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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厦门】同安县衙旧址:当时矮屋今存否,曽著文公住四年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7-01-12 07:25:17

当时矮屋今存否,曽著文公住四年

——同安县衙旧址

1:清代同安县城图(嘉庆县志)

“同安”之名最早出现在西晋太康3年(282年),其时曾一度设同安县,但使用期仅一年,县治即废。唐贞元19年(803年)置大同场,所辖的大致是后来的同安地域。五代后唐天成4年(929年),建“大同场署”于葫芦山前左首。后唐长兴四年(933年),王延钧升场为县,正式设立同安县。宋大中祥符5(1012),县令宋若水将原来的“大同场署”改建为县府衙门。

葫芦山脉出三秀山,蜿蜒至城西北隅。山因“平地突起,形若胡芦”而得名。原来的葫芦山有大小山头五座,俗称“五芦山”。到了清初四座小山已“被居民刬削几平”,仅存的大芦山也遭破坏。葫芦山是“县治脑山”,又是同城“龙脉”所在。顺治11年,县城疏浚河道,“及五芦山后,忽地中有烟冲腾,其气逼人,三日不散,泉涌如血”,有人说是伤了龙脉。

清人陈皋有咏葫芦山诗:

孤冈突野翠屏环,雉堞萦纡指顾间。

自有长城堪作镇,宁无平地可为山。

万家烟树连青霭,两岸风帆駊绿湾。

军垒已殊征战日,百年烽静此跻攀。

孤冈、城堞、民居、风帆……旧日的葫芦山也是诗意浓浓。陈皋,同安阳翟人,博学工书法,“泉南风雅推为白眉(杰出者)”(嘉庆志)。陈皋参与过康熙《同安县志》的编纂。

有明以来,同安曾于成化、正德、隆庆、万历年间四度修撰县志,但到了康熙51年(1712)朱奇珍任知县时,旧县志因“兵燹迭经,篇版无存”。朱奇珍“命吏于荐绅先生笥中陆续抄录,竭一年之力,旧志始具”。此时,朱奇珍欲辞官回乡养亲,应邑中父老挽留,主持修完县志。康熙版的县志,对清初时的同安衙署有较详细的记录。依其所述,其时县衙格局大致如下:

临街是照壁。照壁后的大门,按规制有二重。第二重即仪门。面朝衙外,仪门左旁为“寅宾馆”(客馆),右旁为县狱。康熙52年,朱奇珍见“狱舍狭隘,男女杂居;且年久颓败,风雨潮湿之不时”,捐俸重修狱舍,“地隔以板,女别以房”,并建造“狱华祠”。

入仪门中间是甬道,甬道上有“戒石亭”。两边是吏户礼兵刑工“六曹”的办公用房。戒石亭正对的是县衙正堂。

正堂左旁是典史(执掌缉捕监狱)的“赞政厅”。“赞政厅”后有“预备仓”,收存官吏俸粮;正堂右旁有厅室,用于收藏仪仗器具。

正堂之后过穿堂是“六吾堂”。堂的两旁是“架阁库”,由库吏掌管。东边收藏簿册文书;西边的石室,一间储藏粮银,又一间储藏没收来的赃物。

再往前是后衙,为官吏休息起居之所。后衙的东边是“丞署”,西边是“簿署”,即县丞和主簿的住所。

后衙后部两旁是吏役的住家用房,左边有“后土祠”。

县丞、主簿的办公室在仪门外,县丞厅居左,堂名“简静”,后名“省斋”。主簿厅居右,其西北部有“高士轩”。

县衙北部有县尉厅,县尉负责执掌地方治安。该处有甲杖库,存放军资器械。门外有教场,其堂名“整暇”,语出“好整以暇”(严谨而又从容不迫)。

县衙四周“绕以周垣”,墙外道路创建于后唐天成四年,宋祥符5年至宣德10年几度重建。县衙南向,正对“紫阳旧治坊”。“仪门前为谯楼”,二侧有亭“其左则旌善亭,右则申明亭”。

2:清代同安县衙图(嘉庆县志)

谯楼、“旌善亭”、“申明亭”,以及“戒石亭”,都是旧时县衙的“标配”。“旌善亭”中设有红榜,凡百姓有孝行、节义值得推重的,便书于亭内榜上,意在劝善。“申明亭”内设黑榜,凡百姓有作奸犯科、不忠不孝等行为的,也书其罪行于榜上,意在惩恶。民间纠纷也可以在“申明亭”中调解,少了争讼的麻烦,多了些和谐的气氛,为历来官家所赞许。

“戒石亭”制度,源起五代十国时后蜀的孟昶。孟昶曾亲撰24句96字“官箴”颁布全国,诫谕地方官克己爱民。后世宋太宗将孟昶“官箴”压缩成4句16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再颁行天下。南宋高宗赵构,更颁令在各府州县大堂前立戒石。戒石北向刻《戒石铭》,南向刻“公生明,廉生威”,遂成规制。明初,太祖朱元璋又申令戒石应立于甬道中,并建亭保护。过去新官上任办案有“先拜戒石、后入大堂”之说。

3:《戒石铭》

康熙末年的同安县衙面积,长五十丈四尺,宽四十一丈四尺,合计二万三千余平方米,占地约近35亩。说其规制,不外是中规中矩的官家建筑,天下雷同。于是,各届官吏开始在堂室名称、牌匾题字上来彰显个性。

县衙正堂早时名“祐贤”,朱熹为主簿时将堂匾改为“清心”,接着又改成“牧爱”。后来又题匾为“视民如伤”。匾名寓意有的清楚,有的蹊跷,然而皆有出处。“祐贤”语出《尚书》的《仲虺之诰》篇,中有“祐贤辅德,显忠遂良”之句,即谓辅佐德行。《资治通鉴》有“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之句,言当官应滤除杂念,心情宁静。“清心”一语与之有关,朱熹也说过“清心省事,接之以时,遇之以礼”。不过,搞政务的要想“清心省事”,谈何容易,因此匾名又改为“牧民施爱”(“牧爱”)。闽浙赣多地县衙大堂多悬此匾,并盛行朱子墨迹。“视民如伤”语出《左传》,其中有言“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在位者关怀百姓,就要将他们当作伤病之人。

后衙题匾,先为“鸣琴”,后改为“乐只”。“鸣琴”即“鸣琴而治”。孔子的弟子宓子贱管理单父县(今山东菏泽单县),“弹鸣琴,身不下堂”。他告诉别人,其秘诀是善“任人”,不同于别的县令只是“任力”。“任力者故劳,任人者故逸”。“乐只”语出诗经《小雅》的《南山有台》,全诗反覆吟诵“乐只君子”,即为快乐啊君子。君子为何快乐,就因为君子是“邦家之基”(家国的根基),会“万寿无期”;是“邦家之光”(家国的光荣),会“万寿无疆”;是“民之父母”,会“德音不已”(美名不断)等等,直至长寿快乐、子孙安康。

“六吾堂”的屏门,书写有北宋理学大儒张载(子厚)的《西铭》。张载在主持横渠书院时,在书院的西窗和东窗张贴自己文章的两段文字,人称“西铭”、“东铭”。《西铭》倡言“民胞物与”(民为同胞,物为同类,一切为上天所赐),为历来的主流思想所赞许。因而也成为后世官衙的标配。

4 :清人书张载《西铭》

同安县衙,最值得骄傲的还是藏匿于西北角的“高士轩”。高士轩本是用于储物一类的闲杂用房,被朱熹的前任主簿拿来私用。朱熹到任后,嫌弃主簿署“老屋支柱,殆不可居”,将原先的闲杂用房改造成公余休闲之地。其间“列屋数楹”,有二十二间,“窗户疏爽,草木嘉卉”,“门庑庖溷毕具”。朱熹又写了一篇《高士轩记》,对主簿工作大发感慨。日后随着朱熹的出名,《高士轩记》也名声鹊起,不少主簿拿它当做“座右铭”,也有不少的上级官吏开始把主簿当做“高士”看待。除了《高士轩记》外,朱主簿也留下《秋夕齋居》、《秋暑》等诗作。

5:西安碑林摹本

同安于五代天成4年(929年)正式建县,由此而来至民国之末,历时千年有余。其间行政长官有县令、知县、县长、县尹、达鲁花赤等名目,据不精确统计县级长官有437任。扣除回任、未到任等情况,实际任职的不少于400。这中间不乏贤明循良之人,有一些后来还取得高位显爵。但数百年来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一名“县办主任”的朱熹。南宋诗人刘克庄,以《同安》为题写道:

城不能高甫及肩,临风掻首一怀贤。

当时矮屋今存否,曽著文公住四年。

刘克庄是有些藐视同安城的,在他看来小小的县邑城墙高度也才及人肩。然而有了朱熹,同安一下名声大噪。

同安城的城墙,始建于南宋绍兴15年(1145年),“高丈二尺,外环以濠”。25夏季,县城有警,公职人员全体出动,领着士卒“分城以守”,主簿朱熹也分守在西北部城头。此后,各类“贼情”不断。

元至正14年(1354)“安溪山寇陷城”。明正统14年(1449年),“沙尤寇复陷城”。在一次次的战斗中,城墙也在成长壮大。嘉靖37年(1558年)“倭寇至,知县徐宗奭改筑高三尺,西南各为重门,设窝铺五十有九”。次年“天久雨,城多圯,而贼大至”。代理知县李时芳筑木栅栏阻挡,“募山中药弩手,选各澳渔民与居民相参防御”,代理教谕吴金也带来诸生与乡绅分门把守,“贼不得入,乃去”。此后吸取教训,城墙一有倒塌就及时修葺,“又置敌楼十所,先后置铳五门、佛郎机十五门、鸟铳一百七十门,颇称完固”。万历以后,城墙又在不断修固加高。天启2年(1622年)荷兰人入侵厦门,知县李灿然担心县城被侵,在乡绅相助下,“筑大炮台十座”。

随后而来的明清交替,也同安城最动荡的年代。清顺治5年(1648年)郑成功“围城据焉”,826日清军反攻,屠城。11年(165412月,郑军再度攻陷同安,拆除城墙、官署和民居,运入丙洲修筑新城。此时“县堂及丞簿尉各署俱被折毁,凡一切旧迹荡然无存矣”。清军收复同安城后,重修城墙,“周围八百四十六丈二尺三寸,基阔一丈一尺九寸,顶阔一丈、高一丈九尺九寸,垛子六百七十五,窝铺三十三,炮台四座,短墙八百六十九丈,高七尺,壕沟一千九十六丈”。康熙17年(1678)退守台湾的郑经趁“三藩之变”重返大陆。8月,刘国轩占领同安城,撤退时“令军士坠其城垣”,“官民舍洗拆无存清总督姚启圣在奏本中,哀叹“县城已折平一半”,提督杨捷也在奏章抱怨,“城垣尽推,房屋罄拆”,数百名官兵只能在城外“孤驻荒郊”。相当一段时间,县府办公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顺治18年知县的办公条件是“官舍仅茅屋数椽,漏湿不可处”。康熙元年重建县衙大堂,随之又二度被毁。到了康熙41年(1702年),代理知县徐之霖才“重建县堂,去茅而易之以瓦。然而规模狭隘,不及古制远矣”。城墙也得以修筑如故。侯官林佶有《同安城骋望》,写的是康熙末年的情状:

铜鱼城上步回环,极目夕阳山外山。

乱后村墟成聚落,时平鸡犬亦安闲。

炊烟远接青冥岛,帆影平过绿缈湾。

欲向遗庵寻畏垒,苎溪流合水潺潺。

此后的县衙,又历遭变乱。雍正11年(1733) 622日,“大雨如注,双溪水暴涨,东溪尤甚。死人从城堞流入,庐舍漂没无数,桥梁倾圮甚多”,县衙亦被大水冲毁。咸丰元年412日,闽南小刀会黄霸业率部,攻入同安小西门,“焚千户署,并毁县前七星灶”。知县与参将仓皇出逃。同治4年(1865年)同安民间武装与占领漳州府城的太平军李世贤部相策应,“聚众攻城,冀扰官军后路”,县衙又毁于战乱。光绪201894年),6月,“蛟见,状如牛大耳。由瑶山西洋而来,大水为灾,城圯,西桥亦坏,人屋漂没无数”。蛟龙能呼风唤雨,古人云:“蛟龙见而云雨至,云雨至则雷电击”(王充《论衡》)。县衙也在这场暴雨和洪水遭受毁坏。

6:民国时期县公署图(民国县志)

7年(1918年),北洋军与护法军交战,闽南一带变作战场。浙军师长童保暄旗下一部驻防同安。军旅诗人斯道卿(字资深),作《晚登同安城楼》诗道:

独上城楼望,长空送晚雷。微风飘落叶,细雨湿浮埃。

日暮鸟飞倦,山荒猿啸哀。俄时霁月出,不约送愁来。

 

斯道卿时为陆军团副,却擅长诗书画。在军旅中多有诗作,如观城外山水,“一塔日斜山更瘦,双溪秋尽石争流”;登葫芦山,“地肥滋野草,日落冷炊烟。此日登高望,伤怀兵祸连”;访梵天寺,“讵料庄严地,付之一炬中。金仙不现色,宝地已成空。古木留斜日,残花落晚风。兵灾何太剧,祸及梵王宫”……不知是时节如此,或是战争使然,斯氏诗中少不了一股肃杀凄冷之气。在风雨飘摇之中,同安县衙走过了民国时期,直到另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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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撷的个人空间 引用 删除 老撷   /   2017-01-13 22: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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