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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爱好,2007年12月在《厦门网》建立此博客,2007年12月31日又建立个人网站《洪门·华侨·致公》(/www.hmyzg.com)。我把三十年来收集、撰写的资料上传到博客和网站,望借此与广大网友交流、探讨............

发布新日志

  • 爸爸,我想对你说 ---- 槟榔小学 三年六班 杨曦

    2019-06-16 13:00:11

    在父亲节到来之际,我外孙女杨曦写下一篇文章《爸爸,我想对你说》....

    爸爸,我想对你说

    槟榔小学 三年六班 杨曦


    我最亲爱的爸爸:

    我是您最爱的桃儿。虽然您现在已经在另一个更奇妙的世界,但我和妈妈一直都记得你,爱着你!妈妈常常说起爸爸和我的故事,牵起我许多回忆。

       记得,您最爱的是钓鱼,在我小的时候,您总是牵着我的手,您的大手拉着我的小手在前面走着,妈妈就在背后偷偷地拍照,拍下了我最美丽的回忆。那时候鱼桶就放在我脚边,我总是很不耐烦地中蹲在空桶边,想快点儿钓到一条肥而味美的鱼,您总是静静地坐在岸边不慌不忙地抽着烟等着。你总摸着我的头说,桃儿,要耐心哦,鱼儿总会来的!可那时的我不懂,一点儿也听不进去,现在我才发现“耐心”对我是特别有用的学习秘诀!

       回忆的脚步随着连绵细雨又来到了我身边。妈妈说,您有一个外号叫“雨神”,因为如果是阴天,爸爸一出门就会下雨;下小雨的日子,爸爸一出门就是狂风暴雨。所以,在阴雨天是不能让您出门的!最近,厦门的雨不停,我总在想,是爸爸您来了吗?如果是这样,就让雨一直下吧。

       最近,我总忘记喝水所以又有些咳嗽了,妈妈又开始念叨您和我的故事。她说有一次我发高烧到40度,爸爸为了我忙出忙进,连着三天都带着我去医院挂瓶,虽然那个时候爸爸您也生着病……

    有趣的秘密,感动的故事,宽厚的背影,粗壮的手臂、温暖的手掌……零零碎碎的童年记忆,像散落在天上的星星,我正在一颗颗地把它们捡回来。

       爸爸,我知道您是爱我的,我知道您的爱无穷无尽,虽然您不在我身边,您一直一直在我心中,陪伴着我成长,我有个梦想,我想好好学科学,我相信科技会继续进步和发展,再把您再带回我的身边!             您最爱的小桃 (2019年父亲节)

    出身不久的杨曦与她的爸爸杨子鹏




    杨曦与妈妈



    2016年:光荣的少先队员

  • 我孤独但不孤单的童年 --杨曦(槟榔小学三年六班)

    2019-06-16 11:55:18

        这是我外孙女杨曦的文章,现就读槟榔小学三年六班。 

    我孤独但不孤单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孤独的,因为爸爸在我三岁的时候就因病过世了,我是爸爸妈妈唯一的孩子,没有亲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妈妈总在我难过的时候安慰我,她说爸爸一直都陪在我们身边,当我想念他时,就把想和他说的话放到心里,心里就会升出一个透明的水晶球,它会飞到爸爸那里告诉他。所以在想念爸爸的晚上,我就会这样做,心里一下明亮很多,我在想,爸爸在另一个世界也不会孤单。因为有我的水晶球。

    幼儿园大班时,妈妈怕我孤单就换了工作,带着我从杭州回到了她的家乡厦门。在这个美丽的城市里我有很多唐兄弟姐妹,他们都非常爱我,常常在我失落的时候激励我,也总是默默地支持着我,当然还包括我的舅舅、舅妈、姨妈、姨父们,每当想到他们温暖的怀抱,浑身就充满力量。

    去年开始,我的家里陆续加入了一群有趣的“弟弟妹妹”——他们就是我的智能小家电们!有“杨小粉“——我的扫地机器人,她会在我的指挥下把地板清扫干净,这样外婆做家务就不会太累;有“杨小灵”——天猫精灵,妈妈加班的时候她会给我讲故事陪我入睡;还有“杨小度”——智能带屏机器人,妈妈出差的时候可以通过他和我视频聊天。这些弟弟妹妹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

    妈妈虽然很忙但一有空就会带我去“看世界“,我们一起去过很多城市,这让我大开眼界也交了很多朋友!妈妈经常说,虽然我们和其他的家庭不一样,但只要内心是五彩缤纷的,生活就不会孤单。我慢慢懂得了这个道理,我爱我的家人们,我知道因为有他们,我永远不孤单。(槟榔小学 三年六班  杨曦)

    2011年11月6日杨曦与爸爸妈妈

  • 柯栋梁――厦门的侨务外事专家 (图文:王起鹍)

    2016-02-04 23:17:20

        原厦门市侨办、市外办副主任、离休干部,侨务外事优秀工作者柯栋梁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1月28日不幸逝世,享年90岁。在2月3日上午举行的柯栋梁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上,厦门市外侨办主任李啸萍介绍柯栋梁同志的生平时说:柯栋梁同志长期担任外事侨务领导职务,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培养人才、克己奉公,为我市外事侨务事业开局和后续拓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做为集美侨校学生,也做为一位侨务工作者,曾经和柯栋梁老师、主任相识,并有幸在他指导下学习和工作,学到了许多工作经验和为人处世的方法,懂得如何尊重领导,团结同事,合作共事及工作能力和协调能力,在侨务工作、党派工作中取得进步,今天,我以2000年出版的《集美学校校友名人录》中“侨务外事专家-柯栋梁”为题目,介绍柯栋梁同志在教育、侨务、外事工作的点点滴滴……


      为侨校教育勤奋耕耘

    1956年柯栋梁(后排左二)与侨校学生

    1956年柯栋梁(后排左三)与侨校学生

      柯栋梁,1926年4月出生,福建南安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1949年参加共产党。建国后长期在本市教育、侨务、外事部门工作,成绩显著,获得海内外好评。他早年在家乡创办五星中学及校董会,开创家乡华侨办学的先河。
      1957年至1960年调任集美侨校工作,由于认真做好侨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侨委在该校召开现场会议给予表彰,并於1960年5月调任参与组建杏林华侨工业学校任教务科负责人,为安排归国华侨学生的学习开辟了一条新路。1962年8月调任厦门华侨中学副校长兼任副书记;文革期间下放后先后任厦门三中、七中教员。1974年至980年调任厦门第六中学任副校长、校长(厦门六中前身是厦门市私立中级文化学校。原为厦门侨联颜西岳、丁乃扬等十几位热心教育事业的社会贤达于1953年9月5日发起创办的,首任校长是侨务局长、侨联主席林采之),1980年3月任集美中学校长兼支部书记。柯栋梁同志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学成绩显著,并为积极弘扬陈嘉庚精神,为华侨学校的教育事业付出很大贡献
      上世纪五十年代,集美侨校无愧是归国华侨学生成长的摇篮、生活的快乐家园,校长是杨新容,教务主任是陈村牧,教导主任是柯栋梁。当年年轻的柯栋梁老师才华洋溢,风度翩翩,常被学生做为“偶像”,他始终如一地默默耕耘,全认真贯彻陈嘉庚先生的雄略大计,教育学生要艰苦朴素的学习、生活,令许多侨生颇感温暖。许多侨校的学生后来移居香港后,柯栋梁仍然关心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欢迎他们经常回厦门走走看看,他若到香港,总会打个电话给移居香港的师生问长问短,平易近人的作风始终不变。
    1979年,集美侨校的复办,柯栋梁也投入了不少心血……


       奉命创办五星中学
      解放战争时期,柯栋梁就投身革命工作,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并受党的指示,奉命创办南安五星中学。
      五星中学前身是南安南星中学漳里分校。为了加速发展官桥的教育事业,也为了在官桥地区深入开展地下革命工作,柯栋梁先生多次倡议接办南星中学漳里分校并以之为基础由官桥自己兴办一所中学。经多方努力,得到各界人士及海外侨胞吕振万先生的支持。1949年夏,中共厦门大学地下党同意柯栋梁先生的建议,指派他带领一批厦大同学接办南星中学漳里分校,并以此为据点在官桥、大盈、水头一带开展地下革命工作。接办学校后校名暂时不变,人事、经济、校址完全独立。接办时,条件极为困难。然而,全体老师在党的领导下,精神振奋,于1949年7月举办学生暑假补习班。官桥解放初期,社会秩序极不安定,师生们克服重重困难如期于1949年9月初开学。

     

           侨务工作的典范

    柯栋梁一行在香港受到移居香港集美校友的欢迎

    在香港期间受到集美校友的接待


      柯栋梁于建国初期创办中国第一家旅行社厦门市华侨服务社(中国旅行社),1952年调任市侨务局任人秘股代股长(当时林采之任局长和侨联主席),由于领导和组织侨务工作成绩突出,被中侨委通报表扬。1957年在市委统战部负责工商界政治讲习班兼教育股长期间,其工作经验成为全省统战系统学习的榜样。
      1980年3月柯栋梁从集美中学校长的岗位调任厦门市侨办工作,当时主任由市领导兼任,侨办工作便由柯栋梁主持,其职责还兼有外事工作(即原来的外事组工作)。
      上任不久,柯栋梁同志便积极筹备由市委、市政府召开的、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市侨务工作会议”,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方针、政策和全市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为落实归侨知识分子政策、侨房政策尽责尽力,受到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的赞誉;1983年调任组建市政府外事办及市对外友协工作后,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在促进厦门市对外文化经济交流,在“三来一补”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社会公益事业,牵头组织策划、发动爱国华侨捐资助学,兴办学校,为家乡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组建市外办

        1985年,柯栋梁率领学生到日本

    1985年柯栋梁陪同前美国总统尼克松

      厦门侨务局“文革”被取消,“文革”后期侨务工作由革委会“外事组”军代表董XX负责,自1979年恢复“侨办”,外事工作也成为侨办工作中的一部分。
      厦门市外办的成立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其发展始终伴随着经济特区发展的浪潮,是厦门市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厦门经济特区成立以来,得益于在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独特优势,来厦门进行友好访问、参观考察或从事经贸洽谈、开展交流的外国友人大量增加,对外交往规模不断扩大。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83年2月,市委、市政府决定把外事工作从市侨办分离出来,实行单独建制。同年8月,市外办开始独立组建,行使职能,柯栋梁到任后便开始招聘年青干部,当时还多次征求我调外办工作(由于市委统战部已决定把我调至致公党机关工作,协商未成)。1984年4月,厦门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并与市外办合署办公。
      记得1985年,柯栋梁率领厦门学生到日本访问,开创了学生出国学习、生活和交流先河;1985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到厦访问,柯栋梁陪同总统参观游览,尼克松称赞厦门是他38年来遍访的全世界上百个城市中最美的一个。他还曾预言,这座城市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胜地……


      

      厦门《鹭风报》复刊

    1982年春节前夕,厦门归侨文艺队代表侨联、侨办、致公党到侨办企事业单位慰问演出,日本国会议员秦丰先生观看后,解颐称道。摘自1982年《鹭风报》

      《鹭风报》己经走过60年的历史……
      1981年10月,厦门经济特区破土动工。柯栋梁及侨界老领导,对厦门唯一“乡讯“的复刊和发行极为关心,他们深知《鹭风报》曾经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为团结海内外侨胞的工作做出了贡献,因此他们借助特区东风,在厦门市侨联主席颜西岳的支持下,克服经费不足、人员紧缺等困难,特意把纪军同志从集美调入侨办负责主编工作,促使《鹭风报》能尽早与广大侨胞见面,继续宣传刚刚建设的厦门经济特区,为改革开放服务。
      1981年11月1日,《鹭风报》在侨胞们的热心支持下,以双月刊的形式从新担负起宣传侨务政策,反映侨乡和经济特区建设的新面貌、以及联络乡亲的使命。
       

     


      筹建厦门归侨文艺队

    1958年柯栋梁(左一)与侨校文艺队员

    1982年9月26日,市致公党在政协礼堂举办“文革”以来首次全市侨界国庆晚会,市领导肖枫(右二)侨办主任柯栋梁(右三)等参加晚会

      柯栋梁在集美侨校任教导主任期间就很重视侨校文艺宣传队的工作,认为文艺宣传活动,能激励华侨学生奋发进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特别在经济特区建立初期,为了加强海内外宣传工作,1982年初,在柯栋梁主任的支持下,我受命开始筹备组建“文革”后的第一支“厦门市归侨文艺宣传队”,柯主任不但指派侨办陈孝镇科长参与指导,并亲自审查演出的节目。9月28日晚,厦门致公党在政协礼堂举办盛大的国庆晚会,“厦门市归侨文艺宣传队”首次亮相,厦门市委、市政协领导与二百多位海内外侨胞观看演出,受到欢迎,当时放置在政协礼堂入口处的《鹭风报》被参加晚会的侨胞们抢阅一空,许多侨胞还是第一次阅读到新出版的《鹭风报》,倍感亲切和温暖,也解除许许多多侨胞们“文革”中留下的种种疑虑,相信改革开放的祖国明天会更美好。
      1983年1月,“厦门归侨文艺宣传队”又带着《鹭风报》,代表市侨办、侨联、致公党深入同安竹坝华侨农场、天马华侨农场、侨星厂、集美侨校、华侨大厦等企事业单位巡回宣传、演出,慰问广大归侨侨眷干部职工和在厦门探亲旅游的华人华侨,《鹭风报》的赠阅、发行范围日益扩大。
    此后,厦门的归侨文艺队根据柯栋梁的指示,又专门为国外友人演出,特别在为日本国参议员友好代表团演出时,受到国会议员秦丰先生的称道和赞扬。

      尾 声

      厦门这个经营六十多年的“老店”,1931年民国政府就成立厦门侨务局(或许也是全国最早成立的侨务机构)。从解放前侨务局到解放后的华侨事务局(侨务局)--外事组(文革期间)--侨办(文革结束后)--侨办、外办(特区建立后分离)--外侨办(2015年撤并入外办)。

      厦门市这个重点侨乡,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撤并”的命运,也给黄酞、柯栋梁等许多老侨务工者及广大侨胞留下心酸和遗憾……

    2003年5月笔者与柯栋梁主任

    1957年柯栋梁(左三)与侨校学生陪同中侨委领导王楚惠参观鼓浪屿

    1959年柯栋梁与侨校学生

    1960年柯栋梁等创办的杏林华侨工业学校开始招收归侨学生

    1986年柯栋梁(后排左三)与侨校学生

    2003年柯栋梁与老校友亲切交谈

    集美侨校同学看望柯栋梁

    柯栋梁(前排左一)接待来厦门访问的海外集美校友

    柯栋梁赴香港期间看望曾经在侨校工作的许宝珍老师

     

     

     

     

     

  • 老照片:从集美侨校到铁道兵军营----纪念八一建军节87周年(王起鹍)

    2014-07-30 21:02:26

    从侨校到军营

    纪念八一建军节87周年

    铁道兵建立66周年

    欢送参军的集美侨校师生队伍,把我们送到征兵站

    集美侨校武装部部长林玉办在欢送参军时致词

    欢送队伍把我们送到集美财经学校(征兵办公室)

     

      归侨参军,是根据 “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十六字方针,在党的侨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只是在“文革”期间,在那侨务方针政策遭到践踏和破坏的特殊年代里,归侨要参军确实困难。1969年“中侨委”被宣布撤销之后,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把“侨”列为防范、打击,甚至专政的对象……
      幸运的是,1967年冬季征兵,“中侨委”还在,集美侨校又直属中侨委,校门口贴出的招兵公告,带给华侨学生以巨大的鼓舞,根据“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政策,虽然配给侨校只有两个名额,仍有数百名符合条件的侨生报名应征。
      1968年1月,集美侨校师生不分“革联”和“促联”,两大造反派放下了“文攻”和“武卫”的争议,第一次“联合”高举“热烈欢送参军”的横幅标语、敲锣打鼓地把我和陈如叆两位缅甸、印尼侨生送到设在集美财经学校的招兵站,显现了当时集美侨校数千华侨学生的心声。
      运送新兵的火车是从杏林前场站起程,经过一周的旅途,我们到达北京房山县周口店的铁道兵营地(北京军区6121部队-8729部队-34分队)。后来与集美地区的新兵分配到永定河畔的14连。
      到部队不久,我便借调到营部宣传队。“背上那个行装,扛起那个枪,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我作为铁道兵宣传队一员,经常唱着《铁道兵志在四方》爬山涉水,深入北京房山县的社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旦有毛主席发表的最新指示,我们就得连夜敲锣打鼓把喜讯及时送到连队、送到乡村。
      当铁道兵是很辛苦,除了打山洞、建铁路、架大桥等体力劳动之外,还要练兵、守桥。部队“天天读”是雷打不动的,一天的活动都是从“天天读”开始的。睡觉前要“晚汇报”,就是面对毛主席像,各自汇报一天的学习和工作,大家都诚心诚意地向毛主席汇报思想“斗私批修”。虽然这些都是45年前发生的,那人、那事、那情景,浮想联翩,好象就发生在昨天。

      1984年1月1日铁道兵部队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铁道兵兵种已经消失,但那是我曾在这所大熔炉里得到锻练成长的写照……

                     (厦门 王起鹍)

    参军前与侨校保卫科长郑亚天(后左一)

    与侨校同学

    与集美侨校武装部长林玉办(中)

    妹妹王碧芬(左一)与弟弟王起鸣(右一)到集美送行

    与侨校同学在集美财经学校

    与侨校同学在集美航海学校“海通楼”

    与侨校同学在集美财经学校

    与侨校同学在集美财经学校

    与侨校同学在集美财经学校

     

    与侨校同学在集美侨校

    与侨校同学在集美侨校

    与侨校同学在集美侨校

    与侨校同学在集美龙舟池旁

    与侨校同学在集美财经学校

    与侨校同学集美侨校门口

    弟弟与妹妹

    --------------------在铁道兵部队的日子-----------------

    1968-1972 部队单人照片

    我们是光荣的铁道兵(与班长在工地上)于北京房山县

    在天安门广场

    同班战友在营房站岗(背后是我们居住的部队帐篷)于北京周口店

    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集美侨校校友

    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集美侨校校友吴金城(中)

    我们是从集美侨校参加的一对(陈如叆左)

    守大桥(于张坊)

    我们在天安门前

    我们在天安门前(集美侨校同学罗富银到北京探望我们)

    巡逻、守大桥

    我们在天安门前(集美侨校同学罗富银等到北京探望我们)

    八一建军节,我们参观北京历史博物馆

    巡逻、守大桥

    在营区

    我是连队篮球队员(后排中为连长),前排都是我们厦门兵

    我们是营部宣传队员(大部分是河南兵)

    我们是营部宣传队员(大部分是河南兵)

    参加团部汇演(前右一为笔者)

    巡回演出

    新兵在天安门留影

    新兵在天安门留影

     


     

    ---向曾经在铁道兵部队一起战斗、生活过的战友们致敬--

     

    北京军区8729部队34分队的新老班排长们(铁道兵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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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军区6121部队(铁道兵8729部队34分队的战友们)

     

     

     

     

     

     

     

     

     

     

     

     

     

    视频在线观看 铁道兵志在四方

     

    时代雄风 铁道兵战士之歌 歌词

               作曲:胡俊成 作词:集体

    背上了那个行装,扛起那个枪
    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
    同志呀 
    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离别了天山千里雪
    但见那东海呀万顷浪
    才听塞外牛羊叫
    又闻那个江南稻花儿香

    同志们呐迈开大步哇朝前走哇
    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背上了那个行装,扛起那个枪
    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
    同志呀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劈高山填大海
    锦绣山河铺上那铁路网
    今天汗水洒下地
    明朝那个鲜花齐开放


    同志们呐迈开大步哇朝前走哇
    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我们在厦门鼓浪屿日光岩

     

     

     

     

     

     

     

     

     

     

     

     

  • 老照片:我的少儿时期在缅甸

    2014-06-01 21:51:32

           今天是六一国际劳动节,对我们60多岁的老人来说,少儿时期所发生的事是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以下是一组60年前少儿时期的我,我所保存的老照片。

    1947年12月出身在缅甸的一个小城镇担那彬,母亲是集美高浦人,曾就读鼓浪屿育德学校,解放前赴缅甸谋生,曾任学校教师。

    一岁多

    三岁-六岁在岱枝、毛边、彬墨那等小学读书

    8-13岁在礼居市中华学校读小学

    1961年我的小学毕业证书(当时集美高浦归同安县管辖,故籍贯为同安)

    14岁就读仰光南洋中学海鹰班

     

    15岁毕业於仰光南洋中学远航班

    12岁的全家照。父亲王仁章系集美高浦藉人士,早年赴缅甸谋生,热爱祖国,回国前任缅甸礼居市华侨学校教导主任、副校长等职。由于父亲早期参与缅甸的爱国教育活动,从事教师兼校长工作,根据华文教育的工作需要,我的童年时代总是跟随父母从缅甸的北部、中部、南部“漂流”在各省市不同的乡村和城镇的华侨学校,最后“固守”在仰光和礼居。

    1962年就读缅甸仰光南洋中学(远航班),那年学校组织我们到郊外野餐(前右8为笔者),陈锦治、尹利胜先后担任班主任

    1963年12月回国,1964年元月就读厦门集美华侨补习学校(当时国庆在侨校时与同班同学合影,后排右一为笔者王起鹍)

  • 消失了的厦门电机厂之三……“再见”的难忘岁月(王起鹍)

    2014-01-09 22:30:15

      厦门电机厂王清明书记很重视技术人员的培养,1970年厦门电机厂把陈清队、王大伟、王振民等保送到福州大学学习,1972年毕业。当年10月厦门电机厂又让我带薪到福州大学电机系学习。图:州大学学生证

      当时我以归侨、职工(落实侨务政策)的双重身份,由电机厂推荐参加了在厦门一中组织的入学考试(不是高考,是为了测试文化水平举行的入学考试),经考试合格后到福州大学电机系学习(当时我们被统称为工农兵学员),1975年大学毕业后回电机厂中心试验任技术员。1977年恢复高考,电机厂有王应铭、李子琼、杨行建等一些职工分别考上了大学。

      之后,由于厦门电机厂的发展需要,先后引进了赖开晋、陈全金、戴德全、董金钟、施 匡等一批技术工程师,使厦门电机厂的产品质量、产量排跃居全省水平。

    1975年福州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心试验室工作,负责新产品电机测试、出口电机检验工作。图为在电机测试前,做好测试的准备工作。

    厦门电机厂中心试验室工作人员(王江莹)正在测试出厂电机的质量

    参加“异步机”研发、试验分析的有关测试报告及论文

      笔者每年都会代表厦门电机厂参加全国华东片区的电机质量检查、评比活动(前排右一为笔者王起鹍)。图中有上海电机厂、山东淄博电机厂、福安电机厂、昆明电机厂、省机械中心试验室等有关单位工程技术人员参加检查评比活动

    冲剪班生产的产品质量关系到整机的产品质量,在陈雪恋班长带领下,产品质量得到保证,1976年厦门电机厂冲剪班被评为“马恒昌小组式红旗班组”。此照片由厦门电机厂政工干部,转业军人王谷拍摄,1978年刊登在厦门日报。

    杜丰年(后排左一)、陈雪恋(前排右一)等职工代表电机厂赴齐齐哈尔交流学习

    1980年厦门电机厂家属组研制的电风扇,为对用户负责,保证质量,在投放市场之前,工厂负责人和技术人员超出工厂,到试用单位征求意见。图为他们在第三医院征求意见的情形。(此新闻登载在1980年厦门日报)

    当年400余人的工厂,三分之二是当过兵的职工,厦门电机厂的基干民兵连,在厦门市是很有名气,称得上是多兵种的“集团军”,成了一支平时能生产,能接受市里突击任务,战时能参战的军事化组织。当年在参加守备区、人武部组织的大比武时,步机枪实弹射击、队列比赛中都获得优秀成绩。厦门电机厂民兵连还承担市政府的突击工作任务,曾经在围垦筼筜湖、集美杏林引水工程、“深挖洞、广积粮”(当时是人防工程)的重大建设中做出诸多贡献。图为:1976年7月16日,厦门电机厂基干民兵连参加由厦门市政府组织的横渡厦鼓活动。笔者为左边第一列第一位。

    1985年9月30日,厦门电机厂文艺队员们参加纪念“七一”建党周年文艺演出,手风琴手为李寿平

    做为厦门电机厂对职工的鼓励,1980年王起鹍(起非啟)被评为电机厂标兵

      厦门电机厂有李成其、陈克铭、周建助、文笑欢、巩振邦等20多位归侨,经厦门电机厂王清明书记(本身也是侨眷)同意,自1978年我就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协助革委会侨务外事部门和统战部做好“归侨知青”和“侨务政策”的落实工作。

      在部队,我曾经写了几份入党申请书,然而或许是有海外关系而石沉大海。1980年,听说我要加入致公党,厦门电机厂书记王清明坦然地对我说:参加中国致公党一样是追求进步,或许你加入致公党更能发挥你的作用。后来还支持我利用上班时间做致公党的工作,当然我能认真做好致公党工作的同时,也能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的,做为厂中心试验室负责人和技术人员,我经常是超额完成完成生产任务,并连续几年还被企业授予先进工作者或生产标兵的称号。

      1981年我获准加入了中国致公党组织,也成为当时电机厂参加民主党派组织的第一人。并经工厂领导允许,参与中国致公党厦门组织的筹建工作。

      然而,当时我想借调至厦门侨务部门工作或致公党机关工作的申请没有获得工厂领导批准,直到1983年底王清明书记答应我“只要能找一个人顶上这个工作岗位,我就放人”,因此1984年5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正在寻求就业的黄凡同志,经过向王书记推荐,黄凡同志很快就调动到电机厂接任我的岗位。1984年8月,我正式调到致公党机关工作。

    1991年厦门电机厂发函给致公党厦门市委会,同意笔者参加评职称的证明文件。说明厦门电机厂的领导继续关心离开电机厂的干部和职工

    不久赖开晋等一些技术人员也调到电机厂,使电机厂的技术力量大大提高,作为厦门电机厂的工程师、印尼归侨赖开晋,为提高电机质量做出了积极贡献,被评为省劳动模范、

    厦门电机厂工程师、省劳动模范、印尼归侨赖开晋(右)积极与海外客商洽谈

    厦门电机厂试验室检验科长洪连海(前排左一,后任副厂长)黄凡(后排右,1984年调任电机厂实验室工程师)、王江莹(前右一、实验室职工)

    行政科,后排右起:余克甲1严水光2、余淑卿3、叶美娣4、陈丽香6;前排左起:陈保顶1、吴金光2

    厦门电机厂医务所右起:陈丽香、叶美娣、黄强、文笑欢、姚翠霞

    上世纪八十年代,厦门电机厂(厂部、技术、检验、医务、后勤等)的科室人员是一支全心全意为基层各车间、班组报务的精干队伍

    1990年,厦门电机厂组织退休职工在厦门鹭江宾馆活动,并宴请退休职工,对退休工人表示关怀和爱护

    同时,厦门电机厂分批组织退休职工到郊外活动

    后排右起:黄亚皮2、王谷4、司国儒5、陈丽香6、余淑卿7,一排右起:洪炳炎1、吴金光2、林忠泽3、尤传度4、陈文达5、杨章东6

    2014年元旦,虽然电机厂已经消失了,退休的职工们每年还是会聚集在一起……

    复员军人、退休职工、印尼归侨周建助和过去一样,带着印尼腔调和当年的工友们谈笑风生

    当年的学徒陈丽端(右三),今天也是这次自发活动的热心组织者。当年的工友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右一为越南归侨、工厂医务室文笑欢护士。

    右起:王起鹍、陈雪恋、杨行健、陈清队(上世纪70年代厂部干部)、施建祥

    陈清队(右二,电机厂政工干部)、郑国安(中,科室干部管理后勤)

    右起:张炎水(原厂政工干部、后调到其他企业任领导、施建祥原在质检组工作后调工会工作、王起鹍原试验室工作后调党派工作、王振民原技术科工作后调区工作

    他们曾经是电机厂篮球队的主力

    陈全金(中)电机厂高工,为电机新产品的开发设计做出贡献

    工具车间吕志明和王振民

    有说有笑,热闹的场面,他们曾经都一群在厦门电机厂的工作过的职工……

     

    1、消失了的厦门电机厂之一……参加电机厂职工联谊活动有感

    2、消失了的厦门电机厂之二……述说留在图片里的故事

    3、消失了的厦门电机厂之三……“再见”的难忘岁月

  • 消失了的厦门电机厂之二……述说留在图片里的故事(王起鹍)

    2014-01-09 22:28:31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厦门电机厂旧大门(门牌:厦禾路815号),是贯通禾祥西路(原禾祥西路至中山医院一带是一片筼筜湖面,后来滇海而成陆地)。左侧原是电机厂的仓库、装配车间、冲剪车间等,现在是一栋栋崭新的商品房住宅;右侧的房子仍是电机厂原有的职工宿舍;以前厦禾路道路狭窄,后来不断拓宽改造,现在BRT高架路像一道长虹从空中穿过。(原相片为当时厦门电机厂办公室谢益美保存)

     

      厦门电机厂建立於1957年,1966年一些设备与职工迁往南平与南平水轮泵厂合并成立南平电机厂。1970年前后,160多名复员、退伍军人被分配在厦门电机厂工作,许多在部队任连、营、团干部,到电机厂当上了车间的班组长和政工干部,当时的书记王清明(解放前参加工作),厂长张桂本(解放前参军)。厦门电机厂的基干民兵连,成了一支平时能生产,战时能参战的军事化组织。

      厦门电机厂的工人们是最朴实的群体,他们为厦门的建设与发展,为前线的对敌斗争,为安定团结、为厦门特区的建设不为名、不为利做出许多贡献,他们是一批可尊敬的工人兄弟姐妹,也是为改革开放做出无私奉献的朋友们。图:1979年9月7日厦门日报头版专题刊登报道了厦门电机厂先进经验。

      1970年笔者(王起鹍为后排左二)退伍后分配在冲剪班工作,时任班长庄启太(后排中、原某部炮兵连长),副班长陈雪恋(二排右一电机厂老工人)。从上世纪60年代起冲剪班一直是厦门电机厂的先进班组。

      1975年厦门电机厂冲剪班由于产品质量过硬被一机部授予“马恒昌小组式红旗班组”;次年厦门电机厂副书记杜丰年、冲剪班长陈雪恋(图前排右四)应邀出席在齐齐哈尔召开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学大庆、推广马恒昌小组经验现场会”,并受到马恒昌(前排右五)本人的亲自接见和指导。(下图陈雪恋)

      1970年由国防部长林彪签发的退伍军人证明书,退伍后被分配到厦门电机厂工作。

      1970年后,厦门电机厂三分之二以上的干部职工是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各兵种齐全,也有的参加过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士。

      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由林彪签发的所有退伍证件被通知收回销毁,当1973年由地方人武部从新换发新的退伍证时,由于当时笔者在福州大学读书,便由福州大学武装部统一到当地武装部换取。旧证没有即时上交才得到保存至今。

    进厂后,每个职工都要制作工作证。厦门电机厂工作证(钢印章),是当时做为出差、住宿等的身份凭证,编号00295,说明当时正式工人才300余人。

    厦门电机厂工作证封面

    厦门电机厂工会证

    厦门电机厂工会会费证封面

    厦门电机厂工会会费证

      厦门电机厂工会委员会是一支很有号召力的组织,工会主席李成其(前排右二)是解放初参加工作的复员军人、印尼归侨,谢巧英(前排左一)为劳动模范,沈汉兴(前右一,90年代升任电机厂厂长)、陈丽香(左二,部队复员医师、厂医务室医生),朱子明(后排左一,海军退伍、厂宣传科、已逝世)

    厦门电机厂职工每人都有一本“工具纪录簿”,便于临时借还工具之用,丢了工具要按价赔偿

    厦门电机厂厂币做为厂内财务经济成本核算之用

    1971年笔者(王起鹍)居住在位于美仁宫第二菜市场厦门电机厂职工宿舍二楼(“单身汉”宿舍),宿舍只够摆二张床(约5平方米,没有桌椅)。一楼与三楼多为电机厂职工家庭住户。当时我们在工厂,每天下班后,要参加班组学习“政治”后才能回家,每周还要谈“学习体会”。

    1970年电机厂职工参加由市政府组织的首批围垦筼筜湖的建设大军(前排左三为班长陈树根、技术科干部,后排右一为本人王起鹍),当时我们在狐尾山脚下挖山填海(从东渡西堤起点填海),我们是挖山填造西堤的第一批“义务队”,生活劳动都比较艰苦。

    1970年电机厂职工参加由市政府组织的首批围垦筼筜湖的建设大军(今日的东渡堤头及禾祥西路至中山医院一带都围垦填海“造”出来的),当年我们就是这样下海“造”堤

    后排左一为笔者(王起鹍),其中有部份为厦门电子仪器厂职工

    这不是游泳,我们经常泡在海水里“ 打桩”,右一为笔者(王起鹍)

      王清明游泳馆位于校园内明培体育馆南侧,由王清明书记的女儿王少华(现任厦门香港联谊总会理事长)捐资500万元修建,以其父的名字命名。游泳馆共3层,建筑面积达8000平方米,有两个标准游泳池,800座位看台,2004年4月建成。 

     

     

    1、消失了的厦门电机厂之一……参加电机厂职工联谊活动有感

    2、消失了的厦门电机厂之二……述说留在图片里的故事

    3、消失了的厦门电机厂之三……“再见”的难忘岁月

     

     

  • 消失了的厦门电机厂之一……参加电机厂职工联谊活动有感(王起鹍)

    2014-01-08 21:17:04

    “会场”一角

    部分职工合影(因场地有限,100多人分二批自由合影)

     

      元旦上午,通知九点开会,八点多我便怀着兴奋的心情提早到了厦门宾馆,应约来参加厦门电机厂退休职工联谊活动,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的工友活动。

      当我走进我所熟习的厦门宾馆富园厅时,四周看不到标语指示,台上也没有布条、没有讲台话筒、更没有鲜花,除了10几张园桌准备迎接“客人”入座之外,根本看不出在这里有举办什么大会的迹象,当两三位女同胞在门口拿出纸张和笔开始“工作”时,我跟随早到的工友一起交付了80元后,便自由入座。当年的干部、职工、劳动模范、以及家属工,相约而座、谈笑风生。

      当100多名工友们有序的入座之后,没有出现大会主持人,也没有谁上台讲话,个个都是忙着找人、认人和聊天,有的三十年没联系上的、有的十几年没见面的;是啊,即便有主持人、即便有“领导”在台上讲话,谁还有心事听“他”发言呢?

      厦门电机厂建立於1957年,1966年一些设备与职工迁往南平与南平水轮泵厂合并成立南平电机厂。“文革”期间,为了适应“抓革命、促生产”和“对敌斗争”的需要,1970年前后,160多名复员(军转干)、退伍军人被分配在厦门电机厂工作,许多在部队任连以上干部,进电机厂后担任政工干部或车间班组长。

      当年400余人的工厂,三分之二是当过兵的职工,厦门电机厂的基干民兵连,称得上是多兵种的“集团军”,成了一支平时能生产,能接受市里突击任务,战时能参战的军事化组织。他们曾在围垦筼筜湖、集美杏林引水工程、“深挖洞、广积粮”(当时是人防工程)的重大建设中做出诸多贡献。

      装配车间自动化一条龙生产线,铸造车间自动加煤生产线,都是改革创新的产物。厦门电机厂工人们的一流的技工技术,能研制出一流的产品……

      1971年,我曾经工作过的冲剪班,连续十几年被厂、局、市评为“先进班组”,1975年由于产品质量过硬被一机部授予“马恒昌小组式红旗班组”;次年厦门电机厂副书记杜丰年、冲剪班长陈雪恋应邀出席在齐齐哈尔召开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学大庆、推广马恒昌小组经验现场会”,并受到马恒昌本人的指导。

      厦门特区建设初期,为了研制空调机,工厂王清明书记特地叫其女儿王少华(现任厦门香港联谊总会会长)从香港进口一台窗式空调机供技术部门研制开发,制造出厦门第一台空调机;为了研制电风扇,张厂长和王书记发动家属组攻克难关,研制成功投入生产。当年我身为厦门电机厂中心试验室负责人之一,有幸参与研制工作,并目睹了厦门电机厂的电机以其优秀的质量品级远销国内外;

      然而,进入21世纪,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浪潮中,转制与改制,厦门电机厂并没有越过“人为”的或“天意”的诡运;在国有企业转型期的利益和权力的博弈下,厦门电机厂虽然有着一支过硬的职工队伍,然而在职工们的期待和充满希望中,厦门电机厂还是在厦门建设的历史上消失了……

      然而,连续数年,失去了自己工厂的干部和职工,仍然怀着对工厂的眷念和曾经同甘共苦的战友们、工友们的思念,最初由工具车间郭存敬、黄静娴等部份工友发起,后来机修车间、冲剪车间职工跟进,每年元旦自发聚集在一起,相互慰问、畅述友情、回忆过去、谈论现在、展望未来……

      对厦门电机厂的消失,他们只是以朴实的话语来议论,没有大话、也没有假话,以真挚的情感谈着曾在电机厂工作过的日日月月,希望那些掌握“国企”命运的权力者们,能从国家和工人利益出发关心他们,多作好事,不做坏事;如果厦门电机厂能留到今天,或许“鹰牌”仍然是国有的,或许厦门电机厂的工友们还有自己的“家”,感叹中央“反腐倡廉”、“八项规定”来的太迟了;期待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万众一心,早日实现中国梦。

      埋怨、感叹和期待,都混夹在谈笑声中,服务员把一盘盘菜送上了园桌,大多数人毫无食意,直到下午两点多,有人提议来个“全家福”时,才有“志愿者”组织大家合影留念。

      直到大家带着余兴离开富园厅时,都还不知道桌面上的红酒和饮料是谁“捐赠”的,余下的菜金该由谁来“埋单”。

      只有走进他们,才能理解他们,工人们是最朴实的群体,他们为厦门的建设与发展,为前线的对敌斗争,为安定团结、为厦门特区的建设做出许多贡献,他们是一批可尊敬的工人兄弟姐妹,也是为改革开放做出无私奉献的朋友们。

    1966年厦门电机厂有三分之二干部职工迁往南平电机厂,只留下了100来位职工。图为:1966年10月陈雪恋(左三)、陈惠英(左二)等电机厂工人参加“学习毛选辅导培训班”,他们是一批最老的电机厂职工,在困难时期、在“文革”中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厦门电机厂招聘了一批知青,同时成立文艺宣传队,为电机厂输入“新鲜血液”,许多“美女”也为电机厂“锦上添花”。此图为电机厂部分共青团员,由谢益美(二排右二)保存,马佩容(前排左五)是此次联谊活动的积极推行者

    右起:杨行健、马佩容(此次联谊活动的积极推行者)、王起鹍、阿通(科室)

    右起:王起鹍(试验室)、陈雪恋(电机厂冲剪班长)、杨行健(工具车间)、陈清队(政工干部)、施建祥(检验科)

    厦门大学王清明游泳馆位于校园内明培体育馆南侧,由王清明书记的女儿王少华女士捐资500万元修建,以其父的名字命名。游泳馆共3层,建筑面积达8000平方米,有两个标准游泳池,800座位看台,2004年4月建成。

     

    1、消失了的厦门电机厂之一……参加电机厂职工联谊活动有感

    2、消失了的厦门电机厂之二……述说留在图片里的故事

    3、消失了的厦门电机厂之三……“再见”的难忘岁月

  • 从侨校到军营――王起鹍

    2013-08-01 00:37:26

       序 文

    45年前,也是铁道兵成立20年之际,我当上了铁道兵。不久,印尼归侨、现任同安侨联主席梁国民也从竹坝华侨农场当上铁道兵。然而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铁道兵是一支消失了的、最悲壮的兵种(1984年1月1日铁道兵部队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今天,在“八一”建军节的日子里,笔者有感而命笔,记述亲历……

    归侨参军,是党的“八字原则”,后来是“十六字方针”(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在侨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今天有更多的归侨侨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和党的侨务政策感召下应征入伍,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只是在“文革”期间,在那侨务方针政策遭到践踏和破坏的特殊年代里,归侨要参军确实困难,我们能参军,也是各级政府认真贯彻“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八字原则”,给予归侨一定比例的参军名额。1969年“中侨委”被宣布撤销之后,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把“侨”列为防范、打击,甚至专政的对象。广东省文件还明确规定:“今后一律不吸收有海外关系的人当干部”,批判“八字原则”是修正主义的总根子,是搞“特殊化”……

    集美侨校师生欢送参军队伍(前排挂红花为笔者与陈如爱)

    欢送的队伍

    1968年1月,集美侨校师生不分“革联”和“促联”,两大造反派放下了“文攻”和“武卫”的争议,第一次“联合”高举“热烈欢送参军”的横幅标语、敲锣打鼓地把我和陈如爱两位侨生送到集美招兵站,“保卫祖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声,显现当时集美侨校数千华侨学生的心声。

    我在侨校担任民兵连长、纠察队队长,担任过大部份回国学习的新侨生的民兵训练工作。他们回国便遇到“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大字报,以及“武斗”的枪声,打破了他们的回国的理想。课没上成,就扛起“五四式”步枪跟我“摸、爬、滚、打”进行民兵训练,每个华侨学生都希望能有机会当兵,保卫祖国、解放台湾、解放全人类,侨生的思想其实也很单纯。

    集美侨校校门口贴出的招兵公告,带给华侨学生以巨大的鼓舞和一线希望:党没有忘记我们侨生、祖国没有忘记我们华侨,“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政策似乎又回到了侨校,虽然侨校只有两个名额,但有数百名符合条件的华侨学生报名应征,许多同学不时地把带兵的解放军官兵团团包围、白天黑夜地纠缠,就是为了当个兵,在那个年代也确实“史无前例”……

              

    1969年部队宣传队在农村巡回演出(第二位为笔者)

    新兵的列车

    运送新兵的列车缓缓起动,欢送的队伍慢慢地消失在远方。

    列车停靠在漳平车站,我看到了几位集美侨校的同学被带兵的领导劝说下车。或许他们受到董存瑞英雄榜样的感染,或许雷锋精神的启发,不知什么时候,这些敢闯、敢冲的革命小将,跟上了运载新兵的列车。过了很久他们才告诉我,新兵出发当天,几位同学跟随新兵偷偷上了列车,到漳平停车吃饭,新兵排队点名时被发现了,劝说后都留在漳平,第二天送回学校,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上纪录了这一幕难忘的故事。

    不久,集美侨校大部分侨生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全国知识青年一样,打起背包奔赴永定插队落户,印尼侨生郭辉平等117位同学,更是发扬红军长征的精神,徒步到永定,在厦门知青中传为佳话,我在部队也为他们的英勇行为感到自豪。再后来,我不断接到同学们的来信,讲述他们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充满空虚的感情。生活在红彤彤地大熔炉里的我,实在无法理解同学们各种充满悲观的思想,只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每封回信的开头写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句大家背的都滚瓜烂熟了的语录,用以勉励他们。或许我的“革命”思想脱离了现实,久而久之与同学的书信来往少了,直到后来利用部队休假期间,在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听到校友们的诉苦,使我完全陷入恍然,悔恨不该说教校友。

    是命运?不……

    参加团部宣传队(右一为笔者)

    归侨的本色

    有二件事至今记忆忧新:

    1969年夏天,几位侨校同学到北京找我,反映集美侨校同学上山下乡以后的情况和处境,侨生们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无望,期望身在北京的我,能把他们的处境反映到国务院、反映给周总理,不知过了多久,侨生们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情形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没油炒菜、食盐淆饭,白天修地球、晚上数星星。我不再用毛主席的语录去勉励他们,而把他们的情况写成二封长信,利用休假到京城,贴上四分邮票,寄往外交部和周总理(部队寄信虽然免费,但我没胆量从部队寄信到外交部的。其次,当时的中侨委已经被撤消,侨务工作归属外交部)。

    一天,我被通知到连部,一封寄自香港的信放在连长桌上,“这是你的信,能打开看看吗?”连长把信交给了我。信是同学到香港后写给我的,言语之间除了介绍香港的“花花世界”,更多地畅叙他离开农村后的那种解脱的激情,我念得是一把汗,连长听的是一股怒气,“好了,把信烧了,以后香港的信就不要寄到部队。”是啊,在那个年代,一不小心会被视为里通外国的嫌疑,特别是现役军人。当然,要回信,只能由亲友转寄……

    1971年退伍后,我带上不多的退伍金到永定,从坎市至下洋,半个多月走进十几个社队,和侨校知青同宿同食,他们艰苦的生活和劳动环境,确实出乎自己的意料,我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如实撰写成“华侨知识青年在永定的生活状况”一文,并复写三份,分别寄到省市革委会相关部门和国务院……

    其实,中央和周恩来总理早已洞察秋毫,了解华侨知识青年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相继制定出台了有关侨务政策,对华侨知青的上调(招工、招干)、上大学、参军、回城市,及出境、出国等问题做了规定,不少侨生得到适当照顾。

    部队生活-参加篮球队(后排中为连长)

     

    真实的生活

    “背上那个行装,扛起那个枪,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我做为铁道兵8729部队宣传队一员,经常唱着《铁道兵志在四方》爬山涉水,深入北京房山县的社队村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旦有毛主席发表的最新指示,我们就得连夜敲锣打鼓把喜讯及时送到连队、送到社队。

    今天消失的铁道兵——曾有过非常悲壮的军旅生涯,立下汗马功劳,从“劳动光荣,当铁道兵光荣”到“汗水溶化千层岩,风枪打通万重山”,这是铁道兵战士在不同恶劣的环境中锤炼出来的豪言壮语。

    当铁道兵是很辛苦的。因为我是华侨,在部队总是受到班排长的私下关照,在新兵连,部队开展“忆苦思甜”教育活动,“忆苦饭”是地瓜叶加上玉米面熬成粥,我们这些吃惯米饭的南方兵,确实难咽,谁知班长悄悄地把早已准备好的馒头塞给了我。后来每当分配工作,总让我干些较轻的活儿,站岗时,照顾让我站头岗;扛铁轨、打风枪,班长要我靠边站;我不会跳舞,指导员偏偏安排我参加文艺队;我的个子矮,连长还是拉我参加篮球队,或许是“侨”的缘故,在部队似乎也体验到“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政策”。后来我被抽调到营部、团部做些文艺宣传工作。

    部队“天天读”是雷打不动的,也是必修课,一天的活动都是从“天天读”开始的。大家准时到齐后,面向墙壁上的毛主席像,班长喊口令,每个人都非常严肃而恭敬敬礼。然后举起“红宝书”高呼:“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晚汇报,就是面对毛主席像,各自汇报一天的学习和工作,我也很诚心诚意地向毛主席老人家汇报思想、“斗私批修”,也写过入党申请书,然而因为是“海外关系”,父亲又是“走资派”,即便你划清了界线,要入党是不可能的了,为此指导员还安慰过我。虽然这些曾经是30年前发生的,那人、那事、那情景,浮想联翩,好象就在昨天,但是我曾在这所大熔炉里得到锻练成长……

    集美侨校师生到厦门前线军训

    与来自集美侨校的同学相会在天安门广场

    我与班长站岗守大桥

    1968年117名集美侨校同学徒步到永定插队

    当时的新兵集中在集美财经学校

  • 重温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日子

    2013-07-18 12:08:35

            今年7月16日是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47周年。
      自1956年毛主席第一次游长江,到1966年最后一次畅游,11年间,毛主席实际畅游长江40多次。
      1966年7月16日在武汉市举行的第十一届横渡长江活动,有5000人参加横渡,当时毛主席以73岁高龄最后一次畅游长江,游程近30华里,从此“7.16”也被确定为毛主席畅游长江纪念日,对传统的群体活动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因此,每年的“7.16”,全国各地掀起了组织干部群众、学生、民兵畅游湖、海的群众体育活动。
     

    1967年7月16日,为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一周年集美侨校同学积极参加横渡集美-高崎海峡(图前左为笔者)


      1967年,也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第二年,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我们数百名归侨学生,响应毛主席“游泳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一种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海去锻炼”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加此次纪念活动。当时我(图前左)与来自柬埔寨、老挝、南越、北越、新加坡、缅甸共六位侨生,自己动手制作标语牌,套上汽车轮胎:标语牌下面是张贴毛主席屹立在船头的画像,上方是毛主席的题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7月16日上午,在集美侨校军宣队组织指挥下,集美侨校的学生有组织、有纪律的与来自各机关学校的师生一起,轮流推着标语牌,从高崎横渡到集美海滩,一公里多的海峡,峡面复杂,潮急浪高,游程难度很大,随着千军万马,顺着涨潮的潮水,我们有条不紊顺利的游向彼岸,从此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今天,除了笔者留在国内工作,当年的同学们已分别生活在加拿大、法国、美国和香港。
            我再次参加纪念“7.16”活动是在1971年。

    1971年716厦门电机厂基干民兵连横渡厦鼓(靠左为笔者)

      那年,我刚从部队退伍回厦,分配在厦门电机厂工作。当时电机厂的职工几乎是复退军人,部队的连长到电机厂也只是车间班长而已,因此,厦门电机厂的基干民兵连,称得上是多兵种的“集团军”,曾在围垦筼筜湖、集美杏林引水工程、钟鼓山隧道(当时是人防工程)的重大建设中做出诸多贡献。
      1971年7月16日,为了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五周年,作为政治任务,厦门电机厂的基干民兵连参加了由市级组织的畅游厦门至鼓浪屿活动。横渡是从鼓浪屿皓月园大德记海滩下水,在红色巨型标语牌下,横渡鹭江按不同梯队进行,我与几位职工负责推举标语和“厦门电机厂基干民兵连”的红旗,在厦鼓的海面上艰巨的畅游。
      厦门至鼓浪屿海峡游程约700米至800米,距离虽不长,但因海流较急,终点登陆地又指定在现在的国际银行大厦上岸,游到半程时小腿抽筋,加上笨重的标语牌在巨浪中前进缓慢,最后几个同志护着我随潮流被漂至厦大海边。
      厦鼓横渡最后一次举办在1995年,那时我只能到岸上围观了。
      或许别有缘故,在厦门,“畅游”与“横渡”渐渐成了人们永远的回忆…… 

  • 原浙江省长吕祖善退休后在博物馆当义务讲解员

    2013-04-12 21:10:36

    吕祖善在浙江省博物馆当义务讲解员

      原题:吕祖善:当志愿者的老省长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庞清辉)

      为官,吕祖善担任经济大省浙江省长达13年,见证并推动了浙江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兴旺发达;为民,他在业余时间担任博物馆义务讲解员,服务乡邻,且自娱自乐

      2013年春天,常去浙江省博物馆的人经常会看到,一位身板厚实的长者,穿着显然比他的个子小一号的大红色志愿者马甲,给大家当义务讲解员。他不是一般的义务讲解员,而是浙江省前省长、现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祖善。

      吕祖善祖籍浙江诸暨,是一位“老浙江”。早年从南京航空学院发动机设计专业毕业后,他先后曾在农场、工厂任过职。1993年起,吕祖善开始在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任职。2003年,吕祖善出任浙江省省长。他先后与张德江、、赵洪祝等三位浙江省委书记搭档,推动了以前店后厂、市场网络、产业集群为特色的“浙江模式”的快速发展。

      从鸡毛换糖到温州模式,敢为天下先的浙江民营企业家把浙江这一资源并不丰富的省份,打造成了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大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GDP增量的70%、工业增加值增量的75%、市政建设项目的50%以上,都是由个体私营经济参与创造的。在浙江民营经济从起步到兴旺发达的过程中,吕祖善既是见证者,也是重要推手之一。

      “吕祖善是浙江经济的功臣之一。”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评价说,吕祖善推动建立了服务型政府和公正、透明、可预期的体制框架,而这个支持经济自由发展的体制环境,是“浙江模式”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

      浙商评价吕祖善“务实”,老百姓评价吕祖善“民生”。而令吕祖善最得意的,并不是渐江领先于全国的各种统计数字,而是在全国各省区中,浙江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吕祖善说:“先富民,别着急强省,富了民,省肯定会强。”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对中国影响颇深,浙江首当其冲;当年一季度出口定单合同明显减少,银行贷款减少几百亿。吕祖善在第一时间向中央政府反映经济明显下行的趋势,寻求信贷支持。他拜访了银监会、央行、工农中建总行等六大部门,呼吁中央给浙江增加信贷额度,并更多地向中小企业倾斜。众所周知,自2007年银根收紧以后,吕祖善的要求“不是太合拍”。

      2011年8月,65岁的吕祖善辞去浙江省省长一职。如今,身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吕祖善依然关心浙江经济的转型——依靠劳动密集型以及低附加值运作的浙江经济发展模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在业余时间,这位老省长兴致勃勃地在博物馆里当志愿者,依然服务乡亲。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此“很有乐趣”。

      能可持续发展那就是高手

      中国新闻周刊:你几乎经历了浙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时期,有不少人称你是浙江的“经济功臣”。

      吕祖善:功臣说不上。我在浙江工作了38年,对浙江的情况比较了解。我经历、参与了改革开放以后整个浙江的变化,给我留下很深的烙印。浙江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发展,关键是改革、是开放。尽管前一段时间遇到金融危机,碰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挑战,但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中国新闻周刊:浙江的发展与政府的“无为而治”息息相关。2013年,浙江进一步实施行政审批改革,要打造办事最快的政府。这是不是意味着,浙江仍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吕祖善:对,审批改革只是一个方面。总体来讲,如果政府对经济管得过多而不是过少,就肯定会出毛病。很多年前我就在讲,政府对经济要抓什么?要抓经济发展的环境,这包括硬环境、软环境、法制环境、办事效率的环境,以及人文环境。市场的主体是企业,不是政府。政府不要把自己估价过高,(管得多)可能往往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金融危机余波尚存,对浙江经济未来发展你有哪些建议?

      吕祖善:浙江经济发展到这样的规模,增长速度不是主要的。当“第一”没什么了不起,关键是浙江能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能可持续发展那就是高手。

      可持续发展,则意味着没有大的波动,没有大的折腾。看当前的增长速度,高是不会再高了,而低一点其实没什么可怕的。关键在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重点是城乡统筹、环境、民生等问题,因为这关系到能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现在,大家都还在比总量、比速度。但我想,慢慢地大家会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共识。我以前强调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社会的转型、政府的转型,只有这三个转型做好了,变成可持续了,你即使不要速度,速度也会跟上来。而如果没有做好这三个转型,你就算想要有速度,也只能是眼前的、暂时的速度。

      “回归老百姓的本分”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你现在闲暇的时候会去当志愿者?

      吕祖善: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退下来以后,还是回归老百姓的本分吧,做一些普普通通的事。我不喜欢退下来以后还经常参加这个会那个会,当这个长那个长的。

      另外,在国外也好,在中国的台湾也好,我发现很多公务员退下来之后会去做志愿者,做一些公益事业。我想,我们现在也需要这么一种倡导吧。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选择当博物馆的义务讲解员呢?

      吕祖善:我就想,该做什么公益呢?那就宣传浙江历史吧。这里是我的家乡,是浙江的山水和父老乡亲们养育了我。浙江是个能干事、能干成事的地方,如果能为浙江人民谋一点福利,为浙江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很荣幸。

      浙江省博物馆里,有一个馆的主题是《越地长歌》,讲的是一百万年前从浙江有人类活动开始,到工业革命的这一段历史。我觉得这个内容很好,便选择在这里讲解。一开始,我以为自己对浙江历史多多少少有点了解,但后来愈讲愈发现浙江历史底蕴之深厚,内容之博大,自己之渺小。做志愿者,也是不断丰富自己,不断学习的过程。这一点,想与大家共勉。

      中国新闻周刊:你多长时间去一次?

      吕祖善:每次讲解前,我都会做很多功课。去年(2012年)一年,我讲了十六次,基本上是一个月去一次到两次。今年1月2月,已经讲三次了。一开始我用的是博物馆给的讲稿,到现在,我自己编写了一个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讲解稿。

      中国新闻周刊:你从中应该也找到不少乐趣吧?

      吕祖善:很有乐趣。我自己也从中学到了许多,对历史多了一份敬畏。南宋吕祖谦是婺学代表,提倡讲实理、育实才、求实用,反对空疏之学,他经世致用、重视史学、教书育人;南宋陈亮,婺州永康人,提倡“道在物中”;南宋叶适,浙江温州人,他反对空谈性理,提倡“事功之学”,重视商业;明代王守仁,余姚人,“心学”创始人,提倡知行合一。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务实。你看,浙江人务实,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基因。要干成一件事,不踏踏实实是干不成的,要力戒浮躁。从历史上看,古人一辈子干一件事,甚至几代人干一件事,都是很平常的。但当代人过于浮躁、急功近利。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听众主要是哪些人?

            吕祖善:之前我讲解的对象多是学生群体,现在听众人群已经比较广了。我鼓励学生和年轻人多去了解自己家乡、自己国家的历史,这样才能更好地去爱她。我也建议年轻人,去每一座城市,都应该去逛一逛博物馆。以前我去别的城市也逛博物馆,但那个时候还谈不上兴趣。现在,我不光参观博物馆,对有关史料、资料也都很关注。现在的博物馆概念很多,我觉得每一座博物馆都好。此外,艺术馆、图书馆等也都应该多去。

  • 一厅官弃公车骑自行车到省政府 被警卫拦门口

    2013-03-11 20:25:24

      看了《湖北一厅官弃公车骑自行车到省政府 被警卫拦门口》,很有同感,我退休之前,工作在团结大厦的市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正处(副局)以上干部并没有像市委、市政府(同级)干部一样配有专车,我们的一个单位只配给一部小车和一部面包车,因此为了照顾众多的专兼职领导的用车,我只好选择经常骑自行车上下班。有时骑上自行车到市政府、人大、政协开会,被警卫拦下来是常有的事,也时常被同事们说三道四。后来为了避开人们各种“不可思议”的目光,我每次到市政府、人大、政协开会时,先把自行车停放在厦门会堂,远离人们的视线,然后自由自在地走进政府大门......

     

    湖北一厅官弃公车骑自行车到省政府 被警卫拦门口2013年03月10日 06:11
    来源:中国青年报

           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之后,叶青曾自购车以节省公车费用,据称年省公款8万元,被称为“一个人的车改”。CFP供图

      原标题:叶青:“车改”仍是我的理想

      在一些人印象里,叶青有着标准形象:一副金属边眼镜,眯眯眼,还有一个重要装备——自行车。“这是误解,我不是总骑车,关键看路程有多远。”他说。

      他的出行理念可以概括为“3510”:3公里走路;5公里骑自行车;10公里以上还得开车。“我上下班开私家车,25分钟车程。如果骑车,得一个多小时了。但每次去省里开会,都会骑车,全当锻炼身体了。”

      叶青的做法被称为“一个人的车改”。5年前,他带着几个干部到基层县市调研,由他亲自开车。他解释说:“这样做,可以节省出司机的座位,除了自己,还能坐3位乘客。”

      那时,他是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副厅级干部,坐在司机位置,下属一名处级干部坐在副驾驶位置。

      据叶青回忆,这名下属干部当过兵,年纪“比较大”,看上去也“比较沧桑”。当小汽车停到县政府大楼门前,前来迎候的副县长一把抓住副驾驶座位上的“叶副局长”,笑容满面地说:“欢迎局长来视察工作。”

      真正的“叶副局长”驾车被引导到停车场,没有被热情迎候,反而被县政府门卫拦住,告诉他“司机只能在旁边房间休息,不能进去”。

      类似的经历有过多次,但叶青仍坚持每次出行都亲自驾驶,再带上3个下属干部。“尽量把车坐满。调研要形成规模,降低成本。”他说。

      作为连续两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今年两会,叶青没能连任,也就没有了继续在全国两会上呼吁“车改”的机会。

      今年两会前,湖北省人民政府安排他去讲课。到了省政府大门,由于他骑的是自行车,马上被警卫拦住了。

      掏了半天,掏出了通行证,才被放行。

      “一般领导来开会,司机把车停在门口,领导开完会,直接坐车离开。”叶青也因此感到烦恼:“我就不行,每次骑自行车都被拦住检查,费半天劲找地方把自行车放好,开完会再出来找半天,取到骑自行车离开。”

      如此“细节”,在叶青看来,都体现的是当下的“官场文化”。

      去年,有人注意到,领导干部开会,司机坐在车里等候,非但不熄火,还开着空调。“我看过一个数字,这样状态下的车子,每3分钟相当于跑1公里的耗油。不心疼,还不是因为公家出钱。自己掏腰包,谁舍得?”他说。

      基层调研中,叶青感到,公车私用的花费已经大大超过了公用。国家发改委的一项调研报告证实了他的观点。公车使用有三个“1/3”:办公事占1/3、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

      “本来一辆大巴车,所有人都能坐下,但好像成了没身份的象征,必须一人一辆专车。公车消费很大程度是‘不计成本的面子消费’。”叶青说,有的领导开会,如果和其他领导“拼车”,就有点“伤自尊”,因为“虚荣心不允许”。更何况是花“公家的钱”,大可“不必计较”。

      说起来,叶青有“多重身份”:民主党派,政府官员,曾是大学教授,也曾经是人大代表。“多重身份是个优势,谈起公车改革比较有说服力。”他这么认为。

      每次打电话给远在福建家乡的父亲,父亲总说:“你搞车改的事,你过去的同学朋友都知道,路上碰到了,都让我劝你‘车改太难了,别折腾了’。”

      面对父亲的劝说,叶青觉得无言以对。昔日的同学、朋友中,“很多人都配公车,县里一个科级干部都配车。”叶青说,“这么看,我确实把大家得罪了,让别人不好受:这人怎么老谈车改?一起用着公车不就完了吗?”甚至,有人怀疑他“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

      “我倒不害怕。这是我的理想。”叶青依旧我行我素,能骑车绝不开车。

      他甚至觉得,骑车给自己带来了实惠。“心疼油钱是一方面,车位也很麻烦。很近的地方开车去,回来车位就没有了。为了‘保住’车位,近的地方我尽量不开车。而且,我很难抽时间锻炼。我也不大理解一些官员挤出时间跑步,然后再坐公车去上班。司机上下班接送也很辛苦。”他说。

      这些年,他只有两个早晨让司机来接。“因为要出差,出门太早了,路上车少。”他解释道。

      谈到司机,叶青觉得这是公车消费的一个计算盲区。“近年来,公车领域的经费计算中,并没加入司机的开销。这不是小数目,养一辆车一年得几万元,雇一个司机一年也得好几万元。如果把这部分加进去,公车消费总数更大。”他说。

      他记得,几年前,曾有学者估算:公车消费大致应占一个单位行政花费的四分之一。“这包括了跟车有关的人、维修、办私事等各类支出。现在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车的数量、排量在增加,费用必然增加。”他表示。

      日前,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叶青特别注意到最后一条: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对此,他很赞同。

      “车改并不是针对任何人。车改是要维护政府形象。”他说。

  •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45周年

    2011-07-15 19:54:08

       今年7月16日是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45周年。
      自1956年毛主席第一次游长江,到1966年最后一次畅游,11年间,毛主席实际畅游长江40多次。
       1966年7月16日在武汉市举行的第十一届横渡长江活动,有5000人参加横渡,当时毛主席以73岁高龄最后一次畅游长江,游程近30华里,从此“7•16”也被确定为毛主席畅游长江纪念日,对传统的群体活动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因此,每年的“7•16”,全国各地掀起了组织干部群众、学生、民兵畅游湖、海的群众体育活动。   

      1967年,也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第二年,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我们数百名归侨学生,响应毛主席“游泳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一种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海去锻炼”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加此次纪念活动。当时我(图前左)与来自柬埔寨、老挝、南越、北越、新加坡、缅甸共六位侨生,自己动手制作标语牌,套上汽车轮胎:标语牌下面是张贴毛主席屹立在船头的画像,上方是毛主席的题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7月16日上午,在集美侨校军宣队组织指挥下,集美侨校的学生有组织、有纪律的与来自各机关学校的师生一起,轮流推着标语牌,从高崎横渡到集美海滩,一公里多的海峡,峡面复杂,潮急浪高,游程难度很大,随着千军万马,顺着涨潮的潮水,我们有条不紊顺利的游向彼岸,从此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今天,除了笔者留在国内工作,当年的同学们已分别生活在加拿大、法国、美国和香港。
      我再次参加纪念“7•16”活动是在1971年。
      

      那年,我刚从部队退伍回厦,分配在厦门电机厂工作。当时电机厂的职工几乎是复退军人,部队的连长到电机厂也只是车间班长而已,因此,厦门电机厂的基干民兵连,称得上是多兵种的“集团军”,曾在围垦筼筜湖、集美杏林引水工程、钟鼓山隧道(当时是人防工程)的重大建设中做出诸多贡献。
      1971年7月16日,为了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五周年,作为政治任务,厦门电机厂的基干民兵连参加了由市级组织的畅游厦门至鼓浪屿活动。横渡是从鼓浪屿皓月园大德记海滩下水,在红色巨型标语牌下,横渡鹭江按不同梯队进行,我与几位职工负责推举标语和“厦门电机厂基干民兵连”的红旗,在厦鼓的海面上艰巨的畅游。
      厦门至鼓浪屿海峡游程约700米至800米,距离虽不长,但因海流较急,终点登陆地又指定在现在的国际银行大厦上岸,游到半程时小腿抽筋,加上笨重的标语牌在巨浪中前进缓慢,最后几个同志护着我随潮流被漂至厦大海边。
      厦鼓横渡最后一次举办在1995年,那时我只能到岸上围观了。
      或许别有缘故,在厦门,“畅游”与“横渡”渐渐成了人们永远的回忆……

                         (王起鹍)

    图片说明:

      1、1967年7月16日,为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一周年集美侨校同学积极参加横渡集美-高崎海峡(图前左为笔者)

      2、1971年716厦门电机厂基干民兵连横渡厦鼓(靠左为笔者)

       

                 

    --王起鹍--

  • 浓浓赤子心,悠悠校友情

    2010-08-03 08:23:58

    ――追思厦门市侨联常委、香港集美校友会副会长苏培祥爱国、爱港、爱侨的点点滴滴

        培祥走了?这不可能!昨天他还答应会来厦门参加第十四届“九•八”投洽会,出席厦门侨联成立六十周年庆典,并捐助一万元给侨联……
        他突然走了,可惜和错愕,只留下那微笑的音容和笔者的追思:做好人六十六载勤恳为侨,爱国爱港爱乡,侨界以他为荣;为校友二十八年敬业为乐,淡泊名利得失,奉献中求和谐。


       
    侨生的情怀
        上世纪60年代初,苏培祥带着赤子之心,抛弃了国外富有的生活环境、优越的学习条件,回到家乡就读集美归国华侨补习学校。
        面对“困难时期”,他继承父亲苏秀荣的爱国爱乡精神和高尚品格,勤奋求学、刻苦学习。然而,在那“极左思潮”影响下,由于他的“身份特殊”,成绩虽优越,要考取名牌大学谈何容易。时空错位、心理不平,他仍乐观向上,无怨无悔。
        苏培祥回忆说:当年,庄恭武校长到党校学习时,还特地写信给自己的班主任苏德馨老师,要苏老师多加注意对他的教育、关怀和培养。这事让他刻骨铭心,从此,他始终与教师、同学相处融洽、互相学习帮助,留下难忘的师生情、校友情。
       笔者与苏培祥相识在60年代,同在集美侨校学习,得到过学长般的关心和照顾。


       
    诚毅的光芒
        七十年代,苏培祥移居香港,事业的发展并没有淡漠他对母校的情感,当人们纷纷把子女送往国外学习的时候,他是把子女送到复办不久的集美侨校,深信“侨生的摇篮”依然会造就更多华侨子弟……
        1983年10月21日,厦门举行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七十周年庆典,苏培祥与陈顺荣、何仁发等侨校校友应邀参加。在归来园举行的陈嘉庚铜像揭幕典礼上,苏培祥对着陈嘉庚的铜像和“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伟人的题词,心底久久不能平静,从侨生到校友,嘉庚的形象和思想一直留在他的心中……
        虽然他不是家有万贯的企业家,但自收有余时绝不吝啬,每次回到母校,他会表达一点心意;拜访集美校友总会时,主动拿钱捐助《集美校友》刊物;人到厦门,总会抽空看望老师和同学,到侨联串门,从不当外人;每年的“九•八”投洽会他都邀请校友一同参加。点点滴滴、身体力行,以“诚毅”行为体检和弘扬着嘉庚精神,为学校、家乡建设贡献自己微薄之力。

     
       
    校友的执着
        80年代苏培祥回家乡马巷投资创办面粉厂,曾任同安区政协委员,同安区侨联名誉主席,现任厦门市侨联常委、翔安区海外联谊会、区侨联名誉主席。带着家乡赐予他的荣誉,苏培祥做事更为谨慎,他要求自己勤勉做人,勤恳做事,勤奋立身……
        在香港集美校友会,台上台下总有他的身影,默默无闻地为校友会谋事。钱没少出,会也没少开,他淡泊名利得失,总以敬业为乐趣;虽说企业在深圳,但更多的时间是在为校友会的事奔波,就在他逝世的几天前,仍开玩笑地说:如果我再不回深圳工厂看看,文艺队的活动经费我没法报销了!
        香港集美校友会文艺队也以有他为乐,苏培祥每次到厦门,都会买上几十盒的马巷特产馅饼和马蹄酥带回香港,无论多晚他亲自把馅饼送到排练厅慰问校友。
        校友有困难,他会伸出友谊之手;校友之间产生矛盾,他会积极开导、化解隔核;平时助人为乐、应酬接待宾客和校友,对他来说已是习以为常。

     
       
    爱港凝侨心
        如今在香港侨社里,都有集美侨校校友的身影。除了集美校友会,苏培祥在侨界社团联会、侨友社、华侨华人总会、缅华互助会、香港同安联谊会、香港金门联谊会都兼有荣誉职务,但他自称是“义工”,也推动他更加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起到侨社之间、校友与学校、家乡之间的联系、沟通、合作和交流的作用,他在团结中求发展,奉献中求和谐。
      苏培祥坚定支持“一国两制”方针:为了香港稳定与繁荣,携带夫人走上街头与侨校校友一起参加庆回归公益金百万行活动;为支持香港立法会选举,他和侨友们一起深入社区宣传“基本法”,发动所属归侨侨眷走门串户,吁请市民支持爱国爱港人士竞选立法会。
      1997年6月14日,苏培祥率领50多位香港侨友组成的“赴厦参加侨界庆回归代表团”,参加由厦门侨界和香港侨友共同举办的迎香港回归联欢会,在侨界产生影响。
      香港侨社的活动,他做到真心、热心和尽心;厦门侨界的活动,也少不了他的一片赤心。
      苏培祥走了,为我们留下稳健谦和、勤恳敬业,淡泊名利、无私奉献,执着追求、共创和谐的美好形象……

                                            王起鹍  写於2010年7月20日 厦门

    图1:1997年10月苏培祥在香港接待到访的厦门市侨联主席陈联合(右)、市侨办主任黄美缘(后左)及侨联副主席王起鹍(后右)

    图2:2009年11月11日苏培祥、张仁忠、李秀桂等校友回母校拜访学院书记赵明光(左三)

    图3:1983年10月21日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七十周年,香港集美校友苏培祥、陈顺荣等校友一行应邀参加。图为:(红旗边为苏培祥等侨校校友)匆匆走进归来园参加陈嘉

    图4:厦门市侨联陈联合主席宴请应邀参加“九八”投洽会客商

    图5:1997年6月苏培祥夫妇(左)与香港集美侨校同学会校友一起参加庆回归公益金百万行活动

    图6:2008年9月8日苏培祥组团参加第十二届投洽会,与笔者合影

    图7:1997年6月14日,苏培祥为团长(后左三)率领50多位香港侨友组成的“赴厦参加侨界庆回归代表团”,参加由厦门侨界和香港侨友共同举办的迎香港回归联欢会。图:人大副主任杜明聪(左七)、陈联合(八)、侨办主任黄美缘与香港侨友合影

  • 【亲历60年】荣誉属于我的祖国 ――为纪念祖国诞生六十周年而作

    2009-09-26 22:19:07



    出席第七次侨代会

    参加致公党第十三大

     笔者(最后排左二)於2004年参加第七次全国侨代会时与中央领导人合影

     

      ――2009年7月14日召开的第八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上,我和林亚德等9名厦门归侨被授予“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
      ――2006年11月,我被致公党中央授予“全党机关建设工作先进个人”
      1964年,我回到祖国从侨生、军人、工人、大学生、技术员、致公党、侨联、公务员到退休,在45年的学习、工作中,荣获过“三好学生”、“五好战士”、“企业标兵”、“侨务工作先进分子”、致公党中央和全国侨界的“先进个人”等称号,大大小小的荣誉职务和奖励奖状也有百多个,然而这些荣誉,无不凝聚着养育我、培养我成长的祖国,凝聚着老一辈的革命薪火相传,凝聚着祖国大家庭里关心、支持我的每一个人……
      理想引领的荣誉
      “我要回祖国读书”,在父辈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一颗少年的心,期望着能有一天回国读书、工作……
      理想终成现实。走进集美侨校,正赶上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我和同学们一起投入了学习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潮;在学习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中,树立了为祖国学习的远大理想,做好了“一颗红心、多种准备”,随时为祖国的需要贡献自己的一切。
    1965年我光荣加入了共青团,后来被评为“三好生”、“五好民兵”,当选校学生会干部、出席厦门市学代会;担任侨校民兵连副连长、纠察队大队长,出席厦门市民兵代表大会、当选厦门市人大代表。
      在侨校取得的荣誉其实是在理想和信念的引领下所实践、所展示出来的。我遵循祖国的要求,在自己的学习岗位上,为将来参加祖国建设做了准备。
      1968年,实现了我的又一个理想,当兵的荣誉,使自己在大熔炉里得到锻练成长……
      执着写就的荣誉
      有了理想和信念的引领,必须要有执着的追求。
      我曾多次写过入党申请书,当时归侨在部队要参加中共谈何容易。然而,凭借自己是“知识青年”,靠笔杆子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部队的好人好事,即锻练了自己、也鼓舞了士气,受到部队领导的赞许、被评为五好战士、多次获得记功和嘉奖。
      1969年夏天,几位侨校同学到北京找我,谈到侨生上山下乡后的处境,期望我能向上反映,我如实写成长信,寄到中央相关部门。此后,侨生们在农村“修理地球”的“再教育”的困苦情形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我决心退伍后,一定要为侨生们多做些实事。
      1971年,我带上不多的退伍金到永定,从坎市到下洋,一个多月走进十几个社队,和侨校知青同宿同食,他们艰苦的生活和劳动环境,确实出乎自己的意料,我再次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撰写成“华侨知识青年在永定的生活状况”一文,分别寄往省、市革委会和国务院。
    从那个时候,我与“侨”结下了不解之缘……
      精神凝成的荣誉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精神就没有事业,没有精神就没有荣誉。
      毛主席指引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教导我们要有一点闯的精神,‘冒’的精神,走出一条好路,走出一条新路,干出新的事业。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侨务工作改革开放的号角,厦门经济特区的建立也为侨务工作的拨乱反正,赢得了时间,为侨务工作的恢复与发展,赢得了机遇,改革开放三十年,我见证了侨务事业的发展、致公党事业的壮大……
      当然在我的荣誉里,也闪耀着自己艰苦奋斗的精神、勇于进取的拼搏精神。
      1981年我参加致公党,并参与厦门致公党组织的筹建工作;主动协助落实归侨知识分子政策和侨房政策;帮助集美侨校的复办工作;组建厦门归侨文艺队、组织归侨医疗服务队到涉侨单位为归侨侨眷服务;协调“五侨”的联络工作;参与筹建厦门归侨知识分子联谊会;协调、拉近港澳侨界与厦门的联系;积极做好引进侨资侨智和侨务对台工作。这三十年,只要是涉及侨界的事,只要是归侨侨眷、华人华侨需要自己帮助时,我会致力为公、尽责尽力,责无旁贷。
      1984年,我被评为厦门市“侨务工作者先进个人”,那年我从工厂走进致公党机关工作。而后,先后担任市侨联副主席、致公党副主委,及人大侨委、政协“四胞委”、统战部、侨办等涉侨部门、单位的职务。
      责任描绘的荣誉
      “堂堂正正做人,一心一意为侨”,这是我在统战与侨务工作中做人的准则。
    自从担任致公党秘书长之后,我用“脑要清、心要诚,胸要宽、眼要明,嘴要勤、耳要灵,手要短、腿要长,业要精、笔要直。”三十个字做为自己的座右铭,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困难的工作环境中走过难忘的三十年。
      荣誉是肯定与支持,是期望与鞭策,是压力,也是动力,关键是看我们如何对待荣誉。
      因工作需要,我先后担任二届的市政协委员、当选二届的市人大常委,六次出席致公党全国代表大会,二次参加全国侨代会,出席省、市致公党和侨联代表大会的次数就更多了。
      我是一个平凡归侨,因为我是民主党派的领导,所以随之而冠予的一些政治荣誉,的确也会让你飘然、忘乎所以,但我清醒的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一切荣誉职务的设置,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派各级的“委员”,以及应聘兼任的各类社会职务,这一切不仅仅是荣誉,更多的是责任,是代表着你的组织单位而出任的,并需要你为自己的组织去行使自己的职责、进行参政议政,而不应该过高地估量自己、或成为向组织伸手索取私利的本钱,现实中是有个别同志摔在这个节骨眼上,仍不醒悟,当然也给组织和个人造成不良影响。
      发挥余热珍惜荣誉
      2006年,58岁的我离开了党派的领导岗位,这在党派专职领导中是不多见,因此,许多致公党员婉惜与不解的问我:“党派领导不是可  以做到62岁吗?”是啊,干部的升降、进退的自然现象,已经被某些人“私利化”、“虚像化”了,荣誉的诱惑,利益的唆使,“谁不想”为党多干几年啊!因为,领导们非常清楚,退休意味着将失去“荣誉”,位子、车子以及安排在身上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一切荣誉职务随之消失了,伴随的待遇也就自然没了……
      其实,我面对殊多的政治荣誉,也深沉感到,做事容易,做人难,讲实话更难。
    20年前,老主委张述经常对我说;“主委、副主委都是根据党的工作需要安排的,到龄该退就得退下来,工作做不好也应该退下来。老了不退,你们年轻人也就上不来,退下来同样也可以为党工作嘛”!
      我也多次在会上坦言:党派的领导干部需要不断物色、培养,我们都是公务员,要能上能下,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可届中调整退下来,没必要放宽年龄,只要珍惜荣誉,不眷念荣誉,同样可以发挥余热。
      我退休了,虽然兼任侨联副主席,我依然以普通一兵默默无闻地为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做些力所能及工作;被聘致公党顾问之后,仍然继续保持与组织和党员的联系,应邀为各地党员、基层侨联授课,讲解党章、党史和侨情侨史;自己设计创建的《洪门•华侨•致公》网站(www.hmyzg.cn)已经开通运行,提供了交流平台,继续为统一战线、为归侨侨眷、华侨华人及广大致公党员服务!
      45年,荣誉是我进取的动力,荣誉寄托着党的希望,荣誉充满人民的厚爱,荣誉属于我的母亲――祖国
    !(作者:致公党厦门市委会顾问、厦门市侨联副主席)

  • 平凡的致公路

    2009-07-01 11:28:06

    平凡的致公路

     

    --王起鹍--

    1981年11月13日由致公党福建省委会发出的“入党批准通知书”至今仍然压在我的办公桌上。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这张入党通知书连同其他十来位同志的“通知书”,是由当时任省委会秘书长林春福同志从福州带到厦门后分送给我们的,为得是节省几分钱的邮票。

    81年12月30日,致公党省委秘书长林春福在厦门召集有关党员,宣读中共厦门市委正式批复同意成立致公党厦门市工作委员会文件,致公党厦门市工作委员会也就这样诞生了,春福同志代表省委会,宣布洪如萍、邱连滨、陈思达为工委会委员,洪如萍为召集人,陈思达为驻会委员,并指示林仲明、王起昆为联络宣传员(协助工委会开展工作)。

    编外秘书

    成立组织一般会有启动奖金,然而厦门致公党组织的建立只有当时担任省委会主委的柯朝阳先生自己献出500元人民币“奠基”,或许这也是我们日后的活动经费了,除去购置办公用具,所剩无几。省委会领导来厦门工作,固定住在当年的华侨大厦后楼最便宜的招待所或霞溪旅社,每日房费不过23元,三餐用不到一元钱的菜金。我还为秘书长弄了一部自行车,做为他来厦门工作的交通工具。秘书长常犯胃病,但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无私奉献的兢业精神,使我敬重又佩服,虽然我还没有参加致公党,但我仍自愿承担了他的“编外秘书”,协助抄写报告、通知、入党申请表等文字资料工作,陪同他拜访有关归侨侨眷。

    与侨结良缘

    其实,自1970年我从部队退伍回厦门,就一直关注归侨的生活和工作,1968年虽然我“幸运”的参了军,然而我的多数集美侨校的同学,有的回国不久便到永定山区“接受再教育”(其中包括自己的妹妹)。在我服役期间,或回到地方工作前,同学们给我的封封来信中,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着对失望和悲情,当时我在北京服役,也曾经和同学去过国务院反映华侨知青的处境,因侨务机构被砸,某些侨务工作是由当时的外交部和公安部联合代管,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1970年春,怀着对华侨知识青年的同情,我利用近一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永定的十多个侨生知青点,并和侨生知青同住、同吃,并与他们一起到龙岩公安局门口排长队,体验申请出境的感受;我完成了近万字的反映材料(按今天的时髦的语言就是做“调研”写“调查报告”),直寄给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是否收到就不得而知),我认为我是尽了我一份力量。一些同学、朋友离开永定时途经厦门,专程向我告别和道谢,留给我是无穷的欣慰。记得不久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华侨、侨眷出入境审批工作的规定》、《关于华侨学生上山下乡问题的请示报告》、《关于归侨职工出国居留发给退职金问题的请示报告》等文件,及对归侨青年参军、工作、上大学等问题也做了政策性规定。许多华侨学生在“来去自由”的政策下,出境出国移居港澳或回到了侨居地;不少侨生根据“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原则,被“照顾”安排到城镇工矿企事业工作,或被“照顾”选送上了大学。当然我也再次“幸运”地于1972年被选送上了福州大学。

    精神的依托

    1975年大学毕业回厦门工作,我仍是人在工厂、心在“侨”,我凭借做“侨”的一点点“经验”,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为“侨”呼吁,我经常出入当时还是由军代表管理的外事部门,经常走访劳动局,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助解决留在厦门的归侨知青的生活工作问题,我曾起早模黑到公安局排队,为得是替居住在岛外的归侨拿到一份申请出境定居的表格。

    1978年我为办理我爱人的工作调动,在统战部认识了缅甸归侨林仲明同志,后来认识了陈思达先生,他们把《致公通讯》(后改《中国致公》)的刊物介绍给我,并谈论起参加致公党组织的相关议题。

    入党之前,我热心为侨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想为遇到困难的侨生们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自从认识致公党之后,我似乎有一种强烈的意愿,即“以致公党组织来发挥自己的作用,更好地为侨服务,并去维护归侨的利益呢。”我找到了组织依靠和精神的依托,,选择加入致公党。确切地说,我曾经的理想是参加中国共产党,在部队曾经写了几份入党申请书,然而或许是有海外关系而石沉大海。听说我要加入致公党,电机厂党委书记王清明坦然地对我说:参加致公党一样是追求进步,或许你加入致公党更能发挥你的作用。后来我能利用在企业上班时间做致公党的工作,这和理解、支持我的书记、厂长是分不开的,当然我能认真做好致公党工作的同时,也能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的,做为厂中心试验室负责人和技术人员,我经常是超额完成完成生产任务,并连续几年还被企业授予先进工作者或生产标兵的称号。

    心底无私天地宽

    参加致公党组织以后,我把自己的许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组织,我经常陪同林春福秘书长和陈思达同志走访重点发展对象,无数次的登门拜访,与归侨知识分子谈心沟通。记得有一次,经过工作已经答应参加组织的几位侨界知名人士,突然集体退回申请表时,使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在当时要动员有一定层次的知识分子或侨界知名人士参加致公党组织是很不容易,社会对致公党还不了解、有偏见或认识不足,于是在我的建议下,为了更好地宣传致公党、扩大致公党组织在社会上的影响,19829月在洪如萍、陈思达的支持下,我负责成立了文革以后的第一支归侨文艺宣传队,在动员自己的夫人、亲戚、同学参加文艺队之外,还把自己的侨汇和侨汇票都拿出来支持文艺队的活动所需,演出的服装和乐器还是海外亲友捐赠的。当成功地举办首次侨界国庆的联欢会时,致公党组织在厦门侨界,乃至全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了侨办、侨联的领导到会参加,中共厦门市委和统战部的领导也亲临指导,当时的致公党党员不过数十人,参加大会的人数达150多人,侨办主任柯栋梁对致公党组织的活动能量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人们开始认识了致公党组织。

    由于文艺队的经费决口太大,不久便由侨办接管,我仍然负责具体工作,侨办派出陈孝镇科长、林振天同志参与指导,这也是致公党和侨办的第一次合作,此后,逢年过节致公党与侨办组织文艺宣传队到华侨企事业单位、学校慰问演出,直到1986年侨联也参加了我们行列,“三侨” 联合举办的活动有声有色。我还提议,并积极组织由致公党党员中的医务工作者组成的“归侨春节慰问服务队”,於851月首次到侨办企事业单位慰问服务,为500多位归侨侨眷干部职工看病治病,这一活动一直坚持了十六年,致公党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日益提高。

    怀着对归侨、侨眷的深厚感情,我经常利用业余时间骑着自行车进行家访,与致公党党员、归侨侨眷交朋友,为他们排忧解难,让广大侨胞从我们的身上也能感受到致公党组织的温暖。

    情系致公赤子心

    1984年8月,我调到致公党机关工作,这是我人生又一次重大转折,我从一个企业的技术管理干部,调入机关从事党派的锁碎的工作。我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进入机关不久,我还是设想着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致公党,扩大致公党在社会上的影响,在工委会主委张述的支持下,我利用在部队练就的一点本能,操起了蜡笔、蜡纸和钢板,自己组稿、自己刻写、油印的《致公联络》(即《厦门致公》的前身)於84年9月28日正式出版,这是厦门致公党第一份刊物,我不但把刊物分送给自己的党员,同时也分送给我所认识的归侨侨眷,让所有归侨侨眷认识致公党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了解致公党的活动情况。同时,我还利用许多业余时间积极写稿投向厦门日报、厦门广播电台和厦门政协刊物,仅仅几年中我不但成了本党党内肖有名气的通讯员,而且曾经被《厦门日报》、《广播电台》聘任为数年的通讯员,出任《厦门政协》刊物的编委也有十年之久。19871月,《厦门日报》、厦门电视台、厦门广播电台以头版头条的新闻报道了致公党的一次活动,这在厦门市民主党派活动中还是少见的事例。后来我还连续数年被本党中央评为优秀通讯员,不少作品被评为优秀文章。

    或许因为厦门是经济特区,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致公党中央特别重视厦门组织,我曾经二次代表厦门组织列席八届的中常会,六次参加中央的工作会议,不少重要会议还发文请厦门组织派员参加,中央还分配两个中央委员的名额给厦门,回忆起来总感到荣幸和自豪。

    在做好组织发展和组织建设的同时,根据当时特区建设的需要,我还参与组建“厦门南侨股份公司”,在开展外引内联活动中做出一些成绩;组织成立致公党联络组,进一步开拓海外联络工作新局面。

    在秘书长岗位上

    86年11月26日担任工委会副秘书长到199610月离开秘书长岗位,在十年的秘书长这个很有争议的职位上,工作中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困难和人为的一些矛盾,也是无法避免。由于机遇和工作需要把我推上了这个岗位,从此以后,有起有落,有进有退,争议不少、褒贬不一,工作没少做,意见也最多,甚至也有过莫名其妙地免除我秘书长职务的一段经历,我几乎是在这个岗位上摸着石头走路,有时遇到困难和挫折,使我没有勇气和信心面对现实,我茫然、退却过,也提出过辞承,然而,在关键时刻,得到统战部领导的关心、帮助,是老一辈领导人张述、洪如萍他们那种不为名利、勤勤恳恳、致力为公、忠于事业和爱国爱侨的精神感染我,促使我更加热爱致公党的工作,更加热心地为广大归侨侨眷服务。也是在他们高尚的思想品德和严于律己的作风影响下,我的思想境界不断得到充实、豁然,使自己得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向成熟。秘书长的这个角色,曾经带给我许多酸甜苦辣的经历和故事。

    平平常常才是真

      因为我是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所以随之而冠予的一些政治职务、荣誉,的确有时也会让你飘然、忘乎所以,然而我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名利乃是身外之物,我们身上的一切荣誉职务的设置,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派省委委员”,以及应聘兼任的各类社会职务,可以说是代表着你的组织单位而出任,并需要你为自己的组织去行使自己的职责、进行参政议政,而不应该过高地估量自己、或成为向组织伸手索取私利的本钱,现实中是有个别同志摔在这个节骨眼上,仍不醒悟,那种为了位置、车子、票子而闹矛盾的现象在个别党派组织中时有发生,当然也给组织和个人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也就尤为重要,共同树立民主党派的光辉形象。

    在我工作期间,常用五句话来要求和衡量自己的工作:“脑要清、心要诚,胸要宽、眼要明,嘴要勤、耳要灵,手要短、腿要长,业要精、笔要直。”三十个字,不需解释,一目了然,我已记不清从何抄录而来,但他成了我任秘书长的座右铭和我的工作准则。

    我对工作认真负责、敢于承担责任;我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用平常的心对待平常的工作,以自己平常扎实的劳动,在党派工作上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像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把拥有小汽车视为一种待遇或象征等级时,我还是以平常心对待自己的自行车,因为它才是自己拥有的,其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平平常常才是真。

    榜样的力量

    虽然我为致公党的事业还说不上鞠躬尽瘁,然而老一辈领导人的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鞠躬尽瘁精神是自己致力为公的榜样的源泉。

    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於1982年、1985年二次到厦门,我都参与了陪同,黄老的音容笑貌和认真细致、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作风仍历历在目。特别是82年5月30日,黄老抵厦参加全国防痨会议,会议期间他要我们陪同拜会统战部领导,80多岁高龄的中央领导人要亲自登门拜会当地统战部的领导,我有些感到不解,然而黄老带着慈祥的笑容说:致公党组织能在厦门得到发展,和统战部的支持与关心是分不开,我们要经常主动与中共党委联系、沟通,工作中一些重要决策,要先请示党委领导,达成共识才能去做。黄老的谆谆教诲,使大家受益匪浅。当我们走上统战部三楼时,确实惊动了部长和其他同志,对眼前这位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领导肃然起敬。

    1985年511黄老再次到厦门时,我已经调到机关工作。在政协礼堂,黄老与致公党党员亲切座谈,他以洪亮的声音亲切与我们谈起他的经历、讲述致公党历史,他要求大家任何时候都要自觉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为我们题词,留下:“致力为公、振兴中华”格言。黄老非常关心归侨侨眷,工作再忙也尽可能挤时间,要我们陪同他到厦门大学侨联、集美侨校看望归侨、侨眷和来厦门学习的华侨学生,他对我说:要做归侨、侨眷的工作,首先要了解他们、信任他们、热爱他们,我们归侨,具有耿直、热情、乐于奉献和百折不挠的性格,以心换心,才能团结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他下榻的华侨大厦还亲切地接见了副市长柯雪琦,统战部长张其华及来厦门探亲的海外侨胞,我亲戚苏一新正好从缅甸回乡探亲,黄老得知后亲自会见了苏先生,使回乡侨胞非常感动。他身为中央主席,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记忆过人,没有任何架子,对我们年青干部、对普通党员都很热情、平等待人,仅仅几天,老一辈领导人的平易近人、身传言教,对致公党的坚定意志和信念使我深受教育,促使我日后更加奋发努力地做好致公党的工作。

    诚于侨界 毅于侨胞

    1995年六月的一个星期天,统战部部长陈耀中和党派处处长曾文瑛突然到我家亲自找我谈话,根据工作需要,拟提名我做为厦门市第十一届侨联副主席候选人,过了几天,组织部部长陈昆源也找我谈话,正式宣布了组织的这一决定。

    从致公党秘书长升任为侨联副主席,虽然是兼职,但这突然的安排我是从来没有想到,我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并向组织保证,一定在这个职位上发扬诚毅精神,诚心诚意地为广大归侨侨眷服务。

    当选侨联副主席之后,我把许多的精力投入到侨联的工作,并主动承担了侨联的一部分工作,又由于侨联的某些工作和致公党的工作有所相似,因此我把这些工作做为侨界工作来做,不断拓展为侨服务的工作面。

    做为兼职领导,我非常注意与专职主席的关系,认真执行陈联合主席的工作意图,维护班子的团结,在积极献计献策的同时,主动支持、协助专职领导开拓侨联工作新局面。

    除了每年一次“五侨”慰问活动,我还在1997年、1999年厦门侨界和香港、澳门侨界共同举行的迎接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系列活动中,不但参与负责组织这几次活动的整个过程,还主动协助陈联合主席协调海外的华侨华人社团工作,使在厦门举办的各项涉侨活动都能圆满完成。

    我发挥了自己海外关系广、同学朋友多的优势,利用自己归侨的特点,主动做好海外联络工作,加强与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归国留学人员的沟通、联系,海内外涉侨组织或归侨侨眷、海外侨胞有困难、遇到问题我会主动帮助和解决。

    我利用自己的多种身份,十几年如一日,经常走访人大侨委、政协“四胞”委、侨办和侨联机关,主动与各部门的领导、及机关干部联系和沟通,就侨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探讨。

    侨联副主席这个职位确实给了我很大的为侨服务的空间,虽然是兼职的,我是尽职了。因为副主席是广大归侨侨眷选出来的,我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广大归侨侨眷、为侨务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我为了归侨侨眷的权利、为了海外侨胞的利益,为了厦门的侨务工作,在两会期间,在不同的场合、利用讲话和发表文章做出了多次的呼吁,让侨的声音越来越大,让党的侨务工作得到各方面的重视。文革后第一任侨办主任柯栋梁先生在一次会上对我说:“经常听到你在各种场合为侨界发出呼吁,不少归侨侨眷感到高兴和欣慰,侨界不能没有声音,侨界不能没有作为,侨界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干部。”这或许是侨界的老领导对我们工作的肯定、鞭策和期望。

     

    经历二十多年的日日夜夜, 今天自己留在致公岗位上的日子也不多了,坦率直言,致公党有今天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与一大批归侨侨眷高级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充实到我们的党的组织是有很大关系,他们的参加,使致公党党员的层次、质量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也应当正视,致公党的进步、发展和许多在民主党派机关岗位上努力工作的各级干部是分不开的。我们更应当注意培养民主党派的机关干部,进入二十一世纪,更不能丢掉自己党派的优良传统,专职干部在与时俱进的同时,还要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务必”落实到民主党派工作之中,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首先从自身做起。

    我们的干部都要学习老一辈领导人鞠躬尽瘁、致力为公的精神,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团结奋斗。胡锦涛总书记说:“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004年)

  • 从侨校到军营(2)

    2008-10-15 13:58:25

    从侨校到军营(2)

    ――王起鹍――

     

        归侨的本色
      有二件事至今记忆忧新:
      1969年夏天,几位侨校同学到北京找我,反映集美侨校同学上山下乡以后的情况和处境,侨生们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无望,期望身在北京的我,能把他们的处境反映到国务院、反映给周总理,不知过了多久,侨生们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情形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没油炒菜、食盐淆饭,白天修地球、晚上数星星。我不再用毛主席的语录去勉励他们,而把他们的情况写成二封长信,利用休假到京城,贴上四分邮票,寄往外交部和周总理(部队寄信虽然免费,但我没胆量从部队寄信到外交部的。其次,当时的中侨委已经被撤消,侨务工作归属外交部)。
      一天,我被通知到连部,一封寄自香港的信放在连长桌上,“这是你的信,能打开看看吗?”连长把信交给了我。信是同学到香港后写给我的,言语之间除了介绍香港的“花花世界”,更多地畅叙他离开农村后的那种解脱的激情,我念得是一把汗,连长听的是一股怒气,“好了,把信烧了,以后香港的信就不要寄到部队。”是啊,在那个年代,一不小心会被视为里通外国的嫌疑,特别是现役军人。当然,要回信,只能由亲友转寄……
      1971年退伍后,我带上不多的退伍金到永定,从坎市至下洋,半个多月走进十几个社队,和侨校知青同宿同食,他们艰苦的生活和劳动环境,确实出乎自己的意料,我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如实撰写成“华侨知识青年在永定的生活状况”一文,并复写三份,分别寄到省市革委会相关部门和国务院……
      其实,中央和周恩来总理早已洞察秋毫,了解华侨知识青年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相继制定出台了有关侨务政策,对华侨知青的上调(招工、招干)、上大学、参军、回城市,及出境、出国等问题做了规定,不少侨生得到适当照顾。


      
    真实的生活
      “背上那个行装,扛起那个枪,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我做为铁道兵8729部队宣传队一员,经常唱着《铁道兵志在四方》爬山涉水,深入北京房山县的社队村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旦有毛主席发表的最新指示,我们就得连夜敲锣打鼓把喜讯及时送到连队、送到社队。
      今天消失的铁道兵——曾有过非常悲壮的军旅生涯,立下汗马功劳,从“劳动光荣,当铁道兵光荣”到“汗水溶化千层岩,风枪打通万重山”,这是铁道兵战士在不同恶劣的环境中锤炼出来的豪言壮语。
      当铁道兵是很辛苦的。因为我是华侨,在部队总是受到班排长的私下关照,在新兵连,部队开展“忆苦思甜”教育活动,“忆苦饭”是地瓜叶加上玉米面熬成粥,我们这些吃惯米饭的南方兵,确实难咽,谁知班长悄悄地把早已准备好的馒头塞给了我。后来每当分配工作,总让我干些较轻的活儿,站岗时,照顾让我站头岗;扛铁轨、打风枪,班长要我靠边站;我不会跳舞,指导员偏偏安排我参加文艺队;我的个子矮,连长还是拉我参加篮球队,或许是“侨”的缘故,在部队似乎也体验到“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政策”。后来我被抽调到营部、团部做些文艺宣传工作。
      部队“天天读”是雷打不动的,也是必修课,一天的活动都是从“天天读”开始的。大家准时到齐后,面向墙壁上的毛主席像,班长喊口令,每个人都非常严肃而恭敬敬礼。然后举起“红宝书”高呼:“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晚汇报,就是面对毛主席像,各自汇报一天的学习和工作,我也很诚心诚意地向毛主席老人家汇报思想、“斗私批修”,也写过入党申请书,然而因为是“海外关系”,父亲又是“走资派”,即便你划清了界线,要入党是不可能的了,为此指导员还安慰过我。虽然这些曾经是30年前发生的,那人、那事、那情景,浮想联翩,好象就在昨天,但是我曾在这所大熔炉里得到锻练成长……


                       


    1969年部队宣传队在农村巡回演出(第二位为笔者)

      
    参加团部宣传队(右一为笔者)

  • 从侨校到军营(1)

    2008-10-15 13:49:28

    从侨校到军营(1)

    ――王起鹍――

     

        序 文
      40年前的今天,也是铁道兵成立20年之际,我当上了铁道兵。不久,印尼归侨、现任同安侨联主席梁国民也从竹坝华侨农场当上铁道兵。然而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铁道兵是一支消失了的、最悲壮的兵种(1984年1月1日铁道兵部队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今天,在铁道兵迎来她60周年的纪念日里,笔者有感而命笔,记述亲历……
      归侨参军,是党的“八字原则”,后来是“十六字方针”(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在侨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今天有更多的归侨侨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和党的侨务政策感召下应征入伍,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只是在“文革”期间,在那侨务方针政策遭到践踏和破坏的特殊年代里,归侨要参军确实困难,我们能参军,也是各级政府认真贯彻“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八字原则”,给予归侨一定比例的参军名额。1969年“中侨委”被宣布撤销之后,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把“侨”列为防范、打击,甚至专政的对象。广东省文件还明确规定:“今后一律不吸收有海外关系的人当干部”,批判“八字原则”是修正主义的总根子,是搞“特殊化”……

      
    欢送的队伍
      1968年1月,集美侨校师生不分“革联”和“促联”,两大造反派放下了“文攻”和“武卫”的争议,第一次“联合”高举“热烈欢送参军”的横幅标语、敲锣打鼓地把我和陈如爱两位侨生送到集美招兵站,“保卫祖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声,显现当时集美侨校数千华侨学生的心声。
      我在侨校担任民兵连长、纠察队队长,担任过大部份回国学习的新侨生的民兵训练工作。他们回国便遇到“文化大革命”, 大鸣、大放、大字报,以及“武斗”的枪声,打破了他们的回国的理想。课没上成,就扛起“五四式”步枪跟我“摸、爬、滚、打”进行民兵训练,每个华侨学生都希望能有机会当兵,保卫祖国、解放台湾、解放全人类,侨生的思想其实也很单纯。
      集美侨校校门口贴出的招兵公告,带给华侨学生以巨大的鼓舞和一线希望:党没有忘记我们侨生、祖国没有忘记我们华侨,“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政策似乎又回到了侨校,虽然侨校只有两个名额,但有数百名符合条件的华侨学生报名应征,许多同学不时地把带兵的解放军官兵团团包围、白天黑夜地纠缠,就是为了当个兵,在那个年代也确实“史无前例”……


      
    新兵的列车
      运送新兵的列车缓缓起动,欢送的队伍慢慢地消失在远方。
      列车停靠在漳平车站,我看到了几位集美侨校的同学被带兵的领导劝说下车。或许他们受到董存瑞英雄榜样的感染,或许雷锋精神的启发,不知什么时候,这些敢闯、敢冲的革命小将,跟上了运载新兵的列车。过了很久他们才告诉我,新兵出发当天,几位同学跟随新兵偷偷上了列车,到漳平停车吃饭,新兵排队点名时被发现了,劝说后都留在漳平,第二天送回学校,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上纪录了这一幕难忘的故事。
      不久,集美侨校大部分侨生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全国知识青年一样,打起背包奔赴永定插队落户,印尼侨生郭辉平等117位同学,更是发扬红军长征的精神,徒步到永定,在厦门知青中传为佳话,我在部队也为他们的英勇行为感到自豪。再后来,我不断接到同学们的来信,讲述他们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充满空虚的感情。生活在红彤彤地大熔炉里的我,实在无法理解同学们各种充满悲观的思想,只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每封回信的开头写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句大家背的都滚瓜烂熟了的语录,用以勉励他们。或许我的“革命”思想脱离了现实,久而久之与同学的书信来往少了,直到后来利用部队休假期间,在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听到校友们的诉苦,使我完全陷入恍然,悔恨不该说教校友。

                                          


    欢送我们参军的侨校同学

      
    侨校师生到厦门前线军训

  • 神州五号:是祖国的荣耀,也是侨胞的骄傲和自豪

    2007-05-21 15:34:14

    神州五号:是祖国的荣耀,也是侨胞的骄傲和自豪

    --王起昆--

     

    在前苏联和美国发射载人飞船上天40年之后,今天我们国家成功发射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宇航大国,这不仅是我国的荣耀,也是全世界华侨华人值得无比骄傲的一件大事。

    1961年我还在国外上中学,当时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首次进入太空,在我们华侨学生中产生巨大反响,海外的侨胞都期望着有那么一天,中国人也能上天遨游宇宙,42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终于进入了太空,迈出了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一大步,这不仅展示我国日益提高的科技、军事本领,也显示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更证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战略的正确性,显现了我国领导人强有力的领导才能。

    祖国是海外华胞的靠山,祖国的强大、祖国在世界上地位的不断提高,使许许多多归侨侨眷、华侨华人倍感自傲。

    我曾经住在缅甸,60年代初一些国家动不动就搞排华,因为当时我们中国太穷了,连一些小国家都看不起中国人。现在大不一样了,不久前我到美国、加拿大这些西方最发达的国家,访问了许多华人社团,参加了一些社团的活动,华人华侨个个都为中国的强大而感到自豪,中国的强大也改变了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的地位。相信这次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不但将更加振奋广大归侨侨眷、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精神,也将更加加强国家凝聚力。

    记得邓小平曾经说过,没有自己的太空和核发展计划,中国就不可能有世界大国的地位。对邓小平这句话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都有自己的切身体会。(2003年11月)

  • 与党同舟二十年,肝胆相照荣辱共

    2001-09-13 14:37:01

    与党同舟二十年,肝胆相照荣辱共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

    --王起鹍--

    198112月,我参加了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议,没有会议室,也没有多余的形式。时任致公党福建省委秘书长林春福在自己招待所住处,向与会的11位党员宣读了中共厦门市委“关于同意在厦门成立致公党地方组织”的批复文件,并宣布中国致公党厦门市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决定临时召集人为洪如萍同志。此时此刻历经一年的积极筹备,致公党厦门市地方组织在中共厦门市委、市委统战部的支持、关心下,赶上了厦门经济特区向世界开放的首班车。致公党厦门组织的成立,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厦门新建立的第一个民主党派组织。党员23名。

     

    情系祖国 桑梓赤子心

    侨生,过去人们习惯地对归国华侨学生或对出生在海外的华侨回国后的称呼。爽朗耿直的性格,易得罪人,“番仔”便是厦门人给侨生的一个绰号。

    我於1964年回国进集美侨校读书,不久就遇上“火红年代”。千名刚回国的侨生,还没有接触到课本,即“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70年代初,许多侨生感到前程渺茫,更多同学、朋友随着出境、出国浪潮奔赴异国,当我送走一批批曾经是满怀赤子之心回国参加学习的同学们时,留给我都是相同的一句话:“中国共产党的侨务政策改变了吗,祖国爱我吗?”“复杂的海外关系,留在国内又有什么前途?”当时,市公安局是侨生出入最频繁的地方。留与走,是否跟随出国浪潮,曾在我脑海中产生过激烈地思想斗争。但是,一颗回国报效祖国之心依然如故,我相信党,我依然是祖国儿子。

    1978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散了凝聚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乌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第二次全国归侨代表大会随之召开,从而揭开了新时期统战工作和侨务工作的序幕,也标志着我国侨务工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邓小平、叶剑英、廖承志等中央领导多次重申了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侨务政策,重申了“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十六字方针。中共厦门市委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全面落实包括侨务政策、民主党派、宗教政策在内的各项工作,广大归侨从共产党的政策上,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隐隐听到时代的大潮正鼓荡而来,看到了经济建设的春天,人民的春天正翩然而来,我与几位归侨毅然参加了酝酿成立中的致公党厦门地方组织,并主动积极地协助致公党组织的筹建工作,我深信在共和国的土地上,必定有我们施展身手的地方。从此我也亲历了中共对致公党组织发展的支持和关心经过;

     

    鱼儿离不开水、花儿离不开阳光

    致公党厦门组织建立前后的许多事例,使我深深感受到民主党派的发展离不开执政党的积极支持。为了致公党的成立与发展,原中共厦门市委副书记肖枫同志经常指导我们,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并亲自参加我们的活动,为致公党组织介绍发展对象;统战部副部长苏群为我们点将,推荐丘涟滨同志加入致公党组织,并任工委会委员(后任第一、二届致公党主委);统战部长张其华同志从香港引进、推荐张述同志参加致公党,并接任致公党厦门市工委会主委,致公党组织有了德高望重的张述主委这面旗帜性的侨界代表人物,无疑对致公党的组织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1982930,由市致公党举办的全市侨界国庆联欢会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市委、市政府、市政协的领导与300多位海内外侨胞共同欢度佳节,从新燃起了广大归侨侨眷爱国爱乡激情,在厦门致公党的历史上记下了难忘的一笔;当时党委和政府领导亲临参加致公党的各类活动,亲自为致公党党员通报厦门经济建设发展情况,使长期受到“歧视”的广大归侨侨眷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温暖,更使致公党党员感受到春天的到来。新生的厦门致公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中共的领导和关心下,从二十几位党员发展到今天的540多位党员,民主党派的办公条件得到改善,经费逐年增加,影响不断扩大,为了扩大海外联络工作,近几年在市委、市政府支持下,致公党厦门市委会先后组团到缅甸、英国、菲律宾访问。

    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共厦门市委坚持并不断完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制定了《各民主党派厦门市委员会议事规则》、《各民主党派厦门市委员会专职、兼职领导工作职责》,等多项制度的制定,从而使各民主党派各项工作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适应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今年5月,中共厦门市委召开全市统战工作会议,提出了若干政策性意见,并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市民主党派工作的要求和措施,推动了我市统战工作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参政党与执政党同心同德,携手建设厦门经济特区。

     

    统战部是民主党派的家

    19825月,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抵厦门参加全国防痨会议,他接见并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之后,立即登门拜会市委统战部领导,黄老举动一时使我茫然,虽然部长不在,黄老还是认真地向统战部其他干部做了“工作汇报”。过后黄老谆谆教导我们说:统战部是民主党派的家,党派的工作离不开统战部的指导和支持,多一点主动、多一点沟通,我们就会少一点问题,少一点失误。

    我在党派工作二十年,有幸先后在五位部长领导下工作,虽然我与前两任的部长接触不是很多,但感觉到他们都对统战工作非常熟悉、对党派工作非常关心,老部长们高瞻远着,开拓精神,为我市的统战工作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和工作基础,继任的几位部长也都成了民主党派领导干部的挚友。近几年,是因为工作关系,或许大家都是工作在同一个战线上,彼此之间非常融洽。现任部长们继承了老部长们的优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更具后浪推前浪,勇于实践,敢于标新立异,并为开拓我市的民主党派工作新的局面集思广义、出谋划策、尽心尽责。

        在厦门,统战部已经是民主党派的家,各处室干部们经常深入基层,同党派领导和干部交朋友谈工作,主动关心、帮助和支持民主党派的工作,民主党派的干部也经常到统战部交换意见、汇报工作,大家见面无话不说,在商谈工作时,或者在协商有关重大的组织、人事问题时,尊重民主党派的意见,甚至有时遇到意见分析,他们不随意把自己的观点或意见强加给对方,如95年致公党市委会换届期间,市统战部的领导推荐一位同志拟任致公副主委,由于意见分歧,最后还是尊重了我们的意见,真正体现了协商与合作的涵义。

     

    为中国共产党增辉

    19871月全国学潮迅速漫延,将影响厦门经济特区发展,市致公党立即组织党员就北京等地高校学生上街游行问题举行座谈,厦门大学和各校致公党党员参加会议发表了具有针对性地看法和体会,厦门日报、厦门电视台、厦门广播电台以头版、头条发布新闻,这在当时确实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也消除了海内外侨胞中的各种思想疑虑;1989年的“六四”风波,在张述主委的主持下,市致公党又一次率先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由化、反对动乱,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维护了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新局面;不久,受政府之托我陪同张述主委到香港做一些侨胞的思想工作,在香港探访了曾纪华、黄望青、张允中等知名人士,张述同志以其致力为公、忠于事业和爱国爱侨的精神感染了不少侨胞,之后也为厦门协助引进了4亿多人民币。厦门经济特区建立二十年,致公党党员协助引进电子、建筑、房地产、林牧果业,总金额达十亿人民币。

    厦门经济特区二十年取得的成绩,不仅是执政党的光荣,也是我们参政的民主党派的光荣。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维护国家的团结稳定,执政党有责任,民主党派也有责任。归侨、侨眷历经创伤,更加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更加渴望国家安定、民族兴旺,只有祖国强大,海外侨胞才有靠山。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诞生,使党的侨务政策走上法制轨道。厦门致公党组织做为以归侨、侨眷为主要对象的参政党,今天有540名党员,继续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参政议政、开展调查研究和海外联络工作,代表着广大归侨侨眷的利益,行使着参政党的职能。致公党走过的20年历程,也印证了20年来“海外关系”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和关注。

          

    前辈楷模永难忘 致力为公心底宽

    当我回想起在党派工作的二十年经历和所取得的一点成绩,总忘不掉致公党老一辈领导人的教导,是他们那种忠于党,忠于人民,不为名利、勤勤恳恳、致力为公工作态度和殷殷报国之情、拳拳效国之心,无私贡献的精神,促使我更加热爱致公党的工作,更加热心地为广大归侨侨眷服务。也是在他们高尚的思想品德和严于律己的作风影响下,我的思想境界不断得到充实、豁然,使自己得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向成熟。

    我也没有忘记,在我工作上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他们关心帮助我,教育我去面对现实、面对未来,“要经常总结自己的工作、反躬自问,用成绩来验证自己的工作”、“你不是为某个领导或某一个人工作的,你是在为党、也为致公党组织工作的,要相信组织、相信群众”,前辈的谆谆教诲萦绕在耳,鞭策我不断向前,使我勇敢挑起了工作担子。

    也许是机遇、也许新老交替的需要、也许......,总之鉴于工作上的需要,我走上了曾经是我熟悉而又难于着模的职位,专职副主委这个角色,在民主党派领导班子独有的体制中,当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工作岗位。我与前二届的专兼职主委、副主委先后共事多年,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宝贵经验,特别是老一辈的优良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实为我们的楷模,更应当在老一辈领导人创造的良好的基础上做好工作。

        我曾任秘书长,当时随之而冠予的一些政治职务、荣誉,的确有时也会让你飘然、忘乎所以,但我后来还是认识到这些名利乃是身外之物,我们身上的一切荣誉职务的设置,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派中央的委员、省委委员”,以及应聘兼任的各类社会职务,可以说是代表着你的组织单位而出任,并需要你为自己的组织去行使自己的职责、进行参政议政,而不应该过高地估量自己、或成为向组织伸手索取私利的本钱,现实中是有个别同志摔在这个节骨眼上,仍不醒悟,当然也给组织和个人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也就尤为重要。

    今天担任专职副主委,市侨联的副主席,我只是在不同的职位上为同样的目标而工作,是在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厦门特区经济建设、为广大党员和归侨侨眷服务。我认为,民主党派要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民主党派组织要不断地培养、充实和补充新一代领导干部,要不断吐故纳新。

    应当坦诚,新一代领导干部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一是较年轻,有的甚至是换届前不久才加入,个人资望与知名度尚有不足;二是由于经历的风浪少,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政治敏感性还有欠缺。对多党合作的历史了解不够,对如何接受党的领导,从感性认识到接受程度较老一辈还有差距;三是党派工作经验少,工作热情有余,经验却还缺乏,协调能力较弱,需要有一个熟悉与提高过程。兼职领导,因本职工作忙,担子重,感到力不从心;四是与老一代领导人的立党为公,淡泊名利精神相比,比较注重个人的价值与实际,常把个人待遇与社会贡献结合在一起,既对学历、知识、事业追求完美,在价值观念上表现为复合型、现实型。

        进入21世纪,老一辈与中共风雨同舟、合作共事的优良传统,提倡和发扬前辈的无私奉献的精神,仍然是我们新一代致公党领导人的学习楷模,应该学习立党为公,淡泊名利思想,要自廉、自律,自尊,时时刻刻把自己真正摆在民主党派的领导岗位,始终摆正自己的位置。致公党只有努力当好中共的助手,才能增强对共产党的向心力,才能为祖国的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33岁参加致公党,能在党的阳光下成长,在组织的温暖怀抱中渡过20年的时光而感到庆幸;看今朝,我将矢志不移地为统一战线事业继续奋斗不息。深信作为参政党的中国致公党,只有发扬先辈所创立的优良传统,在中共的领导下,继续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发挥群体的聪明才智,才能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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