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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厦门】玉屏书院:广厦千间亦壮哉,玉屏还为育英才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6-02-12 16:09:00

广厦千间亦壮哉,玉屏还为育英才

——玉屏书院

1:玉屏书院图(来源:《道光厦门志》)

玉屏书院得名于玉屏山。

玉屏山位于厦门城东。山有巨石,“屹立如削,晶莹可爱”,其状如屏风,故名。明万历间自号“石痴”的岛上名士林懋时,于山间开挖石穴,山之东北麓有“稜层洞”,西南麓则有“宛在洞”。后人又在山间陆续建庙,东北麓即为“虎溪岩”,西南麓即为“白鹿洞”。并有“虎溪夜月”、“白鹿含烟”之胜景传世。

山以虎、鹿为名,无不显古人“追星”癖好。东晋时庐山东林寺主持慧远大师,深藏山间,送客散步,绝不越过溪,否则有虎啸警示。一日陶渊明偕道士陆修静来访,释道儒三教交洽无嫌,其乐融融。别时不觉谈过虎溪桥,闻虎啸,三人恍然大笑止步,遂有“虎溪三笑”之典。厦岛远离庐山,而山名以“虎溪”,寺称以“东林”,洞藏猛虎塑像,岩镌“三笑”石刻。可知慕庐山名之甚。而白鹿洞,则牵扯至南宋大儒朱熹。朱熹为官江西,曾重修庐山白鹿洞书院,又是亲订学规,置田建屋;又是延聘名师,充实图书,并莅临讲学,问疑解难。书院遂扬名天下。同安为朱熹首簿之地,厦岛又是夫子过化之区,后世士大夫对此位先哲自然感激得紧。如此别样之情,便在玉屏山间催生出旷日持久的释儒争地之战。

明时玉屏山麓设有义学,后毁于清初的“迁界”。康熙33年(1694年),威略将军吴英为水师提督,兴学倡教。在山间建造文昌殿、萃文亭,增置学舍为教学之所。不久,学堂渐虚。康熙44年(1705年),苇老和尚借此地创建白鹿洞佛宇

康熙58年(1719年),户部郎中雅奇任职海关,“仍设义学于其中”,并捐资修“集德堂”。这一时期释儒共济一堂,“前之旧宇与僧梵修课诵,后之新堂与诸士子会文”。并塑菩萨以普济群黎,文昌以呵护人文,朱子以敦厚风化”,使之既“有益于人”,又“有光于神”(雅奇《集德堂碑记》)。又向漳州垣泥乡购买水田若干亩用作学田,收获供士子学习之需。不久,学宫又“生徒寥落”,僧人遂占有屋舍,学田租税也被寺庙占作香火之资,学舍也借外人作为寓所。

2:乾隆辛未年白瀛题匾

乾隆16年(1751年),南澳总兵倪鸿范代理水师提督,偕兴泉永道白瀛、海防厅许逢元,召集乡绅名士黄日纪、林翼池等人共谋兴学。于是驱逐僧徒,迁走佛像,拆毁殿宇,扩建楼舍。“左为文昌殿,右为讲堂”,“上为集德堂,新朱子之像而祀焉。东偏为仙真祠宇,增而新之;西架萃文亭,中植魁星碑,巍然高踞,俯视一切。由亭而下,迥廊斋庑用舍,师徒庖湢厩库,无不备具”。因讲堂之后,有“巨石屹立如削”,故命名玉屏书院。时人有诗赞道:

玉屏书院倚城开,扫尽前年旧劫灰。

柏署真逢骢马至,将军忽驻彩旌来。

雨润玉笋凌霄汉,云鱣护堂彻斗魁。

孤岛虽悬沧溟外,海邱从此尽奇才。

“海邱”即海瑞和邱浚,合称“海南双璧”。言下有此书院,海岛此后尽出济世奇才。

玉屏书院的兴办无疑是岛上的一大盛事。当时在书院任事的张锡麟以《二月二十日阖岛绅士恭迎朱子大像进院敬赋》记录了其时之盛况:

雨霁崇朝信有神,百年遗像迓兹辰。

冠裳肃穆存儒素,奇遇冲和俨笑嚬。

凤历正颁黄道日,雷车初净六街尘。

花明紫陌香烟绕,柳拂芳洲綵仗新。

十里笙歌喧晓骑,一方珠履拥雕轮。

共知海国斯文振,尤喜山陬夙志伸。

蔼蔼晴云瞻北郭,瞳瞳瑞旭指东闉。

祠门辟处欢声沸,祀事还同泗水春。

3:旧日白鹿洞的朱熹像(来源:“西洋文化与鼓浪屿”照片展)

在此期间,张锡麟又有《二月祠日玉屏书院释奠朱子恭纪》、《八月四日玉屏书院释奠朱子即事恭纪》等长诗,记录书院的朱子祭典。明清时的厦门仅是同安县的一个辖区,按例不能设孔庙。文人士绅便将文运寄托给与厦门颇有渊源的朱老夫子。书院的“集德堂”也做朱子的祭奠场所,故又称“朱子祠”。朱熹奉祀一直沿袭至民国。如今白鹿洞祖堂后岩石上存有一幅民国6年(1917年)的捐款石刻,题为《重建白鹿洞朱子楼记》。捐款发起人为厦门商会会长叶崇禄,捐款人中有林尔嘉、黄秀烺等商界名流。其序曰:

鹿洞之名沿于宋之子,朱子为讲学之所,天下宗之。厦之白鹿洞旧有楼,亦祀紫阳于其中,厦旧隶于同,乃其过化地,祀之者宜也。楼久圮,后建为室三楹,以仍祀紫阳,亦不忘所自始之义。乙卯厦(夏)梁栋垂颓折,复有将塌之患。禄思廓而大之,去室后巨石,重建一楼,以复旧观,存古迹。我厦人亦得于春秋佳日,游息其中。是又隐寓公园之意也。按志洞于明时与虎溪岩为一,大观楼、宛在洞、接因亭诸胜皆湮没不可考。然登临纵目,则鹭江如带,樯帆往来,历历可数,市廛庐舍,栉比鳞次,收于一览,亦厦中之名胜地也。斯楼之成,又恶可缓哉?希同人各题巨款,山川有灵,应喜为之生色矣。是叙。

4:位于白鹿洞祖堂后的《重建白鹿洞朱子楼记》石刻

自然佳景有人文胜境相辅,玉屏山、白鹿洞自然为人所称道。其“鹭江如带,樯帆往来,历历可数,市廛庐舍,栉比鳞次,收于一览”的景况,在大诗人赵翼的诗中也被提及。乾隆52年(1787年)赵翼因台湾林爽文乱,随闽浙总督李侍尧寓厦,曾寄居玉屏书院近一年,有《移寓玉屏书院作》一诗为证:

武夷游未成,先遍鹭门境。

涵园住连旬,复迁玉屏岭。

楼阁依岩转,屈盘斜不整。

聊喜占地高,立脚万人顶。

俯瞰爨烟浮,了了见闾井。

百雉难目遮,四山与身等。

苍茫浔尾海,一掬水在皿。

斋前榕三株,密叶蔽日景。

林木何与人,爱此浓绿影。

披襟得晏坐,豁落意界迥。

已觉炎瘴消,转嫌风力猛。

离地才几丈,便逼霄汉冷。

始知天非高,再上头必打。

夜深灯火明,蠡壳映窗耿。

下方遥望处,疑有红妆靓。

谁知白发翁,摊书寸烛炳。

远观沧溟如水在皿,俯瞰市井炊烟缭绕,绝非坐于厦门城中所能见。风高天冷,头与天齐,也只有绝高处才能品味。其实,在赵翼之前本土诗人也有过类似描写。如叶廷梅的“万井迷濛烟火市,半窗缥渺小云乡”,薛起凤的“一迳烟霞通鸟道,千家楼阁类蜂房”,都是登玉屏所见。

薛起凤与张锡麟等相友善,结为“云洲诗社”,号“云洲八子”。一干人等时常“登临山水,唱和无虚日,岛中称风雅焉”。虎溪岩、白鹿洞底蕴十足,自然时作登临。诗社虽盛,却总有风流云散的一天,诗社中人林遇青后来有诗《玉屏山书院寄怀诸同志》:

老榕盘郁玉屏里,金风瑟瑟空中起。

非帘入户不可当,感旧怀人独隐几。

忆昔初开绛帐时,二月晴和遍红紫。

良朋共入春风座,担囊负笈兼遐迩。

讲堂济济列诸生,执经辨难穷至理。

诵歌鼓箧互相闻,子夜灯光透纸窗。

梧桐叶落秋风来,百卉摧残从此始。

萧萧气象难为情,旅客束装归故里。

自春徂秋曾几何,庭院无人凉似水。

空阶伫立久怅望,顾影徘徊惟一己。

闲步偶到萃文亭,遥见夕阳在山耳。

云根屹立存瘦骨,霜叶如霞红彻底。

忽见飞鸿天际去,叮咛为报同学子。

双丸跳转逝难留,应念门墙培桃李。

双丸(日月)跳转,物换星移。时至今日,山中书院的痕迹大部业已消逝,幸有重修朱子楼石刻还在。石刻不远的高处有双石,如屏风直立,亦留有石刻:“亦庐”、“鹿洞书声”。前者为光绪时期本土书法家、谜坛长老柯荣试(字硕士)所题,后者为民国初年浙江临海人、军旅书画家朱以德所书。在往上另有民国23年厦门工务局局长杨廷玉摹仿朱熹笔迹,题写的“天风海涛”。总算留下一点往日的记忆。

当道光4年(1824年),僧人逊修集资“换柱托梁”,“添碑补壁”,重修白鹿洞大观楼的时候,白鹿洞的释儒之争已经偃旗息鼓了。而在道光19年(1839年)刊行的《厦门志》中,也言明玉屏书院在“城内东北隅”。其址位于玉屏山山脚,属“靖山头”地界。而靖山头之名,源于“上山头”方言中“上”与“靖”近音,因而雅化(至今仍有靖山路),此处即为玉屏山上山起始处。书院所择地址,原名“仙殿”,即是占卦扶乩的“卖诗店”。清初有人经柳仙柳真人指点而母子团圆,为答谢真人择地建祠,真人降乩择地于此。数次扶乩,真人只选择偏东小屋,而留中殿供祀观音大士。成了书院之后,中殿也就成了奉祀朱子的“集德堂”。

图5:白鹿洞题刻

从乾隆末年到道光时期,书院有过几次的内部整顿。乾隆53年(1788年),兴泉永道道尹胡世铨莅任,见书院董理所任非人,“几致经费无著”。于是令厦防同知黄奠邦“清查追比,革除积弊,重定章程”,并将朱熹的《白鹿洞学规》和当朝宰相陈宏谋(字汝咨,号榕门,桂林人)的《学约》十则,与书院章程一同刊印成册,以约束学子。朱子的“学规”包含了人们熟知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以及种种修身、处事、接物之要。陈宏谋的“学约”,则有“立志向”、“明义利”、“立诚敬”、“敦实行”、“培仁心”、“严克治”、“重师友”、“立课程”、“读经史”、“正文体”十项。另选董事、斋长,规定院长的薪酬、学生的津贴、奖学金;并委派石浔司巡检监理书院,“稽查出入,专司收发”;又捐资购置经史子集和“九通”(唐《通典》、宋《通志》、元《文献通考》,以及清代《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等书籍万余册,“存贮书院,编号记簿,以备披阅”。

嘉庆18年(1813年),多麟代任道尹,查见书院“因费用浮滥,厅胥挪移,亏银一千两,书籍散失”,便饬令厦防厅予以清厘。叶绍棻、薛凝度二任同知又先后劝捐,所得款项除用于修理书院外,交典当行生息。嘉庆19年(1814年)接任道尹的觉罗庆善又重定章程,并对学生的膏火银(助学金)等和教学常规加以改革,如“禁止抽卷私出”,“除逐期翻考(随堂考)之习”。

不过书院的最大变化还要在周凯任上。道光11年(1831年),周凯莅任兴泉永道道尹,见“其屋敝漏不能栖”,原有积蓄六千金,也已耗尽。书院每月仅有两次课程应付,等同虚设。周凯曾建议另谋地再建,但“绅士狃(拘泥)于择地之说,终无成”。到了道光15年(1835年)春,书院董事请求重修屋舍,周凯许之。于是会同提督陈化成带头捐资,“士绅踊跃”。此次的书院重修,周凯采用“各捐各修法”,即谁捐款谁负责。新法减少书吏经手环节,避免中间克扣,保证工程质量。三月后竣工。此时的书院规模,中间为文昌殿,“由殿而东为御山阁、崇德堂、潄芳斋、芝兰室、卖诗店,殿后为朱子祠,亦曰集德堂。祠西为萃文亭、三台阁、静明轩、仿胡斋,下为讲堂。皆书院斋舍及游览处也”。内部管理,则选举公正者负责出纳,将官府所得民间罚款充实书院金库。书院由此日渐恢复。周凯又时常“至院与诸生讲习,诸生住院者数十人,弦歌不绝。公兼授古文义法,于是厦门有古文之学”。厦门士民感周公“教养之成,足垂久远”,将书院的崇德堂设为周凯生祠。

道光16,周凯延聘高澍然(雨农)为书院山长。高澍然,光泽人,为闽中古文大家,周凯誉为“今之宗匠”。“方三月,士皆知古学。受业者日益众,学舍亟不能容”(《民国厦门市志》)。日后成名的吕世宜(金石家)、林树梅(诗人)、林焜熿(方志家)、叶化成(书画家)都是此时的门生。林树梅有诗称道书院:

广厦千间亦壮哉,玉屏还为育英才。

师门笑我闲桃李,曾向春风沐浴来。

这大概是玉屏书院最黄金的时代。是年六月望日,诸生长吕世宜率同学十一人在书院崇德堂举办夜宴,招待周高两先生,“各举所知相启发。诸生欣欣然,多会悟意。饮酒乐甚”(周凯《玉屏书院夜宴记》)。宴后,周凯嘱门人作画以记之。画成,周凯为之题跋。席终人散。是年八月二十日,周凯奉命调任台湾,高澍然亦请辞。光绪31年(1905年)废除科举,书院随之停办。光绪3244日,在玉屏书院的旧址上开办了新的学校,名曰“官立厦门中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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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野史 引用 删除 william   /   2016-02-12 20: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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