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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邪西毒》是贵族电影

    2009-03-31 09:46:49

            上周六与朋友在海沧的电影院看了《东邪西毒》,本来也就是想借看电影消磨一下时间,但整部电影的沉闷异乎寻常,有同事看了不到一半就走人,而留下的也是看得晕乎晕乎,要是座椅再舒适一点,可能直接睡大觉,把电影当做催眠曲罢了。出来之后,大家一交流,都说不知道电影在讲什么。联想到王家卫大导演之前的几部电影的风格,也差不多,而且还每部都能获大奖,只能说自己品味不够。周一看娱乐新闻,有报道说刘嘉玲等主演在当年看首映时,也是互相偷偷的交流,这部片究竟是讲什么?心中释然,看来我还不是最老土的哦。

             本来《东邪西毒》也就这样要在我脑子里飘过去了,今天自己有八卦看娱乐新闻,两篇报道又把我拉回。其中一篇是报道孙海英大爷演完《高考1977》之后说这是他这么多年看到的最好的电影,比那些票房几亿的商业大片好看多了(之前也有看过孙大爷的高论:香港电影没看过,内地近几年的电影从不看,只看欧美的电影。看来还是前后一致的)。另一篇报道吴镇宇说《东邪西毒》是贵族电影,王家卫拍的电影就是给贵族们看得,喝着红酒,慢慢的享受。而普通老百姓根本看不懂,也不会去看。两篇报道看似不相关,实则道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同人都有自己的审美取向,有自己认为好的认为不好的,没必要把自己的意向强加与人,也没必要互相看不起。从这点看,孙大爷就不够厚道,不能因为你演多看多就说别人看的东西不行吧?要知道你可以到国家大剧院看《天鹅湖》,欣赏所谓的高雅歌剧,我们连进去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和你能有相同的欣赏取向?因此还是吴镇宇来得实在,人家很明确,要拍的电影就是让观众进去放松放松,没有其他太多想法。上次无意中看到湖南卫视的《节节高升》中高晓松对音乐的理解,说他根本没有觉得摇滚或是其他音乐形式有高人一等的东西,对他来说都是音乐,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音乐,因此不要把自己从事的音乐形式看成比别人高成什么样。赞同!

            不只是娱乐,社会其他领域也存在这种现象。整个社会有“精英化”倾向。毕竟“精英”们占据高点,有资源有能力去宣扬他们的东西,可以把他们东西强加于人。因此,我们希望,在不妨碍社会进步、不妨碍他人享受其权利前提,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所爱的自由,大不了都在自己的圈子里转呗,如果自己哪方面“提升”或“下降”了,自然而然可以选择到新的圈子里去转,用不着站在自己的圈子里骂别人的圈子,或硬要自己的圈子套住别人的圈子......

          

  • 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司经营战略?——读万科年报致股东信

    2009-03-17 10:17:37

    自己看完该信件的一点感受:房地产行业最近几年来一直是背受批评的行业,究其原因,是人民大众对拥有自己的住宅的需求与高房价之间的矛盾,大家把怨气都洒向房地产开发商。“暴利”、“无社会责任感”等不好的形容词是房地产开发商的专有形象。我一直认为,这些责难已经有点“过”了,难道高房价就仅仅是开发商的错?我们撇开最近几年通过“招拍挂”拿到的高价地块,大家都说开发商的地块以前拿的那么低,现在卖这么高的房价就不行,是暴利,就该谴责,但大家就不谴责自己在2005年买入的低价股票,2007年高价卖给其他接盘者不是暴利,还为自己的“投资眼光”沾沾自喜。

        实际上,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相对其他行业,房地产行业市场化程度已经大为提高,就像万科致股东信里提到的“它是一个自由准入的行业,也不存在高耸的技术壁垒;在土地交易完全市场化的背景下,部分先发企业在不可替代资源上的独占性已不复存在,随着存量土地资源的逐步消耗,这一方面的先发者优势正在迅速弱化并日渐消亡。”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冷静的看待房地产市场。而对于众多开发商,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使其真正的回归到认真做产品,做市场需要的产品,而不是想着用圈地去资本市场圈钱。而能理性看待这一点的企业,才能稳健发展,真正把企业做大做强,万科就是这样的企业。

        万科二十多年来之所以能成为国内房地产行业的龙头老大,我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专注做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专注”并不是说不能“多元化”,这是很多人对万科的误解,认为其成功的重要因素是“做减法”,实际上做减法的实质是万科意识到自己当时的能力只能专注做好地产。而我们很多企业则不然,要知道市场的诱惑实在太多,而面对这些诱惑时,很多企业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总是抱着“捞一把”的心态,东捞一把,西捞一把,最后什么没捞着,倒是把自己主业给费了。因此“多元”的前提是自己有能力在各“元”里面都做到“专注”,即有专业的团队,“元”里面能自我循环。否则,往往以失败告终。中国的企业还有一问题是喜欢“资本运作”,企业的主营业务还在空中飘着呢,就想着“资本运作”,最后把自己那么一点点资金运作没了。

        万科取得今年的成绩是值得我们尊敬的。附上万科08年年报中致股东的信,从里面可以看到万科的成功并不是侥幸,她对市场的判断是基于公司稳健发展的经营理念,而不是靠感觉去猜。

     

     

    致股东

            回顾2008并非易事——这一年有如此众多的事件发生,这一年与2007的反差如此强烈。无论对中国住宅行业还是万科而言,2008显然无法以辉煌载入史册。但惟其如此,它带来了更多引人深思的内容,而这或许是我们得以在2008收获的最大财富。

     

    收益与空间

            由“房地产”联想到“高利润”,将房价上涨视为对房地产业的利好因素,恐怕已是行业内外常见的一种习惯性思维。尽管万科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持有不同的看法,在2005年就提出了“房价过快上涨无人受益,平稳发展才是行业之福”的观点。但即使对于万科,可能也直到2008年,才从事实中获得了最深刻的体验。

            其实从原理上看,中国住宅业根本不应该是一个高收益行业。它是一个自由准入的行业,也不存在高耸的技术壁垒;在土地交易完全市场化的背景下,部分先发企业在不可替代资源上的独占性已不复存在,随着存量土地资源的逐步消耗,这一方面的先发者优势正在迅速弱化并日渐消亡。这样一个行业,所能够期待的,只能是一个公平的收益水平。

            一个自由准入的行业,如果行业内外却普遍认为它是高收益的,其结果可想而知。外部资金的涌入和行业内的习惯性思维,造成了2007年土地市场的亢奋,造成了“面粉贵过面包”的异常情形。而这一故事在2008年嘎然而止——2007年高价获取的土地,至少数年之内,恐怕不要说超额收益,甚至连获得社会平均收益水平都变得艰难。

            是这样,2007年的繁荣盛景确实曾经发生,但就如构建在沙滩之上的七宝楼台,不可能长久存在。也不要问2007年的情景会否重现。中国崛起及其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还远未完成,中国住宅行业也依然有待成熟,因此这一情景未来并非不可能、只是不应该再出现了——它并非一个美丽的憧憬,而是一种值得警惕的情形。

            而反过来说,2008或许并不辉煌,但它的存在是必要的。它是中国住宅行业一个完整周期、是中国住宅企业一个完整历程中,不可能缺少的一个环节。当2008在时光册页上定格之后,中国房地产行业运转逻辑的完整脉络,才得以全部呈现为事实。

            那么,打破高收益神话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吸引力究竟何在?其实,这个行业真正的价值,从来都不在于高收益率,而在于其高成长性。它真实的魅力,也根本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作为人口最多、迅速崛起的经济大国,最终问鼎世界经济舞台王座的中国行业,可能不止一个;而在它们当中,成长空间如此之大、目前的集中度却又如此之低的,则首推房地产。

            下面这段文字曾经出现在万科2007年度报告中,请允许我们在此复述一遍。因为,它并非一时的感触,而是我们对行业长期持有的信念:

           “类似中国正在经历的高速现代化、城市化发展进程,在每个国家的历史上恐怕都只有一次机会。身处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又与城市化紧密相关的中国住宅行业,其足迹注定无法平凡。类似的亢奋和接踵而来的回归,在未来仍可能再次甚至多次降临。作为这个领域的从业者,万科团队的成员将尽力守住一颗平常心。

        撇去表面的喧哗,真实的购买力始终在悄然生长,而住宅业迈向成熟的步伐也从未停歇。作为一个自由准入的行业,所有资源和机会对每个参与者正日益变得公平。凭借一笔先得的资源就可以坐收利润的时代已经结束,未来只有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企业才能在这个充满竞争的行业中长存;只有那些转化资源效率最高、能以最低消耗创造最高性价比产品的企业才能最终赢得胜利者的桂冠。”

            自由准入、充分竞争、公平收益、广阔空间——至少对于万科来说,我们认为这是值得期待的未来。

    预测与应变

            2007年第四季度,当行业中亢奋心态还颇为盛行的时候,万科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并被命名为“拐点论”。这一观点迅速引发了业内普遍的争论,并承受了尖锐的质疑。

            随着2008年行业调整的全面来临,在事实面前这些争论和质疑已变得不再需要。而希望万科对未来市场做出预测的声音在不断增加,其中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市场的底部在哪里,而它又将在何时出现?

            然而遗憾的是,这是一个万科无法回答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市场的顶点和底部根本无法预测。2007年市场顶点出现和“拐点论”引发争议,这两件事情确实在2007年的第四季度同时发生,但这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万科对市场亢奋情绪的警惕,早在2007年的中期报告中已经有明确的表述,只是并未马上引起市场的关注而已。换句话说,对2007年的市场顶点,万科从未做出过具体时间上的预测。

            市场的顶点与底部无法预测,这是因为,市场是一个分散决策的复杂系统。市场的每个参与者都具有各不相同的心态和判断,各自决定自己的行为,而他们的行为或多或少都影响着市场的结果。最极端的买方行为决定了市场的顶点,而最极端的卖方行为决定着市场的底部。但对不确定对象的极端行为做出准确预测,这本来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另一方面,房地产一直、也永远是一个与宏观经济环境紧密相关的行业。因此,宏观经济短期趋势的可预测性,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房地产市场的可预测性。而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极为特殊的时刻,中国住宅市场短期内的变动可能也极其复杂,已经超出了企业的预测能力。

        企业难以对未来即将发生的短期波动做出精确的事先描述,这看似一个并不乐观的结论。但所幸的是,对于企业而言,更重要的并不是预测,而是应变。企业可以也应该做到的,是对行业长期的发展方向始终保持认识,对市场环境已经发生的改变及时做出判断,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短期变动进行分析,并分别制订应对的预案,在相关变化逐渐明朗的同时迅速采取行动。

    锐见与慎行

            外界对万科的预测能力,或许给予了过高的评价或期望。而与之相伴生的是另一个疑问:既然万科早在2007年年中,就已经对市场的过热作出了预警,那为何在2007年的下半年,万科依然购置了一些高价土地?万科是否存在言行不一的情况,万科的执行力是否存在问题?

            多年以来,房地产一直备受关注,而万科始终生活在聚光灯下。这提升了万科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尤其在进入新城市的时候,它为万科业务的迅速展开提供了助益。但另一方面,万科的一举一动,其中包含的信息,却也都存在被舆论放大的可能。

            万科在2007年下半年的购地行为,被舆论所高度关注。但万科放弃的地块有多少,恐怕并不为外界所知。而万科在2007年销售额增长超过一倍的情况下,购置土地面积反而低于2006年,这一事实则多少被忽略了。

            2007年土地价格出现了远高于房价的大幅上涨,到下半年更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除非完全停止购地,否则购入的一定是高价土地。

    但完全停止购地,这是一个不容易作出的决定。土地不同于其他的生产原料,难以从市场上随时购得,企业如不能提前购入一定量土地,经营的持续性都会遭遇挑战,更遑论发展。而万科是全球大型住宅企业当中,土地保有年限最短的企业之一;从2004年开始,万科每年年底的土地储备量,都低于未来两年的开工量。对万科而言,完全停止购地,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决定。

    作出极端行为,是一种大胆、但风险很高的经营风格。极端行为可能带来伟大的成功,但也可能招致致命的失误。从万科的企业性格来看,稳健经营是万科一贯坚持的风格。恐怕我们宁可放弃伟大成功的机会,也要确保不犯下致命的错误。早在2005年,当市场尚存疑虑的时候,万科做出了将未来三年设定为高速发展期的决定,事实也验证了万科的这一判断。但即便如此,万科也从没有试图超越自身的能力和资源去谋求超常规的扩张。

            稳健的经营风格,来自于内心深处的敬畏。在我们看来,世界充满不确定性,而我们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市场中许多机会稍纵即逝,企业需要及时作出决定。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对自身理性的局限有清醒的认识,尤其当我们的观点与市场普遍看法存在巨大差异的时候,对自信保持一定的克制,恐怕是应该的。

            锐利的观察和鲜明的观点,这是我们一直期望能够不断提升的一种能力。但如果离开谨慎行事的自制力,则这种能力给企业带来的,可能不仅仅是成功和辉煌。

    大道与原点

            2008年行业发生的调整其实并不可怕,它是必然的,甚至是必需的;它带来的也可能是机会;但与此相对应,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之前短暂的过度繁荣。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应该感谢这一次市场调整的到来。

           调整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机会,其实是让我们冷静下来进行反思和自我完善的机会。

            当行业处于牛市状态时,企业对专业能力的追求、奋发图强的斗志容易出现松懈。当看上去任何房屋都可以顺利售出的时候,当房价上升使赚钱变得越来越“容易”的时候,我们是否还孜孜以求地执着于研究客户需求,不断改善产品、服务的品质和性价比?我们是否做到了尽可能精打细算,最合理地分配成本、控制费用,以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我们是否还在竭尽全力分析市场、寻找最有效率的销售渠道和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反思的动力,正是2008带给我们的珍贵礼物。

            无论2008有多么艰难,也无论2009有多少不确定性,行业发展的大趋势仍未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动摇,而商业社会的基本逻辑更属永恒不变。这一基本逻辑就是,企业存在的最终理由,是为投资者创造价值;企业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去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2009年乃至更远的未来,我们需要回到商业逻辑的原点,需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加重视客户需求。我们需要更加信守一贯主张的价值观念——简单、透明、规范与责任。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我们需要进一步体现企业创立时的初衷——对人的尊重,需要进一步体现“健康丰盛”的生活追求。

            尽管市场仍然处在调整期内,但万科在产业化的道路上的探索不会松懈。这不仅是行业发展必由的方向,也是万科未来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做到这些,我们才能持续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

    惆怅与感恩

            2008年市场发生的一切,基本都在预料之中,并无需惊慌或失落。但回顾2008,不能说没有遗憾。

            遗憾的是,在2007年,尽管在行业宏观趋势上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判断,但我们在牛市的大环境中并未能完全脱俗。过于舒适的环境,使得我们在经营细节上暴露出诸多不足,我们一些专业能力表现甚至出现了下滑的迹象。这已经成为2009年万科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2008年,万科24周岁。24年的岁月在赋予万科强壮体格的同时,并没有改变万科年轻的内心。因为年轻,我们看到了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自身的不成熟;也因为年轻,所以我们并不缺乏接受批评和直面挫折的勇气。

            2009年万科的主题词只有两个字:“零”和“壹”。这一主题词的解读是“万象更新·美好明天”。“零”,既是原点,也是起点。万科将放下往日的成功,修正过去的不足;以永远年轻的锐气,将每一天视为新的起跑点。“壹”,象征着希望,也代表着行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现在开始,万科将一步一步,脚踏实地,与股东共同迎接美好的未来。

     

  • 意甲全军覆没!

    2009-03-12 09:52:45

            欧冠16进8的结果尽早终于尘埃落定了,意甲竟然是全军覆没,而且全部倒在英超球队的脚下,按照黄健翔之前的提法,这次是意甲和英超的全面比较,正好三对三,没想到意甲竟然以完败而告终。

            不谈技术,实际上英超早就超越欧洲大陆的其他四大联赛,因为英超的品牌经营、以来市场的经营体制以及全球资本的流入都使得英超成为近年来全球影响最广的联赛。看看漂亮的球场、每场爆满的球迷,再看看意甲空荡荡的球场,很少的几个专用足球场,就可以看到二者的高低。前几年,意甲仅靠米兰支撑面子,今年米兰没能获得参赛权,全军覆没实属正常。

     

  • 经济“保八”与高考加分

    2009-02-04 14:49:20

           看了题目,很多人肯定不理解中国经济能否“保八”与高考加分之间有什么具体的关系,同样,这里面包括本人也不知道。但事实是有地方教育部门却把而这联系起来了。

           春节期间到老婆家拜年,在市里面一所重点中学读高一的小姨子突然跟我说有事要我帮忙,说有篇论文不知怎么写。当我的第一感觉是,高中写的应该叫“作文”,怎能叫“论文”?后看题目:结合中国的经济形势,谈谈你对中国经济2009年JDP能否保八的看法,字数3000字左右。哇塞,JDP保八!应该是GDP吧?小姨子很认真的说,这是老师布置的寒假作业,每个人都要写,还说写好了要推荐到省里面去比赛,得奖最高可以在高考时加20分。???原来如此!借用周星星的一句话:真是太有才了!不知道是不是哪个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在股市、房市、汇市、车市、**市被套,心有不甘,又很想知道2009年中国经济是否转好让其解套,因此想到发动最广大的学生群众及其亲戚朋友的力量对2009年中国经济的走势进行预测。要不然就是想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学家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前进行基础培养了。

           小姨子接着说,她很多同学都说要找亲戚或亲戚的朋友写,所以要我一定也要帮忙写,3000字对我一定没问题。面对GDP是什么都还没搞清楚的小姨子,我只能接受任务。一回到厦门就开始上网查资料,边查边构思,虽说只有3000字,但比自己写万字报告的难度却有增无减。我必须考虑,是否要用数据、图表?是按照中学生的角度写还是用自己的角度写?思来想去,实在下不了手,中国经济能否保八?我也不知道耶,不发牢骚了,继续找资料......

  • 卡卡留在米兰了

    2009-01-21 10:30:39

           卡卡终于还是留在米兰了,作为一个米兰的球迷,很是高兴。昨天一回家就跟老婆谈论起这事,老婆说他又不缺钱,还是感情重要,要是留在米兰心情更加舒畅,过的舒服,当然要留在米兰了。仔细分析,这实际上也是职业生涯的决策,是关于跳不跳槽的选择决策,与我们没什么两样。

            卡卡选择留在米兰,而不是去曼城拿两倍以上于现在的工资,考虑的不外乎以下几点:1、米兰的实力、在欧洲足球圈的地位肯定是曼城所不能比的,要知道上一次曼城在英超夺冠可能要追溯到卡卡出生的年代。而卡卡正处当打之年,保证在最佳舞台的出镜率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平台的问题;2、背着这么高额的转会费和年薪去一家保级球队,压力巨大,前面已经有舍普琴科的先例了,弄不好去了新东家后陷入低迷,毁了职业生涯;3、在米兰已经5年,熟门熟户,有拥护的球迷和熟悉的队友、教练,容易出成绩。再者,米兰可是欧洲的时尚之都,曼城是什么城市?经常处在烟雨中的小城,不能比;4、不可否认,卡卡是个好同志,不舍得拥护他的球迷。

            以上四点归结在一起就是平台和感情两者因素。实际上我们在选择跳槽时也同样是选择这些因素,就是在平台(前途)、感情和金钱(薪酬)三者之间作抉择。这三者对与处于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人来说又不一样。冯仑曾说过,对于新员工,物质激励比较有效,而对于老员工,感情激励更有效。处在职业生涯最初到上升阶段希望的是有一个好的平台,展现自我,提升自我,为以后积累资本;而到了成熟、日趋稳定阶段,金钱在跳槽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时候往往是养家或追求更好生活的关键时刻;而到了职业生涯后期,金钱和感情纠结在一起,而感情往往会占上风。因此,分析卡卡的行为,我不敢说他完全是为了感情因素,最重要的是在平台和金钱之间的平衡,有球迷提出,如果提出高薪的是皇马或巴萨这样的豪门球队,卡卡还会留下吗?我想够悬,既有好的平台,又有够吸引力的薪资,而且,马德里也是时尚之都呀,怎么不跳?当然,但愿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我也希望卡卡能成为米兰新的队长。

          

  • 李嘉诚的投资语录

    2009-01-16 16:36:51

    刚刚看了一篇有关李嘉诚怎样“过冬”的文章,里面有摘取了一些李嘉诚关于投资见解的语录,感觉非常不错,就想自己打字把它摘抄下来,也算是给自己加深印象吧。

    李嘉诚语录:

    1、投资原则

    “好景时,我们绝不过分乐观;不好景时,也不必过度悲观,这一直是我们集团经营的原则。在衰退期间,我们总会大量投资。我们主要的衡量标准是,从长远角度看该项资产是否有盈利潜力,而不是该项资产当时是否便宜,或者是否有人对它感兴趣。我们历来只做长线投资。”

    “现金流、公司负债的百分比是我一贯最注重的环节,是任何公司的重要健康指标。任何发展中的业务,一定要让业绩达到正数的现金流。”

    “好谋而成、分段治事、不疾而速、无为而治,若能拈出这四句话的精髓,生命是可以如此的好。‘好谋而成’是凡是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分段治事’是洞悉事物的条理,按部就班进行。‘不疾而速’就是你没做这个事之前,你老早想到假如碰到这个问题时你怎么办。由于已有充足的准备,故能胸有成竹,当机会来临时自能迅速把握,一击即中。‘无为而治’则要有好的制度、好的管治系统来管理。兼具以上四种因素,成功的蓝图自然展现。

    ‘眼光放大放远,发展中不忘记稳健,这是我做人的哲学。进取中不忘稳健,在稳健中不忘进取,这是我投资的宗旨。”

    2、投资准备

    “随时留意身边有无生意可做,才会抓住时机,把握声浪起点。着手越快越好。遇到不寻常的事发生时立即想到赚钱,这是生意人应该具备的素质。”

    “我凡事必有充分的准备然后才去做。一向以来,做生意、处理事情都是如此。例如天文台说天气很好,但我常常问我自己,如5分钟后宣布有台风,我会怎样,在香港做生意,亦要保持这种心理准备。”

    “你一定要先想到失败,从前我们中国人有句做生意的话:‘未买先想卖’。你还没有买进来,你就先想怎么卖出去,你应该现象失败会怎么样。因为成功的效果是100%或50%之差别根本不是太重要,但是如果一个小漏洞不及早修补,可能带给企业极大损害,所以,当一个项目发生亏蚀问题时,即使所涉金额不大,我也会和有关部门商量解决问题,所付出的时间和以倍数计的精神都是远远超乎比例的。我常常讲,一个机械表,只要其中一个齿轮一点毛病,你这个表就会停顿。一家公司也是,一个机构只要有一个弱点,就可能失败。了解细节,经常能在事前防御危机的发生。”

    3、风险管理

    “我奉行的原则是保持先进储备多于负债,可以起到平衡作用。”

    “我本身是一个很进取的人,从我从事行业之多便可看的到。不过,我着重的是在进取中不忘稳健,原因是有不少人把积蓄投资于我们的公司,我们要对他们负责,故在策略上讲求稳健,但并非不进取,相反在进攻时我们要考虑风险及公司的承担。在开拓业务方面,我要求收入与支出平衡,甚至要有盈利,我讲求的是于稳健与进取中取得平衡。船要行得快,但面对风浪一定要捱得住。”

    “从前经商,只要有些计谋,敏捷迅速,就可以成功;可现在的企业家,还必须要有相当丰富的资本、资产,对于国内外的地理、风俗、人情、市场调查、会计统计等都非常熟悉不可。”

    4、出售时机

    “如果出售一部分业务可以改善我们的战略地位,我们会考虑这一步骤。除了考虑获取合理的利润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取得利润之后,能否在相同的经营领域中让我们的投资更上层楼。”

    “过去两年里股市最炽热的时候,有人说如果我们将码头业务出售,可以获得50、60倍的市盈率,我们不是不懂的买卖,但集装箱码头是我们的核心业务,这么多年建立起来,不会随便卖掉公司的控股权。”

  • 讨论问题需要逻辑,计划、战略的制定同样需要

    2009-01-16 11:53:09

           年末年初,对于公司而言,最重要的是总结过去一年的经营情况和对新一年工作进行计划。因此,大会小会不断,真是让人身心疲惫。为什么会“身心疲惫”,身体的疲惫很正常,一整天坐在会议室,还要经常被烟雾的“二次污染”,不累才怪。而心的疲惫则是对会议的内容感到累,总觉得讨论来讨论去,没抓到焦点,最后总是泛泛而谈,充满主观臆断,结果可想而知,不可能得出什么结果。

            因此,很想说,考虑问题、讨论问题以及计划、战略的制定非常需要逻辑,需要逻辑来梳理,进而抓住问题的根本,才有可能有结果。比如讨论公司今年要不要拿项目,?与会人员大部分都说要拿。什么时候拿?接着大家就说要看经济情况是U型,还是V型,是U型的左边还是右边,左边怎样右边怎样,我认为怎样.......讨论得很激烈,但最终,拿不拿?什么时候拿?没结果。如果要有结果,就需要从上往下的问题逐一解决。先解决公司对今年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不管我们的判断对与错,总要有判断吧,就像在股市中投资,不管你看空看多,要想投,必须先有判断。只有形成了一个较为统一的判断,接下来才能谈左边、右边拿项目的策略。

            上面只是举个例子,实际上不仅仅在开会中有这种感觉,看很多报告、文章也是这样,总是洋洋洒洒,但看的人总觉得跳跃性很大,没有解决问题,或是从一个问题突然跳到另一问题......为什么写文章或谈事情要做很多准备,就是要理清整个脉络,这个脉络就是要符合逻辑的才有说服力。发发感慨,感慨中是不是也逐步变得没逻辑了,有些晕,看来逻辑性很容易被打乱,呵呵。

  • 非法集资的两种标准(也谈中山来雅倒闭的教训)

    2008-11-11 10:07:44

        中山来雅还是倒闭了。它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前阶段中山来雅爆发的危机我想到的是,发卡本身是一种融资,而且是仅凭发卡方的信用,没有任何其他担保,但大众消费者一般不会去想它的风险所在,也不会去考虑这是一种向大众借款的行为。而监管当局亦没有关注到这一点,不然也不会大大小小的商家都在发卡。君不见,一个中秋博饼,大家手上增加了多少卡?而且大家都很乐意拿卡。之后,又发生了几次商家发卡后倒闭事件,厦门政府才出台了一些相关规定,但这仍然不是银监局或是人行统一制定的规则,全国还有多少用这种方法融资的商户?

       再深入进去,这种融资与我们银监局或人行视为重点打击对象的“非法集资”有本质的区别吗?我是看不出二者有什么本质区别,有的只是金额的大小和承诺的回报的大小。我们经常看到的非法集资,经常是企业为了投某个项目没钱,就向企业员工或社会上的人员筹集资金的行为,回报有的是固定的,有的是浮动的,不一而足,风险也不同。这跟公开发行证券类似,而公开发行证券是有很多规定和监管措施的,因此“非法集资”被重点监管。而发卡融资实际上也是公开发行证券融资,有的只不过是规模较小,回报也较小(如果考虑大家买了卡,最多一年内就花掉,七折或八折的回报可是非常的高!),但这种融资模式却不被纳入监管范围!这就是“非法集资”的两种标准。
     
       因此,我觉得,现在市场上存在有相当多的融资模式,而我们的监管当局根本没有注意,更何谈去监管了。想想现在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同样是因为监管除了问题,因此,市场的守护人还要加把劲。
  • 经典回顾:钟伟——新双轨制复归 中国改革不能承受之重?(zz)

    2008-11-04 01:21:02

    2005年,钟伟教授就提出了中国经济存在新的双轨制,当时本人正是研究生生涯的最后时光,虽觉得提得很有道理,但却未充分重视。这几年参加工作,回过头来再看这篇文章,才知道,原来现在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或各种产业的起起伏伏,祸根早就埋下。现把该文拿出来推荐给大家,文章虽长,却非常值得一读。
     
    钟伟:新双轨制复归 中国改革不能承受之重?
     
    引言:警惕这种“新双轨制”吧!它是以套取已经市场化的商品价格体系,和尚未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体系之间的巨大利益而寄生着的;它是自下而上的、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利用资金、土地、劳动力和国有企业改制的机会越多,腐败收益越大,参与到游戏之中者就越庞大和亢奋;它是脱离了改革永远都不会“并轨”的,对渐进改革的庸俗化扭曲,因为很大程度上,需要被改革的已经是多年前改革的推动者,也是在“新双轨制”之下既得利益者,更是对深化改革的拒斥者。如果说“旧双轨制”是一种渐进的、局部的制度创新,那么“新双轨制”就是累退的、整体的制度蜕化。从这一轮宏观调控来看,根源恰恰在于土地、资金等要素的价格扭曲。而现在,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和自上而下的宪政体制建设,应该说才是在我们试图建立有序的、正常的要素市场之前,就必须首先启动的迫在眉睫的工作。
     
    一、作为渐进改革制度创新的“旧双轨制”

       回顾过去的25年,中国改革历程承受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双轨制”的冲击。
      
       第一种“双轨制”,我们姑且称其为“旧双轨制”,其起点也许可以追溯到人们依稀记得的1984年浙江莫干山会议,从那次会议之后,“双轨制”这一思路成为中国渐进改革的标识,其终结大约可以划定到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1997年,此后。根据杨小凯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将“旧双轨制”勾勒为以下三个层面。

       旧双轨制的第一层含义,是针对当时一般商品和服务的管制价格体系,采取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价格体制,逐步放任体制外价格机制的发育、壮大,并最终使得体制内价格丧失其显赫地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标志性的事件是1985年初取消对企业计划外自销产品价格的限制,价格双轨制就此迅猛发展起来。回顾当时的价格体制改革,的确倍感艰辛,经济学家当时有的忙于计算“影子价格”,有的忙于做“价格闯关”方案,有的则在缜密思考扭曲的价格不过是体制扭曲的影子,应该同时着手体制改革。
      
        旧双轨制的第二层含义,是针对私营企业发展的渐渐宽松的经济政策,当时虽然国有经济的“存量”这一块没有十分激进的改革,但对当时乡镇企业和个体户经济这一块“增量”,的确给了相当多的成长空间,使得除了国有经济以外的经济成分,如同水银泻地,开始奔涌壮大。由于相对保住了国有的存量,同时壮大了非公经济的增量,中国经济渐渐线路万象更新的气息。

       旧双轨制的第三层含义,是针对农村大锅饭着手改革,先后推出了家庭和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样的,新旧土地收益分配制度的衔接,可以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来形容,在粮食批发价格逐步放开之后,这种双轨制虽然使中国短暂地经历了阵痛,但中国农民的温饱乃至小康问题,有了解决的曙光。
     
    二、旧双轨制的过渡性及其成本和收益

      回顾这种“旧双轨制”,它是自上而下的,民众有鲜明的民意,中央就顺应和升华使之成为国策;它是暂时过渡的,没有人(包括政策设计者)会认为这种双轨是永久的,等待渐进的振荡渐渐消散后并轨才是最终的政策目标;它也是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惊险一跃”,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分税制改革和汇率并轨之后,中国的“旧双轨制”光环渐渐褪色,其最显著的收益是,绝大部分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经市场化了,走在今天各种商品琳琅满目的繁华街道上,在“旧双轨制”逝去的背后,我们享受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幸运。

       即便如此,“旧双轨制”从孕育、出台到淡出,也让我们支付了巨大的成本,那些先富起来的一拨人,或多或少地、合法非法地都拜“双轨制”之赐,少部分官员也从“旧双轨制”中寻找到了腐败的温床。和旧双轨制对应的腐败形式也是三种,第一种是利用价格双轨制套取差价。当时最先盛行的表现形式是倒批文,某些干部子弟利用关系、一些“勇敢”分子则通过行贿从领导机关拿到批文,然后去倒卖紧缺重要生产资料和进口商品。以“拿到批文就是钱”的方式导致了一部分人暴富起来。第二种是当时私营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相对残忍的用工制度,当时乡镇企业的工人通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本乡镇的农民,另一部分是外来务工的农民,他们的劳动环境和社会保障都相对较差,尤其是后者,薪酬分配方式则往往是平时只发微薄的生活费,到年底一次分红。这种劳动者几乎没有议价权的用工方式,使得乡镇企业能以较低的价格和较快的原始积累迅速膨胀起来。第三种是在农业生产领域,随着农业承包制的推行,和土地收益分割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收入增长到1995年前后出现拐点,农民务农收入,尤其是种植收入在1995年达到人均750元之后开始停滞不前,农民收入增长放缓。
     
        据当年胡和立一份非常有震撼力的研究报告显示,仅仅在1988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这三项合计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就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

        幸运的是,“旧双轨制”战略虽然是渐进的,但它并不排斥局部的、区域的激进改革,如果把渐进改革理解成什么问题都需要温吞水一样面面俱到的、照顾各方利益的、遇到问题绕着走的改革,那是对渐进改革庸俗化,中国的前路有许多需要跨越的壕沟,而我们并不能分两步跨越一个壕沟,因此“旧双轨制”虽然代价高昂,但我们还是幸运地收获了比代价更为繁华的果实。


        三、作为累退制度蜕变的“新双轨制”

        近七八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令人不安的现象,为区别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旧双轨制”,我们姑且将其称为“新双轨制”,它正悄悄孳生和繁衍,我们也许可以定义“新双轨制”为:以公共权力为背景,自下而上地寻找和套取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和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这两大体系之间的巨额租金。我们大致可以将“新双轨制”划分为以下四个层面。
     
       “新双轨制”的第一层含义,是资金价格管制和资金配置失衡。表征资金的价格,无非是利率和汇率,遗憾的是,利率市场化还没有走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则坎坷难言。姑且只说资金的利率和汇率问题。从2002年至今,中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累计约有1.1万亿,尤其是2003年和今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每年实现的利润增长率都在40%以上,比其它各类所有制企业的效益提升都来得猛烈得多!那么国有企业的确在脱胎换骨吗?也许将这种财务状况的大幅度改善,归结为资金的“新双轨制”所赐更为合理一些,过去到现在的3年间,银行系统的信贷投放约为7.1万亿元,但是这种资金定价是非市场化的,随着2002年之后中国一直维持的空前低利率和逐步上扬的物价,真实资金利率也象夏天的冰块一样不断融化。更为严峻的是,这种建立在廉价资金之上的利益输送,最终的源头在于损害存款人利益。如果考虑到汇率问题,那么无疑,“新双轨制”之下,权力对资金的集中、定价和配置,已经日渐以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集聚为代价而暴露出来。

       “新双轨制”的第二层含义,是用地制度扭曲的市场化和征地制度明显的权力寻租化。在供地方面,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了供地政策,政府通过出让国有土地收取土地出让金;在征地方面,一切几乎未变,各级政府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低价甚至强行征地。左手通过权力低价征地,右手仍然是通过权力在以“市场化”的方法出让土地,其实质,用陈锡文的话来形容,就是“卖你的地,挣我的钱;征得越狠,挣得越多。”

       “新双轨制”的第三层含义,是劳动力价格的恶性竞争和资方利益的难以撼动。或者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即资金和土地的确有行政权力直接介入和配置的问题,但劳动力市场似乎一开始就是市场化定价和配置的,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呢?这也许是出自于对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误解。正常的市场竞争状态既不是行政垄断,也不是不公平竞争或者过度竞争,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过度竞争现象,如果说在资金和土地方面存在公共权力滥用的状况,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则存在着与此截然相反的公共权利不作为的状态。其中以进城务工者遭受的盘剥最为严重。

        从2003年开始,中国各地陆续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回想一下20世纪90年代初期吧!那个时候,以村甚至镇为单位,农民们能够“成建制”地流入城市中的外资企业打工,是桩收入高而求不容易的事情,但10年过去了,东南沿海的进城务工者收入几乎没有明显增加,区区500-800元的月工资,需要忍受在城市生活的漂泊孤寂、恶劣的劳动环境和突如其来的加班加点、无人照顾入学的子女,所以我一向以为,“中国制造”的低廉价格,是以劳工的尊严、健康乃至鲜血“补贴”出来的价格。

       “新双轨制”的第四层含义,也许不太恰当,是国有企业作为“要素组合”,其产权垄断定价和无序转让的问题,有的国有企业插了草标到资本市场上市了,但却既不创造恰当的价值,也使得其它的所有者在国有股东面前象一阵轻烟,有的国有企业未插草标,转眼间却已是换了主人,走了工人。国有企业作为资金、设备、人员和土地的“要素组合”,在改制过程中的种种弊端,让人不禁怀念刚刚离开人世的小凯,他曾以罹患重病的身体,一次次疾呼,中国的改革要放置在宪政的框架之下,要兼顾社会正义。

       总结一下,由于商品价格是市场决定和配置的,而要素价格却大体是行政决定和配置的,因此两者之间的租金就成为维持公共权力得以存续的重要原因,概括起来可以形容为:“中央靠金融,地方靠土地,非公经济靠劳动力。”


    四、“新双轨制”经济危害的初步测量

        在此我们对新双轨制下,资金、土地、劳动力这三大要素和国有企业定价不当的损失进行初步测量,当然这种测量是粗糙的,甚至是偏颇的,但从中可折射出新双轨制作为社会毒瘤的危害性。

        第一,关于廉价资金带来的损失。这种损失是多重的,资金的对内价格是利率,对外价格是汇率,目前两者均处于扭曲状态。如何测度这种廉价资金的损失?可能的思路有多种。1、从存款人应该获得的正常利息收入角度来观察。1996年之后,扣除利息税的年储蓄收益大致在1.5个百分点,而近三年来,由于物价水平的逐渐走高,扣除通货膨胀之后的居民储蓄实际收益已经从不足1个百分点,下降为近2个百分点。即便我们假定中国居民储蓄仅仅满足于实际收益为正两个百分点,那么每年储蓄增量1.5万亿的增量,和负两个百分点的实际收益,也至少意味着存款人每年损失至少600亿利息收入。2、从银行发放信贷应可弥补最起码的贷款违约损失和经营成本角度来观察。问题的关键是,放贷给国有企业的银行资金中,有多少成为有去无回的呆坏帐?如果以10%这样的保守比例估算,那么每年有1500亿资金沉淀在国有企业之中,因此因国有企业运用廉价资金,给中国银行体系带来的损失每年在1500-1700亿之间。这还不包括本应由市场定价,但却被作为国债建设项目配套资金而占用的银行资金的损失部分。合计存款人损失和银行损失两项,资金定价和配置的非市场化至少带来了每年2000亿左右的直接损失。

        廉价资金存在双重利益曙输送管道,第一层是将资金收益从存款人向银行体系的输送,第二层是银行体系截留部分资金收益,将少强中打部分进而向国有经济部门输送。通过廉价资金向国有企业输送的利益。在过去3年中,累计信贷投放7万亿人民币左右,假定信贷投放的一半是投放给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再假定过去3年中国银行业的年贷款利率较之真实的市场利率偏低2个百分点,那么仅此,廉价资金就给国有企业节约了700亿财务成本。考虑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3784亿元,增长45.2%,如果扣除廉价资金节约的300亿财务成本,那么多增利润大约在1100亿。国有企业迅速从各类型企业中利润增长最快者成为最糟糕者。考虑到2004年1-10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448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6%,同样扣除利息节约的190亿,以及2004年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和钢铁这些国有垄断行业因价格大涨而带来的一场丰厚的利润(大致在1450亿),同样可以看出,即便在2004年国有企业的快速利润增长的根源,恐怕也很难被理解为国有企业的改制有什么根本进展,而更多地应归结为廉价资金供给、行业垄断和景气上升三大因素。

       此外,汇率的扭曲也正在给中国带来损失,仅以中日贸易而言,1990-2002年间,日本输华产品价格上涨了3%,而中国输日产品价格下跌了19%,中国每年损失的外汇高达1.9万亿日元,是2002年度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10倍。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美元急剧贬值,这给中国外贸商品的定价带来了影响,假定人民币跟随美元,对欧元和日元等每年贬值5%左右,再假定加工贸易利益不受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每年一般商品出口在2000-3000亿美元左右,,那么目前中国外贸方面因汇率定值不当的损失,大致在1000亿人民币左右。应该说,就目前深陷危机的美元状况看,人民币钉住美元,已经是不可能和没有必要维持的目标。

       第二,关于廉价土地带来的损失,粗略估计,在过去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多亿元,每年约3000亿,征地卖地隐隐然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支柱”,被征土地的收益分配,依次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地方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民。但这并非土地要素价格不能市场化带来的全部损失,至少损失还应该包括另一块,就是为维持现状而直接补贴进去的其它资源,例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损失,估计这一块不会少于2400亿,成立以来每年的损失大约在300亿元左右,两项合计,土地方面的损失大约在每年3300亿。过去3年,一边是占据中国富人榜显赫位置的房地产大鳄令人艳羡地不断涌现,另一边是失地失业颠沛流离、集体上访、自戕乃至大规模群众集聚事件令人辛酸地不断披露,几乎就是土地征用双轨制的扭曲图腾。

      第三,关于廉价劳动力带来的损失。国家统计局披露,到2003年底,中国农村人口为7.68亿,城市人口已达5.24亿,占总人口的40.5%,在目前的5亿多城市人口中,只有3.38亿是所谓的合法城市人口,而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已高达1.85亿。假定他们的月收入和必要的劳动保障较之正常状态偏低每月200元,那么用工企业每年因此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此外,还有两个因素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是漂流在茫茫城市中的约300万打工者子女没有接受恰当的义务教育(每个孩子的每年学费至少在600元,每年约20亿)。另一个因素是进城务工者均处于青壮年,为其提供暂时就业机会的企业往往不必支付,或努力逃避支付对他们的养老等社会保障税费(按照工资收入的1/5计算社会保障税费,此项资金在每年800亿左右),这种无节制地套取“人口红利”,毫不考虑劳动者自身健康传承的用工方式,只能是劳动力价格的过度竞争定价,与企业商品的市场化定价,以损失一代人的健康、养老和下一代人的教育为代价的,大小企业主们每年攫取了5200亿的“人口红利”。这种问题的严重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日益严重,贫困的劳动大军因微薄的收入制约,不仅使得启动内需成为徒劳无益的空话,也使得后续劳动力缺乏足够的良好的教育和身体,使得中国劳工跌入到20世纪初期缪尔达尔所形容的“贫困陷阱”之中。

      最后,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扭曲的定价和转让机制。从“攻坚战”到“分拆热”,从带来银行体系的问题再到造成资本市场的痼疾,国有企业带来的问题,比维持他们的存在能解决的问题,要远远多得多。笔者曾经试算过三年国有企业攻坚战的损失,其数额之巨,以万亿级计。总结一下,即便忽视错综复杂的国有企业问题,仅仅资金、土地和劳动力三项,目前每年带来的损失就在11500亿,高达GDP的9%,或者说,这几乎就是近两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了!


      五、警惕“新双轨制”的持续自我强化


      简要的总结是,新双轨制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直接损失每年至少在11500亿元,它依赖要素定价的扭曲和要素市场的不发育作为一个轨道,而一般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经市场化作为另一个轨道而运行,持久地维持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不接轨的基础,在于公共权力部门自身缺乏节制,或者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根本改革的内容日见其少,临时凑活的调控内容日见其多,以调控取代必要的改革,意味着改革的庸俗化。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一、为什么资金定价难以市场化?应该说,目前利率市场化的进展比较迅捷,但这种利率市场化如果不能建立在产权清晰的、具有较好内部治理结构的商业银行之上,不能建立在上市公司创造价值的资本市场的基础之上,那么进一步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时,目前已经分拆的国有企业集团间无度竞争的情况,就会在银行业翻版再现。这逼迫我们思考银行业改革必须以产权改革为基点才能推进正常的市场竞争,而若政府不能直接支配银行,那么财政困难则立即显性化,因此国有银行的问题不过是附属于中国财政的转型问题,而中国公共财政框架的确立,则已经超越了经济体制改革本身。

      第二,为什么土地定价不能市场化?其原因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即便土地所有制度短期内难以产生变革,也应该考虑改变土地征用过程中的一系列已有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应该形成怎样的财政联邦制架构,使得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统一起来,不必过度依赖举债和卖地维系运转?还包括如果将征地划分为公益性征地和经营性征地,对公益性征地实行不完全补偿,对经营性征地实行完全补偿。那么再土地征用方面,能不能罗列式地明示什么是“公益用地”?

      第三,为什么劳动力价格不能市场化?如果要讨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那么在中国当务之急,不是讨论基于结果的公平,也不是讨论基于权力或者起点的公平,人们的劳动工作仅仅是其生命中的一段,沿用亚马蒂尔.森的观点,中国必须注重“形成人的能力”的公平,或者说无论生活在大都市或者偏远农村,在未成年人进入就业市场这个起跑线之前,社会应该提供给他们起码的教育、医疗和必要的公共设施便利;在渐渐年迈退出就业市场这个终点线之后,政府,企业和劳动者自身应该共建一个能维持其逐渐丧失劳动能力之后的晚年生活保障。或者说,如果只取青壮年劳动力这一段“人口红利”,忽视在此前和此后的问题,那么现在和将来我们会面临更巨大的困难,即便不能形成一个覆盖城乡的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但至少目前应该有维持全体公民基本生存的“社会安全网”。

      第四,国有企业问题为什么难以解决?现在看来,已经到了应反思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下定位的基础性问题的时候了,国有企业的困境反映出其规模已不是国家财力可以承受的,因此在一般性竞争行业应果断退出,在基础设施领域应充分存在,在垄断部门应以官本位进行激励约束以防止垄断利润的流失。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是怎样的角色?它应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从属性地直接配置资源的经济部类,国有企业从本质上讲根本不是“企业”并且有其严格有限的存在空间,用市场约束国有企业较之用官本位约束国有企业更为危险。国有经济的角色,大致也就是塞林格所描写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角色,是作为市场失灵时的拾遗补缺的角色。

      警惕这种“新双轨制”吧!它是以套取已经市场化的商品价格体系,和尚未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体系之间的巨大利益而寄生着的;它是自下而上的、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利用资金、土地、劳动力和国有企业改制的机会越多,腐败收益越大,参与到游戏之中者就越庞大和亢奋;它是脱离了改革永远都不会“并轨”的,对渐进改革的庸俗化扭曲,因为很大程度上,需要被改革的已经是多年前改革的推动者,也是在“新双轨制”之下既得利益者,更是对深化改革的拒斥者。如果说“旧双轨制”是一种渐进的、局部的制度创新,那么“新双轨制”就是累退的、整体的制度蜕化。从这一轮宏观调控来看,根源恰恰在于土地、资金等要素的价格扭曲。而现在,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和自上而下的宪政体制建设,应该说才是在我们试图建立有序的、正常的要素市场之前,就必须首先启动的迫在眉睫的工作。



      备注:1988年,吴敬琏老师曾经组织了旧双轨制带来的种种弊端的讨论,并将讨论汇编为《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一书出版,1993该书重印时,吴老将书更名为《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到了1999年,吴老为该书第三版作序时指出,时光流逝,但腐败问题更尖锐了,贪官污吏们依然猖獗,他们的设租敛财活动有时已经以“全面加强管理”之类冠冕堂皇的名义公然进行,五年前吴老在第三版再度更改的书名仍然值得我们思考:《腐败寻根: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中国的改革不是没有看清彼岸,但如何能到达彼岸? 


     
  • 生蛆橘子与中国股市

    2008-10-30 09:46:44

       刚才在公交车上听到两位中学女生的对话,其中一个说:对了,我们以后不要吃橘子了,今天都忘了,我爸跟我说过橘子不要吃,有虫子。说的就是国庆期间开始流传的四川广元有一些染病的橘子生蛆,经过网络和手机短信流传到整个中国大地,造成不仅仅是四川广元的橘子卖出去,整个中国老百姓对橘子的消费都慎之又慎,前几天不是有报道,湖北的橘子没法卖,损失十几亿。
        这让我不禁想起近一年以来的中国股市。二者有什么相同之处?其一是都是受信息传播的影响。网络信息时代,信息的传播更加迅速,一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就可以向整个世界传播,因此我们所说的“蝴蝶效应”的影响更加明显。其二是信心崩溃的自我加强。据报道,生蛆的橘子仅仅占广元产的橘子的1%,而且几天内就已经被深埋了。但经过网络和手机短信的传播后,它的影响却没能迅速减弱,而是打击了人们消费橘子的信心,人们吃橘子的时候才不管是不是广元的,这也许是人们规避风险的本能。股市也一样,之前从6000点开始下跌,一开始是说大小非地影响,但大小非在股改的时候时间不是早就确定了吗?怎么当时先涨?而后又说是美国引起的金融海啸的影响,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出现拐点,会衰退等等,好像快要崩溃,风暴中心的美国股市都没有中国跌得多。
        这里我们并没有资格去指责大家的“非理性”,我们只想从中总结出点什么。那就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在身处网络信息时代的今天,许多信息会自我不断加强,从而导致原来看似并不起眼的事件影响甚大。这也许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黑天鹅”吧?但我们怎样去发现、预测这种事件呢?
  • 巴曙松:全球金融动荡中的中国金融政策走向

    2008-10-18 14:25:12

    巴曙松教授现在在金融界的声誉正盛,因此今天建行主办的演讲也是吸引了大量的听众。笔者本来并不感兴趣,领导要求去,就去听了。总感觉巴教授未能真正把其要讲的系统化,有些随意,但一些观点还是可以参考的,整理出台共同分享。

    一、对次贷危机(金融海啸)的基本看法

    l  业界认为此次次贷危机是一个典型的“黑天鹅”现象(突发的一个小事件,有革命性的影响,有兴趣可见纳西姆的《黑天鹅》)

    l  玩牌“三阶段”理论:此次危机可以分为三阶段:摊牌、洗牌和复牌。美国的金融界摊牌较为及时,现在已经基本告一段落,开始洗牌阶段。而实体经济的摊牌还未开始,金融危机不可能不波及实体经济,更何况此次危机是由次贷危机引起的。欧洲的金融界摊牌则还未完全展开,犹抱琵琶半遮面。有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未来会有数百家中小银行倒闭,美国的财政救援也将枯竭。

    l  次贷危机的一大根源,有毒资产通过两大途径传导:1、杠杆放大,基本在35倍左右;2、结构设计层层分解。整个环节没有风险把关者,只有交易者。金融业放弃了很多金融基本原则,如第一还款来源应该是现金流。

    l  美国总负债率已经达到历史高点的3.3%,只能通过印票子来偿债。未来盯住美元的货币体系将会崩溃。

    二、中国的经济政策走向

    l  中国经济波动的特点:经过几年平稳增长,冲高速度很快,回落的速度也很快。

    l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走出困境靠的是以汽车、住房消费为代表的产业带动,本次危机后,中国经济也必然要寻找走出困境的发动力。

    l  中国的低资源价格增长模式已经到头,未来资源投入的贡献将会减小,需要靠技术进步。

    l  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靠“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内需。但中国发展至今,以前经常用的一些拉动经济发展的政策不一定会有效。主要的困难:1、基础设施投入:很多人现在说未来铁路投资将是拉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关键,其实,现在中国经济的容量已经不是单纯通过政府主动投资某个产业可以拉动的。而且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财政负债,负债率不能太高,盘子太大,效果有限;2、技术进步:不是开几个会说进步技术就能进步的;3、扩大消费:收入增长缓慢,还有社保不完善等后顾之忧,叫人怎么消费?结论:现有的政策,只能减缓经济回落速度,不能改变回落趋势。

    l  未来的政策走向:扩大内需和促进技术进步

    l  值得关注的几个方面:1、盘活农村土地市场,外电认为可与99年城市住房改革相媲美,但由于涉及面太广,速度不可能太快,但其中大有机会。(比如村镇银行)2、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比如减税,还有比如用大非的股票来充实社保,推广全民医保等措施,都是财政政策的一些措施。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打破垄断,降低一些垄断产业的进入门槛,让民营资本进入。

    l  对于房地产市场:政府应该把精力放在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上,重点是保障性住房,而把市场化需求部分交给市场。因此,未来产业看好的不是现有的这些大的房地产商,而是与房地产有关的行业。

  • 反布什的克鲁格曼荣膺诺贝尔

    2008-10-15 02:15:04

       记得从我读书开始(本人是学国际贸易出身)克鲁格曼就是诺贝尔奖的大热门,接下来几乎每届的预测都是热门,即使在去年,清华大学的李稻葵教授在预测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也把此君作为大热门,然而,评委却一直搞“意外”,直到今年才轮到克鲁格曼。有评论说,是因为今年的金融危机使得克鲁格曼再次让人关注,毕竟此君在1997年之前成功预测亚洲金融危机,而在次贷危机之前也一直批判资本市场,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也。以下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反布什的克鲁格曼荣膺诺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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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0月14日14:16
    典皇家科学院(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周一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贸易方面的开拓性研究。不过,克鲁格曼在这方面的成就远不及他对布什政府的激烈抨击有名。

    诺贝尔奖委员会周一宣布该奖时说,克鲁格曼在分析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地域方面作出了贡献。

    AFP/Getty Images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
    今年55岁的克鲁格曼还兼任《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专栏和博客作家,他一直撰文抨击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以及最近救助金融体系的举措。克鲁格曼还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Cain)提出了批评;他本月早些时候在专栏中写道,麦凯恩的医疗计划只会重蹈放松监管后银行体系的覆辙,这让我不寒而栗。

    鉴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仅有三周,这一消息引来了批评之声;有人认为这一决定在学术成就之外,还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

    许多学院派经济学家表示,克鲁格曼早晚都会得奖,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周一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克鲁格曼表示,完全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一天迟早会来的,但我绝对没想到会是今天。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局长、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经济学家伯特巴(James Poterba)表示,某种程度来说,克鲁格曼至少横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职业──他一方面是有创新精神的卓越的学术经济学家和研究学者,另一方面又是记者和政治评论员。这个奖是为了表彰他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的开拓性成就。

    曾担任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Economic Advisers)主席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经济学家曼昆(Gregory Mankiw)表示,我一点都不认为诺贝尔奖经济委员会被政治化。它非常公正。

    数百年来,经济学对贸易的理解是各国出口他们在生产方面拥有相对优势的产品,进口他们不具优势的产品。正如英国经济学家里卡多(David Ricardo)在1817年提出,如果葡萄牙生产葡萄酒比生产布料需要更少人工,英格兰正好相反的话,葡萄牙会向英格兰出口葡萄酒,同时进口布料──即便该国生产布料比英格兰更省劳动力,葡萄牙也会这么做。

    但在现代世界,贸易并没有遵循里卡多理论所阐述的专门化原则。相反,一些国家主宰了贸易,在许多情况下同时进口和出口类似的商品。从1970年代开始,克鲁格曼和哈佛大学的赫普曼(Elhanan Helpman)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迪克希特(Avinash Dixit)等经济学家着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迪克希特表示,克鲁格曼是这个团队里毫无争议的领导者,他能够把非常复杂的问题去繁取精,化解为简单的真知灼见。

    克鲁格曼于1979年提出了一个贸易理论,指出消费者在购物时有多样性需求。例如,一些美国人想要欧洲生产的宝马(BMW)摩托车,而一些欧洲人则喜欢美国生产的哈雷戴维森(Harley-Davidson)摩托。这样,宝马和哈雷戴维森都能够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构建自己的摩托品牌并降低成本,因此欧美消费者就均能以较低价格享受诸多选择。

    克鲁格曼将他对贸易和规模经济的理解运用到对地域经济的研究当中,研究公司如何在集中于特定地域和高运输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他的研究使集聚经济学重放光彩,这个经济学分支主要研究人和行业的分布及其原因。

    克鲁格曼于1977年从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获得博士学位。1982年至1983年,克鲁格曼曾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他后来写道,成为里根政府的一员,这对我来说有些奇怪。我当时和现在都是福利国家的坚定捍卫者,我认为这是目前所有的最好的社会安排。

    克鲁格曼于1991年获得了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这个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授予美国40岁以下最有前途的经济学家,通常被视为诺贝尔奖的先兆。2000年,当时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如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主席贝南克(Ben Bernanke)从麻省理工聘来了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从1990年代开始为普通读者著书撰文。他的许多著作关注于政治以及经济与金融危机。一个常见的主题是1990年代末在日本央行基准利率基本降至零利率水平后该国陷入流动性陷阱。

    从理论上讲,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诺贝尔奖,而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该奖奖金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0万美元。

    Justin Lahart
  • 次级债危机与高杠杆扩张

    2008-09-24 13:15:04

    美国次级债引发的金融危机终于烧到去年还是风光无限的投行,五大独立投行已经倒下了三家(另外两家日子也不好过),其中包括已经有158年经营历史的雷曼兄弟。使其陷入危机的有一共同的原因:过度的杠杆融资。

    此次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美国金融市场的发达,金融工程这个专业在国内还只是在课本上进行演练,而美国却已实践了几十年,因而金融产品复杂程度已大大超过我们的想象,在融资杠杆的设计上就可管中窥豹。

    杠杆融资是企业快速发展所必须的,只要公司的净利润可以平复杠杆融资的成本。在市场向好的时候,杠杆的作用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许多公司因此而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近几年的投行们便是如此,而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也是如此。

    记得2005年有一篇关于顺驰地产的文章《地产戴尔》,当时的顺驰怎么在短短三、四年成为紧逼万科老大地位的房产公司?就是用高周转、高杠杆取胜。虽然顺驰倒下了,但它的模式也是整个房地产行业的模式,只不过顺驰更为激进而已。这个模式是什么,就是自有资金只占很小部分,大部分的开发资金都靠银行的开发贷款、工程占款和预收款,滚动开发。三种资金来源实质都是负债,按照这种模式,杠杆率基本维持在4以上,即使按照国家规定的自有资金需要有30%,杠杆也要3倍。看看我们的房地产商,负债率在70%左右的企业比比皆是。这种模式在市场向上的时候是能维持的,不断的靠占用上一个项目的预售资金和银行贷款进行扩张,整个环节绷得很紧,收益率很高,按照自有资金计算的收益率都是百分几百。

    这种高杠杆扩张模式在市场向上时可以获得超速发展,但在市场向下时,则可能是灾难。市场向下时杠杆是反作用的,缩减的倍数等于原来上升的倍数,结果很有可能导致公司的死亡。

    财务成本管理学中有一个可持续增长率的概念,说的是公司在保持目前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条件下所能增长的最大比率。如果公司的增长高过这个比率,除非改变资本结构,股权融资,或提高资产收益率和改变财务政策,否则这种超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但这三个变量的改变都不是短期可以不断改变的,因此公司不大可能保持多年的超速增长。这就要求公司在追求高速扩张的同时,要注意自身现金流的健康状况。其中有一个指标比较重要,即融资前净现金流量。融资前净现金流量如果多年是负的,在高速扩张时,只要出现某些突发的因素导致扩张模式不可为续,公司就有可能陷入倒闭危险;反之,如果融资现现金流量保持正数,并较为稳定,则可在融资陷入危机时提供较为稳定的现金流。香港的几大房地产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可以安全存活,在于其经营模式不单纯依靠开发,同时持有大量的商业物业,可以提供稳定的现金流量,在利用杠杆高速扩张的同时,一般都能保持融资前现金流为正数。本次美国的金融危机中,银行控股集团的表现要比独立投行好,普遍认为是因为其可以吸收大量短期储蓄,保持现金流的稳定的原因。

    总之,高杠杆是一把双刃剑,企业在高速扩张中往往会选择高杠杆,并相信自己的经营模式是可持续的,忘了最基本的一些财务知识,最终导致失败甚至毁灭。但又有多少人在高利益诱惑面前保持冷静呢?

  • 来自悬崖边的信

    2008-09-18 03:21:22

  • BRT能否避“癣”

    2008-09-18 01:49:18

       厦门的BRT已经开始运行一段时间了,效果还不错,至少缓解了公交的拥挤程度。但每次经过BRT站点,看到扶梯壁干净、光亮,就一股担心:会不会被城市牛皮癣传染?什么时候会被传染?

       所谓城市牛皮癣,就是那些贴满大街小巷的“办证”广告、电话,形式也很简单,一张小纸条或是用黑漆喷上电话,写两个字“办证”,但往往贴的很牢,有见过一些清洁工在清理,用小铲子在刮还刮不下来。相信大家对此都深恶痛绝,这种小广告不只在城市公共设施上贴,有时连正常营业的店面一晚上的功夫大门的铁门上都会被贴或被喷,严重破坏美观,故被成为牛皮癣。
     
       人如果患了牛皮癣,大不了买点药,现在医学发达,牛皮癣已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城市患了牛皮癣,在我看来治理应该也不难吧,广告上面既有电话也有地址,为什么就不能整治?抛开我们上面讲的破坏美观,办假证本来就是犯法的,但它却堂而皇之的几乎在整个中国城市贴广告,真不可思议!这不免让人怀疑,是牛皮癣真是疑难杂症,难治,还是医生故意弄点假药,就像以前同样贴满大街小巷性病治疗广告,据说医生往往先给打点药让患者感觉有效,但却不根治,让患者至少要来三次、四次的,花个千把块才能治好。在我看来,牛皮癣难治也许更是处于这种原因吧。
     
        回到我们的主题,现在BRT可是厦门的热点,为什么这么好的广告平台到现在还没收到牛皮癣们的偏爱?其中之意也许尽在不言中吧。我们只能希望,BRT真的有特殊基因,可以避“癣”......
  • 资本论坛——2008年私募股权基金高峰会

    2008-09-08 10:19:09

    97日,9.8贸洽会的活动之一——资本论坛又如期举行,连续参加了三届,虽然每年论坛都跟踪中国资本市场热点,但感觉内容并不如人意,因此期望值不高。但近年却感觉有所收获,算是意外之喜。由于九八期间客人太多,只听了上午的一个议题,主要讲人民币股权基金的投资设立相关问题,现把其中主要观点总结一下。

     

        一、什么是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金融处的刘建钧给了一个定义。广义讲是相对与过去几年在中国投资的一些境外股权投资基金而在中国设立的股权基金。非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在境外设立,境外募集(外币),即两头在外,主要通过对外投资渠道投资中国,这主要是由于过去我国的一些税制和法律制度还未完善而造成的局面。而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外资管理机构在境内设立的人民币投资基金(包括合资),即管理机构是外资,投资者是内资,用人民币投资;另一种即为狭义的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即管理机构和投资者都是内资。管理机构是内资还是外资涉及到适应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同。

     

        二、PE在中国要以什么组织形式存在?

        按照国外的经验,PE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信托型、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在PE最为发达的美国主要是以有限合伙制为主流。中国现在的PE还处在起步阶段,前几年在境外设立的投资中国的PE都是按照国际流行的模式才用有限合伙制,而在中国设立的投资基金则由于有限合伙制度还未真正推出而大多才用信托制和公司制,随着2007年《合伙企业法》的正式实施,最近一段时间,国内的PE开始才用有限合伙制的形式设立。

     

        以现有中国的法律制度,公司制的PE的最大好处是,《公司法》对公司股东与经营管理层的界定已较为完善,投资者与管理人的角色定位容易界定,二者之间的沟通可以较为顺畅。另一个好处是,投资的企业在上市过程中不存在法律障碍。而不利因素是,投资者进退、增减很不方便,因为PE的资金来源是向广大投资者募集的,而且是阶段性募集,股东会增减。还有另一个大问题是募集资金投资完后如果要退出清盘,公司制有可能面临要解散公司。

     

        有限合伙制在中国是新生事物,他的好处就是可以解决公司制股东增减、退出等问题,在国外还可以有避税功能等好处。但在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大问题是合伙制企业作为IPO上市公司的股东还不被证监会认可,这与信托公司存在同样的问题。会上东方富海董事长陈玮就提到前阶段其投资的一家公司要上市,证监会要其退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对中国的PE发展才是最致命的。

     

      刘建钧最后的总结中提出,在现有的税制和法律制度框架下,中国在未来10年内,公司制的PE可能仍是主流方向。他提出PE才用什么运作形式,一个影响因素是投资人。美国在1979年以前,韩国在1997年以前的PE都是公司制占主流,之后都变成合伙制是主流,决定性因素是美国在1979年,韩国在1997年都出台了允许养老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相关法律。

     

      三、投资人与管理人的关系问题

       与会的嘉宾还提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投资人与管理人关系问题。上海思新格创业投资公司的卓福民认为中国的投资人还需要成熟。中国的投资人向真正的LP转变还需要时间。因为中国的LP大多是民营企业或者是个人,他们对管理人总抱有戒心,不能真正实现授权。而国外的LP大多是养老基金或其他机构投资者,他们不会干预管理人具体投资的项目,每年就开一次会,分红,了解情况。而中国的LP巴不得就做到你的办公室看你怎么花他的钱。

     

    针对这种状况,硅谷天堂的鲍钺认为要以制度取得投资人的信任。LP不参与投资,但需要有知情权,这就需要有一系列制度来保证其知情权,比如资金管理阳光化、投资制度、分红制度等等。而且他还强调,基金的钱拿来不只是想到要用,还要想到要还。陈玮则认为,LP需要教育,GP也需要成熟。去年募集的LP很多是做地产、做股票,钱很热,回报率要求很高,因此要他们等5年、7年才能有回报,难度的确比较大,所以有多沟通,多教育。

     

        与会的嘉宾一致认为,等到保险基金、社保基金等长线投资成为LP主要构成时,中国的PE才能真正走向成熟。

  • 大小非解禁真的是股市下跌的罪魁祸首?

    2008-09-06 08:42:09

    首先说明,我对股票市场并不在行,股龄也很短,现在还被深套着。因此,我谈论的股市问题纯粹是想把自己的一些直观的想法表达出来。

    ?

    ?? 2007年最后几个月开始,中国的A股就从6000点开始下跌,到昨天只剩2200点的水平,大家谈论下跌的原因,有一个体的最频繁的是大小非上市流通。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增发股票或大股东承诺上市后36个月不抛售的政策才会被认为是利好,而昨天深交所把36个月改为12月则被认为是利空,但不管是利好还是利空,也未能阻止股市的进一步下跌。从结果看,真让人怀疑,大小非解禁真的是罪魁祸首吗?

    ?

    ?? ?全流通问题在2005年前5年就已经开始讨论,出方案,而每次出一个方案,股市都不断下跌,当时我还在学校,心思都放在纯经济理论上,并未对股市有什么关注,但看到很多报刊杂志的讨论,大多认为当时那些方案对流通股股东都是不公平的,凭什么我们花10元买的股票,那些大股东才花1元?现在简单的一纸规则就要以我们的价格卖出,赚取暴利?但后面我们看到在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不经什么讨论程序,就这样推出来了,股市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排斥,反而从当年开始了为期近两年的大牛市。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跟前几年讨论的方案有实质的区别吗?仔细看也没多大的区别,那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而且记得当时,股改的股票反而受推崇,那时不管机构或是散户难道真的都没考虑现在的大小非问题?那为什么还拼命买,而且机构还鼓吹什么资产重估论,黄金十年论等等?

    ?

    ?? ?仔细分析前因后果,认为大小非解禁是罪魁祸首还不如认为是市场信息的自我强化,自我扩散是罪魁祸首。股市其实是一个特定的市场范围内各色人等之间的博弈,包括机构、散户、政府等角色对各种信息所作的判断最终会反映到市场的波动。而在其中,散户是最被动的,这个群体最容易充当炮灰,因为他们的信息甄别能力最弱,而且获得信息都不是第一手。这个群体也是最容易引导的。而机构或是某种隐形的黑手(如《货币战争》中所提的大家族)则对信息的传递起到引导和推波助澜作用。这种信息传递是一种自我加强的过程,当然每一次大波动都需要有一个突发事件的引导,加上宏观大环境的配合,就开始了整个牛市或熊市的过程。因此我们看到,前几年宏观经济处于非常好的境地时,所谓的利空都有可能被说成利好,更不用说真正的利好了。有那么多所谓的分析师、专家在分析、鼓吹,一个谎言说多的连自己都相信是真的,就这样,泡沫就产生了。相反,现在全球经济疲软,下跌也开始自我强化,不是利空也能被理解成利空。

    ?

    ?? 另外,如果大家希望股市能健康发展,全流通是必经之路,这是共识,如果要全流通,就必须经历大小非解禁,这是历史原因形成,怎么也不能绕开。这个时候出台一些限制大股东抛售的措施还是可以理解,但如果长久下去,变成一个制度则不可取。大家都只看到这些上市前的投资者上市后资产翻了好几倍,但没有想到上市前这些投资者等待了多长时间,而且也有很大的风险,收益和风险本身是互相匹配的。如果上市后需要再等3年、4年才能抛售,那么整个投资周期就会更长。这不利于发展Pe /VC市场,从另一个角度,也不利于发展直接融资。毕竟中小企业在上市前更需要资本的扶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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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望2001年

    2008-09-04 03:22:11

     提起2001年,脑袋里寻找不出值得回忆的瞬间,总觉得它离我现在并不远,都属于21世纪的头几年,但再想想现在已经是2008年,那个2001年已经过去7年了,7年!心里才觉得这已经是比较遥远了吧,当时我还在抚顺读大学,而现在已经是研究生毕业工作了3年了!为什么要回望2001年?是《中国企业激荡三十年》把我带回了当年,看文中对2001年的回顾,才知道,当年的确有很多值得记忆的片段和瞬间,而且当年的我也的确激动的参与其中,只是习惯性的健忘把它搁在脑袋的边缘地带。

        记得当年末同学间经常提及的一个话题是,今年中国真牛,三喜临门!哪三喜?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男足进入世界杯和中国入世。

         对于获得奥运会举办权,我好像印象并不是很深刻,现在并不能回忆起多少片断。当时是去看电视直播了,印象最深的是莎翁当时从那位黑人兄弟手中拿过一个信封,然后从中拿出一个小纸片,接着就说了几句英文,当然最重要的是最后念的那个词——Peiking,接着我们整个宿舍正在观看的同学跟电视里中国的申奥代表团一样跳起来,欢呼。当时,记得也听到许多宿舍在欢呼,整个校园瞬间就热闹起来,有很多男生宿舍往宿舍底下扔东西:脸盆、水壶之类的,害得我们都不敢出门,怕“光荣牺牲”。而现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都已结束了,为了一次奥运会,我们申请准备了近十年,申请到了又准备了7年时间才正式举办,真可谓“历尽艰辛”,但在我的记忆中却没多大的位置,因为我一直把奥运会单纯的看成是一次体育盛会,我不认为它能承载我们中华民族多少期望,也不应承载。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并不需要别人来承认,也不用通过一次奥运会来展示,如果真得很自信,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否则……

         

        男足进入世界杯,印象最深,因为本人是一个足球迷。从初中开始踢球,在我这个年龄段,而且是在足球不发达的福建,算是比较早的。而01年正在足球大省辽宁读书,足球的氛围更是不得了。整个世界杯外围赛每场比赛,我都会去看,记得当时宿舍的电视还不多,加上大家为了有气氛,每次比赛学校的电影院成了最热门的地方。还记得第一场比赛,在700人走有的电影院,座无虚席,每次中国队有进攻的时候都是全场沸腾,被动时候,电影院还会有人组织喊加油!好像我们在屏幕前大声喊,场上的中国队队员也能听到!现在想来还热血沸腾,当时真是疯狂,要知道那时候正紧张的准备考研,还是一场不落,什么时候还能有那种那么多人一起看球的大场面呢?这也是大学期间美好回忆之一吧。最后一场,中国队出线后,整个学校热闹非凡,学校外的小吃摊上都是喝啤酒的人,还有很多鞭炮声。一个字:火!再想想现在中国足球的困境,让人嘘唏......

       

        第三件事便是入世。作为学经济学的我,对入世并不陌生,很早就开始研究“入世对中国的影响”了,当年,国内的经济类期刊最多的文章也是入世的影响,“入世对金融业的影响”“入世对农业的影响”…...几乎每个行业都有人讲,乐观的、悲观的都有,但从现在看来,当时对入世真正意味着什么,理解或知道的人并不多,有时觉得,当时的入世仅仅影响小部分人,对绝大部分人来说要等到几年后的今天才开始有所感悟,但即使现在有影响的人也并不知道是因为入世。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在不知不觉中的演进吧,历史本身就是由一个个小事件累积而成的,那么现在中国经济的混沌有意味着什么呢,只缘身在此山中!

  • 现在中国资本市场什么最热?PE!

    2008-09-03 07:52:21

        最近有同事跳槽,问其要去做什么工作,答曰:PE!一听恍然,现在中国资本市场最热的可不是PE吗?曾几何时,VC也大热过,现在则要是PE。大大小小的以“投资”命名的公司,都说自己是做PE,但真实情况是有许多自己连PE是什么也是模模糊糊,大多都在放高利贷。很多以前做上市中介的公司也都开始“转型”,做PE了,比如厦门的高能资本。同时,私募股权基金的论坛也到处开花。现在好像不说PE就是跟不上时代了,说一说PE就有面子(说实在,我也是这样吸引过来,对此行业关注的)。以下是一篇关于中国PE现状的文章,分析的还是蛮贴切的,可以一读。

    热钱下的PE大众化之忧

    陈玮
    2007年以来,众多来自楼市和股市的民间资金进入私募股权行业,催生了新一轮的PE热,导致这一行业出现“三多三少”现象:机构小的多、大的少;热钱多、经验少;PE多、VC少。这些热钱往往以炒股票的心态做PE,希望通过IPO在短时间内带来“快钱”,导致Pre-IPO项目竞争激烈,投资价格快速攀升,令人忧虑。 陈玮/文

      “他们才出8倍市盈率,还有那么多限制性的要求和条款,我们出12倍,不需要对赌,也不参与管理。”今年,我们的投资已经第三次被其他投资机构这样“抢掉”了。这一现象背后,是投资机构的遍地开花,而且PE(私募股权投资机构)远远多于VC(风险投资机构)。
      参加今年初的PE大会和第十届中国风险投资大会,更能感受到PE、VC的滚滚热浪:以前几百人的会,现在规模过千;以前参会免费,现在几千元的票价还挡不住潮涌的人流;现在去饭局,一桌人递过来的名片中,常常会有四五张印着私募股权或私募基金投资公司的各种头衔。这场始于2007年的PE热,让我们感觉又回到了2000年VC热的时节。

      钱的属性决定投的属性
      不过,目前的PE热与2000年的VC热不尽相同。上一轮VC热可以称为“创业板拉动型”,它的出现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准备推出面向中小企业的创业板市场,二是受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VC机构创造的投资神话所鼓舞。由于那一时期VC概念刚进入中国内地,很多人对此还是一知半解,政府的资金成为投资主流。而这一次PE热属于“财富效应型”,民间资金的参与热情远高于上一次,最直接的原因是它们受到了中国企业在美国和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带来的可观收益的激励,以及即将推出的创业板的利好。从2007年来看,国内PE领域的非政府资金已经接近70%,资金总量是2002年的4倍多,民营企业和个人的投资量增加很快,已经成为股权投资市场不可忽视的力量。

    本土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目前有“三多三少”现象:小的多、大的少;热钱多、经验少;PE多、VC少。
      首先,国内的PE和VC,仍处于发展初期,专家理财的观念还正在形成中,所以投资机构募资难,规模小。虽然机构的数量不少,但很多是管理规模几千万元的小型机构,全国管理10亿元以上资金的投资机构没有几家。这也导致很多机构的持续投资能力、经验积累都还不够。
      其次,由于热钱多,有经验的管理人少,投资多倾向于追逐IPO项目。现在市场上流传的投资赚钱的故事太多,大家都在讲“过五关斩六将”,很少有人讲“败走麦城”。人们看到的都是些成功的经典案例,都在计算着投资上市后几十上百倍的收益,少有人看到那些失败的投资。这个以前只有外资一枝独秀的投资领域,被钱追逐着:钱是“热”的,投资也温度不低,导致Pre-IPO项目竞争激烈,投资价格攀升很快。市场上都喜欢流传投资一二年后就上市的故事,人们都在以炒股票的心态做PE,希望很快能赚钱,热钱能通过IPO在短时间内带来“快钱”。
      另外,LP(有限合伙人,为PE的出资者)和GP(普通合伙人,为PE的管理者)界线不清晰,LP都想当GP,出钱的人就是管理的人,简单地认为有钱就能做投资,导致投资领域的专业性不强。
      第三,私募股权投资有VC“PE化”、PE“Pre-IPO化”,即投资阶段后移的倾向。只要可能去IPO的项目都变成了“靓女”,投资者蜂拥而上,“风投”变为“疯投”,热钱追着项目走,项目随着价格上,甚至有些中介机构建议企业采用招标的方式来进行融资。价格和关系成为PE投资的实力,相比较而言,早期项目却少有投资者问津。2007年,有80%的投资投向了项目发展的中后期,很多以VC为主的机构也进入PE领域。热了PE,冷了VC,形成“PE投资靠酒量,而VC投资靠胆量”的尴尬局面。
      不过,投资后移倾向的出现,也不能都怪PE及VC们,因为说到底,还是“钱”的属性决定了“投”的属性。
      中国本土私募投资机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拿短钱干长活”,很多资金都来自于房地产和前两年股票市场赚来的快钱,真正的长线资金如社保和保险基金,还刚刚开始进入直接投资领域,行业内的主流资金还是企业和个人的快钱,有限合伙制也刚刚开始在PE和VC投资中采用。人们都太着急,恨不能所有投资都像做股票听消息,今天告诉你明天就能套现发财。我们基金的LP问的最多一句话就是“咱们今年有几个能上市,能有几倍的回报”,而基金成立还不到一年。这样的问题让我们觉得哭笑不得的同时,却也能够理解。因为对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讲,这是他们第一次将自己一砖一瓦赚来的钱交给别人来管理,他们能做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投资领域就已经意义非凡了,7到10年才能有回报,对民间资本来讲或许时间太长了。

      有钱没专业是万万不能的
      PE和VC行业钱是万能的,但有钱没专业则是万万不能的。不管VC还是PE,都是专业性很强的投资活动,是由专业的GP来从事的投资活动,不适合大众参与。它与股票投资有着不同的行业规则:股票投资就像是鱼池里捞鱼,股权流动性强,二级市场上一旦发生亏损也能立即止损;而股权直接投资仿佛大海里钓鱼,要靠更专业的人员和工具,会面对更大的风浪,因为你可能捉到一条鲸鱼,也可能连一只虾米也捞不上,从而血本无归。由于股权的流动性较差,尤其是在企业处于发展的低谷时,也是股权流动性最差的时候,要实现马上退出往往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私募股权投资是一件风险高、专业性强的事情,投资加增值服务是这个行业的重要特点。增值服务能力也是PE和VC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从事私募股权投资,选择好GP,确定一个正确的投资理念,并坚守这一理念非常重要。投资最怕的就是投资策略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随市场的冷热而冷热。
      要想成为一个好的GP,必需具备几个条件:第一要有专业背景,最好是双学历背景,本科学理工、研究生学管理,不仅懂技术还要懂企业;第二,要有企业管理的经验,了解企业最为重要,做过企业和没做过企业的人对企业的理解完全不同,GP可以不懂技术,但一定要懂得管理;第三要熟悉资本市场,要把投资的企业做上市,了解资本市场的规则是最基本的条件;第四要有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谈判技巧,因为“谈话”会成为投资和管理的主要活动;第五要有资源整合能力,人脉关系广阔,具有组织才能,要了解企业的需求,并且能够发现和满足这种需求;第六要眼光独特,善于从众多的企业中发现好的项目;第七还要有点“运气”,投资、退出的时机都要把握好,投资太早风险大,投资太晚赶不上,要对整个影响投资的宏观、微观形势进行分析才能把握恰当的机会。
      在所有这些条件中,对企业综合判断的“经验”最为重要。世界上大多数专业人士都可以由学校培养,但能够做VC和PE的GP在学校里是培养不出来的,只有时间和实践才能培养出这个领域最为重要的专业投资能力。
      专家型的GP是创业企业的教练,要教创业者怎样做企业。一个企业的成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在从投资到退出的时间周期内,GP每投资一块钱,也会为企业投入一块钱的增值服务。VC在这一点上更为明显,做VC要有耐心和眼光,要帮助企业成长和发展。对PE而言,则要有行业整合的经验和视野。一个成功的VC投资,要靠“50%经验+30%钱+20%眼光”;而对PE而言,这个公式也许要改为“50%钱+40%经验+10%运气”。
      另外,PE和VC的成功需要一定的资金规模,做PE和VC的特点是通过项目成功的概率来覆盖失败的概率,对于VC更是这样。成功的项目中往往相伴着项目失败的必然性,这就要求投资机构一定要有适当的规模,通过投资配置和投资经验,让成功的收益超过失败的成本,VC才能取得收益。如果是小规模的投资机构,管理成本、人才和投资成功率都难以保证,对投资资源也是一个浪费。

      稚嫩的PE之花
      承受得了夏日骄阳吗?
      本土的PE、VC热,让我们这些经历过冬天的人又喜又忧。喜的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真正进入了投资时代,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经过近十年的培育,已经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并培养了一批富有经验的管理团队,这与上一轮VC热只追逐创业板的概念不同。忧的则是这一轮PE热有大众化的倾向,造成了个体规模不足、机构过多的现象,而且投资阶段后移,早期项目关注度不够,对企业的增值服务能力不够,行业的健康发展受到影响。大家往往看到的都是领奖台上光鲜的面孔,是百度、阿里巴巴、同洲电子、潍柴动力的财富传奇,谁也没看到这些项目成功后面PE和VC所做的专业服务,更看不到那些成功背后倒下去的失败投资。
      我们不喜欢冬天,但同样担忧夏天。中国的PE,特别是VC,经过几年漫长的严冬,才逢春天,很快就进入了盛夏,让人担心,这稚嫩的PE之花能承受得了夏日的骄阳吗?有时候,过热的天气带来的危害也许比冬天更为严重。2002年VC潮水退去时,有近一半的投资机构悄然离去,这一轮热浪退去,还会剩下几多PE和VC?
      进入6月,上证综股跌破了3000点。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PE”(市盈率)下降,对投资市场的PE和VC未必不是一件好事,PE热也应该降降温了,理性的资金与理性的投资对PE和VC来讲同样重要。当前,创业板即将推出,希望它能真正成为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和提升管理的平台,变成PE与VC退出和增加投资能力的通道,而不是一个热钱的投机市场。
      同在6月,全国社保基金宣布投资鼎晖投资和弘毅投资两家机构,开启了真正意义的长线资金投资本土投资机构的大门。只有出现一批能成熟地理解PE和VC内涵的LP,中国才会出现百亿规模的投资基金,成长出更多有经验和管理能力的专业GP,本土的VC和PE才会走向国际化和专业化,能够与外资机构相抗衡,也才会产生真正高水平的投资家和投资案例。

      

  • 上调大排量汽车消费税——节能减排?

    2008-08-14 06:32:53

       财政部昨天上调了大排量汽车的消费税,同时下调了下排量汽车的消费税:从9月1日起,排气量在3.0升至4.0升的乘用车,消费税税率将由15%上调至25%;排气量在4.0升以上的乘用车,税率将由上升一倍至40%,排气量在1.0升(含1.0升)以下的乘用车,消费税税率由3%下调至1%。此举措按照官方说法是为了节能减排。

        早上才听到这消息,第一反应是:终于对汽车过度消费有点反应了!——我一直对咱们国家在汽车消费上向美国看齐是很有意见的。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有爱面子,车子那么便宜、油价也不让涨,很多政策都是鼓励大家都消费车,先不说每个省都要搞汽车厂,就说很多城市为了解决马路拥堵,连自行车道和人行道都可以不要(厦门就典型,明显的劫贫济富!),私家车不飞速增长也难!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能走美国的道路,而应该多发展公共交通,一方面把公共交通搞好,舒适、便捷,另一方面在环保、节能减排的前提下,对轿车收税,才是合理的选择。
     
       但,现在到网上查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就财政部的这种政策,好像根本没什么用。有多少车排量是3升以上的?数据显示排气量在3.0升以上的国产汽车每年销量只有约50,000辆,与其预期的中国今年乘用车销量600万辆相比,比例不足1%,而4升以上的国产车只有一种。那进口的呢?也只有宝马7系,奥迪Q7之类的豪华车才在此范围,而买的起这样车的人,还在意这点消费税?
     
       节能减排?可能吗?
simonliu23

simonliu23

朋友送我《“色”眼看人》一书,书上说人的性格可以分为红黄蓝绿四种,按照书上的方法分析,我的性格竟然是四色相差不多(当然还是有倾向的),怪不得我对自己的性格也很是疑惑,也经常会不喜欢自己的性格,但有什么办法呢?只能顺其自然发展、演进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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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 201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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