大的名家开始,选择的第一个约稿对象,便是当时已91岁高龄的郑逸梅先生。他主动上门聆听受教,后来成了冯英子、赵家璧、王元化、罗竹风、徐中玉等寓所的常客。

    这些文化大家都是有故事的人,曹正文四处奔波,在上海听郑逸梅谈编副刊、写掌故、说旧闻,听施蛰存谈《现代》杂志如何请名家、扶新人、容纳不同见解的稿子,听赵家璧谈主编“新文学大系”全过程,听徐铸成回忆主政《文汇报》20年、遭遇政治风云之变幻,听冯英子谈三四十年代辗转20家报社当记者的传奇经历;在北京听夏衍讲《武训传》事件的发生内幕,听冰心回忆当年如何在旅途中构思《寄小读者》;在南京听唐圭璋谈一个人如何千辛万苦编《全宋词》;在广州听秦牧谈“文人贵在正直”;在台北听柏杨谈当年在狱中立志要把400万字的《资治通鉴》改写成白话版……当面听这些文化大家讲昔日文坛、报坛风云,说自己人生沧桑沉浮,曹正文乐在其中,获益多多。

    当年30多岁的曹正文没有读过大学,自学成才考进报社,原本自我感觉挺好,可与这些名家一对比,立马发现了自己的“无知、浅薄”:当年25岁的施蛰存独立编《现代》杂志时,其由鲁迅、周作人、茅盾、巴金、沈从文等构成的作者队伍何等辉煌;27岁的赵家璧主编了一套12卷的“新文学大系”,请出蔡元培写总序,各分册主编是胡适、鲁迅、茅盾、周作人、朱自清、阿英等,如此豪华阵容岂不令人惊叹;作家无名氏中学时便以稿酬卖文度日,23岁写的文章被蔡元培选入当时高中语文教材;而20出头的徐铸成刚担任《大公报》记者,就暗中潜入晋词,采访到了被软禁在那儿的冯玉祥将军,这一独家新闻顿时震动报坛……时势造英雄,我们望尘莫及,惭愧惭愧。

    事实上,大环境仅是外在的助推器,真正的成功还要靠个人自身努力。赵家璧起意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系统反映新文学运动与新文学理论的丛书“新文学大系”时,仅是《良友画报》的一位普通编辑,“我当时初出茅庐,把编辑当成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角色,每天都计划着如何采访名家,如何向名家组稿,想想自己只有二十七八岁,而鲁迅先生已是五十五六岁了,不仅年纪比我大了一倍,而且名望极高,我向这些名家约稿,又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与鼓励,让我十分珍惜”。这样想做事的编辑现在到哪儿去找?而像金性尧那样,退休后重新注释出版《唐诗三百首新注》,一时风靡海内,先后发行几百万册,没有真功夫是做不到的。

    因此,曹正文对他们念念不忘,近年根据回忆与当年笔记,陆续写成收入本书的26篇文章,以郑逸梅、章克标、冰心、夏衍、唐圭璋、施蛰存、徐铸成、赵家璧、秦瘦鸥、罗竹风、冯亦代、徐中玉、冯英子、秦牧、徐兴业、无名氏、曾彦修、王元化、柏杨、蒋星煜、魏绍昌、冯其庸、秦孝仪、范伯群、章培恒等文化大家当年的经历、遭遇与感悟,让更多的读者引起沉思。本书“序言”作者赵启正指出,这本访谈录对读者了解当年历史,学习这些文化名宿读书、写作与独立思考的精神,是有启发的。

     

    《文化名宿访谈录》

    作者: 曹正文

    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时间:2018年8月


  • 直面老龄化问题

    2018-10-22 14:53:19

    直面老龄化问题

    何  况

    直面老龄化问题

    周大新新近问世的《天黑得很慢》,是国内第一部全面关注老龄问题的长篇小说。这位曾以《湖光山色》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军队退休作家,再次正面强攻现实题材,勇气可嘉。

     

    老龄化是全球问题。据联合国测算,世界老龄人口将由2017年的9.62亿上升至2050年的21亿,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过14岁及以下被称为“儿童”的人口。目前欧洲老龄人口比例最高,已经达到四分之一。中国老龄问题也日趋严峻,截至2017年底,中国的老龄人口,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41亿,占总人口17.3%。全国老龄办曾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中国老龄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9%。须知,这项比例达到10%,就意味着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周大新被这组数字惊到了:“你想想这是什么情景,在街上三个人中间就有一个老人在拄拐杖行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目前中国公众对老龄期生活普遍准备不足。周大新希望通过这部写实小说提醒社会与公众,该是关注老龄问题的时候了。

    小说用一周七天黄昏的故事结构全篇,头四个黄昏分别是陪护机器人、长寿丸、虚拟返老还青体验的推广活动和“人类未来的寿限”讲座,内容貌似有理有据,其实荒诞不经,更像江湖骗局。老人缺少分辨能力,极易上当。后三个黄昏是居家陪护员钟笑漾讲述她陪护的退休法官萧成杉生命中的最后一段生活,读来令人唏嘘。

     

    萧成杉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官,退休后也没把自己当老人看,73岁时还因一个小伙子称他为“老人”,几乎与对方打起来。他计划写三部法学著作,成为法学家,又积极重新组建家庭,但都未获成功。他在写作期间心肌梗死,获救之后开始健身,寻找各种长寿途径,练习龟龄功,服用千岁膏,一度相信自己能延寿到117岁。

    居家陪护员钟笑漾见证了萧成杉从不服老到最后被衰老拖垮的全过程。在她惊心动魄的讲述中,我们发现,人的听力、视力、智力乃至性功能等,几乎是突然丧失的,其过程短暂得令人绝望。丧偶的萧成杉爱上一位丧偶的知识女性,两人情投意合,几次希望共度云雨,却终究力不从心,婚事也不了了之。女方告诉钟笑漾:“他不行!”钟笑漾怔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无比沮丧的萧成杉此后不再做重组家庭的美梦。有一天,正在厨房忙活的钟笑漾突然听到客厅里的电视机传出炸雷般的声音,开始以为萧成杉不小心按到了遥控器上的音量调节键,但跑出去一看,萧成杉像往常一样稳稳地坐着看电视,对音量突然增大毫无察觉。这意味着,萧成杉的听力瞬间下降了。后来,他的视力、智力也是突然丧失的。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痛苦更加难以自拔。

     

    萧成杉就曾在智力急剧减退时试图自杀,幸得善良的居家陪护员钟笑漾早发现苗头并及时采取措施,才没有成功。萧成杉对此极为恼怒,对钟笑漾吼道:你怎么敢违反我的意志,阻止我去安排我自己的人生?你想让人看我的笑话,当面叫我傻瓜?你想让人整天用怜悯的眼光看着我,帮我擦鼻涕涎水?你想让所有的邻居、朋友都鄙视我、讨厌我、反感我?

     

    有道是“久病床前无孝子”,萧成杉的担心并非多余。周大新以“拟纪实”手法,既写出了老人的病痛、孤独与无奈,也写出了人间自有真情在。人事代谢,往来古今。谁都会老,这是自然规律。作者呼吁,为了让老人活得干干净净、气气派派、拥有完全的尊严,全社会都应该正视老龄问题,并为养老、就医等做好精神的与物质的充分准备,让老人真正感受到“变老并不是悲惨的事,那像是夏季天黑得很慢”。

     

    《天黑得很慢》

    著者:周大新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2018年1月


  • 书评的路径

    2018-10-12 15:47:43

    书评的路径

    何  况



    什么是书评?沈从文的感想是:“最不讨好,又最容易发生私人思想;最宜公平,却又容许相当偏见存在;最需要避免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却又似乎不能不受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本身无永久价值,然而间接又最有影响;文学运动少不了它,同时又毫不需要它,这就是书评。”宗珏认为:“书评应该是一个书评家对于一部著作所表现的思想或艺术的探讨,而给予它以公允的评价。”两人表述有别,但都强调了书评的公平性。

    美国一家书评杂志的社论则特别强调书评的新闻性:“一篇直截了当的书籍新闻总比那些不三不四的批评强。书评可以侧重评价,但所评的既是新书,就必须含有充分的新闻性,就得是新闻方成。一篇书评须有三分之二,至少一半是新闻。我们提倡这种新闻性的书评。”

    在李辉编的《书评面面观》一书第一、第二辑中,萧乾、朱光潜、沈从文、叶圣陶、巴金、李健吾、施蛰存、常风等书评大家,纷纷发表各自对书评的看法。众声喧哗中,这些书评界的前辈有一个共识:承担荐书任务的书评家应该评论新书,尤其是新进作家的作品,而不是夸耀那些有定评的杰作。萧乾对此有很生动的描述:“5000本书已摆到书店里了。他的读者立待他干脆说几句负责的话。他不能忍心任他们等着,自己坐在沙发上翻看心爱的狄更斯。他得放下一切心爱的,倾心而迅速地读完眼前那本书,提笔写出简扼负责的意见。不但道出本书的梗概,还须判明它的价值。”这需要冒险精神,但为了让读者读到好书,这种冒险是值得的,也是书评家应该付出的代价。

    事实上,读者之外,被评书籍的作者对书评家也充满期待。叶圣陶说:“我如果是一个作者,我如果写了一本书,希望写书评的人第一要摸着我心情活动的路径。在这条路径里,你考察,你赞赏,发现了美好的境界,我安慰地笑了,因为你了解我的甘苦。或者发现了残败的处所,我便不胜感激,因为你枪杀了我的缺失。”

    经验表明,一篇好的书评,能够沟通作者与读者的间隔,缩短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对作者而言它是一个铮友,对读者而言它是一个良友。这就要求书评家端正态度。需要什么态度呢?萧乾说:“他只需要人的态度——一个好人,正直、有心肝的人的态度。生活和工作没有分开的可能。一个生性刻薄奸诈的人为商必卖日货,从军必开小差,写书评也无法不冤枉作家委屈作品。一个具有良知,又还贪爱智慧、拥护真理的人,就可以走向世界。书评自然也需要他。”

    就我个人写作书评的实践看,书评家最应该抱持的态度就是诚恳。诚恳包含公正、同情和其他一切美德,不嫉妒,没偏见,只有一颗清澄热烈的心,不马虎也不拘守固定标准,不诋毁也不胡捧,对自己有信心,而又永不视自己的批评为终审判决,随时抱着探索尝试的精神。如果缺少了公正心,则一切评语皆难为读者折服。

    入选《书评面面观》一书第三辑的14篇大家书评,篇篇都是范文,值得现在的书评家反复捉摸。这些书评曾刊登在萧乾20世纪30年代编辑的《大公报》副刊上,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比如常风在为顾一椎、顾青海合出的历史剧集《<西施>及其他》写的书评中指出:“戏剧是借言语为传达的主要媒介的,所以一个写历史剧的人最应注意的也是他剧中的语言。剧中人说话必须合乎各人的身份,不应该任作者兴致淋漓地吐出一篇话分配给剧中人说出来。这两篇剧的作者似乎忽略了历史剧的基本条件——历史的尊严性,因而在对话里有不少欠缺尊严,令我们觉着遗憾的地方。”这样有力量的书评,现在难得一见了。

    基于上述想法,我郑重推荐这本书,并把李辉写在“新版前记”中的这句话抄在下面:“书评目前已成为诸多纸媒的重要版块,读读前辈们对书评的见解,读读《大公报》副刊当年发表的不同风格书评,或许对书评写作者有所裨益。”

     

     

    《书评面面观》

    编者:李辉

    出版:大象出版社

    时间:2018年3月


  • 郑天挺的“日课”

    2018-10-12 15:46:41

    郑天挺的“日课”

    何  况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后引起学界高度关注,称其“不只是一部个人史,更是一部西南联大史”。该书点校者俞国林先生评价更具体:“《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不仅仅是郑先生个人,同时也是西南联大师生在这一时期教学、研究、工作、学习、生活的重要记录。”

    这话可不是凭空说的。俞国林先生据郑天挺日记手稿点校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起自1938年1月1日,讫于1946年7月14日,中缺1941年5月至12月、1942年7月5日、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大相始终。郑天挺先生是西南联大总务长,知道许多一般人不知道的事情,故而散落在日记中的许多材料都堪称独家,非常珍贵。

    我粗读一过,总体感觉郑天挺先生性格毅,胸怀宽广,是个既能做学问又能干好实务的大才。1938年,40岁的郑天挺已经是明清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了,他到西南联大后,真心想研究学问。无奈被教授们选为总务长,为维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作运转正常而殚精竭虑,让诸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等各种纷繁错杂的工作、人事问题,占去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这种情况下,郑天挺先生依然坚持教学和读书、写作,所写文章后来结集为《清史探微》一书出版,到现在已经成了经典名著。

    郑先生是怎么做到的呢?从日记中不难看出,他无论做事还是读书,都很有计划性,且标准很高。不妨来看看他为自己订立的每日读书计划。以1938年为例,3月30日有记:“今略师求阙斋日课之意。每日读:史书,五叶至十叶;杂书,五叶至十叶;习字,一百;史书,先读两《唐书》《通鉴》;杂书,先读《云南备征志》《水经注》《苗族调查报告》。此课程可谓少之又少矣,望能持之以恒。史书尚未到,先以《云南备征志》代之。习字俟有纸,写寸楷。”往后读到5月3日日记,有检讨:“余自往昆明,所谓日课,荒嬉未理,可愧之至。”接着重新修订每日读书计划:“自明日始,参酌前定日课,改如下表:晨:小字一百(抄古人文字,不临帖);大字五十(临汉碑)。上午:读史,隋唐五代,备讲授。下午:读传记,《汉书》《三国志》,备纂辑史传纂例。晚:读杂书,《云南备征志》,备纂辑《南诏书》。以上多则三小时,少则一小时,最少须各读五页。”7月18日,他又对读书计划进行了调整:“拟自本日起改订读书日程如次:字:百。《唐书》《汉书》:一卷或二卷。《通鉴》:一卷或二卷。杂书:十叶至二十叶。写作:五百字至千字,专题或读书札记。月课:月初定之,月终检结。”

    郑先生严格执行自订的读书计划。查1938年日记,几乎每天读书不辍。以8月为例。1日:“下午读《汉书》数叶。忽思洗澡,乃携《唐律疏议》一册至爱群浴室,候至六时,无空位遂归。在其客室凡阅《唐律疏议》五十馀叶,亦趣事也。”3日:“连日倦甚,思欲早睡,偶取架上《清代轶闻》读之,不觉竟一册,夜已午矣。”4日:“下午偕萃田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看新书。”5日:“至本校图书馆。至昆华图书馆读《太平寰宇记》。自本校图书馆借得关于西藏译籍五种。”6日:“至昆华图书馆读《太平寰宇记.四夷志》。”8日:“上午读《汉书》卷五十一《贾邹枚路传》,下午翻《唐律疏议》数叶,所读不多,然为近日所无,深自快慰。”

    当时条件很差,一是无书可读,在联大最开始的几年里,几位历史系教授所带去的图书合起来,还配不齐一套二十四史;二是敌机袭扰,“将入梦,紧急警报作。莘田大呼,余乃与之同入防空壕,时二时三十五分。坐至三时十五分,机声与枪声并作,又似有轰炸声,知其果来矣。机声渐远,方幸其去速,未几,枪声、机声、轰炸声再作”。在这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包括郑天挺在内的联大师生砥砺奋进,钻研学术,培育人才,创造了惊世奇迹。他们“刚毅坚卓”的精神激励人心,鞭策后人。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著者:郑天挺

    出版:中华书局

    时间:2018年1月


  • 视死如归黄道周

    2018-09-21 11:53:34

    视死如归黄道周

      



    黄道周字幼玄,号石斋福建漳浦铜山(今东山县铜陵镇)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时,任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因抗清失败被俘。隆武二年(1646年)就义隆武帝赐谥忠烈”,追赠文明伯。清乾隆年间改谥忠端

    关于黄道周赴死情形,说法很多。因其是在我老家婺源县境内被俘,故平日读书特别留意相关细节。明史对此有记:“当是时,国势衰,政归郑氏(郑芝龙),大帅恃恩观望,不肯出关募兵。道周请自往江西图恢复。以七月启行,所至远近响应,得义旅九千余人,由广信(今上饶)出衢州。十二月进至婺源,遇大清兵。战败,被执至江宁,幽别室中,囚服著书。临刑,过东华门,坐不起,曰:此与高皇帝陵寝近,可死矣。监刑者从之。幕下士中书赖雍、蔡绍谨,兵部主事赵士超等皆死。

    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林跃奇著《黄道周》一书中,对黄道周赴死情形记述颇详:黄道周被徽州守将张天禄俘获,送至南京狱中,隆武二年三月五日(4月20日)就义,临刑前,取得纸墨,画一幅长松怪石赠人,并给家人留下遗言: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就义之日,其老仆哭之甚哀,道周安慰他说:吾为正义而死,是为考终,汝何哀?乃从容就刑。至东华门刑场上,向南方再拜,道周撕裂衣服,咬破手指,留血书遗家人: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临刑前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最后头已断而身兀立不仆,死后,人们从他的衣服里发现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近读清代广西、江苏巡抚,并曾兼署两江总督的长乐人梁章钜晚年隐居福建浦城所著《归田琐记》一书,在卷四“黄忠端公”条下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述,种种细节活灵活现。以梁章钜的总督身份和广博见闻,所记当可凭信。史料难得,抄录于后:“吾乡黄石斋先生为千古伟人,初不知其生前如何风采,余曾得其《待漏图》画像,则恂恂道貌,蔼然可亲,绝无一毫凌厉气概。相传石斋先生就逮时,门人多相随。石斋一再辞之曰:‘我为大臣,义宜死,诸君无为也。’犹不去。石斋乃曰:‘诸君践土食毛,义亦可死。但未食禄,亦可以无死。今与诸君诀,甘殉难者止,否则各有父母妻子,毋为冒不测也。’众乃泣别,惟七人愿从,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时遭逢仁恕,令前代遗臣梗不服者,得请方行刑,毋许专杀。由是石斋师徒皆下狱以待。石斋入狱即绝粒,大帅其蚤毙也,百方进食饮,皆不顾,乃募漳人之贾于江宁者至狱,以乡情相慰藉,犹不食。于是邀与游于市,入饭肆,强之不可,乃入酒肆,共酌以献。石斋曰:酒以合欢,今乡井相聚小饮可乎?但必毋过三爵。众皆喜诺,遂饮三爵,更一肆,则又三爵,以此阅数日不至于毙。及就义之晨,二官入谒,拜如议,曰:为公送喜。石斋曰:国破君亡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请许公就义矣。’石斋笑曰:‘是诚可喜但汝辈安能解此。因历数二公之家世阀阅而呵其罪,二官皆浃背而去。顷之,石斋乘小车出,七人从。中途,石斋返顾后车,七人者皆无人色。石斋笑曰:怖乎?忍一刻即千秋矣!七人皆应曰:‘然。比至华门,石斋忽坠车下,一指挥趋进掖之,且慰曰:毋恐。石斋瞋目叱之曰:是何言欤!天下岂畏死黄道周哉!此地为辇路所经,吾不可以乘而过。因绝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哉!指挥愕然易容,因跪曰:此地万人瞻仰,公又困惫,即就大事可乎?石斋四顾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讫,一老仆请以数字贻家,石斋踌躇曰:无可言者。固请,乃裂衣襟,啮指血曰: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七人皆亦血书一云:师存与存,师亡与亡。石斋体故昂藏,立而受刑,又义风凛凛,行刑者手慄,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悸,急跪曰:公坐。石斋颈已中刃,血淋漓,犹颔之曰:。’乃坐而受刑焉。

    好一个视死如归的黄道周!


  • 我们有没有尽到孝

    2018-09-03 11:36:44

    我们没有尽到孝

    何  

    我们有没有尽到孝

    “我们不是不懂孝,而是没有尽到孝。”周亚鹰长篇纪实散文《家风门风:52栋里的故事》“自序”中的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相信读完书的许多读者会像我一样勇敢地承认,他说得很对,我们不是不懂,而是做得太少!

    周亚鹰说,他是经过长时间思考,才终于明白这个并不深奥的道理的。明白之后,他开始采取行动:在自己住处不远的小区给父母买了一套房子,即52栋102室,让原本与自己同住多年的二老搬过去单住。且听他的心声:“我之前一直认为,只要把父母接来同住,有吃、有穿、有钱给他们用,就是尽孝了。可是,慢慢的我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我发现父母住在我家里,其实很不自在、很不痛快、很不开心。”为什么呢?除了生活习惯等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父母丧失了对生活的自主权。比如她母亲在乡下老家是德高望重的“名人”,经常有人来看望她,现在却不能随自己的意将朋友领进家来,更不要说留下来吃饭、住宿了,尽管儿子、儿媳一再说没关系,但母亲还是不带朋友来玩。“跟我们住一起,母亲她就是被赡养的对象,而不是家主,她没有了自主权……”周亚鹰发现了母亲的不快乐,就跟妻子商量,跟哥哥姐姐们合计,最后下决心在家附近买了一套小房子让二老单住,给他们独立自由的空间,凡事让他们自己作主。二老搬进装修好的房子之后,果然过得比以前更快乐,更有滋有味,“想吃啥就买啥,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煮烂点就煮烂点,想邀请谁做客就邀请谁,想什么时候看电视就什么时候看,想看什么节目就看什么节目”。

    看着二老整天高兴得合不拢嘴,周亚鹰终于明白了,顺着老人才是真正的孝,无论给他们多少钱都不如顺着老人,只有顺着他们的心,随了他们的意,遂了他们的愿,他们才能真正开心快乐,才能真正幸福安康。

    老人单住,自然会有寂寞的时候。周亚鹰安排得很周到:只要不出差,他每天至少过去一趟;他二姐和两个哥哥到这里也近,常来陪伴;小辈们也很懂事,常过来陪伴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他还特意让大侄子在同一栋买了一套房子,“就在顶上,202室,上下楼”,真有事情,一呼就应一叫就到。“而且,县医院就在小区大门外,看医生十分方便。”

    更让我感动的是,周亚鹰在县里也是个有头有脸的城管局长,但他在父母面前就是儿子,不厌其烦地陪他们买菜、吃饭、逛超市、游广场、看风景,还给他们端尿盆、剪指甲、送汤水,甚至经常去陪他们睡觉。他睡在二老中间,耐心听他们唠嗑,讲老家的人和事,品味他们的人生经验和处世良言。他也把自己高兴的事、好玩的事说给他们听,让他们分享自己的快乐。他是城管局长,面对很多诱惑,但他为官清廉,认真做事,因为他知道,“孝就是你要好好做事不然他们就会忧心,孝就是你要好好做人不然他们就会忧心,孝就是你要照顾好自己不然他们就会忧心,孝就是你要照顾好家庭不然他们就会忧心”。百善孝为先,为官者守孝道,就要努力做个勤政廉政的好官,不让人背后戳脊梁骨,不让亲人为你蒙羞。

    周亚鹰官声不错,有父母教育引导的功劳。有一天,周亚鹰在工作中接连遇到好几件窝火的事,气呼呼地来到52栋说过母亲听。母亲笑了笑说:“我要是你,就不会生气!”母亲接着开导他:那个砍树的虽然不对,但如果这店是你开的,又假如碰上了生意不好甚至亏本这样的事,又刚好这树挡住了招牌,说不定你也会将气出在这树身上。还有那两个开车挡路的,肯定不是故意的,只是没养成好习惯,没有为别人着想,你是当城管管大街的,对街面上的事太过在意了。还有那个在街边尿尿的老人,他或者是个跟我们一样的乡下人,进了城,路都可能找不到,更找不到厕所,他实在憋不住了,管你什么城市规定啊,你怎么能跟他生气呢?多这样想想,你就不会老生气了。周亚鹰反复咀嚼母亲的话,终于知道怎么当城管局长了。

    这是一部让天下儿女获得心灵洗礼的奇书,书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有儿子孝敬父母的点点滴滴、琐琐细细。周亚鹰用自己真心尽孝的故事启迪我们,孝敬父母绝不能当口号喊,必得低头弯腰去做一件件琐细之事,越细越见孝心。我相信读者读完这部书,一定会像我一样,强烈渴望与周亚鹰做朋友。

     

    《家风门风:52栋里的故事》

    著者:周亚鹰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时间:2018年7月


  • 周氏兄弟的掌故

    2018-09-03 11:33:06

    周氏兄弟的掌故

    何  

    周氏兄弟的掌故

    苏州文史学者黄恽将近年来所写周氏兄弟的掌故文章辑成一书出版,取名《难兄难弟》。我以为这是个好书名,既切题又通俗易懂。

    “难兄难弟”典出刘义庆《世说新语》,意为兄弟二人难分伯仲,无可轩轾。这大致符合鲁迅、周作人两人的创作情况,他们的文学成就早有定评,难分高下。“用这个书名,或许会产生一个歧义,即难兄难弟这个词现在常用的意思,就是让人觉得这兄弟俩都是命运坎坷。这也不错。人生对于他们兄弟,都不是坦途。”

    正如黄恽在“自序”中所说,谈20世纪中国文学,鲁迅和周作人是无可回避的存在。但这方面的文章太多了,要想不犯重、出新意,只能另辟蹊径。黄恽用掌故眼光打量这兄弟俩,发现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一谈的故事,“随便抓上一把,就是一篇文章”。他博览可以见到的资料,剔除别人写过的题材,只写自己发现的一枝一节、边边角角,“不激不随,不吹不捧”,开拓出了一片新“疆土”。

    全书分上下两辑,上辑“闲言周大”集中讲鲁迅的故事,下辑“碎语周二”集中讲周作人的故事。有关鲁迅的故事讲了29个,有关周作人的故事讲了22个,都蛮有趣味,可资读者茶余饭后的谈助。

    鲁迅是个有故事的人,有些故事还特别弯弯绕。比如,陈源为什么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黄恽也讲了大背景:陈源和鲁迅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因立场不同而结怨。接着还讲了一个小插曲:发生女师大风潮的1924年年底,评论界有人指出陈源的女朋友、文坛新星凌叔华的小说构思涉嫌抄袭契诃夫。热恋中的陈源为了给女朋友帮腔,便把论敌鲁迅拉进来垫背,既可以把质疑抄袭之火引向鲁迅,又正好转移他与鲁迅缠斗的焦点,可谓一石二鸟。令人困惑的是,堂堂大学教授陈源怎么敢凭空指名道姓地说鲁迅抄袭呢?

    黄恽告诉我们,陈源倒也并非是无中生有,却是张冠李戴了。原来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之前,上海还出过一本同名的书,这本署名郭希汾编辑的《中国小说史略》,正是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小说”部分的编译本。黄恽说:“基本可以肯定,陈源是把郭希汾编辑的书误当作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可能是陈源的某个朋友误认了,传言给陈源,于是陈源不及细辨,把这种耳食之言写进文章里,把暗箭射向了鲁迅。”这符合陈源一向只能说说闲话、不能作细致研究的作风。顺便说一句,编辑《中国小说史略》的郭希汾就是后来的学者、语文学家郭绍虞。

    这是黄恽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的新材料,似乎没见人用过。书里每一篇文章,无论是关涉鲁迅的还是周作人的,都有别人没说过的新东西。本着平等的精神,下面来说个周作人建议“一周双休”的故事。

    我国实行“一周双休”制度始自1995年5月1日。其实早在1923年10月,周作人就提出了“一周双休”的概念。针对当时浙江四中校长经子渊废止周日休息、浙江省教育会代表李杰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各学校废止星期日放假的议案,周作人在《晨报副刊》撰文《“终止星期放假”》,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人不能只有工作而无休假,“投赠游玩”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其用处未必下于“培养指导”。继而指出:“正当的办法是授课应更认真,而放假亦应更加多,我的意见以为星期休息还嫌不足,须得加添一天才是,或是星期六及星期日,或是星期六下午放至星期一上午。”

    在这里,周作人明确提出了“一周双休”的概念。他或许不会想到,他的意见要经过漫长的70多年才变为现实。

    书中类似的故事很多,我就不一一复述了,有些故事也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读书吧。

     

    《难兄难弟》

    著者:黄恽

    出版:东方出版社

    时间: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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